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第八章滇缅铁路，福兮祸兮！（2）

　　民国初年，孙中山先生设想在中国大陆修建一条外接缅甸、内达上海的铁路，这条铁路的重点就在云南段，即滇缅铁路。他认为，只要打通云南省会昆明通往缅甸的铁路，就能实现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大陆桥”的伟大构想。
　　这条铁路是由蒋介石亲自下令修筑的，他也是为抗日。1936年12月，杨虎城、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把蒋介石抓起来逼他抗日。事后，蒋介石抗日了。他曾经下过“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人（共产党党员）”的训令，要把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斩尽杀绝。十几万中央红军被他追杀，经过万里长征到达陕北，只剩下1万多人。即使这样，只要他抗日，共产党人不计前嫌，还支持他，尊他为委员长、中国的抗日领袖。红军受命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新编第四军，从此国共再次合作，共同把枪口对外，团结御外侮。
　　日军侵占华北后，国民党军节节败退。国都南京陷落，30万南京同胞惨死于日军屠刀下。中国沿海港口及铁路交通线都已失守。国民政府被迫迁都到大西南重庆，名为陪都。云南成为可靠大后方。当日本飞机对陪都重庆狂轰滥炸时，有人想着再迁都昆明，建立“陪陪都”。云南也自然成为取得国际援助的惟一对外通道。
　　除了抢建滇缅公路外，国民政府决定再修筑滇缅铁路。早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曾养甫（1898—1969）就意识到，如果沿海口岸不保，中国将失去外援，陷入危险境地。必须尽早铺设一条从西南与国际联系的通道。
　　曾养甫是广东人。1923年天津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矿冶系毕业，赴美留学深造，入匹兹堡大学研究院，获矿冶工程师学位。1925年初回国，志在实业救国。他主持制造出了大炮，跟外资沃尔沃合作造出了汽车，没汽油烧，就使用我国盛产的桐油。他到处修建公路、修水利工程。特别是他任浙江省建设厅厅长时，不仅组织修成了浙赣铁路，还发起兴建钱塘江大桥，重用天津北洋大学教授、桥梁专家茅以升，自行设计、建造，把下通火车、上驶汽车的钱塘江大桥建成了，人们在大桥上镌刻着他的大名。
　　1938年后，曾养甫任交通部部长兼军事工程委员会主任委员，兼滇缅铁路督办公署督办，同时修筑滇缅国际公路。人们称他为“中国土木水利（交通）建设之父”、“孙中山建国方略实践第一人”。
　　这时，国际通道要依赖滇缅铁路，才能负担繁重的运输任务。
　　为协商筑路事宜，国民政府于1941年9月，组织“中国友好访缅团”，任蒋梦麟为团长，曾养甫为副团长。经双方会商后，便动工勘测、修筑。
　　中缅边境属蛮荒地带，崇山峻岭，悬崖深谷，森林遍野，瘴气弥漫，施工人员爬山越岭，凿路架桥，工程艰巨。曾养甫不仅为督办，还风里来雨里去，亲率员工勘测施工，致使他得上严重的风湿病，左肢患上痼疾。
　　困难多，任务急，国家等着外援物资打日本鬼子！三四十万民工会聚到一起，抢筑滇缅铁路。像曾养甫这样的一批顶尖的铁路和桥梁专家、上海等内地来的大量专业学生、技术人员，数万之众，都满腔热情地参与了这项工程。
　　一代铁路巨擘杜镇远亲任滇缅铁路局局长兼总工程师。他聘用了一批一流的工程技术人员。如任副局长的张海平、任副局长兼副总工程师的王节尧、任工程局工务课正工程司的汪菊潜、任第一工程处副处长的陶述曾、继任滇缅铁路局局长的龚继成、总工程师室的副总工程师李耀祥、督办公署技术委员会委员汪禧成、设计课长林同炎，第三工程处工务课技术股主任雷从民、第三总段副工程司兼分段长石衡，此外还有朱葆芬、夏舜参、顾彀成、祝秦萱、周庸华、卢肇钧等。
