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故乡的风 33.回家过年 34.盐为啥咸

　　下部(1978年__2014年)
　　第九章故乡的风
　　33.回家过年
　　贫困乡亲的贫穷让一凡欲哭无泪
　　张一凡倚在靠窗的那个座位上，眼睛迷迷瞪瞪，像是睡着了，可又像醒着。突然，一个急刹车把他彻底惊醒了。他猛一抬头，发现全车厢的人都睁大了惊恐的眼睛，相互询问：“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坐在对面的妻子也醒了：“出事故了吧？”她习惯性地猜测。“文革”十年，火车晚点、误点、事故几乎天天有，不出死人的大事故就算老天爷开眼了。
　　“看来没大事！”片刻之后张一凡做出判断，说着就要去开窗户，想看车头方向出了啥事。妻子急忙制止：“孩子正睡呢，外面下雪，你想冻死他！”这就是一凡的妻子，说话总喜欢带点夸张。张一凡缩回伸出的手，看一眼四岁的小宝，嗨，这小子嘛事没有，枕着妈妈的大腿，小脸红扑扑的，睡得正香呢。“好，天塌下来也能稳如泰山，这才是我的儿子！”张一凡说完还瞅一下他妈，嗬，那对漂亮的丹凤眼正瞪着张一凡，揶揄说：“你的儿子不假，可我却不希望家里出第二个武大郎呢！”张一凡嬉皮笑脸地说：“电线杆子高，你怎么不抱个电线杆子睡觉啊？”老婆骂一声：“滚一边去，没正形！”
　　也难怪，张一凡结婚时那帮哥们坏小子们都朝着张一凡做鬼脸：“可惜啊，一朵鲜花插在了××上！”一凡说：“没有我这××，什么鲜花也漂亮不起来！”
　　火车开动了，果然没有大事，一切又恢复平静。只听“哞”的一声长笛，蒸汽机车又在华北平原上“咣当咣当”地跑起来。
　　这是1976年腊月末的一天，年关将至，人们纷纷往老家赶。火车上已把人挤成肉饼，幸亏张一凡终于调到了市总工会，办学习班讲课时认识了学员大老李——铁路局工会主席，好容易才给搞到这三张坐票。
　　市总工会要挖供电局的墙角已琢磨半年多了，他们要调老九和一凡去创建市职工大学。那哪里行？50多岁的供电局局长周老西从来就是个不吃亏的主。说，这两人是我供电局的理论骨干，一个讲哲学，一个讲政治经济学。老九还是市讲师团成员，大礼堂里作报告那是技惊四座，早已闻名全市。就凭他们在报纸上、电台上发表的那些理论文章，干个宣传部长、工会主席什么的，还不是小菜一碟！他这么跟人家讲价钱，实际上也只是嘴上功夫，他连党票都不给这两人，借口当然是“被改造”对象——臭老九嘛！
　　当然，他也确实抬爱过两位秀才。一是老九写“反诗”被抓，他立马出动，从局子里“捞”出了这不识时务的愣头青；二是当几十个大学生还在“劳动改造”时，他最早下令调二人进局机关当“白领”。但市总工会拗不过他，拿他没辙，因为电力系统是垂直领导，只好请市革委会头头出面，答应把供电局旁边那块菜地划给他盖家属楼，这才答应放人。有人说，老周这个山西老西就会做生意，过境的蚊子他也有办法刮出二两油来。
　　就这样，1977年元旦前，一凡与老九双双调入市革委会大院的市总工会，开始借地方筹建市职工大学。
　　一凡正迷迷糊糊地信马由缰地飞思绪呢，火车又一次停下了。这次是下车，然后再转车，在候车室等几个小时，挨冻。听这边孩子哭、那边大人叫，连口热水也喝不上。他在忍耐着，回家的欢乐支撑着他。
　　好像又跑了几个小时，火车怎么又停了？一凡抬起眼皮，高兴地笑起来：“哈哈，到家了！”这一次是1964年他上大学时路过的那个家乡省会车站，身在外省，回到本省那就是到家了啊！他几步跳下车，去寻12年前第一次看到的那个车站大钟，却发现钟表不走了。唉！一凡叹一口气，动乱，十年动乱，时间已停止了！一路所见，中国的农村、城镇，陈旧、落后、贫穷，充斥双眼。不仅没有变新，甚至还不如“文革”前。
