第三章、朱凌志家风云变幻

　　岁月无情，无情的岁月总是拉着朱凌志往前走，他踩着岁月的足迹，随着四季的更替，很快到了上学的年纪，他已有八岁了，八岁的年纪他才开始启蒙，他是在大队小学开蒙的，那小学坐落在一块荒废的土地上，校门面有几颗松柏树，四季常青，像两个卫士站在路的两旁，守护着学校，守护着这些祖国的花朵。松柏树前面是一条用石头镶嵌的路面，该路沿着农田蜿蜒曲折，一直通到朱凌志家，当然朱凌志家并不是路的尽头，这路本来也没有尽头。学校后面是一座小山，该山地势平坦，山里面有杉树、松树，还有竹子，长势喜人。山中地面长满了茅柴，枝枝桠桠的，疯狂地抢占着空间，茅柴中长着荆棘，给朱凌志参加“军事演习”设置了障碍。全班同学在演习时都隐躲在那茅柴中，聚精会神地阻击“敌机”入侵。那时朱凌志还是个红小兵，搞“军事演习”的长枪还是他的父亲用杉木帮他做的，他每天背着长木枪去上学。朱凌志“军事演习”回校后，他的书包不见了，他感到好奇怪，这世上竟还有人偷书包，他的书包不是一个好书包，而是一个陈旧得不再陈旧的帆布袋子，怎么还会有人偷呢？他想：“我丢了书包不打紧，可我那里面还有书、还有笔、还有墨啊，如果我没找到，我回家后肯定会被我的父母亲打得半死。”想到此他急得直哭起来，班主任老师和同学们都帮他在寻找，找啊找，他的书包终于找到了，原来他的书包被挂在狗的脖子上，是谁有这么无聊会把他的书包挂到狗脖上呢？谁也猜不着，肯定不是同学们，因为同学们都去搞“军事演习”了，这似乎成了一个谜，同学们和老师一齐围着那只狗，好不容易把那书包从狗脖子取了下来。朱凌志打开书包哭了起来：“我的红薯被狗呷了，这是我的中餐啊，我早餐呷了半个，我舍不得呷，留下半个中午呷的呀，我怕中午饿得难受”。他边哭边说眼泪双流，他的眼睛都哭肿了。
　　是的，那时人饿畜生也饿，畜生饿了就不会像人那样顾及脸面、坚守规矩、宁肯自己饿死也不偷不抢，朱凌志的那半节红薯被狗偷呷了，他只能忍饥挨饿。
　　朱凌志虽然家里穷但他很争气，他在小学读书时，成绩一直很好，在班上数一数二，他虽然没练过毛笔字，但他的毛笔字写得苍劲有力，让人看了倍感舒适。
　　那时他很小，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才十二岁，十二岁的年纪思想单纯、年幼无知，分不清是非曲直，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全国掀起了一股文化大革命运动，那时把老师叫“臭老九”。
　　老师在班上对他们讲：“同学们，你们觉得老师哪些方面做得不对，你们可以写老师的大字报。”
　　朱凌志信以为真，就写了十多张《大字报》，他把自己写好的《大字报》贴在学校里，他以为这是对老师的尊敬，老师也恰如其分地给他“表扬”，他对老师的“表扬”十分得意。其实他根本不懂得：大字报是什么意思，有什么用途，更不用说什么是孔孟之道？孔老二又是谁了。对此他全然不知。
　　在那个懵懂的年代，读小学是没有汉语拼音的，更不说有英语了，那时的张铁生就是他们那些小孩子心目中的白卷英雄，张铁生在外语考试的试卷中写道：“我是中国人，不学外国文；考试交白卷，光荣打零分。”这一白卷英雄在当时红遍了全国，这一零分英雄的出现使朱凌志对读书产生了质疑，那时流行一句：“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一个好爸爸。”因此他想：“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我就只能当农民，读书是不能改变我的命运的。”
　　自从朱凌志长大成人后，出门在外与外地人交流时，他才感觉到自己很难与别人沟通，因为自己说出来的话别人根本听不憧，他以为自己说的是普通话，其实就是不懂话，就是自己的本地的“普通话”，他对自己所说的“普通话”变成了不懂话，自己也问心有愧，但反过来想也不能怪自己少时读书不努力，因为在那时，学校也不提倡讲普通句，老师也不懂汉语拼音，记得那时老师领着他读“毛主席万岁”时,朱凌志傻乎乎地问：“老师，毛主席能活到一万岁吗？他最多能活到一千岁就不错了。”他的话音刚落，老师猛然惊诧，一教棍向他抽打过来说：“你找死，你敢公然诅咒毛主席，你想坐牢了。”顿时他的鼻孔被抽得鲜血直流，他哇哇地痛哭起来。他的问话声和哭声把全班同学都惊呆了，大家都为他捏了一把汗。
