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14.皇帝的新衣 15.灾荒来了 16.春光初现

　　14.皇帝的新衣
　　破坏了官场的生态平衡，那就会断送一种生物链。
　　河东县委书记杨国忠这几天很忙，他要迎接省里吴浩书记的视察。回到办公室，他定了定神，回想还有没有疏漏的地方。县城城关公社已去了，自己外甥那个淮河公社也去了，就让吴书记视察这两个公社，半天时间，够他看的了。至于后勤接待那是县长的事，用不着自己操心。
　　他早已侦查清楚吴浩书记的底细，虽说县级干部见不上省委书记的面，但也得对他们了如指掌，这是政治。据说吴书记是湖南人，燕京大学上学时就参加了地下共产党，曾参加过1935年反日寇侵略的北平高校“一二•九”学生运动，1938年去了延安，解放后在湖南干地委书记，毛主席一句话调北京任哪个部部长。1957年，毛主席派他来北海任省委书记，因为北海省的干部都是土老帽，反右也不得力，便授权于他，可直接代表毛主席。想到这里，杨国忠既兴奋，又忐忑，因为吴书记的话可谓一言九鼎。
　　吴书记是响应毛主席“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来鲁州调研的。第一站是河西县，第二站就是杨国忠主政的河东县。这是1958年9月末的一天，下午两点，天高云淡，空气清新，吴书记的车队驶到两县交界处的淮河大桥上，杨国忠早已在此恭候多时。吴书记没下车，摇下车窗玻璃跟河西县委书记握手道别，鲁州地委书记下车挥挥手说：“你们回去吧，下面就是我和国忠的事了。”这话是跟河西县委书记说的。
　　官场上的礼仪是不成文的，然而却是严格的。省里领导下来，地委书记要全程陪同，跨县考察，两县主要领导成员要到“楚河汉界”去迎送。稍有差错，就可能酿成政治错误。
　　到达河东县委，稍事休息。吴书记喝口茶问：“你这书记姓名是哪几个字？”他事先问过，却不知怎么写。杨国忠急忙回答：“杨家将的杨，为国尽忠的国忠。”
　　吴书记一听哈哈大笑，说：“那你一定是精忠报国的忠臣了！”
　　杨国忠小心翼翼地回答：“不瞒您说，我从小就立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誓言，还望吴书记多多教诲！”
　　吴书记说：“好，我们共产党人都要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但他心里却想：杨国忠？……那可是杨贵妃的哥哥，唐明皇的宰相！凭借皇亲国戚的威风，篡权乱纲，导致安史之乱，把个好端端的“开元盛世”的中唐推向了没落，那可是个大奸臣啊！
　　根据事先安排，首先参观城关公社。车队行进在县城大街上，高音喇叭里传出高亢的歌声——
　　——五八年那个呼嗨，大跃进那个呼嗨，跃进的歌声西里里里，刷拉拉拉，呼噜噜噜嗨，震天响那个呼嗨。
　　——戴花要戴大红花啊，骑马要骑千里马啊；唱歌要唱跃进歌哎，听话要听党的话。
　　——公社是棵常青藤，社员都是那个藤上的瓜哎。瓜儿连着藤，藤儿连着瓜啊，藤儿越肥瓜越甜，藤儿越壮瓜越大啊啊……
　　吴书记坐在车里，听着嘹亮的歌声，很是兴奋。眼睛扫视街道两旁，只见两面的墙壁上到处都是标语：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大干快上，一天等于二十年！十五年赶美超英！苦战三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
　　吴书记越看越高兴，赶忙让车队放慢速度，他发现几幅漫画很有意思：四个人抬着一颗大白菜、高大的玉米直插云霄、一头肥猪比旁边的大象还大、一个地瓜像一个冬瓜那么大、一块麦田的麦穗上躺着一个小学生。
　　吴书记想起来，这最后一幅是《人民日报》发的照片嘛，那里小孩是坐在麦穗上，说明小麦的确高产。这里是小孩侧躺，还向大家招手哩！他想，这幅画很有创意啊！但他哪里知道，《人民日报》照片上那个小孩其实是坐在板凳上，用麦穗完全遮住板凳——那纯粹是个人为编造的天大的笑话呢！
　　汽车到达城关公社，张国忠指着一排猪舍说，这里养着能长1000斤的卫星猪，只要把猪的甲状腺割了，让他吃增肥剂，半年就能长到1000斤。吴书记一听很高兴，马上招呼记者说：“这个可登报宣传推广，以后老百姓吃肉就不困难了。”