　　唯一变化的，那次是19岁的单身青年兴高采烈地去上大学，而这次是已过而立之年的他，携妻将雏回家过年。三十而立啊，我立了什么？大学四年搞了一年社教，造了两年反，我学到了什么？张一凡总说自己是“大学毕业的高中生”，定位基本准确。他非常佩服老九的能力，更羡慕老九，人家那是1962~1966年的大学生，货真价实地上完了四年学，水平能不高吗？张一凡一阵惶恐，他想，有机会我要去大学补补课，争取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学生。
　　韩城离家太远了，回一趟家要整整一天，如果能到家乡这个省会城市工作，回家看父母就方便了。他只能说“如果”，这个心愿是他上大学时第一次见到这个城市时想到的。它或许只能停留在“如果”上，一辈子都不会实现。
　　火车又“咣当”了几个小时，这一次是真的到站了。一凡背大包挎小包，拽孩子带老婆，出火车站，奔汽车站。苦苦等待几个小时后，汽车终于发动了，一凡感觉身子轻飘飘的，太累了，好像要升空的样子。妻子的脸早已不知啥模样了，人家是城市长大的大小姐，滨海冶金建筑学院毕业，在韩城一家省级公司设计科工作，从没在农村待过，何曾受过这等辛苦！
　　汽车在乡间土路上颠簸，就像那大海里的一叶扁舟，随着海浪忽高忽低。汽车里的芸芸众生，一会儿被颠起来脑袋几乎撞到车顶，一会儿又被抛下去跌入低谷，肠子都快颠出来了。小宝被颠得哭起来，摸着自己的小肚子直喊疼。一凡心里想，“这么多年了，农村怎么就一点变化没有呢！整天喊抓革命促生产，革命，革命，再革他娘的命，中国就回到原始社会了！”
　　又是两个小时，汽车终于停下了，一凡三口下车，正步行向三里地外的太行村走去，却远远发现父亲。家里并不知道张一凡几点到家，父亲已在公路上等半天了，天上飘着雪花，把50多岁的父亲的胡子、眉毛都染白了。同来的还有四弟和一凡的同学家顺，见一凡下车，就一齐涌上来。一凡看到，小时一块偷瓜的顺子，大冷天只穿一件露着棉絮的破棉袄，腰里扎一根草绳，冻得直打哆嗦。一凡紧紧握着家顺的手问：“冷吧？看把你冻的！”家顺说：“不冷，不冷，习惯了。”一凡心在流泪，“这就是中国的农民啊！凭什么都解放30年了他们还在受苦！”
　　相比之下，一凡家境还不错，差不多他每月都给家里寄钱，尽管毕业8年国家没长工资，仍是那50多元，但仍坚持接济父母兄弟，有时寄10元，有时15元，可买100多斤地瓜干聊补无米之炊，家里也就没有挨饿。其他人家可就不行了。
　　父亲领着大孙子小宝，大伙嘻嘻哈哈一会就到家了。母亲笑得合不拢嘴，一会儿看看孙子，一会儿看看媳妇，她还是小宝出生时去韩城带过孙子一年，一转眼孩子都长这么高了。老太太高兴地说：“这人啊，抱个金山银山也不如抱个孩子，屋里有人，这日子才活泛，才有滋味。”媳妇说：“娘，您老也不见老，就是您养了这四个儿，高兴的吧？”娘说：“是啊，胜利（一凡小名）孝顺，顾家，要不是他一直往家捎钱，买粮食，这日子还不知怎么过呢！你也贤惠，家里知足啊！”父亲说：“入门不问荣辱事，观得容颜便得知。你看我和你娘身体都好，你们就放心吧！”
　　一凡二弟当兵复员在县城里工作安了家，三弟在镇上工厂，只有四弟在家当电工。爷爷前几年去世了，一凡来到爷爷住过的房间，只见墙上挂着他的墨宝——李清照诗：“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旁边是一幅学生用中国地图，爷爷在台湾那地方画了一个问号。张一凡不解，父亲解释说，你二叔1949年在地里干活时，被国民党抓了壮丁，从滨海上船拉去了台湾，至今生死不明，你爷爷念念不忘。临终都在问，他还在吗？啥时回来啊？
　　第二天，张一凡在家顺的陪同下在村里转了一圈儿，发现到处是墙倒屋塌，断壁残垣，大人孩子衣衫褴褛，面黄肌瘦。问起粮食，家顺说，生产队，本来就大呼隆，这几年光搞大批判了，更是没人干活，收的粮食交了公粮就只剩仨瓜俩枣了，口粮要缺一半多，吃糠咽菜也不够，有些人身体太虚，得点小病就一命呜呼了。不光没吃的，做饭也没烧的，南面二虎家实在是没烧的，眼看就做不熟饭了，只好把吃饭的小方桌当劈柴烧了。
