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理论先行 41.雄鹰展翅 42.丹桂飘香

　　41.雄鹰展翅
　　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
　　一凡教授每当听到女高音演唱的歌曲《春天的故事》就心潮澎湃，因为那脍炙人口的歌词，会立即把他带回那年轻时的火热年代——
　　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南海边画了一个圈……春雷唤醒了长城内外，春晖暖透了大江两岸。你迈开气壮山河的步伐，走进那万象更新的春天。
　　是啊，1979年，那是一个改革开放的春天！
　　自从去年冬天老九去北京读研后，韩城职工大学的教学任务就落在了张一凡头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全党工作的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一个学经济、学管理、学科学技术的热潮瞬间在全国掀起。在市总工会的领导下，蔡校长停办了哲学学习班，转而举办经济学与管理学的学习班，作为主讲教师，张一凡夜以继日编写出《政治经济学通俗读本》，在教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城的一所全日制大学发现这本书质量较高，便购去1000本供自己学生使用，并希望调张一凡去那里任教，但被他婉言谢绝。因为他想考研，他的理想在更广阔的天地。
　　张一凡刚下课就听到成美玉喊：“一凡，快点儿吧，你的大学同学等你半天了！”张一凡一愣：“开什么玩笑！大学毕业十年了还没见过一位同学呢！全班四十多个人，分了二十几个省，哪会有同学见到？”老成认真地说：“真的，你看看就知道了！”
　　张一凡三步并作一步跑到办公室，脑袋一下就大了，原来真是同学，来者是远在西藏高原的大学同学赵斌和马俊英两口子。张一凡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好像是在梦中。他揉一下自己的双眼，等看清确是两人时，一下子就和两人抱在了一起。马俊英是一凡的高中同学，大学又在一个班，曾经暗恋一凡。见到昔日的好友，激动地说：“我们也是好不容易才找到你，从供电局一直找到这里，十年了，终于见到你这位大仙了！”还没等一凡答话，赵斌说：“刚毕业那两年，还知道你在爬电线杆子，以后就断绝了联系，没想到你跑到这里搞起上层建筑来了！”张一凡定了定神说：“爬电线杆子是高空作业，那才是上层建筑呢，现在降职到地面，搞起经济基础来了。”缓一口气又说：“慢慢聊，慢慢聊，要说的话太多了。”说着就把两人带回了家，与妻子耿莲芝见了面。
　　原来，赵斌的父亲已从五七干校回到教育部，担任顾问，两人是去北京送孩子上小学，顺便打探一下从西藏调进北京的事，还想到母校南宛大学看看，能调那里也行，顺路就来到一凡这里。
　　酒桌上，赵斌带来了高层消息：“从去年底，邓小平指示组织部长胡耀邦抓紧落实干部政策，到现在已为130多名省部级以上干部的冤案平反，为中央各部机关5000多名干部分配了工作，55万右派今年将被摘帽。一年来，各地要求平反冤假错案的信件，就像雪花一样飞向胡耀邦那里，组织部每天收到的信件都有几麻袋。”
　　张一凡问：“你想调北京有希望吗？”
　　赵斌叹一口气说：“难啊，今年2月全国有760万知青回了城，北京大街上到处都是无所事事的知青，没有工作，有人竟在北京火车站、前门大街等地上卖起了大碗茶，干起了个体户，进京的户口指标比熊猫还稀少呢！”
　　“能允许干个体，这是一大进步，也是改革的一个信号。”一凡说。赵斌摊开双手，无奈地说：“光街道办的一个几十人的小厂就安排了原职工同样数量的知青，不让干个体，这么多人怎么吃饭？也是逼出来的办法啊！”
　　张一凡转而又问：“你爸是高干，就不能想想办法？”
　　未等赵斌答话，马俊英抢过话茬说：“快别提那老爷子了，人家那可真是毛主席的好战士，不仅不帮忙，还给上了一堂政治课，说，周总理的侄女在内蒙古插队，到他去世也没把她调回来。让我走后门，你就死了那条心吧！”
　　赵斌说：“我妹妹在黑龙江插队多年，这次是按政策调回来的，家里已经占用一个指标，不会有第二个指标了。我爸还给我背了一首毛泽东的诗：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何处不青山！