　　吴书记又来到公社的粮库，只见麦子囤、玉米囤、高粱囤、大豆囤整齐排列着好几个，就问国忠：“你们今年能收多少粮食？”
　　国忠说：“现在还没完全搞清楚，不过可以这样算，俺县人均4亩地，每亩地春秋两季总共能收5000斤粮食，每人平均有2万斤粮。”
　　吴书记一听，眼睛立即就大了一号：“啊呀，这么多！每人2万斤那怎么吃得了？”
　　“我们上交公粮后还能剩一半，就去换机器，搞工业！”国忠说。
　　吴书记说：“这还真是个问题呢，每人一年吃800斤就足够了，全国都是大丰收，换机器收那么多粮食，城市也吃不了啊！——我看你们可以一天吃五顿饭，敞开肚皮使劲吃。还可以用粮食做酒，让农民每天喝上二两，尝尝地主老财的滋味！”
　　“是啊，老百姓过上好日子，那是托共产党的福啊！”国忠借坡上崖，不忘赞美共产党。
　　吴书记说：“你们可以实行土地轮换，种一半留一半，社员可以半天干活，半天学文化。办中学、大学，搞文化娱乐活动。”
　　杨国忠说：“省里文件要求文化大跃进，我们正落实呢，要不要去看看我们的大学？”
　　吴书记连忙说：“看，看，快带我去！”
　　就这样，车队撒下一路烟尘，向淮河公社驶去。
　　这一路上，只见彩旗招展，热火朝天，到处都是深挖地、种小麦的人海，还不时听到高音喇叭的广播声。吴书记听到一句：谁英雄，谁好汉，试验田上比比看。破迷信，驱鬼神，誓把卫星送上天。
　　吴书记连声叫好。汽车跑了一段，又听到一句：大跃进，歌声响，男女老少一齐忙。白天点着太阳干，夜晚干活点月亮。夜以继日不停歇，誓夺亩产万斤粮。
　　吴书记又是一阵叫好。坐在吴书记车子副驾驶上的杨国忠，看到吴书记满脸的喜悦，心中暗自高兴，一直为这两个公社的准备充分叫好，尤其称赞他那外甥陈彪：“这小子，你别说，今天这事办得还真漂亮！”
　　十多分钟后，大队人马就来到了淮河公社。公社书记陈彪急忙跑上前，抢先拉开吴书记的车门，用手挡着车门上沿，欢迎吴书记下车。
　　吴书记喜洋洋地说，不听汇报了，直接看看你们的钢铁厂和大学吧。
　　淮河镇上有一个大钢铁厂，这是县里办的。因县城有个第一钢铁厂，镇里这个叫河东县第二钢铁厂。吴书记远远望去，只见几根十几米高的大烟筒冒出滚滚浓烟，随风飘出老远，就说：“不进去了，咱们大炼钢铁是土洋结合、大中小规模并举，这些大厂我见过很多，重点看看你们的土钢厂吧。”于是又上车，向太行村驶去，只五分钟就到了。
　　太行村的跃进钢铁厂是全公社各村最好的，但因炼出的都是铁渣子，张恩柱大队长早就下令停工了。公社书记陈彪接到舅舅杨国忠通知，说省委书记要来视察就急令开工，并从大厂运来一些炼好的铁块“张冠李戴”。吴书记看了一会，半信半疑，也没表态，就说要看大学。
　　一行人很快就来到挂有“中国晨鸣大学”牌子的太行村小学，在张恩柱等三位正副校长的引领下首先来到学校办公室，只见墙上贴着大学领导班子介绍、教授介绍、专业介绍、各班人数介绍等等。看完以后又看教室，只见挂有中文系教室牌子的后墙上贴着学生的“赛诗会”。吴书记走近一看，心中“咯噔”一下，“这些中文系学生水平不低啊！怪不得能上省报宣传呢！”赛诗栏里有这样一些诗句：东风吹，捷报传，跃进歌声冲九天。六亿人民挥挥手，地动山摇星星颤。天大力量何处来，只因有了总路线。
　　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喊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
　　我们大家有志气，点着灯笼把山劈；不管石头有多硬，铁山也要挖过去。
　　积肥修渠除四害，又翻土地又炼钢；酷暑严寒全不怕，笑容洒在汗脸上。
　　深耕细作产量高，一颗玉米穿云霄；顺着梯子爬上去，半月才到玉米腰。
　　麦粒赛玉米，黄豆像地瓜。花生像茄子，茄子赛冬瓜。
　　树皮变棉花，稻草纺成纱。不用一亩田，布匹进万家。
　　九月菊花透心黄，人民公社是天堂。食堂饭菜喷喷香，社员心里喜洋洋。
　　总路线，大跃进，红旗插在人心里。一颗红心献给党，永远跟着毛主席。
　　粮食卫星飞上天，钢铁元帅升了帐。三面红旗迎风展，一天等于二十年。六亿人民齐奋战，赶美超英在眼前。
　　吴书记看完以后，哈哈大笑，连连说：“好啊，不错不错！没想到你们的学生能写出这么好的诗歌，真是了不起，了不起！”