　　这些工程技术人员几乎全是毕业于国内名牌大学并留学欧美的专攻土木工程或铁路建设的专门人才。如杜镇远、王节尧、汪菊潜、龚继成、石衡、林同炎等均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雷从民、卢肇钧毕业于清华大学，陶述曾毕业于北京大学，汪禧成毕业于交通大学，夏舜参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张海平毕业于普渡大学，朱葆芬毕业于康奈儿大学。对他们来说，这就是抗日救国的好战场，是报效国家、大显身手的好机会。
　　云南省政府和沿线滇西百姓，要出动三四十万劳力，供应三四十万人的吃粮，是一个颇为艰巨的任务。不仅如此，数万的工程技术人员和铁路民工，还要面临恶性疟疾的死亡威胁。1938年，滇缅铁路进入全面勘测设计，于1939年动工，路线由昆明起向西南延伸，起点在今昆明北站(当时称为昆明总站)，经安宁、楚雄、祥云、弥渡、南涧、云县、临沧、永德、镇康、耿马、过孟定，跨中缅边境到达缅甸北方重镇——腊戍，连通缅甸首都仰光。
　　滇缅铁路在云南境内全长886公里。东段由昆明至祥云县的清华洞，长410公里；西段由清华洞抵中缅边界，长470公里，全线为米轨，拟连通缅甸密支那铁路线上的腊戍站。为了抢时间，全线分段同时铺开施工。沿线地区征集筑路民工三四十万人，大兵团作战，人海战术，这时候就发明了。
　　云县境内，同时驻有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四个总工程段。线路走向由澜沧江东岸景东县境跨澜沧江，就是我看见的桥墩那里，入云县境（今漫湾电站大坝北侧），沿南汀河到总河口入耿马境。云县每一总段下设三个分段，民工分散驻于忙贵、棉花地、太平关、定喜、黑箐、大河口、毛家村、草皮街、长坡岭、小忙兔、头道水、羊头岩、勐赖坝等沿线。这都是我熟悉的地名。
　　1939年5月，云县境内当地和外派民工全部就位，当地政府与铁路施工总段配合在草皮街田坝搭起彩棚，举行隆重开工典礼。总段、分段长以及地方绅士、铁路管理员工、民工千多人参加开工典礼。云县是滇缅铁路过境最长的县份之一，1939年至1943年施工期间，沿途群众为勘测技术人员搬运各种测量仪器和建筑设施。铁路施工铺开后，云县第一期征工达15000人，征粮19600多担（折合80万公斤），各乡镇承担的认购粮1200担外，云县五区十三乡再酌量分配大米、杂粮150担，全县农户除本人全年所需食米外余数全部归公收购。
　　在征工方面，县政府专设机构颁布了征工的第十九号令，凡兄弟两人以上者，其一人替铁路机关做工，其一人服工役，不得借端规避。在征粮方面县政府采取了严厉措施，禁止民众煮酒，违者严处。全县还统一征调骡马300多匹，镇乡所辖每保制作布袋15对，以作运输物资专用。
　　滇缅铁路修筑期间，云县是疟疾流行的重点区域，为保障铁路施工人员的健康，加快工程进度，铁路局聘请了上海医学院热带病专家应元岳教授为医务顾问，美国派遣了一支“抗疟团”前来协助，“抗疟团”组成人员比较齐全。
　　中国派驻“抗疟团”配合工作的有贵阳医学院蚊媒专家孟庆华教授，上海医学院的唐家琛、陈又新等人，美籍团员中有北京协和医院公共卫生系教授一人，昆虫技师二人，公共卫生工程师一人，热带病医师数人。抗疟设备有显微镜、解剖镜、化验器材和捕蚊及饲养蚊幼的器皿，抗疟药品、运输工具等。
　　滇缅铁路西段成立的云县医院，当地疟疾患者可以优惠治疗。由于病发疟疾和肠胃体弱不支，加上生活供应困难，几个月内测量队员就死了很多人。由于蚊虫叮咬，疟瘴肆虐，又缺医少药，许多民工倒在工地上，疟疾传染很快，人还没有死就会被丢进了南汀河里。一个老人讲，他亲自看到一个病人一面叫喊：“我想活呢！我还想活呢！”就被丢进大河里了，讲这话时他老泪纵流，嘴角颤抖。
　　人们奋斗着，没有掘土机、凿石机、拖拉机等机械设备，民工们用肩挑手挖，一寸一寸地挖开大山、砍开毒蛇猛兽出没的原始森林，把铁路的路基一寸一寸地向这里延伸。这一带都是原始森林，山高路险野兽出没，瘴疠横行，蚊叮虫咬，第一批来的测量队员都是些技术人员，有些是上海的女大学生，她们和男人一样翻山越岭吃苦耐劳。滇缅铁路路基即将全线贯通、铺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