　　听到这里，贫困乡亲的贫穷现状让一凡欲哭无泪。
　　他抬起头，问道：“怎么会这样呢？”
　　“还不是让那文革搞的！”说着，指了指一块墙上的标语，“你看，彻底打倒刘少奇！坚决打倒邓小平！你说，刘邓不就是主张分田到户吗？怎么就成了反革命呢？再不让分田，又会像六○年，饿死一多半！”
　　一凡瞅一眼另一块新标语：“彻底打倒四人帮！坚决拥护华主席！誓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进行到底！”一凡唏嘘不已，粉碎“四人帮”都四个多月了，怎么“四人帮”搞的批邓运动还在搞呢？毛主席去世那年，倒是给华国锋说过“按过去的方针办”，难道四人帮过去搞的那一套极左玩意，也要继续搞下去吗？
　　一凡问：“谁在村里当村长？”家顺立即气不打一处来：“真想不到，那个小时候带头偷瓜，以后隔三差五进公安局的那个张德财，竟成了咱村的大队长！”
　　“怎么？你说的是伟力？”一凡叫的是小名。他也颇感诧异，这种人根子就不正，如何爬上去的呢
　　
　　
　　34.盐为啥咸
　　四人帮虽倒，阴魂却并未消散。
　　一凡和家顺正站在大街上说话呢，只听一声大门响，家顺娘从家里出来，老远就喊家顺：“我跟你说的，你倒是听见了没有？”看见一凡也在，急忙改口说：“啊，大侄子啊，你看你哥儿俩一见面就聊个没完，从昨天到现在就没离开过，快过年了，他也不敢快忙活忙活。”
　　一凡见是大脚婶子，就急忙迎上去说：“婶子，眼看就要过年了，家里还没准备好吗？”
　　“唉！”大脚婶叹了口气，“其实也没啥忙活的，这年头，家家都是屁股蛋子挂铃铛——穷得叮当响，过年还不是跟平常一样。要不是你娘夜来（土话：昨天）送过一瓢面来，我这年啊，怕是连顿饺子也吃不上！”说着还抹了抹眼泪，她那心里是既伤心又感激……
　　家顺说：“能吃上一顿粗面白菜饺子就不错了，她还想买肉，也太那个了！”
　　“哪个了？大侄子你说，我都快60岁的人了，过年连顿带肉的饺子都吃不上，这年能过好吗？”大脚婶一阵心酸，“一年360多天，见不到一点肉，就盼着过年呢，这最后一天也吃不上，你说这日子还有啥过头？”
　　家顺赶忙说：“好了好了，你就别折腾了，我下午就去找我姐，行吧？”
　　一凡急忙问怎么回事。家顺说，娘让他找大姐借钱，买一斤肉包饺子。他姐夫在镇供销社当售货员，是国家干部，有钱。
　　一凡一听是这么回事，立即从身上掏出5元钱塞给家顺：“拿去买点肉，过年吃顿放肉的饺子吧！”家顺连忙推辞，“不行不行，饺子面就是你家的，你又给钱，这……”
　　“这什么这，咱俩谁跟谁？你忘了咱俩上初中那三年困难时期，你的一个野菜饼子分我一半的时候了？”一凡跟家顺同岁，一块上学到初中，发小加同学，患难相交，情同手足。
　　大脚婶子也不要，见推辞不过就说：“你看你看，你也不用给这么多，够买10斤肉了。”接着又命令似地跟儿子说，“肉，就买一斤，再买点对子纸，趁着这个大学生回家，让他写个对联吧，再穷，过年也不能不贴对联啊！剩下的钱，先留着，千万别乱花。”
　　家顺点头称是。那时，人们在生产队干活，干一天的工分仅合2角钱，刚够买一包（10盒）火柴。5元钱，能干多少大事啊！他才不敢乱花呢！
　　这三人正转身往回走，就听到大喇叭响起来。一凡循声望去，只见不远处的那颗老槐树上安了个大喇叭。那是一凡上大学之前，生产队上工聚集的地方，他爹张经国当队长每天敲钟的地方。老槐树看样子大概有几百年了，但没人知道它出生的确切朝代，那是太行村历史的象征，几百年人间沧桑变幻的见证，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风雨，愈发显得苍老与衰败。一只乌鸦站在树顶，呱呱地叫了几声，被突然而来的歌声惊起，一翅子向西北方向飞去。
