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第十六章 定边安边颇费心力

　　古今中外，政权更替以后（我们中国习惯叫改朝换代），巩固政权、定边安边、重整河山，就成了头等大事。纵观一部中国史，历朝第一帝的大部分精力和生命都用于打天下，固社稷，肃清旧朝的各种残余复辟势力。
　　公元1949年10月1日所发生的新旧中国更替，概莫能外。这次更替不是和平过渡，而是通过战争决定，用枪杆子破旧立新。所以，敌对双方彼此打成了仇。
　　作为失败一方，蒋介石和他的整个既得利益链条，决不甘心放弃既得利益。共产党最初由十几位精干分子躲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小红船上建立，苦战28年，终于打败了由滚滚美援和美军高级将领顾问的全套现代化美式装备的800万国民党军。尽管这样，败方还是死不服气，吸取不了教训，狂妄地自信有美国撑腰，可以很快“复兴”。
　　通常，这类失败者内心非常矛盾，对胜利者既满腔仇恨又万分恐惧。他们要“复兴”，准确地说是复仇，一旦动起手来，最后的挣扎、最后的疯狂，总是无比残暴。这种残暴在大西南的云南特别是中缅边界一线，表现尤为突出。
　　云南省是和平解放的，和平解放后难得太平。旨在推翻新政权的武装恐怖事件四处发生，且规模大，手段残忍。参加暴乱的人员多为原国民党中的不甘失去既得利益者、看不起新政权者，成分相当复杂。有国民党政府有组织地训练和派遣潜伏下来的特工；有战败溃逃后拉起队伍的军官，如在滇南战役中战败的国民党第八军、第二十六军逃匿和分散潜伏下来的；也有起义部队中少数哗变官兵和新政府好心留用的旧政府官员；有封建地主、恶霸和民族上层人士及其自卫武装等，不一而足。
　　这些人员或组织相互勾结，利用各级人民政权刚刚建立，人民解放军忙于接管、整顿组织、改造起义部队、参加地方征粮征税之机，疯狂地抢劫、杀人、纵火、投毒，恶性案件不断发生，交通、通信、输电线路等设施不时遭到破坏，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新中国领导人，人民政府哪里有精力考虑定界勘界呢？
　　因为中缅南段有一段未定界，有边无防，出入境方便，加上李弥“败军”在境外苟延残喘，那些杀人放火或手上沾满人民鲜血又不相信人民政府宽大政策的顽固分子，就纷纷外逃，投奔了李弥的“云南人民反共救国军”，混个连长、支队长之类的小官，聊慰余生，伺机复仇。这也为定界勘界埋下了“炸弹”。
　　在云南剿匪斗争中，我的老领导、师长王争（时任第十四军四十师一一八团参谋长）、副师长李亥生（时任一一八团二营营长），都有特殊贡献。王争是一位儒将，爱跟文人交朋友，每次到北京，总约我陪他去拜访冯牧和寒风，热情邀请他们去部队采访、休养。他坚持写日记，亲笔写回忆录，我至今还珍藏着他的一部未曾出版的长篇战争回忆录部分打字稿。他给我讲过的战斗故事中，关于云南楚雄剿匪一段，至今未忘。
　　那是1950年上半年，当地土匪武装先后共策动5000多人暴乱，抗粮，占领、围攻县城，杀害楚雄县长陈海等干部群众600多人。有的人为了发泄仇恨，以被害人心肝下酒。为首的是彝族土司普光才，他背后有藏匿于斯的国民党中将特务范宇舟。国民党退役营长杨永寿和广通县盐警队长汤固及一些地主恶霸势力，成为普光才左右的一支骨干力量，组成1000余人的“中国义勇救国军”。
　　他们残酷杀害了人民政府征粮等工作人员20余人，抢夺了数十万斤公粮。
　　王争受领任务后，带第一、第二营奔赴楚雄。普光才等人意识到解放军的正规部队来了，立即和杨永寿逃往城北30余里外的凋翎山。王争率部队乘胜直捣凋翎山。大小匪徒包括杨永寿在内悉数被擒。
