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到达指定的村庄（１）

　　（一）
　　尽管几年来阿勒泰地区相继开展过一系列的“机关干部下基层”活动，但是，论规模与影响，2007年新疆阿勒泰地区率先开展的“千名机关干部下基层”活动，在当时的特定条件下，可能却是最大的一次，也是落实责任制、落实工作人员、落实目标任务及相关制度最缜密的一次。由于前几年我下乡进行过扶贫帮困工作，对乡里村里的一些情况算是有所了解，所以单位领导只给了我五分钟的考虑时间，就把我的名字上报给了地委组织部。
　　2007年3月中旬，地委召开了动员大会，我和单位的领导参加了会议。会议中确定了下派干部下基层要遵守的各项制度措施、明确了帮扶单位及人员名单，并明确了一年的工作时限。在地委开过下派干部动员会后不久，我被分配到了一个偏远的山乡里，规定是一年的时间，要做的工作是协助和参与当地乡政府开展日常工作，而附带要做的工作是本单位的对口扶贫。会场上，我们几个熟悉的朋友坐在一起，大家忐忑不安地等待着文件的宣布。
　　我要去工作的地方，可以说是本地区离边境线最近、一个在全国旅游界中名气很大的少数民族自治乡，全称是布尔津县禾木喀纳斯蒙古民族乡。这是一个具有原始状态的美丽风光、有着独特的民俗风情、地处深山之中的边远小乡。在美丽的原始风景背后，也隐藏着许多不为外界所知的情况。山中村民的生活相当艰苦，从时间上算，一年之中有七个月的时间，是在相对封闭的大雪之中度过的，外出的交通工具除了骑马外，以前多是一家人坐雪橇，出门到一次县城需要花费很长时间，速度最快的一次单趟，也得需要二、三天的时间，来回需要六七天；遇上雪天或道路没有开通的情况，来回一次却需要十多天。现在由于开拓了旅游业，喀纳斯管委会和乡政府为了开展冬季旅游活动出发，在冬季时分也使用挖掘机和推土机等交通工具，经常开通县乡公路，不过，由于山里的大雪、大风和推山雪等情况经常发生，公路的通行时常遇到掩埋，尤其是深冬时节，在大雪时分通往山里的公路经常不通。
　　从生活水平上说，生活在村子里的村民，日常的条件也非常艰难。在春夏秋之际还感觉不到，可到了秋冬时分，一个人能吃上新鲜的蔬菜，不但是一件很“长面子”的事，同时也是一件很令人高兴的事情。不过，大多数的牧民在长达七个月的时间里，很少能吃到新鲜的蔬菜，他们只能吃着当地生产的小土豆和山外运来的大白菜。
　　从路途上讲，乡村处于阿尔泰深山腹地，乡政府到县城约180公路的山路，从县城到阿勒泰市又有100公里，来回一次家里就需行程七百公里。
　　以前，我曾数次去过禾木喀纳斯乡的禾木村，深居大山之中的村子，有着许多山外村子不具有的天然优势，一是全乡人口少，全乡仅有2000人口，所辖只有喀纳斯村、禾木两个行政村子，其中喀纳斯村的旅游开发有十多年的历史，不论景区的级别还是景点的开发都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二是浓厚的民俗资源是旅游开发的重点内容，而且有着持续的可发展的潜力，在那里，不但有雪山、草原和冰山河流这些美丽的景色，而且也有着纯朴而原生的图瓦人，这是全国唯一一个图瓦人的聚集地。
　　4月中旬，经过双方电话联系，下基层的干部可以上山了。于是，我们单位就在地委组织部的催促下，派出下乡干部前往喀纳斯管委会报到。单位的车子从阿勒泰市出发，顺着平坦的柏油马路一直向布尔津县城开着。车上，我和送我去基层工作的领导，包括开车的司机，三个人都没有谁先吭声。因为，从城市到乡村，这毕竟还是一种长时间被下放的原因吧。抱着这种显得有些避讳的心态，大家只是说些快乐好听的话题，对于我驻村工作的事情不好意思表达出来罢了。在前往布尔津县的路上，我望着市区在眼前一点点远去，楼房在身后一排排的消失，一群群身着华丽衣服的人流，喧嚣的车水马龙从我的身边快速地向后流过，我觉得城市正以丢失和抛弃我的方式，暂时性地将我一寸寸地放弃着，温馨适宜的生活也在短暂性地离开着我，温暖的家、熟悉的单位和日日相处的亲人开始一点点地远离了我。
　　（二）
　　禾木乡在县城有一个办事处，是联系县上工作事项、接待部门人员和落实上级工作安排的联络点。车子把我送到布尔津县城的时候，已到了中午时分，在当地税务部门的招待下，我们每人要了一盘拌面，是过油肉和洋葱炒得油汪汪的那种，面食和炒菜出来后，由服务员端给我们，我们自己倒入盛面食的盘中，肉菜面食经过搅拌，均匀地混合在一起。我虽然没有一丝的饥饿感，但一想到下午漫长的行程，不知什么时候和什么地点才能吃到晚餐的忧虑，就强忍着把一大盘味道一般的拌面吃了个干干净净。在我抚着肚子、打着饱嗝、细细溜溜喝着滚热的奶茶之际，我突然间有了一种独自他乡、即将远行四处流浪的感受。也许是我从小就习惯外出生活，年轻时代流浪过很多地方过于敏感的原因，对于漂泊、对于远行，对于离开亲友习以为常了，也适应了这种远离文明世界的心态。因此，年轻时候，当告别亲人朋友和单位同事，背着行李和背囊、拿着生活用品时，我并没有产生过多的伤感，相反，倒觉得有一种轻松的感觉。