　　朱凌志被老师莫名其妙地毒打了一顿后，他自己还不知道错在哪里，老师说他诅咒毛主席，他自己也不晓得什么是诅咒，他只不过是童言无忌说了句真话、说了句实话，他根本不晓得此话说不得。他被老师打了，他回家也不敢向父母亲说，而打朱凌志的那个老师就是他的父亲的一个老庚，他俩同住一个院子、两老庚的关系甚好。因此，那老师是绝对不会把此事张扬，更不会拿此事向上“邀功”的，因为他抓到的不是个“活靶子”而是一个像自己的儿子一般的人，为了不让此事泄露出去，那老师一再叮嘱全班同学：“同学们，你们不能把此事说出去，不然上面的人晓得了，朱凌志的父母亲就会遭殃、就会挨批斗、甚至有可能被坐牢。”朱凌志的父母亲并不晓得自己的儿子在学校惹了大祸，他们还是和往常一样呵护着儿子。
　　朱凌志的父亲是大队贫协主席，当贫协主席首先要自己苗根正，他父亲是共产党员，成份是贫农加雇农，即贫雇农，贫雇农出身根基不用谈，好得很，十分清白。朱凌志有了一个好的出身，升学就不用愁了，不管他的成绩是好还是不好都能很顺利地升入初中、升入高中，甚至有可能被推荐上大学。不过，朱凌志的成绩一直很好，不管是凭推荐还是凭考试，他都能一帆风顺地升学。
　　顺利升学，这不是想象而是现实，现实是客观存在的，现实是不可改变的，不可改变的现实有时也会变得很残酷，残酷得让人无法想象、无法面对、无法正视、无法理解，朱凌志家根红苗正，这是众所周知的事，他父亲还是个“响当当”的贫协主席。没想到风云变幻，没想到瑟瑟秋风残酷无情，没想到仅因朱凌志的母亲在年幼时随她的远房亲戚在地主家吃过几顿饭，就把她说成是地主子女，就把他家划成了“黑五类”，“黑五类”是不能参加社员大会的，“黑五类”是不能享有“政治权利”的，“黑五类”是不能被推荐升学的，失凌志失望了，他好担心自己不能升入初中读书。
　　朱凌志家被划成了“黑五类”，大队革委劝朱凌志的父亲与他的母亲离婚，要求朱凌志的父亲与他的母亲划清界线，朱凌志的父亲并不答应大队革委的要求，他对革委会说：“我与我老婆结婚有十多年了，就是我家养的一只狗跟了我十多年也是有感情的，更何况她还是个人，我不能和她划清界线，随你们怎么着吧。”大队革委会觉得朱凌志的父亲思想顽固不化、不愿与阶级“敌人”划清界线，就撤销了他父亲贫协主席的职务。自从朱凌志家被划成“黑五类”后，朱凌志就对读书失去了信心，上课吊儿郎当，不再认真听讲，他过去的那雄心壮志也被化为了乌有，成绩从此每况愈下。
　　时间持续了三个多月，朱凌志家背了三个多月的“黑锅”，终于拨开乌云见到了太阳，朱凌志家的“政治地位”恢复了，他家也像其他人家一样是合格的社员了。由于大队革委不深入调査而导致对朱凌志家的错误定性，使之朱凌志全家在社会中抬不起头来，不能堂堂正正做人，蒙受了莫大的冤屈。大队革委本着有错必改的原则登门道歉了，革委会主任说：“朱主席，对不起，你爱人的成份问题是我们弄错了，当地的人反应的情况不真实，导致我们对你家的错误定性，使你家蒙冤受屈，实在对不起。”
　　“对不起，你们一句对不起就了事，我差点被你们逼得妻离子散。”他的满腹冤屈被迸了出来，一肚子的怨气像气球一般爆炸了，眼泪不由得溢出了眼眶，是激动还是愤怒？是高兴还是怨恨？是甜蜜还是心酸？一股股复杂的情感直涌心头，他放下手中的铁夹从灶门前起身就走，到外面透了透气，减轻了心中的那压抑、那愤恨。他返了回来，面对革委他一脸的冷漠，似冰块铺在革委会的心里，革委会的同志站在那里，感觉到朱家的整个空气都是窒息的，好像有一股寒气向他们逼来，冰冷的交谈不得不使他们带着歉意返回了革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