　　普光才带着小股随从早已躲到了盐丰昙花乡的一座山上。
　　王争调李亥生营长带部队围堵、搜索，命机枪连架起轻重机关枪包围普光才。王争说，他的部队决没有疯狂捕杀，如敌方所宣传的，“共军杀人不眨眼，见一个杀一个”。他们用的是老办法，“军事包围，政治攻势，不战而胜”。
　　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正义善良、除暴安良，他们是和人民站在一起的。
　　指战员们积极为所驻村庄的群众做好事。打扫村寨，补路，帮助体弱老人挑水劈柴，做农田活计。有的干部战士还把自己的一份饭让给老乡吃，把衣服脱下来披在衣不遮体、不能出门上山躲“共产共妻”的女人身上。连续10多天，群众对部队态度逐渐变化，由疏远到接近，由不说话到主动反映情况。
　　一天，李亥生带领的六连一排改善生活，战士们把白米饭和肉菜端来请房东一起吃，一位普姓大爷十分感动，便上前来问：“你们当真不共产共妻？真的不杀他们？”战士们给老人耐心讲明了“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普大爷听后，吐露了一些真情：“土司他们在山上没有吃的，忍饥挨饿，土司说，‘谁下山，解放军就杀谁’。”战士们又进一步向他讲解政策，消除了老人的顾虑。
　　第三天晚上，普大爷的儿子带着另两名青年回到村寨，登记自新。在此后不到一个月时间里，登记自新的暴乱者达600多人，多数携带枪支，牵着骡马回归。
　　机枪连工作队员申子元得知普光才的妻子还躲在家里，便到土司府对她讲：解放军的枪是长眼的，枪不是对军队，也不是对老百姓的，枪口是对敌人的。普妻答应上山劝普光才投降。普光才惧怕清算，决定先让40多名骨干下山自首，试探解放军是否说话算数。
　　中午，参谋长王争顶着烈日，亲自到山下迎接，但却不见普光才。有人报：“普土司害怕大军。他讲，所有的人都会受到宽大，惟独他不会。他带了一个贴身娃子（奴隶）走了，打算逃向阿佤山，跑出国去。”
　　但是，普光才他们已经插翅难飞了。
　　过了一个多月，普光才带来将近20人和一门不完整的六○炮、一挺轻机枪、七八支步枪、一些火药枪、手枪回来自首。王争和李亥生以最大的宽容心，连“罪大恶极”之类的言辞也不使用，放下武器的敌人不再是敌人，可能化敌为友。把枪都交了，什么都好商量。我们不要你们的任何财产，也不会杀你们，只图个天下太平，百姓能安居乐业。普光才也再三表示不再做坏事了。王争、李亥生还留他在部队吃饭。普光才悲喜交加，拉着王争、李亥生的手热泪直流。
　　后来，普光才很快派人去把山上的人都叫回来了，共有170多人。普光才带头交了自己的加拿大产的勃朗宁手枪。在一次大会上，李亥生当着老百姓的面，把这支手枪当作奖品还给了普光才，李说：“这次普土司听解放军的话，对剿匪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支枪送给你以示奖励，留个纪念。但你不能用来对付老百姓。”后来，普光才还请李亥生到他的土司府做客。
　　随同普光才土司登记自新的还有中统特务范宇舟、张耀锦。他俩当场认罪，表示愿意弃暗投明，揭发自己所知道的潜伏特务组织和人员。猖獗一时的大匪首绝大多数被生擒，只有丁锡恭漏网，逃往境外。
　　打天下难，定边安边也难。以中缅边界为例，早在天安门升起五星红旗之后不久，1949年11月，就有中共武装滇桂黔边区纵队第七支队三团、六团分别由纵队副司令员朱家璧和杨守笃率领，从龙陵、昌宁开进镇康，收编张子刚、何超权所率“守备总队”300余人。11月底，朱家璧率队“西剿”，途经临沧地区5个县。1949年12月9日，滇桂黔边区纵队七支队三十一团、八支队三十八团部分及地方工作队员，配合十四军所属部队到云县、凤庆、临沧、镇康、双江等县接收国民党政权。就是这样，共产党解放军也防不胜防。
