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第四章 再上南段“五线谱”国界

　　1934年1月20日，溥仪在日本侵略者扶持下，当了“满洲国”皇帝，成为日本侵略者的傀儡。
　　大批从东北拥向山海关内的民众，唱着“哪年哪月才能回到我那可爱的家乡……”的哀歌，四处流亡。
　　蒋介石却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挥起屠刀，砍向中国工农红军；他还把国民政府临时搬到南昌，集中全力指挥“围剿”。
　　据说，蒋介石在一次巡视时，看见一个吸纸烟的小孩，深感国民生活不堪，萌生发起新生活运动之念。1934年2月17日，蒋介石在南昌发表关于新生活运动的演说，指出：所谓革命者，即依据一种进步的新思想（主义），以人力彻底改进各个人以至整个国家之生活形态之谓。简言之，革命即生活形态之改进也。吾国革命之所以迄今尚未成功，即在于全国国民之生活形态始终无所改进。
　　不成功，却不检讨自己的罪与过，反怨民众生活形态不好，高明！
　　于是，新生活运动（简称新运）在全中国展开。“礼义廉耻”是新运的中心思想，要民众把“礼义廉耻”结合到日常的衣食住行各方面，“要改革社会，要复兴一个国家和民族”。在新运理论指引下，要“生活艺术化、生活生产化、生活军事化”。所谓“艺术化”，就是以“艺术”为“全体民众生活之准绳”，告别“非人生活”，力行“持躬待人”，并以传统之提倡“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为榜样，以艺术陶冶国民，以达“整齐完善，利用厚生之宏效”。所谓“生产化”，则旨在“勤以开源，俭以节流，知奢侈不逊之非礼，不劳而获之可耻”，从而“救中国之贫困，弭中国之乱源”。而“军事化”则是“新生活”的核心所在。
　　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之要义》中陈述：我现在所提倡的新生活运动是什么？简单地讲，就是使全国国民的生活能够彻底军事化！……勇敢迅速，刻苦耐劳……能随时为国牺牲……养成这种随时可以与敌人拼命……为国牺牲的国民，就要使全国国民的生活军事化。所谓军事化，就是要整齐、清洁、简单、朴素，也必须如此，才能合乎礼义廉耻，适于现代生存，配做一个现代的国民！
　　于是，新生活风靡中国。洗冷水脸、吃冷饭，有暇时常至野外旅行，年未满60岁者，不得设宴祝寿，守时、节约、升降旗礼、夏令卫生运动、清除垃圾和污水、灭蝇竞赛、识字、禁烟消毒（即禁毒）等等，都成为运动、时尚。
　　一时间，牙刷、老鼠夹、苍蝇拍成为抢手货。也有人将新生活运动讥为“牙刷、老鼠夹与苍蝇拍的民族复兴运动”。古人所谓“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被人诠释为“四维既张，国乃复兴”。
　　蒋介石自认为新生活运动是挽救中国危亡的一个好招。
　　英国侵略者祖宗八辈子都是绅士，可以不必学礼义廉耻。比如你新生活运动要禁烟消毒，他们却要在佤山地区种鸦片。那里是鸦片名牌“云土”的主产地，正是东印度公司传过去的，他们的收益赛过那金山银山。
　　他们侵占中国领土，要什么礼义廉耻？反倒是蒋公抓了老鼠夹、苍蝇拍，忘了片马、江心坡；抓了洗澡和牙刷，忘了佤山那座金山银山！
　　英国侵略者看着蒋公抓新生活、围剿“共匪”，心里直乐。
　　他们在大西南趁火打劫，刚在北边侵占了片马、江心坡，又在南边佤山动枪动刀，放火杀人，又夺走了一座金山银山。滇人悲愤，举国民怨沸腾。
　　不抵抗日本、忙于剿共、抓“新运”的国民政府，不断接云南当局报告，滇缅边界不能再“未定”下去了。蒋氏国民政府再也不能不问，只顾过新生活，便指令外交部（部长汪精卫）研究和英国谈判滇缅定界方案，外交部研究出五条：
　　一、电滇省府派员查勘边界；
　　二、会同陆地测量局研究滇缅界址；
　　三、照会英国在此项问题未解决以前，不再有任何行动，以免益滋误会；
