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第六章 上下一心，难而又难

　　此前，中缅边界谈判70年的历史，已经铸就了中国的被动、无奈。
　　中国有传统文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不畏强暴，也不恃强凌弱。中国有和为贵的古训，三十六计和为上计。在国际上、外交上，作为新手的中国老实厚道，遵纪守法，循规蹈矩。缅方也如此，深明不互让互谅，解决不了问题。
　　只要不是战争，而是谈判协商，双方就得互谅互让。靠战争手段解决边界争端，那是造成邻国之间世世代代积怨的下下策。
　　想想“黄果园事件”，双方军人那样刀枪相向，你怎么劝解？两国人民特别是两国边民都关注边界，要在边界划分上当家作主，这也是少见的一道政治风景线。
　　所以，中缅定界勘界，最大的困难在于，双方国民如何能心甘情愿地互谅互让？吴努就多次对周恩来说，只怕不好向人民解释。这也是和前两次议界勘界的一个不同点，要尊重民意，尽量满足双方国民特别是与边界利益直接关联的边民的感情、意愿。这是清廷、民国和英国、缅甸殖民地政府做不到、也没想到的，因而他们搞出的未定界、已定界都留下后患。周恩来讲的中缅划界有困难，需要时间，我理解，这主要是双方都难以完全满足边界人民这种期望。
　　周恩来在同一些史地学家座谈时说：“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当然不扩张，但人家不信。一些亚洲国家很担心，认为大国必然扩张。所以要用实际行动使他们慢慢相信，争取和平共处，在10年内要努力解决同邻国的边界问题，先从缅甸开始，陆续解决，解决后他们就放心了。”
　　为了处理好中缅边界问题，周恩来首先带头学习。
　　他查阅了汉朝以来的有关历史记载，弄清了中国历代对中缅边境地区的管辖情况。他搜集到了各种地图，仔细研读，一一比较，弄清了各个时期地图画法的不同及其原因。他调查了19世纪以来有关中缅边界的历次纠纷和交涉经过，弄清了边界未决问题的来龙去脉。他还研究了中缅边境地区双方居民的民族分布、居住、习俗和耕作情况。对处理边界问题的国际法理和国际惯例，也有深入研究。
　　他把所获知的全部材料、知识，同中缅两国的关系和中国的对外政策、现实处境联系起来，高屋建瓴，通盘加以研究。
　　可以想象，这样海量的学习、研究要花费他多少时间和精力。正是在这个全面、充分了解边界情况的基础上，他提出了一个既考虑历史渊源、又关照当前实际情况、公平合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确定了互谅互让、友好协商的方针，希望通过同缅甸政府的共同努力，和平、圆满地解决中缅边界问题。
　　为了搞清楚问题，周恩来经常忙碌到深夜。他学习、研究过的、留有他亲笔批注的这些史料，都珍藏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当我翻阅那些史料时，我估计，即使他把其他政务都放下，集中时间闭门研读，也得用个把月才能读完。
　　周恩来搜集了各种地图，并请教了龚自知、王季范、尹明德、于树德等专家，弄清了各个时期地图画法的不同和原因。还向卫立煌、郑洞国等了解了民国时期处理中缅边界问题的情况。
　　周恩来听说曾任民国政府界务委员的尹明德，早年曾化装到边界北段的野人山进行考察，并且几十年来从事中缅边界研究，十分钦佩。他把尹明德请到北京，请进他的住所中南海西花厅，当面询问详情。尹明德给了周恩来许多资料和地图。一下请教不完，周恩来要乘飞机外出，把尹明德带上随机交谈、研究。
　　原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秘书王伏林曾回忆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会开到凌晨三四点钟。会议正讨论香港、澳门问题。中间谈到香港、九龙的租界面积，总理突然向大家发问：‘澳门多大，你们谁知道？’大家面面相觑。负责澳门方面工作的那个同志不知怎么就冒出一句大概十几万平方公里吧。这下总理生气了，他说：‘浙江多大呀？’说话的那位同志愣了，一个小小的澳门面积居然比浙江省还大，这是信口开河犯下了大忌。”这件事情也说明了周恩来对于祖国领土问题考察之细致入微（引注：澳门面积29.7平方公里）。
　　中缅两国政府开始就边界问题进行接触后，周恩来要求外交部会同云南省和中国驻缅使馆等有关部门，把对中缅边界的调查研究工作摆到议事日程上来，要求他们一定要做到对中缅边界了如指掌，胸中有数，特别要认真听取边界少数民族兄弟的意见和要求。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耿飚就远赴佤山未定界区考察。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奉周恩来之命，率队前往边境进行实地考察。
