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第五章 寸土必争，寸土必得

　　共同勘界委员会成立了。中方派出的主任委员是梁宇皋、助理委员尹明德，秘书主任李丽莹。英方首席委员马来规（J.GIague）、助理委员格乐思（E.S.G.rose）、秘书主任陶乐尔（StarkToller）。
　　瑞士陆军上校伊斯林（CoI.FIselen）为中立委员会委员长。
　　梁宇皋（1888—1963）出生于马来西亚。曾经与表妹、南洋巨富陈耕基的女儿陈璧君恋爱，因为陈璧君又爱慕上汪精卫，梁宇皋不得不放下了陈璧君。1906年，梁宇皋加入新加坡的同盟会。担任勘界主任委员前，任中华铁道部行政专员。
　　双方所确定的委员会职权及任务是：会勘工作以《中英滇缅北京续约》（“十九条”）为据，对未定界有关部分所规定之界线，实地查明，并绘于地图上。委员会在解释各方政府向未获得同一解释的约文时，对于上述约文各段所规定及指明的各交点、分水岭、各处地名等，应予以相当之考虑。如果对于约定界线应作局部修改的各项问题，委员会应根据实地视察情况，报告各关系政府，留待考量。中英两方委员，如认为必要时，得将个人见解，提供各关系政府考量。
　　中英共同勘界委员会组成后，经过一段时间准备，第二次勘界开始了。
　　必须明白：这是一趟苦差。跟30多年前刘万胜、陈灿和司各特第一次会勘一样，交通还是那样不便，那边还是瘴疠之地。
　　当时，中方人员去那段未定边界，有三条路线可走，一条是从昆明经思茅绕过去，一条是从昆明经保山转回来。都得绕！通常走法，是从昆明经楚雄、祥云向南拐，经南涧，过澜沧江铁索吊桥景云桥，经临沧抵沧源。
　　我当兵去佤山，就是走的澜沧江这条路线，不过，我已经有幸乘汽车了。
　　当时，地质调查所派出的云南调查团正在云南考察生物，外交部要他们先赴班洪地区调查。
　　据参加第二次会勘工作的方国瑜记述：
　　中方委员和部分工作人员于1935年10月30日，由昆明启程，汽车只通到禄丰，然后舆马劳顿，日行不过数十里，11月28日才抵达孟定土司境内。在孟定歇了一天，向东走，赶到班洪见到地质调查组，这已花了30天，整整一个月啊！
　　12月6日，按照约定，中英双方勘界人员和中立委员在户算寨相会，边境各部落头目也云集于此，集体会商数次，双方举出人证物证，并一起上界勘察。（详见方国瑜《滇西边区考察记》）
　　我们暂且不说在现场勘察多么艰难，寸土必争、寸土不让是多么劳心费神，只需略知这往返征途，就足见当年双方勘界人员何等劳苦！谁不信，请谁去复制一下，体验体验。更不用说双方人员都只怕少争一寸土，多失一寸土，心理重负更不好消受。不管耗多长时间，上去了，勘定不好，就难以下来。
　　这第二次会勘，跟第一次会勘一样不好干。主要是以佤族为主的边民和他们的头人得知，英方还是顽固地、无情地坚持要以司各特画的“红线”定界。这哪行？
　　如前所说，“红线”不仅仅把一座银山金山划到缅甸那边，更无法接受的是将把佤族分裂成两部分，一半留中国，一半留缅甸。更受不了的是，班洪部落也被分割，正如胡忠华所说，这如同把一个人劈成两半，能行吗？
　　有时候，保家护园比卫国守土的利益关系更实际更贴切，所爆发出的力量更威猛更具有摧毁性。据胡忠华说，他哥哥胡忠汉已世袭班洪王，在部落和邻近各部落中威望蛮高，一呼百应。当勘界人员来到班洪地段查勘一处分水岭时，和第一次勘界一样，胡忠汉率领部落好汉们，不承认“红线”，不准以“红线”为界立桩。