　　国民党诬蔑共产党给人洗脑，其实，被国民党洗过脑的人，脑子是很难转变的。如骂共产党解放军有共产共妻之癖、杀人不眨眼，就有人信。特别是在那些边远地区、山沟沟里的人，可见国民党洗脑术深入人心。那些自知手上沾有人民鲜血、命案在身的人，更怕得哆嗦。
　　共产党、解放军的优俘政策，要化干戈为玉帛，不愿豆萁相煎，不计前嫌，相逢一笑泯恩仇，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不打不骂放下武器的人，抓住你了，你想回家就发给你路费、路条，你愿意留下干就欢迎你留下为人民尽力，等等，都被他们认为是洗脑、骗人的。如李弥所说：“同共产党水火不相容，就是打回野人山，也要与共产党周旋到底。”
　　下边，仅就我们四十师驻地临沧地区看，可见这敌对双方如何死周旋，害得新政权确实无暇顾及边界事务。这里，摘录1951年临沧大事记如下：
　　4月初，十四军警卫团和一二一团三营王大宏、王风等率队进驻镇康县德党。县自卫总队副总队长李文焕接受和平解放。李也算一个不小的有权势的旧官僚，既然接受和平解放，解放军就希望他留用，为人民做事。可是，李文焕接受和平仅是权宜之计，他不信解放军能容他，更不甘心在“死对头”手下“讨饭吃”。只“和平”个把月，5月中旬，李文焕就拉起镇康县常备中队出走缅甸，去投奔李弥。6月，解放军一二一团八连突袭驻南伞李文焕部，俘虏10余人。李文焕本人还是跑了。
　　6月14日，离四十师驻地不远的、昔日修建滇缅铁路的重点路段中心云县，地霸潘朝银等勾结村联主任潘金和蛊惑30余人，绑架征粮队员熊树昌等4人，杀害解放军战士高治国。进而与文映区主任罗振华密谋，攻打区人民政府。解放军剿匪部队及时搜山围歼，被绑架人员得救。
　　7月下旬，与境外相勾结的耿马土司罕裕卿、双江留用的旧政府官员原国民党缅宁专员彭肇模与云县、顺宁匪首张国柱、文兴洲纠集地霸、乡保长发动暴乱，烧毁粮食10多万公斤，杀害征粮工作队员30余人。然后都逃窜境外，投奔李弥。
　　8月7日，云县栗树区留用的公安队长罗士昌叛变，杀害区政府主任谢家全，囚禁征粮工作队员唐守诚等人。原国民党镇康县镇长、留任区政府副主席鲁朝廷在班卡发动暴乱，杀害干部王安帮等11人。
　　8月8日，云县四维区地霸马仲诺、罗大本等与区主任洪醒民、公安队长龙达敏杀害工作队员郭麦农、李松林、李来喜及税收员杨光奇。
　　8月上旬，顺宁县破获以张东王等为首的“大同正义军”反革命组织，涉及顺、云、缅、昌（宁）等县700余人，抓获主犯及骨干117名。
　　8月12日，茂兰地霸吴清伙同晓街地霸李勋，纠集100余人，在茂兰街攻打征粮工作队驻所，吴清被当场击毙。
　　8月21日，解放军一二○团一营三连二排24人奉命送信到云县麻栗寨，途中遭土匪伏击，牺牲3人。次日返回，途经懒板凳坡新街时又遭500余名土匪伏击，除1人逃脱，其余均牺牲。
　　9月27日，一二○团副政委赵世英率二、三营及警卫团1个营在勐永合击张国柱部扑空。同时，土匪杨成之率部占领博尚。30日下午，赵世英率部包围占领博尚的杨成之部，毙匪200余人，俘敌大队长王道先、马玉堂及匪徒120余人，匪首杨成之负伤脱逃。（我到四十师时，赵世英为副政委。师里编印了一本战争回忆录《二十年间》，书中收录了赵世英写的记述博尚剿匪战斗的文章。我的书箱里珍藏有本书）。
　　由于地域广阔，兵力不足，前述那些闹事者、麻烦制造者，大凡漏网之鱼，如李文焕、罕裕卿、彭肇模、张国柱等人，都钻佤山这边中缅未定界的空子逃往境外，投奔了李弥“败军”。他们盼着“复兴”自己的好日子，却不料走上了不归路，给中缅定界勘界造成许多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