　　他说，好男儿就该志在四方。你看，我还能指望他吗？”
　　张一凡想起十年前，南宛大学校党委书记是赵斌爸爸的大学同学，赵斌要求从经济系调到中文系，一个教育部副部长就一句话的事，但都没给说，这次调北京是不可能靠他爸了。就说：“我给你指一条光明大道吧！”
　　赵斌和马俊英同时竖起耳朵，一凡说：“考研啊，考到北京去，靠自己的实力杀回去，谁也不靠！”
　　二人同时松了劲，赵斌说：“这事我已想到了。这些年在拉萨一个事业单位，已干到了会计主管，也没放松学习，英子也支持我。不过，要考研也不想考北京了，倒想考南宛大学看看，让我爸知道，他儿子绝不活在老子的阴影下！”
　　张一凡不禁想起“文革”初流行而后又被批判的一句话——“老子英雄儿好汉”，赵斌本来就是一个特立独行，卓尔不群之人，是个爷们啊！几十年后，社会上出现一首打油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抬头望明月，我爸叫王刚”。一凡立即想起赵斌，不仅由衷佩服，而对“拼爹”现象嗤之以鼻，却也无可奈何。
　　看到二人的面庞被高原的紫外线改造成烤地瓜似的颜色，就心疼地说：“考研吧，这样可以回到内地。我也准备考研，大学就没怎么上课，现在当老师，深感底气不足，真想补补课啊！”
　　张一凡的妻子耿莲芝与马俊英进到里屋，两人亲密地唠起家庭生活等女人话题；一凡与赵斌喝酒一直到深夜，话题像断了线的风筝——无拘无束，但重点集中在政治形势上。赵斌感慨地说：“中国——回来了！”
　　是啊，中国，回来了！这话说得多精彩啊！张一凡深深地佩服赵斌的语言概括力，其政治洞察力更是不减当年！
　　马俊英这次回来，看望了自己的父母。母亲高培仙已在中学退休，她还问起她最得意的学生一凡。父亲马志宏还在干他的地委副书记，听英子说张一凡家是河东县太行村的，就立即想起这个村前年被抓的村支书，这才知道，这个村里竟有个孩子是女儿的同学、老婆的学生。就说：“这个村、这个公社，还是造反派当道。中央已有文件，这些被造反派把持的基层政权，必须尽快调整过来。否则，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必然遭受这些人的抵制，我们的事业就难以发展。”
　　张一凡听到英子的叙述，激动地说：“早就盼着这一天了，中央的政策英明啊！”果然，几个星期后，张一凡接到老家的来信，初中同学张家顺当上了村长，那个文盲加流氓的村长吴三臭烘烘地下台了。老支书张恩柱继续当村支书，公社里那个副书记、副主任贾正锦已被撤职，调到外乡去干办事员。他的那个情妇郑桂花在村里待不下去了，已不知去向。而太行村宣布“改朝换代”的那一天，村里商店的鞭炮都被抢光了，人们像过年一样喜笑颜开，喜气洋洋。
　　一年后有人在率先开放的广州碰到了郑桂花，这位放荡风骚的美少妇在一家著名的夜总会坐台。尽管已30岁，但凸凹有致的身段依然曼妙，剥皮鸡蛋般容颜依然鲜嫩，穿着打扮比在农村时靓丽时髦了不知多少倍。据说，“剥皮蛋”已经成了这里最红的头牌“小姐”。
　　赵斌、马俊英离开一凡就南下去了南宛大学，在这里得到老师和领导的肯定答复，只要能考研回来就可毕业留校，十年“文革”，教师流失严重，恢复招生，急需补充大量教学人才。之后，二人兴冲冲地去找大学毕业留在这个城市的同学黎鸣，几经辗转终于在郊区农业局找到。黎鸣凭借自小当班长的优秀素质和康梁文笔，现在已是办公室副主任。老同学相见，自是说不完的话，唠不完的嗑。
　　黎鸣拿出一包十分紧俏、很难买到的“傻子瓜子”招待两人，说：“这是本地的傻子瓜子，是市场的抢手货，创办这个品牌的人叫年广九。报纸上正讨论，年广九雇工十几个人，是不是剥削？该不该把他抓起来，判刑呢？”马俊英边吃边赞扬：“这个瓜子一嗑三瓣，清香可口，又好嗑，又好吃，应该大量生产供应市场嘛！”赵斌一脸严肃地说：“这种好产品，人民欢迎，为什么要限制他呢？我看该再雇上几十人，扩大生产规模，满足人民的需求才是正理。”黎鸣不无遗憾地说：“雇工就是剥削，剥削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就不能搞雇工，宁愿让很多人找不到工作，这是哪门子逻辑？咱们学的政治经济学上也这样说，讲不通嘛！”
　　“十多年了，那些假大空的理论完全脱离实际，危害太深了！现在文革结束了，很多人的思想还停留在原地不动呢！”赵斌颇为激愤。