　　“大海航向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一首歌曲没有放完，就停止了。里面传来两声咳嗽，接着就是一个中年男子的声音传来：“太行村全体革命群众、老少爷们们，1977年的春节就要到来了，接公社通知，上级要求我们，在1976年取得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伟大胜利的基础上，1977年要再接再厉，继续把批邓运动推向一个新高潮。为此，上级要求我们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战斗化的春节。今天晚上继续在村委会开批邓会，希望大家高度重视，准时参加。我们决不能让邓小平这个走资派卷土重来，不把邓小平彻底批臭，一旦复辟了资本主义，咱们贫下中农就会回到旧社会，就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就会有千百万人头落地……”
　　一凡听到这里，皱了皱眉头：“粉碎‘四人帮’都四个多月了，太行村怎么还在批邓呢？不去批‘四人帮’，而在批邓，究竟是政治糊涂还是别有用心？”
　　喇叭又响了：“公社要求，修大寨田要继续，过年也不能停止，男女老少要顶风冒雪齐上阵。要让学大寨运动，在革命化的春节中放出夺目的光彩！”
　　“放屁！过年也不消停，真他娘的扯淡！”大脚婶脱口而出。
　　“你说这是什么事啊，好好的果树砍了，去修那个大寨田，根本就不适合咱这平原地区，还非要劳民伤财，继续搞下去！”家顺气愤地说。
　　“是啊，学大寨也要因地制宜，现在是一窝蜂、一刀切、一个模式，过于形式主义了！”一凡感慨地说。
　　下面这句更有意思，听得一凡也乐了：“革命的贫下中农社员们，无产阶级革命的同志们，我们有幸生活在这伟大的毛泽东时代，过上了社会主义的甜蜜幸福的生活！但我们不能忘记，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不幸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他们至今仍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无产阶级革命者要胸怀全世界，要解放全人类。我们一定要站在太行塔，眼望亚非拉……”
　　乖乖！站在太行村南面的太行山上的太行塔，去眼望亚非拉三大洲受苦受难的人民，可真够革命的！你望得见吗？张一凡哈哈大笑，急忙问：“喇叭里这是谁这么大气魄啊？”
　　“你猜猜！”家顺早已笑得前仰后合……
　　听声音倒是挺熟，可离家已十几年了，几年才回来一次，张一凡不敢肯定是谁。
　　“还有谁？就是那个鳖杂种呗！”大脚婶气得胸口上下起伏，急忙用手去抚摩一阵。
　　一凡猜到了，不是已问过，当大队长的是伟力嘛！想起小时候带头偷瓜那个沙哑的公鸭嗓，不是他是谁。
　　此人的确是伟力，大名叫张德才。小时叫德财，后来自己改成德才——有德有才，很好的名字啊。然而，他却亵渎了这个好名。于是一凡四叔给他起了个外号——吴三，因为众人有德他却无，有才行列无他在，一无德，二无才，三无业绩摆上台，实属“三无”，倒过来就是“无三”——于是一个含蓄的谐音外号“吴三”就这样产生了。外号叫开后，他的本名逐渐被人忘记，不知底细的，还以为他姓吴，排行老三呢。
　　大脚婶子没少挨这个吴三（实为张德才）的批斗——那是“文革”初时。
　　1966年，“文革”爆发，大脚婶因长年推小车赶集串村，卖点小杂货维持全家生计，被扣上“长途贩运、投机倒把、复辟资本主义的急先锋”的罪名，一斗就是好几年。带头批斗她的，就是这个“鳖杂种吴三”。
　　大脚婶气愤地说：“大侄子，你说，这是什么世道？老百姓过日子，谁家不买不卖？我就推个小车，卖点针头线脑、八角香料，杂七杂八的玩意，一天到晚累得像个三孙子，也赚不到仨瓜俩枣，这就能推出个资本主义来？我有那本事？有那本事我还窝在这里顿顿啃地瓜干？……啥叫资本主义？你上过大学，也给评评理，你说，我冤不冤？”
