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情系改革路 57.治国之道

　　57.治国之道
　　无为而治，不是不作为，而是不乱为。
　　张一凡从老家回校后，仍然沉浸在家乡变化的喜悦中，太行村再也不是过去那种“吃饭靠救济粮，花钱靠鸡腚眼子这个银行”的模样了，家家进入了小康，家电、摩托已普及，很多家都盖了小楼，买了小汽车。他由衷地感谢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也感谢老支书这个农村改革的带头人。但令他忧虑的是，农村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很多村庄还很落后，多数人虽脱贫，却未富裕起来。当然，这需要时间，需要进一步努力。
　　让他更加忧虑的，不仅是日渐严重的社会两极分化，还有老百姓极为不满的社会腐败问题。爱社说，为上一个项目要盖几十个公章，跑坏一辆汽车的事并不鲜见。不送礼不办事，送了礼就乱办事，干部腐败成风，现实令人震惊啊！
　　在省体改委《改革》杂志全体人员的一次例行工作会议上，张一凡就此问题请教前来参加会议的省体改委主任鲁俊：“现在的问题是，老百姓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中国该如何改革才能消除这种不满情绪呢？”
　　鲁主任沉思片刻后说：“你一定看过老子的《道德经》吧，它开头就说‘道可道，非常道’，意思是，这里要说的治国之道是个被常人忽略的道理。纵观全书81章，5000多字，可谓章章经典，字字珠玑。其中第57章尤其值得我们借鉴。他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意思是说，以清正无为的心态治国，除了特殊情况用武力，平常执政者不去乱折腾，无为而治，百姓自然就富裕了；官员没有私欲，百姓自然就淳朴了。老子在这里提倡的无为而治，并不是不作为，而是不乱为、不妄为。目前我们的政府部门热衷于插手不该管的事，自己的分内事却多有缺失，形象地说就是‘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实质就是职能错位，乱作为。政府机构多次改革都收效甚微，根子就是个部门利益问题，因此，消除官员的私欲是改革的关键。”
　　张一凡知道，老子的《道德经》隐藏着许多治国大道。诚如第60章所言“治大国若烹小鲜”，是说治国像炸小鱼一样，既需要谨慎的态度，更需要恰当的方法。炸小鱼是不能来回乱翻的，否则就成一锅酱了，同样，治理国家也不能整天乱折腾。整天搞运动，就会弄的社会不稳，人心惶惶，还谈什么发展经济？就问，你看该怎样改革呢？
　　鲁俊果断地说：“必须加快行政体制改革，真正削减政府的权力，转变政府职能，让市场主宰经济，引导企业不找市长找市场。”一凡点头赞许。
　　鲁俊端起茶杯，瞄一眼杯子的水，却没有喝，突然“啪”一声撂下，瞅一眼大家说：“关键的问题是行政体制改革，必须有政治体制改革的辅佐和支持，否则就是治标不治本。”
　　众人一惊，立即发出期许的目光。鲁俊整一整领带，认真地说：“必须结合行政改革，逐步改革权力‘上级任命制’的来源结构，使权力真正来源于‘公民授权制’，让官员追求‘上级赏识最大化’，转向追求任期内‘公民拥护最大化’。……这可以先从乡镇开始试点，逐步向上推进，形成墨渍扩散，直至全面铺开。”
　　张一凡一阵激动，这跟自己的思考是不谋而合啊！只是没想到一个省府大员，竟敢于发表如此敏感的政治见解！然而他嘴上却怏怏地说：“想法很好，只是实施起来怕是颇为困难啊！”“任何改革在最初都是需要勇气的，家庭承包制没有小岗人甘冒杀头的危险，就没有后来的中国农村大变革。”鲁俊深邃的目光后面，似乎隐藏着成熟的思考，以及对未来的满怀信心。
　　众人开始活跃起来，几个小青年议论纷纷。一个名叫任铁成的小编辑见鲁主任如此开放，就突然提了一个让张一凡也感到非常突兀的问题：“鲁主任，您从大学到省府时间也不短了，对角色的转换有什么感觉吗？”
