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花 第一章（2）

　　我出了屋，在南屋大衣柜里翻了半天，找出我妈的蓝旗袍。回到北屋，展开蓝旗袍让罗娟英看，以博得她的赞赏。果不其然，她小声叫“哇！真漂亮哎。”她侧过头对杨英说：“哎，我妈也有这么一件旗袍呢，她经常晚上在家穿。”
　　我说：“我很小的时候，大概一两岁，我妈穿这个抱着我照过相。我爸还有件解放前的西服。咱班有不少人都借过照过相。不信，你问孙有炳。”
　　孙有炳很快地“嗯”了一声。说：“我妈也有一件蓝旗袍。”
　　我对孙有炳很快地“嗯”一声很不满，原因语调很模糊，是答应的嗯？是出乎意料的嗯？是疑问的嗯？
　　我说：“明天去你家看看你妈的旗袍？”
　　他听了没有说话。
　　罗娟英看着我的熊猫眼说：“还疼吗？”我故意把红肿的手露出来，搓了搓脸，并摇着头。“别怪孙有炳，都是我不好，当时我吓懵了。”杨英使劲地点着头，好像不使劲就对不起我似的。听了罗娟英的话，我惭愧的目光有了一点缓解，望着窗外，品味着罗娟英带有怜爱带有甜味的每一个字。
　　五点钟正是朝西北小屋最亮的时候，阳光照在墙上，折射在红汗衫和野花上，映在罗娟英的脸上，那种复杂迷离的色彩像我的心情，她的脸色潮红，像学校北坡下荷花池里亭亭玉立的莲花。她俩紧紧地挨在一起，尽量挺直腰板，紧张的形体语言，让我束手无措。为了缓解屋里紧张的气氛，我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烟缸，看了她俩一眼，又从兜里摸出火柴，嚓嚓地划着，黄色的火苗像一条小鱼在空中游动，我们一同盯着手中的小鱼变成蓝色的小鱼。我哎哟一声，将小鱼甩了出去。
　　她俩为我拙劣的表演送来礼貌的微笑，罗娟英很动情地说：“我特喜欢我爸爸抽烟的样子，那些慢慢散去的一缕缕烟雾就是爸爸的思绪，真的，特帅。”说完看着杨英。她俩的脖颈在野花丛中一齐伸了出来，露出两排贝壳一样的牙齿，那牙齿透着浅蓝色，海一样清澈，我被这海一样的微笑淹得喘不上气来。我拉开抽屉，赶紧从垫纸底下找出一支失去水分的烟卷，横在嘴上像吹口琴一样，用舌头在烟卷上捋了一遍，然后很随意地叼在嘴上。孙有炳站起来，走到我身前，从兜里掏出打火机噼嚓噼嚓地打着，我从他手里夺过打火机，噼嚓噼嚓打了两下，顺手将打火机扔到门后。
　　孙有炳灰溜溜地去捡打火机，当他捡起打火机时兴奋地叫起来：“哎，这不着了吗？”屋里一片笑声。我看着他的打火机说：“喔唷，你怎没告诉我，打火机是挨摔牌的。”说完我接过打火机，点着手里一半湿一半干的烟，尽量模仿《渡江侦察记》里情报处处长抽烟的姿势，给她俩增加点卓尔不群的印象，姿势做到位的时候，打火机却灭了。我说：“你这个打火机有性格，看人下菜碟。”说着像我爸一样翘着二郎腿抖着，我爸抖腿左右抖，我为了防止孙有炳挡我视线，我前后抖，并忙着用火柴把烟点着……
　　紧张的气氛被烟雾所吞噬，随之而来是那野花的清晰,和少女身上散发出来一种特有的味道。
　　我有一个特异功能，女孩从十三岁到二十三岁身体发出的味道我的鼻子能区分出来。为了让读者相信我有这个功能，举个例子吧：高老师师范一毕业，就当了我们班主任，那一年她也就二十来岁，她处了个对象跟小猴子似的，每到月中高老师身上就会发出丁香花的味道，这是她的排卵期。后来跟小猴子吹了，她又处了个非常壮的大个子，再到月中丁香花的味道就淡了许多，这说明大个子震得住高老师，说白了，就是服务的好。
　　罗娟英在我心中永远不会有这种味道，她身上的味道是淡淡的，幽幽的，只有沉静下来，才能闻得到那种兰花的味道。更加不可思议的是越漂亮的姑娘在我鼻子里味道越鲜美。我在学校厕所里，如果赶上罗娟英也上厕所，我的鼻子能过滤所有的臭味杂味闻到罗娟英所处的位置。
　　在那个年代我不敢说出这个特异功能，我怕人家把我当流氓抓起来，随着年龄一天天增长，这个特异功能开始慢慢消失。很多年后，我在自由市场卖西瓜和人家聊起这事。旁边一个卖成人保健品的游医说，人刚生下来没有嗅觉，随着生长发育，嗅觉开始慢慢发达起来，可随着人类发展到动物顶端，嗅觉对人类的帮助越来越小，最后蜕化到只能分辨一些常用食物了。有你这种嗅觉的人很少见，大概百万分之一，这是典型的反祖现象。听了他的话我茅塞顿开，怪不得魏生京他家的狗吃屎呢，它们比人类进化的更快。