　　一凡“扑哧”一声笑出声来，见多识广的大脚婶子说出话来就是不一般。知道这不是给她讲课的时候，在供电局他是理论教员，现在又调到市职工大学，专讲政治理论，“四人帮”搞得这套歪理邪说，早已过时了。但他感到，“四人帮”虽倒，阴魂却并未消散。农村，尤其是坏人把持的农村，拨乱反正的任务重得很呐！
　　突然，大脚婶转身就走，一凡一愣，回头发现远处走来一人。一凡忙问谁来了，家顺说：“说曹操曹操就到。”大脚婶边走边回头：“我才不愿看到那个王八犊子，见到他我就想吐。”大脚婶走南闯北一辈子，练就了爷们般脾气，一张口就是脏话，骂人的词儿也五花八门。
　　远看来人，瘦里巴唧，1米7多点，走路一摇一晃，既像一条腿有毛病，又像模仿干部走路，故意拿架子。张一凡感到有些不伦不类。
　　那人走近，一把拽过一凡的手：“啊呀，大兄弟，昨天就听说你回来了，这两天太忙，也一直没得空来看你，在这里碰到了，你还好吧？”还没等张一凡回话，又抢着说，“回来好，回来好，过年咱好好聊聊。你有文化，帮帮大哥，干这个大队长，没有文化确实困难、困难，难干、难干啊！”
　　一凡终于有了回话的机会：“老兄有德有才，德才兼备，一大队之长，管上千人呢，不简单、不简单啊！”张一凡的恭维像是讽刺，心里想：“就你这底细，老少爷们谁不知道，还当上大队长，丢共产党的脸去吧！”
　　吴三其实并不想跟张一凡多纠缠，他知道，“文革”期间他斗过村里的“走资派”和出身高的人，包括村支书大个柱张恩柱、大队会计张经国、小学校长张经晨，后者那是一凡他爹和他四叔，能不记仇吗？
　　他嘴里敷衍说：“当这个大队长，也就是给老少爷们拉车，当牛使唤。”说着，就转移了话题，对家顺说，“家顺，你下午去一趟公社，公社贾书记跟我不错，这次拨给咱村救济粮每人两斤面粉，让大家过年吃顿饺子。下午套个车，赶快拉回来。”口气是领导跟下属的命令式。
　　这是天大的好事，共产党关心老百姓，让大家过年吃上饺子，好啊！一凡本以为家顺会高兴得蹦高儿，却听到家顺说：“赶快？坐飞机快，你可得坐得起啊？上吊还得让人喘口气吧，下午？下午我没空！”
　　一句话把吴三放倒在那里，气得直瞪眼：“你，你……”
　　“你什么你！你当我是你使唤的丫头，想怎么使唤就怎么使唤？”家顺显然不买他的账。心里想：“你那个大队长，怎么来的？还耀武扬威什么？狗戴帽子，装什么人物！猪鼻子里插大葱，装什么大象！”
　　这大队长吴三气得一挥手说：“好好好，你拿我这个豆包不当干粮是不？那好那好，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一转身，气呼呼地走了。
　　这里看得一凡目瞪口呆，急忙问家顺。家顺说：“好好的一个太行村，地肥人勤，就叫他们这些造反派搞得乌烟瘴气，竟然连吃饭都要靠救济！过年连顿饺子也吃不上，还在那里大喊大叫——什么站在太行塔，眼望亚非拉，真他娘的混球！我看见这小子就气不打一处来，也是故意气他的，让他记着，以后少在老少爷们面前玩那个里格楞！”
　　一凡说：“我算是看清楚了，盐为啥咸，醋为啥酸，树有根，水有源，‘四人帮’可把老百姓给折腾苦了，十年‘文革’，不光把城市经济推向崩溃的边沿，农村也受到了毁灭性的摧残！惨痛的教训啊！”
　　家顺说：“农民没文化，讲不出你那些大道理，可谁都感觉到，这些年，就像牛耕地，掌舵的人没扶好犁把子，拉犁的牛走偏了，地也就犁歪了，大方向不对，一切全完蛋！”
　　“精辟，这个比喻精辟啊！”一凡暗暗吃惊。他想，已进入而立之年的家顺，已不再是以前那个一脚踢不出个屁来的“面瓜”了，可能在见多识广的他娘那里学到了真经。他变了，变得有血性了，更变得有思想、有主见了，变得像个男子汉了。这样的人，会不会成为太行村这个山寨的新猴王呢？一凡隐隐感到，往后的日子里，新老猴王可能会有一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