　　黎明不满地说：“马克思的《资本论》上说，雇工八人就是小业主，就是剥削，那是一百年前对资本主义国家说的，咱们怎么能照搬照套呢？如果我们办什么事都去翻翻书本，岂不是削足适履，哪还有什么实事求是可言呢？”
　　“是啊，叫我看，只要是有利于人民的，就应该大胆地干！”赵斌坚决地说。
　　黎鸣拿起一张报纸说：“你看，凤阳县小岗村去年偷偷分田到户，18户农民都签了血书，一旦坐牢，其他人要担负起这些人家的孩子抚养问题。现在省里已表态，完全支持大包干。这种形式是农民自己创造的，当年粮食产量就翻了一番。对生产有好处，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何乐而不为呢？为何非要去抠书本呢？真理标准大讨论，看来实在重要啊！”
　　令赵斌没想到的是，这次讨论的政治问题，竟然在他考研究生的政治试卷上出现了。题目就是：“判断我们工作得失成败的标准是什么？”有人答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有人答中央文件、上级政策，而赵斌答的是“三个有利于”，即邓小平提出的，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否有利于提升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显然是正确的。赵斌在考取南宛大学会计学专业的研究生后，还特意找到黎鸣答谢：“要不是你搞的这场考前讨论，结果还不知怎么样呢！”黎鸣打趣说：“今年宛大研究生录取比例是10∶1，你能考取，是你的水平高啊！家是高老庄的吧？”
　　一天，张一凡上班后在职工大学阅览室浏览理论界的最新动态，在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发现一种观点：计划经济好，还是市场经济好，不是从既定的思维模式就能作出正确判断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此不妨在中国大陆搞一次试验：划出一个地方，放手搞市场经济，跟全国既有的传统模式竞赛，若干年后看哪个地方发展更快。看到这里，一凡心里一阵激动。中央党校到底是思想解放啊，那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首先发表在这个内刊上，而后才在《光明日报》公开面世的。一凡想，这个办法好，但恐怕很多人接受不了。毛泽东辛辛苦苦搞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目的就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邓小平一来就鼓吹市场经济，这不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毛主席吗？
　　但是，思想解放的洪流是任何故步自封、僵化呆滞的“遗老遗少”们无法阻挡的，邓小平顺应历史的潮流，不久就提出了建立“特区”的主张。在南海边轻轻画了一个圈，圈内就是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个“特区”。但邓小平特别强调，特区是经济特区，不是政治特区，这里仍然是社会主义。“特”字在于，内地是计划经济为主，这里是市场经济为主。尽管这样，有人参观特区后竟痛哭流涕，无限悲愤地喊道：“干革命流血牺牲三十年，在这里一夜回到解放前！”
　　张一凡讲课时说，理论是灰色的，实践之树长青！特区以其耀眼的光辉，很快就被证实改革开放是完全正确的，邓小平不愧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这一年，张一凡考入南方一所名校读研，专业是政治经济学。他没有听从老九的建议考北京，他认为南方的思想更自由、更开放，更适宜生存，南人历来就是引领思想开化之先河者，中国近现代的革命都是从南方爆发的。
　　1979年9月，当张一凡来到学校时，正值该校庆祝建校76周年。毕业的学子们送给母校一座6米高的雕塑：一只目光锐利的雄鹰张开那有力的翅膀，正欲腾空而起。一凡急忙站在雕塑下照了一张相，心里祝愿：腾飞吧！让自己和这个历尽磨难的国家，飞得高些，再高些吧！