　　陈彪赶忙上前说：“我们县委杨书记一贯重视文化建设，中央文化部和省委号召我们，生产大跃进与文化大跃进齐头并进，我们就积极响应，请吴书记多多指导！”
　　吴书记说：“里面有几首诗，似曾相识，比如第二首，好像在《人民日报》上看到过。”陈彪一下紧张起来，还没想出应对之词呢，就听吴书记又说，“没想到，作者是你们的学生啊！”说完又是一阵爽朗的哈哈大笑。陈彪一下放下心来，偷偷擦了擦额上的汗珠。
　　其实，那些所谓的革命浪漫主义诗歌，就是些说大话吹牛皮的顺口溜，就是看谁吹得大吹得狠。1958年到处都能见到听到，一抓一大把，而且多数不知何人所作。张经晨校长是个文学才子，接到陈彪书记迎接视察的任务，他想，借此来个恶作剧倒是挺有意思，于是就假戏真做，没费什么劲就搜集、布置了这一切，着实戏谑、调侃了一番。看到省委书记和陈彪的表情，心中倒像是夏天吃冰棍，两个字——痛快！
　　吴浩书记结束了河东县一下午的视察，打道回府了。表面上看，他对底下很满意，其实不然。他是省委书记，不是三岁孩童，哪会像傻子一样，看不出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呢！但是，他不能戳穿。就像报纸上放的那些亩产几万斤的高产卫星，哪个省级领导真的相信呢！
　　吴书记是高级干部，几十年的官场历练让他懂得，什么叫心照不宣！什么叫雾里看花！什么叫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他跟大多数官员一样，相信维持一种平衡，对谁都有利；相反，破坏了官场的生态平衡，那就会断送一种生物链。
　　就这样，丹麦寓言“皇帝的新衣”在1958年的中国上演了——“那个皇帝根本就没穿衣服！”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一语道破天机。大人们立即大惊失色，呵斥道：“胡说!那是皇帝的新衣，愚蠢的人是看不见的！”然而，究竟是谁愚蠢呢？人人心知肚明。
　　可是，这样的故事生命力颇强，多年以后仍未绝迹，涛声依旧。正如一首歌里唱的：天上有个太阳，水中有个月亮，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噢，哪个更圆，哪个更亮，噢噢噢噢噢噢噢！……
　　
　　15.灾荒来了
　　
　　千村霹雳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1959年9月，14岁的一凡经过一年的炼钢、挖地、捡粪等劳动，没上几天课就进入了初中二年级。
　　国庆节后的一天，他在政治老师王产元的宿舍里，看到一份学习材料。上面说：“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于1959年7月22日至8月16日在江西庐山召开。会议一致认为，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总路线运动，成绩是巨大的。尽管群众运动也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但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不容任何人怀疑和污蔑。会议一致认为，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是一个有组织有计划的反党集团，对于他们攻击三面红旗的错误，应予彻底批判。今后不是反左，而是继续反右，要把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进一步推向前进。”
　　张一凡是个对政治课很感兴趣的学生，王老师很喜欢他。见他看完后紧皱眉头，就问：“你皱眉头干啥？”
　　张一凡不解地问：“彭德怀是我们的大元帅、国防部长，共和国的大功臣，他怎么会反党呢？”
　　王老师连忙示意他小点声，并关上窗子说：“千万别乱说，咱们学校有几个老师就是说了你说的话，被批为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叫屈，已被打成右倾分子了！”