　　四、呈请中央选派参谋部滇籍参谋李元凯为勘界专使，会同外部所派外交专员及陆军测绘局高级测量员从事勘察；
　　五、照会英使请派代表会同前往班洪实行勘界。
　　这个勘界方案，最大特点是请出了陆军测绘局高级测量员等专业部门和人员，显得更务实，表明要真干，一勘定乾坤。这比前朝略有进步。
　　不足的是，未提北段未定界，只提“前往班洪实行勘界”。不知汪精卫部长及部下为何不将南北两段“五线谱”通盘考虑，一揽子解决？为什么没提出国民政府已采纳的“尹明德建议线”？是想一段一段来，还是也默认了英国强占片马、江心坡的事实，就以高黎贡山分水岭为界？或者决策不周，忘了北段“五线谱”怎么会勘？不管哪一种，都是我们对前人的猜想。
　　这个勘界方案，客观上给英方造成了中国政府没考虑北段“五线谱”的默认态度。这正中英国人下怀。
　　惯于乘人之危、趁火打劫的英国侵略者对中国决定此时会勘界务，早已乐得有机可乘；只“前往班洪实行勘界”，更让他们觉得北段无忧，占了就占了。
　　南段未定界内的各族人民特别是佤族，决不会允许英方强占炉房银矿。英国政府正想尽快定下司各特画的那条“红线”，使他们夺取、占领炉房矿山合法化。
　　当英驻华大使接到我外交部上述照会时，一面答复“滇缅土人之争，无关大局”，一面由英驻滇领事多次向滇当局表明：英军举动不越“黄线”，请中国军队亦勿越过“红线”。瞧！他们还坚持“红线”！
　　南京有个云南旅京同乡会，组织了滇缅划界促进会，推选代表向国府请愿，要求尽快勘定滇缅边界。有识之士深知，未定界，只对强者有利，只会给不讲礼义廉耻的人有空子可钻。未定越久，作为弱者一方、作为讲究礼义廉耻一方的中国，只会被英方蚕食越多。该促进会聘请熟悉边界情况的李启愚为专门委员回滇，向省政府陈述意见，请求政府慎重选派得力的勘界人选，先行实地调查。
　　1934年4月3日，民国政府外交部委派周汉章、参谋部派上校参谋李元凯（云南人）二人前往佤山调查。据上海《申报》消息：4月6日，蒋介石电召李元凯到“剿共前指”南昌汇报，对勘界工作作了“重要训示”。之后，外务部召集相关部门、人士开会，商讨、部署勘察滇缅边界事宜，李元凯传达了蒋介石的“重要训示”。
　　看来，这回认真了。李元凯、周汉章7月才到达云南，和有关人员上界前先务虚，究竟以英国定的“红线”（司各特线）定界，还是中国坚持的“黄线”（刘、陈线）定界？原则、基线必先定，内部统一认识才好。
　　就在这个问题上，内部意见分歧。李元凯、周汉章对边界都不知详，中央大员和地方人士各持己见。英国人又力阻调查组深入现场。
　　国府外交部训示，只准在司各特画的“红线”以东调查。
　　这是为什么？这不是默认“红线”吗？为什么不能去“黄线”调查？这里不是未定界吗？“五线谱”“红线”以西的“黄线”、蓝线、紫线、绿线都可以调查！凭什么受英国人限制？谜在哪里？日本大敌当前，不敢惹恼、得罪传统友邦、未来的盟国吗？
　　悲剧正在孕育。必然的结局是：这次蒋委员长训示、兴师动众的滇缅边界调查无果而终，引起滇省各界十分愤慨。
　　这次调查无果，勘界又拖下去了。
　　蒋介石真够狠的！中央红军在江西待不下去了，于1934年10月被迫撤离北上，开始长征。蒋介石一不做二不休，派飞机追着轰炸，前边阻拦，后头紧咬。
　　我有幸采访毛泽东的警卫员陈昌奉，红军长征期间，他一直“跟随毛主席长征”（陈昌奉回忆录书名）。我听他说过红军史上血染湘江那悲壮的一页。
　　中央红军被迫退出江西根据地作战略大转移。过湘江之前，毛泽东提出一个重要意见，为扭转中央红军埋头逃跑的颓势，红军要集中第一、三两个军团的主力，杀个回马枪，吃掉紧追红军的国民党军阀何键的一个师，灭敌人威风，长红军士气。然后，再杀回江西根据地，把国民党追军拖回南方，继续兜圈子。
　　毛泽东当时受排挤，党内、军内的职务都撤了。经过激烈讨论，红军统帅部多数采纳了毛泽东的作战方案。
　　毛泽东回到住地休息。上床前，嘱咐陈昌奉，听到炮响就叫醒他。陈昌奉点着马灯，一直坐在房东家大门口，等着听炮响。