　　
　　42.丹桂飘香
　　啥叫理论？理论就是盲人前行的拐棍。
　　当张一凡要去读研时，儿子小宝正6岁，要上小学一年级了。他高兴地跟妈妈说：“我读一年级，我爸也读一年级，我们是同学啊！”逗得妈妈一阵大笑。一会儿，他又问爸爸：“研究生是干什么的？”爸爸说：“搞研究的呗！”“研究啥？”“研究理论。”“啥叫理论？”爸爸想了一下，看着楼下窗子外刚好有一个盲人在人行道上摸索前行，就说：“你看那个盲人，他手里有根拐棍，没有拐棍，他前行就困难了。理论就是我们国家前行的拐棍啊！”小宝迷惘的大眼忽闪忽闪，好像并没听懂。
　　毛主席说：“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就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理论就是行动的指南，要改革，必须理论先行。1979年，邓小平发出了改革开放的号召，理论的拨乱反正一下变得重要起来，尤其是经济理论。比如，中国的经济为什么发展缓慢？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在哪里？这些重大问题，都需要政治经济学作出回答。张一凡考上研究生后，就如同鲁迅所言，像一头小牛犊子偷偷钻进了人家的“菜园子”，甩开腮帮子猛啃，贪婪地大快朵颐起来。
　　入学不久，张一凡抽空与同学关天翼在校园转了一圈。当他们来到校门口，仔细观望“锦江大学”的校名时，这才发现竟是邓小平题写的呢！老关说，这所大学成立于1903年，比邓小平还大一岁呢！
　　二人从学校门口沿校内道路南行，一路上坡，两公里后就登上著名的桂子山了。站在山顶“桂花亭”中，俯瞰全校，只见山下层林尽染，郁郁葱葱，红楼绿瓦，错落有致，各色禽鸟，自由翱翔，好一派“万类霜天竞自由”的景象。俗话说，八月桂花遍地开，但见漫山遍野几十年树龄的桂花树，争相散发出沁人心扉的芳香，令人心旷神怡。老关说，桂子山就因满山桂树而得名。少顷回返，下山时二人顺着一条山泉，徜徉在树海花丛中，一路欣赏那一座座飞檐斗拱、绿瓦盖顶的古典建筑，猜测着这些大楼里有多少国内外知名的教授学者，他们此刻在做什么呢？想到这里，一凡突然诗兴大发，当场吟起诗来：
　　丹桂飘香，繁花似锦。清风入韵，山泉激魂。
　　金秋送爽，硕果如银。美哉锦大，壮我斯怀。
　　老关吃惊地说：“好诗好诗啊！既有咏景，又有抒怀，借景抒情，情景交融，美哉妙哉！”一凡故作谦虚地说：“顺口溜而已，不足挂齿耳！”两人文诌诌、酸溜溜的对话，逗得他们自己一起捧腹大笑起来！
　　路过学校办公楼前，只见喷水池旁竖立着一块立体石碑，上面镌刻着八字校训：忠诚、博雅、朴实、刚毅。老关解释说：“博雅，乃博学、博爱、雅致、优雅之谓也。”老关，本市人，锦江大学67届政治系毕业，比一凡大一岁，在黑龙江县城中学干了12年，这次又考研杀回老家来了。
　　张一凡感叹，锦江市太大了，市内竟流淌着两条大江，一条是锦江，一条是长江，而后者是中国最大的江！锦江大学太大了，校内竟有两个公交车站牌，估计纵横都有两公里吧！没有围墙，仿国外名校，开放式办学。一凡开玩笑问：“锦大的教授有多大？”老关立即如数家珍般介绍起他们的政治经济学导师来：王教授，苏联留学，获列宁格勒大学博士学位，精通社会主义经济学；许教授，中央大学（即南京大学）毕业，33岁就破格提升教授；余教授，北京大学毕业，精通英、德、俄三国文字。还有一位外校的特聘专家张教授，是哈佛大学博士，曾任联合国经济顾问，其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获得哈佛威尔士奖（诺贝尔经济学奖产生之前的世界最高经济学奖），被翻译成七国文字，享誉世界，号称中国发展经济学之父。张一凡“哇”一声大叫：“这么多名教授啊！”脸上立即飞扬起幸福的神采！
　　对面走来一对年轻人，男的叫常明辉，今年刚24岁，湖南人；女的叫卞丽萍，只有23岁，西安人。二人是一凡的同门师弟、师妹，77级本科只上到三年级就提前考研来到这里。两个年轻人均未结婚，自然有更多的共同语言，散步就经常在一起。
　　丽萍喊道：“两位老兄，知道今年有多少人报考咱们这里吗？”还没等别人答话，就急着说，“50多人啊，乖乖！50多就招了咱们4个！真是邪门了，这块砖头怎么就砸到我头上了呢！”老关似乎早已知晓，不以为然地爆料说：“王教授说了，第一届要少而精，宁缺毋滥。全校仅招了200多人，最多的专业也是6个，少的只有3个。”而后又诡秘地一笑，“我还知道咱4个里面，谁总分第一呢！”老关就是本校毕业的，消息当然最灵通了。