　　“右倾就是右派吧？”张一凡想起五七年被打成右派的大叔被下放劳动改造的情形。
　　“右派是反革命，右倾不是右派，但离右派不远，毛主席说，只差50米。”王老师声音很凄凉。
　　张一凡倒抽一口冷气，想起两年前的一件事情——
　　一凡的堂叔亦即爷爷的亲侄子张经光，是太行村的第一个大学生，1955年毕业于天津大学动力系，因其学习优异，被分配到石油部北京建筑设计院。这是一个从不关心政治，少言寡语，谨小慎微的技术型专家，但照样难辞政治的拜访。
　　在1957年夏天的反右斗争中，他和一些不问政治的人一直默默无语，领导和积极分子一再号召每个人都要向党交心，提出“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要帮助党整风，克服官僚主义”。他们还把一首歌写在墙报上：把我们的心交给党，就像那葵花向太阳。把我们的心交给党，勇敢又坚强。争取又红又专，做革命的好儿郎，快马加鞭，乘风破浪，奔向那光明的前方。终于经不住引诱，又不会撒谎，他说了两句话。一句是：“家乡搞合作化，有些人不太自愿，也被强迫加入了。希望以后克服干部的官僚作风和命令主义。”另一句是：“毛主席谦虚地说，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咱们青年人更要天天学习，不断攀登科学高峰。”
　　几天后，他们设计院按照上级规定的10%的比例，打了20多个右派，他也“光荣”入选。批判会上，领导自豪地说，这叫“引蛇出洞”，说他第一句话是攻击社会主义康庄大道，攻击共产党。第二句话是攻击毛主席不如刘少奇。典型的右派言论！
　　两个月后，这20多个人和石油部其他单位共计80多个右派，统统被送到黑龙江北大荒农场劳动改造去了。这一年全国共抓出数十万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基本控制在10%的要求之内。中央说，政策掌握得很好，因为基本没有突破预先划定的框框，团结了90%以上的广大革命群众。
　　张一凡正想他大叔的事呢，王老师突然说：“一凡，我以后恐怕不能给你们上课了！以后你要少说话，少管闲事，一心学习，将来要上高中、上大学，要为国尽力！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才！”
　　张一凡睁大眼睛，看着王老师：“怎么？你也出事了？”
　　王老师默默地点点头。
　　原来，王老师联合五名老师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反映1958年以来河东县的浮夸造假问题，可这些书生们哪里知道，全县的邮局早已被公安监控，一看是发往中央的信就截住了。由于是真实署名，县委杨国忠书记不费吹灰之力，就破获了这个“反革命集团——淮河二中六君子”。
　　张一凡问：“老师，你们都写了些什么呢？”
　　王老师从抽屉找出那封信的底稿，一凡看了一遍说：“这写的都是真实情况啊！怎么就是反革命了呢？”
　　王老师凄凉地摇摇头说：“咱们国家出现了不正常的情况，下情不能上达，有人蒙蔽视听，底下都饿死人了，还在那大吹莺歌燕舞，大赞歌舞升平，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
　　张一凡重新打量着老师，只见王产元老师只有40来岁，却已鬓发斑白，骨瘦如柴；不高的个子佝偻着，两眼呆滞，目光黯淡，就像冬天里的一棵枯树，凄凉地任风吹打，既无助，又无奈。
　　一凡问：“那以后您会到那里去呢？”
　　“家在农村的老伴已饿死了，两个十几岁的儿子我让他们逃荒去了东北大山里，投奔我弟弟，我也无牵无挂，到农场好好改造吧！要是命大，说不定能平反，还能回来，赶不上那一天，死哪里都一样，到处都在死人，到阎王爷那里也不多我一个！听天由命吧！”老师的眼里已流不出泪。
　　但张一凡哭了，哭出了眼泪。
　　老师摸着一凡的头说：“别哭，孩子，你还小，要挺住，一定要活下去！”
　　张一凡点点头。
　　老师又说：“有个诗人说过，冬天已经来到，春天还会远吗？你要牢牢记住。”