　　我大口大口地吸着烟，其实是在吸罗娟英身上兰花的味道，我用的是上面说的过滤法，我鼻子里全部是罗娟英的味道。
　　孙有炳说：“娟儿一上学就打听你。”我听了这话差点吐了。还娟儿娟儿的，你是个什么东西，大眼如牛，脖颈如壶，四肢如蛛，走起路来仄歪个膀子，跟吊死鬼一样。不是你小子给我卖了，让我挨顿打，你能腆着脸说娟儿吗。孙有炳看着我喉咙里恶心地轱辘轱辘乱叫，看我撇着嘴，知道自己有点装嫩，他低下头。罗娟英对孙有炳又近乎又体贴的话有点针扎似的不舒服，她挪了挪坐着的位置。
　　孙有炳继续说：“杨英在刚来的路上问我你伤得重不重，我说，昨天我带人回去把他们打跑后。我俩去医院看了，头上有几个大紫包，手破了，有一根肋骨裂了，可能是倒地时让人踢了一脚。不过医生说静养些日子就好了。”孙有炳俨然成了我们仨的代言人。我心里骂，这孙子，说话真不要脸，昨天你什么时候带人回去了？你什么时候陪我去医院了？真想当着罗娟英的面揭露这丫挺的无耻行为。又一想，算了，毕竟是多年的瓷器，别让女生笑话。看着孙有炳坦然的样子，我想，这小子长大后不是搞政治就是做倒买倒卖，你想，说瞎话眼都不眨，出卖朋友利用朋友换老婆，小子，你等着吧！我就是打一辈子光棍儿你也休想得逞。
　　我说：“你去买盒烟。”我从兜里掏着钱，嘴里说：“你有一毛钱吗？”孙有炳假装在兜里掏着，好像掏不出来很意外的样子，我知道他兜里比他眼睛还干净，那个年代自己兜里有几分钱都是如数家珍的，根本不用摸。我说：“别摸了，摸钱的工夫都能摸两条鱼了。买一盒工农。”我把两毛钱递到他手里。其实我就想当着她俩的面出他的丑，还他妈娟儿娟儿的，真不要脸。
　　我英雄救美本是件好事，让孙有炳一搅和，过分地夸大受伤的程度，拔高了形象，让我很是惭愧，再听着罗娟英关怀备至的话，每一句都跟骂我一样。我说：“别说了，再说我就该跳楼了，咱们都是同学，这是我应该做的，也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以后遇到这种事尽管找我。”我向她俩吹着，怎么一对七死磕，最后怎么给他们打跑。什么我已经撮了不少人，等我伤好了再狠狠地抖他们丫挺一顿，把这帮怂全部灭了。让这帮丫挺的跪在她俩面前求饶,我吹的连自己都不信了。
　　写到这里读小说的人会发现一个问题，我一直没有描写她身边的杨英，为什么？大家心里可能明白，昨天她踢我尾巴根那一脚还隐隐作痛。其实，杨英对我来说有很多可写的地方，我们从一年级就在一个班，小学时我参加乐队，她和罗娟英、白丽参加了校宣传队，我们每天早上在一起练功。那时候，我特别想无意间和她把腿搭在一个窗台上压腿。有一次我俩挨着，我为了在她面前展示自己腿的柔韧度，一使劲，只听嘶拉一声，大腿内侧的韧带撕裂，给我疼得三个月没下叉。还有一次挨着她拿倒立，我特别兴奋，两个胳膊像两根木桩子，身体飘轻，浑身有使不完的劲。我当时特别怕贺老师把那个练习曲弹完，因为过于兴奋，兜里的打火机和烟没放好掉在了地上，被比我大三届的魏志广捡走了，他把打火机和烟放在了贺老师的琴架上，我倒立看着魏志广和贺老师抿着嘴笑，就像哭一样，我不知道他俩为什么哭。直到下了课间操想和几个同学上厕所抽烟，才想起坑人的魏志广把我的打火机和烟捡走了。从那以后，我自己给自己开除了乐队。
　　那段日子里我特别失落，我不能再看罗娟英、白丽一起排练《小蜡笔》了。我记得非常清楚，杨英是红色，罗娟英是橙色，四班的邱红是绿色，白丽是紫色。她们每个人套在一个硬纸筒里，把脸和胳膊露在外面，从高到低排着，一起跳一起唱：我是一支小蜡笔……我特别爱看杨英主演的《火车向着韶山跑》。八个演员从高到低一次排开，她戴着压舌帽女扮男装演火车司机。一演这个节目，我们后台乐队一边伴奏一边和她们合唱，就像她们一样那么兴奋和自豪。
　　杨英本来很有表演天赋，曾在上小学五年级时和比我们高一年级的赵刚一起被选送到北京市少年京剧团，结果没到半年她就被退了回来。表面原因说她对音乐的节奏感感觉不好，没有培养前途，实际原因是她晚上睡觉的时候，翻身不小心被暖气给烫了，她是严重的疤痕皮肤。高中毕业后，赵刚在一次偶尔的聊天中说出了她以前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