　　鲁俊抬起头，看了看天花板，若有所思地说：“太有感觉了……在大学，你说得再对，教授们也可能说你错了，因为真理是相对的；在省府，你说得再错，别人也肯定说你是对的，因为权力是绝对的。而这正是我感到可怕的地方。”
　　张一凡又是一阵惊喜，“鲁俊真是个人才啊！有思想，有原则，有正气，省委确是慧眼识金！让他来负责全省的体改工作，真是选对人了！”转而却又是一阵心灵慰藉，“自己当初幸亏没有离开大学来省府，两个地方的气候就是不一样啊！”他的沉思被任铁成那帮小青年的欢呼声打断，他们在为遇到一位开明的领导欢呼！
　　鲁俊指示道：“咱们的杂志在各位的辛勤努力下，已经取得很大成绩，省委省政府很满意，广大读者更是一片赞扬声。但咱们要头脑清醒，看到不足，百尺竿头，再进一步。”张一凡就请领导对下一步的宣传重点做具体指导。鲁俊想了想说：“仍然要按照中央的部署，重点厘清对两种体制的错误认识。改革开放以来，传统体制高度集中的弊端虽被认识，但集中体制能办大事的认识误区依然影响深远。”
　　他环视大家一眼，继续说道：“市场经济客观上要求分散决策，而计划经济存在很强的‘集中偏好’，很难根据市场的实际运行转变其职能。但是，现在经常有人把经济紊乱的罪名加在了市场经济的头上，这是不公正的。”鲁俊放缓了语气，“咱们的市场经济刚刚建立，经济体制尚处于转轨时期，远不像成熟市场经济国家那样‘基本定型’。那些权钱交易、官员寻租等等，恰恰是钻了制度的空子，是市场经济不成熟造成的。因此，加快市场化改革是不可动摇的方向，妄图回到计划经济的想法必将导致改革走回头路。”
　　“鲁俊的观点是正确的。”一凡想，改革决不能倒退，中国的改革曾经出现多次倒退，既然中国已经选定了市场经济体制，就要克服阻力，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这时，小任拿出一本杂志送到张一凡跟前，问：“您看，这个问题该如何理解呢？”张一凡一看是一个姓郭的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王二卖粮的故事》，便迅速地看下去。大意是：开粮店的王二，碰到发洪水，因为人多粮少，粮价一下就上去了，但由于粮价太高，谁也没舍得多买。因此，每家都买到一点口粮，村里没人饿死。可不少人骂王二是奸商，因为他提高了价格。第二年又发洪水，王二坚决不提价。但因粮食便宜，谁家都想多存些粮，王二的粮店被早到的人抢购一空。后到的人买不到粮，只好向多买粮的人高价求购，但因卖少买多价格太高，很多人买不起，结果有人饿死了，大家把责任推到王二身上。第三年又发洪水，王二吸取前两次的教训，坚决不提价，而且要限量供应。但问题是，他不知道如何保证粮食公平的出售，于是请政府来帮忙。政府给每家发放粮票，王二凭票卖粮。虽然有人因认识政府的人多得了几张票，但也保证每家都能买到口粮，村里没人饿死。
　　一凡看完，没有吭声，默默地交给了鲁俊，鲁俊看一眼题目说：“这篇文章我看过，挺有意思。小任，你也是经济学专业研究生毕业，这个问题你看该如何理解呢？”小任不好意思地说：“你们都是教授，我可不敢乱讲。”见鲁俊非要他讲，就缓一口气说：“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价格影响供求，第一年王二卖高价，用高价抑制需求，没人饿死，这是利用价值规律，不应被骂作奸商。第二年王二平价出售，却给某些人囤积居奇开了绿灯，饿死人是奸商的罪恶。第三年政府出面，皆大欢喜，我看第三年最值得推崇。”
　　鲁俊露出一丝笑容，悠悠地说：“这就是两面看问题，市场经济是调节经济的基础性手段，但决不能理解成不要政府。市场经济的真正含义是包含宏观调控的。”张一凡插进来说：“现在总是有人走极端，要么完全靠政府，要么完全赶走政府，把市场与政府完全对立起来，这是很片面的。”
　　鲁俊进一步解释：“在正常情况下，首先要考虑市场调节。当市场调节无能为力的时候，就必须由政府出面，这个发洪水的灾年就属非正常情况。市场调节是基础的，但却不是万能的。这是连西方学者都公认的理论。”鲁俊看看大家又说：“至于企业家，是一种社会人，理应承担社会责任，尤其在危机时期。王二卖高价，囤积居奇者卖高价，都有乘人之危发国难财之嫌，只讲个人利益，不讲社会责任，是社会公德的缺失，市场经济不推崇道德沦丧。”对小任的观点，鲁俊并不完全肯定，而是做了一分为二的评析。