　　张一凡永远记住了这句诗——英国大作家雪莱的话。每当遇到困难时，他就想起老师赠送的这句诗，他闯过来了。可他的老师却没有回来，永远留在了劳改农场的地下，直到多年后平反，他的遗骨才被儿子请回到他该去的地方。
　　1960年，张一凡班的30多个同学都去要饭逃命了，只剩下20来个人没有离校，老师上课也不正常，处于半停课状态。一凡回村去公共食堂带干粮，已经没有一年前可带的玉米饼子和地瓜了，只有地瓜叶菜团子。但食堂饭厅墙上的对联依然模糊可见：
　　鼓足干劲生产，放开肚皮吃饭。横批：共产主义好。左边一首诗是：
　　社员吃饭到食堂，饭菜多样味美香；集体生活就是好，幸福不忘共产党。
　　右边一首诗是：
　　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群众吃饭不要钱，感谢伟大共产党。
　　张一凡走出屋子，见屋外的墙上不知什么时候多出了几首新诗：一进食堂门，稀粥一大盆。勺子搅三搅，浪涛打死人。吃饭钟声响，跑步进食堂。一人两碗粥，波涛浪打浪。喝得肚子胀，尿尿有力量。一会一大泡，瞬间全尿光。
　　张一凡已笑不出来，问：“怎么一年时间就无粮可吃了呢？”
　　做饭的大婶抹一把眼泪说：“去年秋粮没收，都去炼钢了，没人收，全烂在地里了。上级又号召放开肚皮吃，浪费的粮食没数。接着又按吹出来的高产征收公粮，哪里还有咱老百姓的口粮啊！”
　　张一凡问：“那为啥还不解散食堂？现在这样既浪费，又不方便。尤其是老人和孩子，饭菜领到家就凉了。”
　　大婶说：“村长已提了八百次了，公社那个陈彪子书记说，吃公共食堂是毛主席定的，谁撤销，谁就是反对毛主席，谁就是反革命！”
　　张一凡默默地回到家，家里只剩下母亲和四岁的四弟。
　　父亲和二姑为了有一天一斤粮食吃，去了修水库的工地出大力。爷爷、大姑、二弟、三弟以及当小学校长的四叔，分两批去了东北，投奔在大兴安岭林区干森林警察的三叔。在那里开荒种地，这才保住性命，活了下来。
　　张一凡见母亲已饿得全身浮肿，手腕和小腿的肌肉一按一个坑，走路都困难了。四弟骨瘦如柴，只剩一个大脑袋上两只转动的眼珠，在证明他还活着。
　　母亲说：“咱村幸亏有个好村长大个柱硬顶着，藏起了一点粮食，没饿死很多人。你大舅那个盘石村，那个挨千刀的村长刘大胆，吹上了天，粮食全交了公粮，连颗种子也没留；既没吃的，也没烧的，房子都拆了檩条烧火做饭，全村已饿死一半人了。”
　　张一凡去过舅舅家，全家几个人都已是奄奄一息。村里的年轻人最不禁饿，走几步就倒下起不来了，人死了都没人抬，骨瘦如柴的人们连一个死人也抬不动了。能走的都逃走了，剩下的人已不多，到处是墙倒屋塌，茅草半人高。那真是“千村霹雳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一凡默念着毛主席的诗，心在流血。
　　一凡抱起母亲号啕大哭说：“我们同学都去讨饭了，我也不上学了，我带你去讨饭吧！”
　　母亲说：“你傻啊，你们学校每月还有13斤粮食补助，不上学，到哪里去搞这13斤粮食啊？再说，逃荒要饭要到公社开证明，没有证明都被当盲流抓起来，不是打死就是饿死。”
　　一凡没有出去，却迎来城市来的一批逃荒者。
　　1960年冬天，滨海市来了一帮子人——20多个工厂工人，带队的厂长是一凡堂二叔、右派张经光的弟弟张经全。他们在雪地里捡烂白菜帮子、残留的烂地瓜，到处挖老鼠洞找粮食，寻找一切能吃的东西。同时将从城市带来的生活用品换成粮食，一条毛毯只换10斤地瓜干，一块手表只要15斤瓜干。张经运用5斤地瓜干就换了一件雨衣和一双雨靴子。
　　多年后，官方公布，1959~1961年全国非正常死亡2150万人，也有资料说饿死4000万或5000万。究竟多少已不太重要了，重要的是，如何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啊！张一凡陷入了深深的思索。
　　
　　16.春光初现
　　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
　　1961年的九九重阳节，张一凡16岁生日时，已进入河东二中的高一。他在新换的日记本上，抄下毛主席的一首词：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