　　中方勘界委员梁宇皋、尹明德被逼得速上电请示：查勘分水岭，班洪土司坚决抗英。英方决心派兵随护测员。职既需保卫友官，更当抚边，请电示应付办法。
　　梁宇皋、尹明德也不愿以“红线”为准画线，要抗住英方的无理要求也不容易。
　　这次随护勘界的是英方军人，是一群傲慢与偏见畸重、自信比别人高一等的人。他们由缅甸的腊戍经滚弄到达这段未定界交通比较方便，并且在炉房矿区驻有军队。我举几个小例子，且看英方在勘界中为了多争一寸土如何做手脚。
　　中、英双方代表及国联中立委员等来到澜沧县的梭勐坝。会谈前夕，有小股英军及地方人员窜入孔明山偷拍照片，绘制地图，进行地形侦察活动。
　　当地中方官员张石庵（1896—1970），时为第七区代理区长，作为地方代表参加勘界会议。他向英方办事处发出警告：如果下次再有类似情况发生，民众有权当作入侵者当场捕获或击毙，后果自负。
　　英方为了达到卑劣目的，把南卡江那边的界石偷移至孔明山脚，一面中文，一面英文字样，设此伪证，妄图在谈判桌上将其作为不可辩论的有力证据。
　　张石庵获悉后，立即命人悄悄地把那块界石移过南卡江栽回原位。
　　在谈判桌上，英方扬扬得意，以此碑为据，力争滇缅临时界是孔明山，乃是中英双方第一次界务交涉时已商定，要求双方派员亲临查验。
　　英方哪里料到界石已回到原位了，结果弄得洋人摇头叹息、哑口无言。
　　英方偷移界石的小动作出丑后，又出一招，把西盟土司送给他们的大银把长刀和拉祜族背袋摆放谈判桌上，说这是第一次勘界时，西盟土司已承认归顺英方的物证，这两件证物可比界石更重要。
　　张石庵马上请人去西盟，用轿子把西盟土司的一位老太太亲戚抬到勐梭(老人年迈行走困难)，在一次会谈时，舒老太太说：长刀主人西盟土司和她是亲戚，凡决定地方大事，她家都要参与商定。英代表所述西盟土司承认归顺洋人，把西盟归属缅地纯属捏造。洋人确实想引诱土司归顺他们，但土司始终未从。说到银把长刀和背袋，那是洋人几次送厚礼，企图拉拢大土司，而大土司出于礼貌关系，送给洋人的一点回礼。今天洋人拿这两件东西来当大土司曾答应归顺洋人的证据和信物，这是骗赖，这种信物和证据不值一文铜钱。洋人以为大土司已死，死无对证，但我们还活着，是骗不了的。
　　舒老太太有力的回击，使英人又一次狼狈不堪。
　　会谈中，英方不断使出各种伎俩。有天夜里，英军和印缅殖民军一部分偷偷离开勐梭。次日中午，这些军人又招摇过市，全副武装回到勐梭。他们就是让人们发生错觉，英军不断派兵增援，恫吓边民，也向中国各级官员施加压力。张石庵和边民都识破了他们的小把戏。
　　英人也以小恩小惠收买败类设立伪证，偷移界石等事，多处地方出现过。
　　英人在谈判桌上骄横跋扈，巧舌如簧，强词夺理，中方委员梁宇皋、尹明德总处在被动地位，会谈趋势显然对中方不利。
　　张石庵等人心急如焚，与爱国进步青年尹溯涛、李晓村商议，联合出席会议的地方人士，串联全县各界人士联名向国联代表伊斯林上校呈交《抗议书》，说明界务史实真相，抗议英方企图侵吞中国领土的野心和行为。请伊斯林上校将《抗议书》原文电告国联，务请国联主持公正。
　　接着，张石庵又与尹溯涛、李晓村刻印了《快邮代电》几百份，投书国民党中央及各部、院、各省政府及大专院、校、各报馆、社团。《抗议书》和《快邮代电》上署名的除第七区代理区长张石庵以外，还有七区各乡乡长，西盟各土司、代办、民族头人，民众代表及澜沧县各界士绅等200余人。