　　但是这次下乡工作，不知因为什么，在与单位领导和司机的丝丝缕缕话别声中，我竟然有了一种人到中年、离家远行的淡淡感伤；而且，这种心情特别的强烈，与历次的远行有所不同。那是对城市生活边缘化的一种伤感吧。
　　吃过午饭后，我的带队领导与当地乡政府的人接上了关系。当地的领导没想到我们会在饭后联系他们，因为按照潜在的规则，对口的单位要有意识地提前联系，然后就由当地政府或部门安排一顿丰盛的酒饭，以此作为双方单位正式的交接仪式，当然，酒席间的敬酒和回敬必不可少，以示对此项工作表示出来的隆重，这是官场上必须经过的程序，也是表达当地政府重视此事工作的一种方式。而我们在饭前也没有事先联系，其实也是我的带队领导，在有意识地想躲过这场酒宴的。
　　我们在接洽之后，随即与乡领导开始了正式的接触。接触的第一个领导是禾木乡党委副书记汪海峰（2007年10月间，汪海峰接替调任地区的李春光书记，正式被任命为乡党委书记），虽然以前我也认识他，那只是朋友式的认识，不是正规场合的认识。但这次不一样了，毕竟这是一次是正规和正式的官方接触，也是因为工作关系，在上级安排下代表两个部门的正式见面。
　　我们从市里出发时，市区里的天气是很热的，基本上可以穿衬衣单裤了，街上人群中有的年轻人还穿起了短袖衫，我自己也穿着长袖的衫衣和单裤。然而，我见到的汪书记却是另一种样子：黑黑的脸色，凌乱的头发，全身都是厚厚的秋冬季衣服，还是一件野外防寒的冲锋服。在乡办事处里，这种不同的打扮与周围人员穿着的环境极不相符。当然，这与山下的实际很不相符，甚至有些相悖。
　　当时，我还半带着开玩笑说，山上不会也这么热吧？
　　“你就穿这身衣服去试试？保证你凉快。”看着我穿着短袖衣服，汪书记又接着开我的玩笑。接着他问我，“上山是不是带着冬天的衣服？”
　　“山上防寒的衣服当然带了，因为我也有丰富的野外经验。”我肯定地回答了他。
　　我把随身携带的行李，从单位的车厢里一一拎下来时，乡里的一名哈萨克族小伙子热情地走过来，一件件帮我装上了乡里下山接我的北京2020车吉普车上。通过谈话我了解道，小伙子叫乌兰，就是这辆车的司机，年龄不到三十岁，看着他麻利的动作，注视着他眼神里流露着聪明和机灵，一看就是个很不错的哈萨克族小伙子；他的妻子就出生和成长在喀纳斯村，目前住在自己的楼房里，正在城里打工；他们有了一个长相敦厚的儿子，因为乌兰掏出自己的相片让我看。在装行李过程中，我注意到车的后排座和后备厢里，放着几件厚厚的军用棉布大衣，在车箱的一角，有一个好像是铁皮油桶被铁丝固定着，尽管外面是用化肥袋子紧紧包裹着，但是，一听声音就知道是装满了汽油的大桶。在我装行李时，听得见汽油桶在车的摇晃里发出了“咣咣当当”的响声。
　　司机把装着汽油的铁桶提起后，用麻袋片垫了一下桶底子，之后就又放回到车子的角落。接着把一些用塑料薄膜包裹的新鲜蔬菜和食品，在没放油桶的一边，一包包分类摆放好；然后，再把一箱箱从县城里买的日常用具，一件件见缝插队针式地挤进油桶和蔬菜之间，把食品与汽油隔离开来，左摆右码摆放着带上山去的办公用品。不一会时间，一大堆堆放在车外的东西一点点就看不见了，而车的后备厢里已被堵塞得满满当当，而我的行李也被挤放在其中。在摆放过程中，从他们熟练摆放的动作和速度，不用看，就知道这些都是经过长期的实践生活锻炼出来的。
　　由于从乡里上一次县城实在太不容易了，于是，每一辆车都非常珍惜一次下山的机会，这辆也不例外，在装满物品的车上，还要拉上两位从喀纳斯村下来的村干部，我们就只能站在街道边等待着他们的到来。在等待两位村干部的时候，我们留意着过往的行人和车辆。布尔津县的经济的确被喀纳斯湖的旅游业完全带动了起来，从硬件上讲，过去狭窄的小城街道被拆除了，经过扩宽和维修，新建的街道被修整得笔直漂亮，在人行道的两边，也挖掉了以前的老杨树，重新换上了有观赏价值的树种。
　　由于正值春天，人们都能出门了，路上的人流和车辆都显得很多，车辆来来往往的从未间断，可以说是川流不息了。据和我站在一起的司机乌兰介绍，这些车里，很多是县里人的私家车，价值都在十几万元以上。据说近几年来，随着喀纳斯景区名声的日益扩大，来本地的外地游客蜂拥而至，人员的规模也是越来越多，使得经营旅游业的当地人，在短短的几年间像做梦一样地完全富了起来、发了大财；在街道的两边，不停行走的路人，穿着打扮几乎都非常时尚，许多人穿着的衣服和鞋子一看就是一些名牌商品，就是女人们背着和提着的小坤包，也一个个标着“宝石兰”、“万里马”等品牌；而上学的孩子们，尽管他们背着各式的书包，但从他们骑的自行车来看，也多是样式不一般的山地车和越野自行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