　　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其用意是，一方面庆祝自己“今又重阳”生日，另一方面更为庆祝国内已经出现“胜似春光”的万物复苏的好形势。生日这天晚上，他浮想联翩，夜不能寐，竟失眠了。
　　自1958年进入初一，三年了，他亲眼目睹了中华民族由热火朝天、轰轰烈烈到急剧衰退、冷冷清清的过程。他在回忆，那一件件、一桩桩令人心碎的人和事；他在思考，是什么原因导致了1959~1961年的“三年困难期”？天灾还是人祸？抑或二者兼而有之？
　　黑暗中，同学已经熟睡，张一凡两只眼睛呆呆地望着寝室的天花板，脑海中像电影一般闪过一个又一个镜头：
　　镜头一：前年冬天，同学志华爹张经运，被公社书记陈彪派人拉到公社批斗，罗列的所谓“罪行”是：第一，用5斤地瓜干换了一件雨衣和一双雨靴，这是典型的投机倒把，支持资本主义的集市贸易，企图破坏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第二，1956年反对合作化，经动员刚加入合作社半年，就拉走了自己的牛和骡子，坚决退社。为此影响其他人退社，差一点搞垮刚刚建立的合作社，是个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
　　镜头二：同期，从滨海市带队回来“生产自救”的二叔经全，被污蔑贩卖毛毯、手表等生活用品，长途贩运搞投机倒把，被公社彪子书记的“打手队”赶走。幸亏他是厂长，有些身份，否则会被扣留，没收财物。
　　镜头三：去年初，副县长马志宏被革职回到原来的学校，当一名普通教师。他原来是二中校长，由县教育局长岗位提副县长才两年，因反对县委杨国忠的弄虚作假、草菅人命，而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小彭德怀”。
　　镜头四：去年春季，省里赵天民副省长被撤职，下放到老家河东县搞所谓“调研工作”。原因是向中央反映北海省大面积饥荒、饿死人的真情，被省委吴浩书记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在北齐省的爪牙。
　　镜头五：……
　　镜头六：……
　　想到这里，张一凡气愤地骂了一声，由于骂声挺大，竟把睡在大通铺上身边的同学惊醒了。同学问他半夜三更骂谁呢？他说：“说梦话呢，梦见一个妖怪在折磨好人。”说着，翻了一个身，奇怪的是，心情竟骤然亮堂起来。因为往后的回忆都是风云突变，好事连连。
　　今年春节期间，张经光大叔从北京回来过年，带来一大把令人振奋的消息：
　　消息一：根据中央指示，自己的右派帽子已被内部摘掉，石油部在黑龙江北大荒劳改的80多名右派，大部分已内部平反，他们这些专业技术干部已被派往黑龙江大庆油田搞大庆会战去了。据说是石油部长余秋里打报告向中央“借调”的。当然，管干部的那个中央组织部门也知道，这种“借”是借口的借，不是借东西的借，肉包子打狗——那是有去无回！双方谁都有数，只是心照不宣罢了。
　　消息二：去年10月，中央发现北海省弄虚作假、饿死人的真实情况，立即撤销了省委吴浩书记的职务，急令南面邻省的南宛省曾庆胜书记兼任。但刚过半年，1961年4月，中央发现南宛省饿死人更多，竟达400万，主要领导欺上瞒下、浮夸更严重，遂撤销曾庆胜两省书记职务，并恢复北海省赵天民的副省长职务，不久调北京任教育部副部长。
　　消息三：中央召开了重要会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压缩了经济指标，并决定把大跃进以来的错误纠正过来，提出了“头脑降温”的口号。
　　一凡一遍又一遍地“咀嚼”这些好消息，好像要把它嚼碎，全部吞到肚子了，不能让它跑掉半点。突然，他眼前出现一片广阔的绿色原野，淮河水解冻了，太行山的树木发芽了，原野上的野花开放了，大地一片翠绿，到处充满生机。张一凡和他的同学们在原野上那个跑啊，跳啊，高声欢呼春天的降临！
　　突然一阵铃声响起，张一凡睁开了眼：“啊，这是起床铃啊！”同学们都在穿衣服，张一凡这才知道刚才是在做梦啊！
　　尽管一晚上没怎么睡觉，张一凡一早起来有点头疼，但却很愉快，急匆匆就赶去教室上课了。这是高中一年级的政治课。老师在黑板上写下一行大字：
　　树立信心，战胜困难，夺取1961年的伟大胜利！