　　等到半夜，他没听见炮响，却见大部队从门前开过。大部队过了好久，天快亮了，以陈赓为团长、宋任穷任政委的红军干部团上来了。陈赓看见陈昌奉还在，就知毛泽东还没走，大吃一惊。
　　原来，有些人又改变了主意，不打了。陈昌奉赶快叫醒毛泽东快撤。毛泽东躺在床上不动，大发脾气说，让他们都走，我们不走！直到真听见追军的炮声了，大家才把毛泽东劝上路。
　　红军被国民党军追得拼死过湘江，使中央红军有生力量损失过半，只得向云贵川大山中转移。蒋介石又亲自追到贵阳坐镇指挥。他命令手下务必把红军消灭在黔北，决不允许渡长江入川。
　　蒋公哪里想到，中央红军到了遵义，开了几天会，1935年1月17日早晨，遵义会议闭幕，毛泽东恢复了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那时候，各种报刊，满纸都是“剿匪”消息。
　　直到1935年4月，报端才看见一条新闻：外交部长汪精卫和英驻华公使贾德干（SiAlexanderCadogan）经反复交涉后，就滇缅南段未定界商讨解决办法，由中英双方合组一机构，重新勘界。这时候，毛泽东已率领红军由黔入滇，正向金沙江的绞车渡奔袭，要在那里渡江入川，强渡大渡河，翻雪山，过草地，北上抗日。
　　1935年4月9日，贾德干和汪精卫互致照会，两国决定设立共同勘界委员会并确定其职权。双方表明要以“妥协互让之真正精神，解决久悬之滇缅南段边界问题”。共同勘界委员会由委员五人组成：每方各派二人，由国际联合会（简称国联）选派中立委员一人。该中立委员为该委员会之委员长，如遇其他委员意见歧异其数相等时，该中立委员有最后之票决权。而最后之决定权，仍属于两国政府。具体行动分三个步骤。
　　一、调查。在中立委员主持下，组织共同委员会，就实地情况，解释条文，希望得一共同意见，报告两国政府，以资参考。
　　二、定界。两国政府根据委员会意见，在南京开会，酌情互让，最后决定一条正式线。
　　三、划界。定界之后，两国政府即将旧约文字重行修订，再照新约竖立界碑。
　　换文后的当天，英使立即照会我外交部，要求：两国政府“在新约订立之前，对于本段界务案，仍各保留其原有立场”。其实质是坚持他们以“红线”划界的立场。
　　我外交部答复同意，复照原文如下：
　　“依照委员会之报告书，或依照与本题似有关联的地形、历史或政治因素，关于任何修改问题，将来应由双方以妥协互让之精神进行磋商。为进行此项将来之议判起见，于必要时，即在南京召集各关系政府代表连同滇缅代表在内，开一会议。委员会报告之结论，及嗣后任何谈判之结果，俱将规定于一新的协定中。在此项新协定订立之前，各关系政府对于本段（南段）界务案，仍保留其各原有之立场。”（《中国外交年鉴》第三章第193页，参考第243页附录）。
　　此处特意引述复照原文，我相信，本书聪明的读者已经看到了中方的被动。
　　南段的“五线谱”未定界，如果不把“红线”灭掉，重新划一条合理的新界线，中方就会吃大亏。此次再勘界，听英国人的，同意他们“在此项新协定订立之前，各关系政府对于本段（南段）界务案，仍保留其各原有之立场”。
　　中方一只脚已经踩上英国人埋设的套子。
　　旁观者曰：明知“二十条”、“十九条”对我不利，现在有了重谈、重订新约的机会，就应该在南北两段未定的“五线谱”上重谈，坚决主张我们的利益，在南段守住“黄线”，即使退让，也决不退回“红线”。在北段，应该先把“尹明德建议线”抬出来，最后底线是清廷外务部主张的“蓝线”，即以高良工山、恩梅开江为界，决不再让，坚决把英方牙齿敲开，叫他们把死死咬住的高黎贡山分水岭这条线放下，把吃下肚的片马、江心坡全吐出来。
　　南北一揽子了结，可以互为筹码，逼英方南边不让北边让，北边不让南边让。毕竟我方有理有据，怕他啥？难道还指望他们来帮助打日本鬼子、剿共吗？难道还想派人去英伦三岛留学、考察，学他们的新生活吗？
　　我的亲爱的读者看到此处，已预知中英滇缅第二次勘界中方不妙。让中方的勘界官到界上去推倒英方的“红线”，多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