　　“谁啊？”两个年轻人同时发问。老关不愧姓关，竟卖起关子来，慢条斯理地说：“反正不是我。”一凡怀疑是常明辉，因为他的英语那是狗撵鸭子——呱呱叫啊，而自己的俄语早因闲置不用忘光了，考前只能是临时抱佛脚，及格就不错了。到最后，老关才漏出谜底，拍着张一凡的肩膀说：“就是我这位一凡老弟啊！”一凡很感意外，心想，这些年一直搞理论教学，受老九的影响，又编教材，又发文章，可能这个帮大忙了。但开学后就发现，这三位同学，个个是“指尖上跑马，手背上行船”“捉龙拿虎”式人物啊，自己并不出色。毕业后的发展证明，那真是后生可畏！两个年轻人通过“考博”，得到继续深造，20年后，均已成为国内知名学者，常明辉还被邀请去中南海给中央政治局委员讲改革理论课呢。
　　开学后，王教授来了。他讲了研究生培养的目标和方案，拿出一份《读书目录》交给四名学生，说：“治学首先要学识广，其次要在广博的基础上求深，这样垒起来的宝塔才能高。”一凡以佩服敬仰的神态端详王教授那张脸，想找出苏联博士的与众不同之处，只见眼镜下的白净面庞透出刚毅和深邃，轻微的皱纹显示出淡淡的沧桑。心想，他的治学之道应该就是他自己经验的归纳吧。据说，他不仅在经济学的顶级刊物《经济研究》发过文章，还在《哲学研究》发过《生产力三要素辩》的文章，在《锦江大学学报》上发过《论多尔衮功过是非》的历史学文章。正是因为他广博深厚的学识，在一凡这届学生毕业后，就被调去担任省委党校的校长，他本来就是共产党着意培养的红色专家嘛！
　　一凡看一眼《读书目录》，不仅有马克思的《资本论》，还有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波兰的兰格、布鲁斯，捷克的奥塔锡克的著作，匈牙利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也在列；国内则有四大经济学元老孙冶方、于光远、薛暮桥、骆耕漠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论著。王教授特别强调，要把《经济研究》杂志的文章当作学习的重点。
　　不久，一凡发现，自己的外语水平是四人中最低的。关天翼在学习《资本论》时，竟能熟练地直接读俄文版，英文版也能看懂，一本3万字的英文词典，他竟能大体记住哪个单词在哪一页上，其记忆力着实惊人！他在中学担任教务处主任前，除了教政治课，也教过英语，英语完全是自学的，而俄语则是上学时的钦定外语。他与精通德、英、俄三国文字的余教授，经常对《资本论》的中文翻译提出看法。第二学期，常明辉与卞丽萍就合伙翻译出剑桥学报的一篇英文文章：《波兰的经济改革与收入分配》，发表在《研究生学报》上，把张一凡佩服得五体投地。
　　1980年9月，全国第二次按劳分配理论研讨会在锦江市举行，20多名全国著名学者与会，王教授获邀出席，张一凡四人也借光获得了旁听资格。
　　王教授发言说：“‘文革’中，毛主席提出按劳分配中存在资产阶级法权，实行八级工资制，跟旧社会差不多。张春桥就发文大批资产阶级法权，结果导致多劳不多得，少劳不少得，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捣蛋的怪现象。作为资产阶级法权——平等的权利变成了事实上的不平等权利，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提出的，意思是，按劳分配会因各人的劳动能力不同，赡养人口不同，导致各人生活水平不同。但这种不平等是相对于共产主义按需分配而言的，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那种劳者不获获者不劳的不平等。按劳分配相对于资本主义，是绝对平等的原则。毛主席说，实行八级工资制，跟旧社会差不多，是说新旧社会都有工资差别，‘四人帮’借机歪曲，真实目的是打击大搞经济整顿的邓小平而已。”
　　听到马克思这个家庭人口影响生活的理论，卞丽萍写了一个条子递给身旁的常明辉：“我将来只要一个孩子，你呢？”明辉回一个条子：“我只要半个，那半个留给某个她。”两人立即掩口而笑。