　　于是，从中央到云南及下边有关地、县，军队有关军分区、边防部队的领导干部，凡是估计有可能调派去参加中缅定界勘界工作的，都上界去考察、摸底，听取边民的呼声。从怒江到高黎贡山，从瑞丽江到阿佤山，从澜沧江到金三角，不管是已定界、未定界，荒山林莽，悬崖峭壁，都印下许多准勘界官的足迹。
　　某军分区李司令员非常严肃认真，把边界看得神圣不可侵犯。有次，他率队考察到一段已定界上，寻找一块旧界碑。界碑还没找着，看见他的坐骑在贪吃青草。熟悉边界的人告诉他，他的马正在吃缅甸的草。李司令员立即下命：快把马拉回来，别让它吃人家的草！马不懂国界，嘴也馋了，吃着青草不想动，还生气地洒了一地“啤酒”。李司令员说：它怎么让肥水流进外人田？处分它！
　　省里一个干部带人到界上考察，看到一棵古榕树独树成林，当地向导介绍，其树龄在300年以上。太可爱了！又听说国境线可能在古树旁边穿过。考察组的人都记下这棵树，说等到正式勘察划界时，决不能把这独树成林划出去。
　　不管在中缅边界哪一段，不管是已定界未定界，当地少数民族中都有许多像胡忠华那样熟悉了解边界的“活地图”、“活历史”。他们成了上界考察、调研人员的向导、老师。十分微妙的是：大多数准勘界官考察、调研之后，都给中央出了难题，跟“中央精神”相去甚远。矛盾的焦点集中到了南段的“1941年线”上。
　　1956年8月4日，周恩来对缅甸驻华大使吴拉茂说，所谓“1941年线”是英国利用中国政府抗日战争时期的困难而榨取的，我们不能承认。但是，我们也没有强迫缅甸承认我们的看法，而是主张和平协商解决。
　　缅方最怕推倒“1941年线”。8月7日，缅外交部官员白灵顿找姚仲明，就解决缅中边界问题特别是“1941年线”问题谈了缅方的立场：中缅边界谈判的中心应是“1941年线”。缅甸独立后，就从英国继承了这条边界线，我们也了解中国政府是不满意此线的，并须审查过去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条约，我们认为这也是很自然的。但是应该强调的是，在中国政府未提出对该线的修改建议前，中国政府在道义上、在法律上应该接受“1941年线”。如中国提出修改该线的意见，缅甸政府是会根据友好原则加以考虑的，可是在该线未最后修正前双方均应遵守该线。
　　缅方指出：中国目前驻军于佤邦是一种片面修改。缅方认为中国军队目前越过“1941年线”的驻区并不算大，为了这块地方，而破坏两国友好关系，对中国并无好处。其次，中国军队如不撤退，对缅方将形成一种兵临城下的压力，在这种压力下举行两国边界谈判是会受到缅国内舆论和人民反对的。
　　所以，缅方认为谈判的起点应是中国军队从“1941年线”以西地区撤出。
　　8月16日，姚仲明根据与白灵顿谈话及平时掌握的情况致电外交部，向中央提出建议。他在电文中称：根据缅甸坚认“1941年线”为已定界，并据国际法要我承担该条约之义务，不放弃要我撤出“1941年线”以西的军队为谈判的起点，对此，我们应进一步向缅方说明两国的政治地位和情况已有了根本改变，认定继承英国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1941年线”是不合理，也不符合两国平等相待精神。
　　姚大使还提出具体建议：可以考虑引证历史上缅甸不平等条约，如我清朝与英国所签订的缅甸向中国朝贡、中国在缅甸有内河航运权的条约等，指出“1941年线”同样与这些条约不能为后来的两国政府所继承，以阻止对方的纠缠。
　　（引注：本书第一部第二章谈及，1886年7月24日，奕劻和英国驻华公使谈判后，在北京订立《中英会议缅甸条款》。这是中英滇缅议界的第一个正式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主要内容是：英国允许缅甸每届十年由缅甸最高大臣向清廷进贡方物一次；中国允许英国在缅甸现时所秉一切政权均听其便；中英两国应派员勘定中缅边界以及另立边界通商事务专章等。《中英会议缅甸条款》于1887年8月25日双方在伦敦交换批准书后生效。从此，曾纪泽口舌所得，仅留下进贡方物一款。中国与缅甸的宗属关系完了，拱手让出了属地。而最要紧的一款，即曾纪泽口舌所得潞江以东大片土地、八莫立埠设关收税、伊洛瓦底江通航，均无一字提及。后签的“二十条”、“十九条”，连进贡方物也没有了。）
　　姚大使指出，缅方的意图是抓住要先谈“1941年线”未定界，并且先要我撤出“1941年线”以西的军队，以争取主动，然后再在中缅边界北段未定界上与我纠缠，为此对我方十分不利。因此，姚仲明建议：我方应采取与缅全面谈判的办法，不能只谈“1941年线”，以便就整个中缅未定界问题做平等合理的调整。
　　8月21日，云南省政府专题研究中缅未定界的划界问题。会后正式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提出，我方不宜后撤至“1941年线”以东，如这样，事实上等于我方承认“1941年线”，于我不利，易被缅方作为迫我承认该线合法性的借口。
　　鉴于缅方坚持己见，再争论下去只能使谈判陷入僵局。周恩来决定暂时不讨论具体问题，先确定一个解决问题的原则，统一彼此的意见，为最后解决问题开拓道路。
