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第九章 毛泽东的老师极大不安（2）

　　所以，周恩来也被难住了。一只蚂蚁不是爬进大象鼻孔里咬其柔软部位，使大象不舒服，而是爬到大象眼里，使其痛痒难受。友善、宽容、替别人着想的周恩来考虑，如果中方断然收回这块“永租地”，缅甸北部交通会面临严重困难。因此，他十分体谅地说：“中国人民认为，这块土地最好由中国收回，但是因为缅甸有公路通过，我们愿意提出这个问题来商量，究竟应该如何收回。”
　　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了。但是，还有一片领土“永租”给他国，国体何在？国家领导人如何向人民交代？显然，继续“永租”下去行不通！
　　周恩来此时并未决定由缅方继续“永租”勐卯三角地，而是考虑“究竟应该如何收回”？如何废除几代老祖宗定下的“永租”？
　　吴巴瑞新政府给中方出的难题，还有北段未定界。他们还是坚持英国当年的底线，要以高黎贡山分水岭为界。他们不得不答应退还片古岗地区，但退还面积与中方要求相去甚远。
　　周恩来为了能和缅甸及其他周边国家建立长期友好关系，还是先说服自己人。
　　1957年2月，他同史地学家们座谈时说，“我们与帝国主义必须寸土必争，但现在新的问题来了，那时没有争到，而现在那块地方已不属于中国，而是独立的缅甸”，“中国不能像过去抵抗帝国主义侵略一样来对待缅甸，而是要扶持弱小民族独立”。
　　有学者从边防军事角度提出问题，认为必须占领天然屏障。周恩来说：“要巩固国防，天然屏障的作用不大，我们西南边防的着眼点在于争取同邻国和平共处。”
　　当时，国内和国外近60年间出版的地图中，对中缅未定界先后出现了很多很不相同的划法，这种情况不能不在广大范围内引起混乱的看法。在史地学家座谈会召开的前一天，王季范见到周恩来时说的第一句话是：“根据地图，我感觉极大的不安。”王季范（1884—1972），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参事室参事，教育家。他是毛泽东的姨表兄，曾为毛泽东老师，对毛泽东不仅经济上解囊相助，学业上认真教诲，还尽力支持其革命活动。毛泽东称他为“我九哥”，“没有他，就没我”。
　　周恩来也很敬重王季范，一下就听懂了他“感觉极大不安”的那句话，称“王季范先生就是读图有感的人”。
　　周恩来收集到的几张历史地图中，最早的一张是清朝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由清政府出版的《皇朝一统舆地图表》。在这张图上，中缅边界北段未定界标在高黎贡山脉分水岭处。
　　第二张图是清朝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经京师大学堂审定出版的《中外舆地全图》。在这张图上，北部未定界也标在高黎贡山脉处。
　　第三张图是民国六年（1917年）出版的《中国新舆图》。当时，由于受到片马事件的刺激，这张图将未定界所标位置西移，把高黎贡山脉以西的江心坡标在中国一边。
　　第四张图是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丁文江、翁文灏等为纪念申报馆成立60周年，采用近代制图方法绘制的。这次出版的行政总图和云南省分省地图有出入。总图中，北段未定界是以尖高山为起点，沿恩梅开江（位于高黎贡山以西）一直向北。云南分省图中，是以尖高山偏西北一点，把江心坡划成两块。
　　第五张是1942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令对丁、翁图作了修改后的地图。这张地图在南段承认“1941年线”，而在北段的未定界却把划在中国一边的面积大大扩大了，实际上是想把地图上的未定界尽量往西划，来弥补他们在1941年条约中所造成的损失。这张图在人们头脑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并不能作为要求划界的根据。
　　我们有理由据此怀疑，当时的重庆国民政府以这种花招安抚、平息国人对“1941年线”的不满，在北段随意画线。事实上，当时国民政府也没有按照地图去对那块地盘“实际控制，有效管治”。
　　图二十一1942年，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规定“尹明德建议线”为中缅北段未定界位置的正确绘法