　　教政治课的老师高培仙是原校长马志宏的爱人，马志宏副县长被撤职回到二中，她也跟随丈夫从县城一中重回二中。看到这位40来岁的高中政治老师，张一凡立即想起初中政治老师王产元，不禁暗暗伤心，潸然泪下——因为他敬重的敢说真话的这位正直老师，没有回来。据说，去劳改农场后就患了肝炎、水肿，再加上监狱中的繁重劳动，很快就累、饿、病三面夹击，死在了农场里。张一凡在心里默默地悼念老师，希望他在天堂不再受苦。
　　高老师写下的是人民日报社论题目，这一节课就是学习这篇社论。
　　社论在分析造成三年经济困难的原因时说：一是自然灾害严重；二是苏修背信弃义，趁火打劫；三是局部地区干部指挥失误。高老师的讲读没有人反对，但张一凡却不大相信。因为这三年自然灾害并不严重，到处都在饿死人，张一凡认为完全是政策造成的。但他也只是心里这样想，没有能力去反驳社论。
　　学校的生产自救早就开始了，在上级“树立信心，战胜困难”的号召下，第二中学的400米体育场、篮球场、排球场等一切土地，都种上了蔬菜，果树刨掉种上了庄稼。张一凡和同学们中午能吃到一碗稀溜溜的白菜汤了，那个高兴劲就别提了！
　　1962年春节刚过，太行大队大队长张恩柱兴冲冲地传达了上级报告，说1962年1月，中央召开了省地县三级干部“七千人大会”，毛主席带头作了检查，批评自己“头脑发热”，并形象地说“白天出气，晚上看戏，出够了气，回去把被逼抬高的指标压下来”。要压缩重工业，提高轻工业，把农业搞上去，把改善人民生活放到重要位置。
　　听完传达，很多人都留下了激动的眼泪。
　　就在这时，张经光从北京来信说，北京市民每月能凭票买到半斤豆油了。还说，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宣布，不能再把知识分子叫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直“改造”下去了。在石油部大会上，说到这里，陈毅还向大家鞠了个躬，向被冤枉的人们致歉，底下哭声一片，两个小时的会议，响起30多次掌声。
　　张一凡看完这封信，立即带到中学送给高培仙老师看，她和丈夫以及那些被打成右派、右倾、反革命、坏分子的老师，个个哭成了泪人！
　　1962年春天，恩柱队长宣布上级最新精神——家庭可以养猪、种菜，房前屋后可以种树，每家一分自留地，可以种粮食。上级的政策，他总是用足、用全，决不打一丝折扣。以前，这些都被当成资本主义，扫个净光了。只一年光景，太行村又重现生机，逃荒的人们从外地回来了，在死亡线上挣扎的老百姓终于活了过来。
　　淮河镇的集市贸易开始恢复，原来那些带着红袖章专抓“投机倒把”、专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公社“打手队”不见了，但交易的商品却少之又少。国营饭店推出了“高价饭菜”，一个粗面馍馍卖到5元钱。国营商店的一斤点心卖到20元，饼干论片卖，一片2元。而那时一般职工的工资也就30多元。据说这是为了回笼货币。因为三年困难，有钱也买不到东西，物价已涨到九霄云外去了，纸币几乎成了废纸。
　　1962年，一凡在重阳节生日时已升入高二，他在日记本上又抄下毛泽东的一首词《重上井冈山》：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换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一凡想，虽说还未完全换新颜，但只要总结教训，重寻思路，敢于登攀，就会攀上九霄云天。他默默地祝愿，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走下去，不要停止，不要拐弯，也不要左顾右盼，更不要再折腾。
　　但是，九曲黄河十八道弯，唐僧取经要经过九九八十一道坎，张一凡的祈祷并未应验，仅仅过了四年——1966年，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又来了。这场政治风暴影响之猛，破坏之大，可谓前所未有，永远载入了中国的编年史，成为后世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