　　一凡补充说：“如果不分条件，一律采用政府干预，那就回到几十年前什么都凭票供应的‘票证经济’的年代了，市场刺激经济的功能也就倏忽而亡了。”
　　任铁成感慨：“三种情况很不同，看来市场经济操作起来确实很复杂呢！”
　　鲁俊意味深长地说：“咱们搞改革，可不能头脑简单化。社会经济是一个复杂的统一体，牵一发而动全身，改革稍有不慎就会造成重大损失。咱们的刊物还要在研究改革上力求精益求精啊！”
　　众人均点头称许。
　　张一凡已得到通知，从下周开始，要参加学校组织的“三讲教育”。就问鲁俊：“你们省府已开展三讲了，你觉得这种教育方式管用吗？”鲁俊说：“根据十五大的部署，去年中央决定在县处级领导干部中开展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以便使党的思想、政治、组织、作风建设得到加强。现在中央机关三讲已结束，目前已扩展到省级机关，高校近期也将开始。至于说管用不管用，那就看怎么理解了，这恐怕很难用一个数据来量化效果的。”
　　张一凡不以为然：“清者自清，浊者自浊。靠学习，自我检查，能有什么效果？”鲁俊说：“治理国家有多种手段，《道德经》讲的是顺应民意，民主治国，这是主要手段。但只此一条是不够的，建立法制，辅以教诲，同样是必不可少的。”
　　张一凡暗想，鲁俊对治理国家很有思考啊，只见他进一步解释说：“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对于姜太公治理齐国有着详细的记载：‘故善者引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一众年轻人并没听懂，鲁俊解释道：“那意思是说，治理国家首先是顺应民意，其次是随势引导，再次是加以教诲，而后是法律约束，最坏的是与民争斗对立。可见，自古以来，建立法制，加强教育是不可或缺的。”
　　一凡很佩服鲁俊颇有“宰相”之风，但却有不同看法。他说：“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的思想教育确实管用，也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法宝之一。但经济建设时期，遇到经济利益问题，教育的作用也就日渐减弱。我认为，中国当前的紧迫任务是制度建设。邓小平就说过，制度好，坏人可以变好人；制度不好，好人就会变坏人。这是我们应该重视的。”
　　鲁俊表示赞同：“邓小平的话很经典，可谓一针见血。许多贪官变质，不是个人一开始就多么坏，而是在大染缸里摸爬滚打，逐步被染黑的。这正是我们的思想教育、法制建设与制度建设必须三者并举的重要原因。”
　　张一凡想起建国初期，黄炎培跟毛泽东说：“百年必有王者兴，历史的周期律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了这个规律的命脉，那就是民主，给人民民主，我们就会逃过这个周期律。”张一凡感慨地说：“腐败问题可是关系一个政党生死存亡之大计啊！”
　　鲁俊形象地比喻说：“一个政党在打天下时，就像一个人在爬坡，始终低着头；但一旦得了天下，就像下坡，会不自觉地扬起头。三讲教育，就是要警示全党，保天下更要保持爬坡的精神，要永远抬头干事，低头做人，谦虚谨慎，永不变色！”
　　听到这里，杂志社的一众年轻人鼓起掌来。任铁成激动地说：“听二位领导的谈话，就像听了一个学术报告，既有经济学知识，又有政治理论，真是开眼啊！”鲁俊认真地说：“咱们是搞宣传的，本来就带有学术性嘛！自己浅陋，何以教人？自己昏昏，焉能使人昭昭？”
　　张一凡最后总结：“谢谢鲁主任亲临指导，希望您每周都来参加我们的例会！”鲁俊摆摆手说：“再谈指导，以后我可不敢来了！”说着就哈哈一笑，挥手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