　　周恩来说：“这五张图的变化，说明我们的地图是一件事，实际的情况是一件事，交涉又是一件事。这三件事并不吻合。当然实际跟交涉可能不吻合，因为交涉还没有达到。制图时要把实际和交涉之间有一个交代。可是我们过去的地图，像刚才说的，100年来，1849年至1948年没有交代。所以，爱国人士看到这样的地图，当然很高兴。”是啊，谁不想领土越多越好。
　　历史、现状，对中方并非有利。这也许是毛泽东的老师王季范“感到极大不安”的原因。而周恩来发出“王季范先生就是读图有感的人”的感慨，也足见他内心的压力。
　　既然历史上的地图存在这么多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以后又是怎样对待这个问题的呢？1952年，中国地图出版社在申报馆出版的地图的基础上绘制了一本新图，送到周恩来处审批。周恩来认为：“这样一本地图恐不宜出版。”原因是边界上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如果批准出版这本地图，我们的四邻都会为之不安。
　　因此，1953年，地图出版社委托私人出版了这本地图。在这本地图上，南北两段边界都注明了是未定界，并且说明不是政府审定的。
　　在中缅边界问题中，周恩来很明白：最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是南段的“1941年线”。既然这条线是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中国为什么不废除它、还要承认它呢？
　　这是国人普遍存在的困惑，也是必须回答的问题。
　　周恩来说：“如果否定‘1941年线’，就要修改条约，或者重新废弃这个条约，这就使人家感觉过去历史上所有划界的条约都可以改变，绝不是一个条约为止。‘1941年线’是（英国）乘人之危不公道的条约，但是那是已经签订的边境条约。我们按照现在办法解决比否定后重新划界要好得多。两个利弊相比，两害相权取其轻。所以‘1941年线’我们顶多提出某一点斟酌，而不是给他来一个否定。这是符合国际惯例的。”
　　对北段，中央采取低调方案，只提出归还片马、岗房、古浪三个寨子，而不提出过分的要求，许多政协委员也想不通。周恩来解释说：“我们的目的是求和缓，而引起一个很大的紧张，这很不利。”他还说，因为现在两国的情况不同了，是友好的国家，所以我们提出的解决北段的要求不能太高。我们的历史根据和政治理由必须结合起来，采取现实的态度来解决。
　　周恩来有个愿望：以解决中缅边界问题作为开端，创造经验，提供范例，再争取逐步同其他邻国一一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他曾经对姚仲明说：边界问题是帝国主义侵入东方后遗留下来的，很复杂，无论是勘界、竖桩，还是绘制地图，我们都没有好经验，需要认真研究一下，选择一个对象来试之。缅甸与我们关系好，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议者，这是我们相互之间可以谈问题的政治基础。缅甸代表了一些弱小国家的想法，如果我们同缅甸的边界问题解决得好，对于消除缅甸对我们的恐惧心理、安定其他周边国家，都会产生很好的影响。
　　更深一层的意义是，还可以推动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边界问题解决得好。
　　吴巴瑞试图对中国来硬的，主要是出于国内政治需要。他掌了权，面对吴努、奈温等强势政治对手，要强固自己的权力，增加民众的支持率，在中缅边界谈判中多出彩，是一个大好机遇。
　　他的意思很明白：全盘继承英国殖民主义者强定的边界，对中国一点面子也不给。反正中国在他任期内撤军了，他有了得分，也有了主动。
　　
　　中国各界人士都很关注中缅边界问题。
　　3月中旬，周恩来为了广泛地倾听国内各方面的意见，代表政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作了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在北京的人大代表、政府成员和特邀的专家也出席了这次会议。这是中缅勘界历史上前两次勘界所没有的程序。
　　3月底，周恩来访问多个亚洲国家后回到昆明，又向由云南省政治协商会议召集的云南省各界和各兄弟民族代表参加的会议作了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非常广泛。大凡中缅边界所涉地区的县级主要领导干部、军队团以上干部和民族头人、省内边界专家、学者如尹明德、方国瑜等，都到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