　　上书坚决要求以滚弄江（即萨尔温江）画线。特别指出要将十二召花划归中国。十二召花处于佤山中心地区的公明山以西，萨尔温江以东地区的十二个佤族部落，如公鸡、官中、龙夸、蛮国、敢色、塔田等部落。如按“红线”画界，这些部落全入缅甸。鉴于英方野心无厌，我务必齐心合力保边疆而挽主权。
　　上书曰：如果因中方允许英军入境，用武力恐吓，金钱诱惑，将来十二召花划归英方时，必要中方委员负责挽回！
　　中方勘界委员梁宇皋、尹明德肩上压力多大啊！
　　张石庵说通了当地县官，决定组织全区各族群众，在勐梭欢度春节，向会勘大员们拜年，举行勘界委员与地方军、政人员和各族民众参加的一个盛大的联欢会。其意是请双方勘界委员们感受民心民意，进一步向他们加压，也是给中方委员打气、助威。
　　大年初四这一天，1.5万多名各族群众，肩扛土枪，身背长刀，手提大弩、长矛，敲锣打鼓，吹着芦笙小号，手持国旗、彩色横直幅标语，按各民族习俗，载歌载舞，从四方八方拥入会场。勐梭坝顿时人山人海，土枪土炮轰隆，锣鼓号声震耳欲聋，各族群众边唱边呼口号，“洋嘎啦滚出去!滚过南卡江，再滚到萨尔温江那边去!这里历来是中国土地，还来勘什么界？”
　　一时间，口号声、歌声此起彼伏，拜年的联欢会变成了声讨英帝国主义侵略者的集会，成了卫国保土、护家守园的誓师大会。
　　面对如此壮观热烈的人民群众要求捍卫祖国领土，反对英帝国主义侵略的场面，爱国人士无不深受感动。英方委员眼看“联欢会”的情景，惊惶退席，返回营地急令英军处于临战状态。国联代表伊斯林上校，坚持参加大会，并接受群众拜年，他似乎看清了中国边民的力量及团结保土的信心。
　　这次隆重集会，各民族有史以来第一次暂时忘却了民族隔阂和相互戒备，在反帝保国的共同目标下，欢聚在一起，是边疆地区自古以来都没有过的。
　　联合勘察人员上界数十日，营地先后迁驻炉房、刚猛（班洪附近）、勐角、勐董、拉坝、老厂等地。深山老林、跋山涉水，吃住困难。人人都艰苦劳作。
　　12月27日再奔耿马，1936年1月3日到达，召集绍兴、绍帕等部落头目，发安民告示。然后转到勐岗，共同勘界委员会已全迁于此。
　　16日，自勐岗出发，次日抵勐角，26日到达勐董（今沧源佤族自治县县城）。
　　3月13日离开勐董，26日至募乃银厂。共同勘界委员会在募乃闭会，任务基本结束，清明节已过。雨季到来，人员多发疾病。测量勘划勘界暂停。
　　这期间，先后开会讨论约70次。
　　4月9日，联合勘察人员离开募乃，踏上归途。原先计划取道缅宁（今临沧），原路返回昆明。16日，途中闻匪警，改道折向北行。
　　5月2日到达保山，再由此返回昆明。自离开昆明抵达中缅南段边界，辗转回到保山，已历时半年有余（详见方国瑜《滇西边区考察记》）。
　　联合勘察人员返抵昆明后，梁宇皋、尹明德即返南京报告并发表勘界经过。
　　（附记：张石庵，1942年被选为边界宣抚委员，1944年辞去区长职务，任澜沧乡村师范学校校长、县参议员，1946年被推选为省参议员。新中国建立后，任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副县长，当选第一、二、三届省人大代表，云南省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