　　8月21日，缅甸总理吴巴瑞写信给周恩来，再次表明缅方对中缅南段未定界的基本立场。信中强调1941年中英两国达成协议的界线是对双方都具有约束力的合法的国际界线，中国的军队驻扎在该界线以西的缅甸领土上是不合法的，这些军队一定要撤走。
　　8月27日下午，周恩来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研究中缅边界问题。
　　会议认为，新中国成立后最初几年，对中缅未定界采取暂时维持现状的方针，在当时是必要的。但是，随着局势的发展，这个方针已不能适应目前形势发展的需要，缅甸政府已强烈要求我国对中缅未定界问题进一步表明态度，我们必须找出根本的解决办法。“1941年线”是中缅边界纠纷的中心问题，确定我对“1941年线”的基本态度是解决中缅纠纷的关键。
　　会议认为，从法理上讲，中、英两国政府对“1941年线”有过正式外交换文。根据国际法，某国政权更迭，政治或其他的条约可以不承认或修改，但划界条约必须承认。从政治上看，我们主张和平共处。如在边界问题上与缅甸搞僵，会因小失大。基于以上考虑，会议决定，原则上中方应接受“1941年线”。
　　中央政府这一精神，如何使地方和人民接受，需要做大量思想说服工作。
　　据曾任云南省副省长的杨克成《我对中缅划界工作的回忆》一文（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56辑）透露：1956年下半年，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到昆明，在大观楼召见云南的几个民主党派领导人，包括民盟寸树声、民革龚自知、民建杨克成等，向他们通报滇缅边境划界问题。
　　杨克成曾于1935年在上海《民族杂志》发表《英人经营滇缅边界之史实》一文。他听了通报后，知道他的认识与中央精神大不相同。他找出当年的文章，通过云南省委统战部长陈方向外交部提出意见。国民党时期与英国人谈判界务的中方专员尹明德得知中缅有了协议后，也向外交部提出了报告。同时，历史学家方国瑜和夏光南也提出了意见。这四个人不约而同地对中缅北段界提出了一个相同的主张，即应以恩梅开江为界。
　　1957年春，周恩来召集龚自知、尹明德、杨克成、茶光周（泸水土司，涉及片马）到北京，听取他们的意见。杨克成向周恩来提出了“交涉达不到恩梅开江线，也要坚持小江线的方案”。
　　周恩来在会上讲，过去中英交涉，对手是英帝国主义，现在缅甸是友好邻邦，并着重说缅甸吴努政府答应不让美国人在其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这对我们是少了一个威胁。曾任国民政府驻缅大使的一位顾问提出疑问，说：现在吴努政府对我们是友好的，不成问题。但是，缅甸还有几派政治势力，以后他们的政策变了怎么办？总理“哦”了一声，说：这倒是一个问题呢！当即表示要考虑。
　　我们注意到，中缅界务专家尹明德没有再提他1931年间，向国民政府提交的“尹明德建议线”（也叫巴开特线）。
　　这几位专家、学者建议坚持的恩梅开江线也好，小江线方案也好，都与“中央精神”相去甚远。对于谈判对手缅甸，特别是对方还有相对独立的克钦邦要做主，他们也是寸土不让，连片马地区也不肯让出。中缅边界还有争的，各方都把球踢到了两国高层领导一边，要他们发挥政治智慧的作用了。
　　中方的办法还是耐心地、细致地从上到下逐级做好思想工作，统一认识。这是中缅历次定界勘界所没有的。国家大事，必须有群众基础才能办好。
　　从军队看，服从上级这是不成问题的。我曾经和一位老领导谈到他们当年对中缅定界勘界的意义、方针原则的学习讨论，提高认识。他找寻自己的学习笔记，没有找出来。他就凭记忆，说当时他所在的部队上下，领会中央精神后，基本达成以下一些理解和共识，符合中央精神。
　　1.通过和平谈判和友好协商求得公平合理解决，而不应诉诸武力。在和平解决以前，维持边界现状。
　　2.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边界线，中国历届政府都没有承认的，新中国也不能承认。
　　3.对解放前历届政府同邻国签订的边界条约，按照国际惯例，一般都予以承认。有些虽然是不平等条约，我们仍然同意在分清历史是非的情况下，对这些边界还是以不平等条约为基础，照顾现实情况，通过平等协商，全面解决边界问题。任何一方违约占去另一方的领土，原则上必须无条件地归还给对方。
　　4.有些边界双方从未划定过，但根据双方历来管辖所及形成了一条传统习惯线，则以这条习惯线为基础协商解决。
　　5.充分尊重、照顾边界双方边民意愿，尊重其自主选择权，有的民族、部落分割不可避免，但必须尽一切可能照顾、调整、补偿双方的损失和不便。
　　6.对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在谈判中，既要照顾过去的历史背景，又要照顾已形成的实际情况，经过双方同意，也可以做一些必要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