　　当会议讨论到按劳分配“劳”的含义、工资的形式与结构、不同行业工资制定的依据、工资总额与企业效益的相关参数等问题时，明辉飞快地记录着。丽萍又递来一个条子：“你希望的工资是多少？”明辉也用毛主席的“差不多”回条：“跟王教授差不多。”
　　二十年后，明辉已拿到国内经济学教授的最高工资，真是不负此言啊！
　　一凡他们最喜欢的上课方式是“讨论式”。一次许教授上“现实经济理论”课，直接瞄准了经济理论的前沿阵地。他让大家讨论“计划与市场是什么关系”这个涉及中国经济改革大方向的关键问题。年轻泼辣的卞丽萍首先发言：“有人说中国只能采取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模式，只能划出一小块（如蔬菜生产）搞市场调节，放开价格，我看这是不行的，这解决不了中国总体经济缺乏活力的问题。”
　　一凡接着说：“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应该覆盖全社会，在阳光照不到的地方，必然是灰暗的。”年龄最大的老关说：“在市场调节的那一块，要不要计划？如果不要，会不会有利大干，无利不干，产品时而不足时而过剩呢？”明辉说：“计划与市场，就像笼子与鸟的关系，笼子小了，鸟缺乏活动空间，就萎靡不振。但没有笼子，鸟就飞走了。”
　　许教授总结说：“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是世界性难题。苏联是完全计划经济，南斯拉夫是完全市场经济，都有片面性。我看应该是计划指导下的市场调节。当然，政府部门不太同意这种观点，认为板块式结合最可行，就像从集体经济大田里划一块出来搞自留地一样，最易操作。但这种板块论是不行的，只有让计划与市场胶合在一起，才能发挥两种调节手段的功能。”
　　一凡很赞成老师的观点，心想：“板块论如同汽油浮在水面上，两种手段是分离的，中国经济是难以搞活的。只有计划与市场内在胶合，才能焕发经济活力。”
　　相比之下，听发展经济学之父张教授讲课就轻松多了。有一次，他给学生讲他在哈佛的博导、奥地利学派的创始人熊彼得的理论，赞扬一会，赶忙又批判一会，表面是一分为二，其实是怕“砸棍子”，学生们看得出，其言不由衷的心态是掩饰不住的。因为西方经济学当时是被批判的，他“文革”中备受摧残，由一个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变成一个大学的总务处科长，干了多年的后勤工作，至今仍心有余悸啊！“文革”后他应邀去美国讲学，人家问，你们政府会倾听你们这些大学者的意见吗？他字斟句酌地说，有时还是听一点的。说完，他自己先自嘲式地笑了起来，学生们也会心地笑起来。人家问，你们的生活待遇高吗，比如说住房、汽车。他说，还比较高，中国都没汽车，但房子还较大。两年后，美国专家来华访问，特意从北京去锦江拜访他，学校竟重新给他安排一个家，把学校图书馆的书搬来整出一个书房。张老的幽默，听得张一凡他们一阵哈哈大笑。
　　三年来，研究生培养通过“瞄准尖端，个人钻研，集体讨论，老师指导，撰写论文”的方式，使一凡等人的研究能力得到大幅提高，四人均发表过多篇论文。去拜访国内一批顶尖教授如北大校长吴树青、复旦名师蒋学模等人，当面聆受点拨，也使其学识得到进一步提升。1982年6月，张一凡5万多字的硕士毕业论文《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所有制问题探索》，在答辩前就被王教授推荐给《锦江大学学报》压缩发表了，毕业论文毕业前就公开发表，在锦江大学也算是一个先例吧。
　　1982年8月，正是桂花绽放的季节，张一凡他们毕业了。一凡谢绝王教授推荐他去北京某经济出版社当编辑的好意，决定回老家发展。关天翼留校，实现了他从东北回家的愿望。卞丽萍与常明辉早已约好，一起考北京的博士。
　　在师生告别的茶话会上，老师祝愿学子们今后要像桂子山的桂花一样绽放出美丽的花朵，散发出沁人的花香。一凡听后，心潮澎湃，当即口占一绝：
　　才饮三年长江水，又登百丈万佛山。桂花时节重相聚，莫道儿女情长短。
　　他解释说，长江代表他读书的地方，万佛山代表他要去的城市。待到某一天再回到丹桂飘香的母校相见时，各人要拿出成绩，相互交流学问，向恩师汇报，而不是碌碌无为地只谈些儿女情长的家长里短。听到这里，大家一致赞同，共同欢快地鼓起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