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老街

　　（六十七）
　　
　　那几年，其实，我们家运不是很好，尽出一些稀奇古怪的事儿。
　　大集体晚上分红苕，我们将人死后的骷髅，连同红苕一起被回了家，当时并没发现，直到红苕煮熟了，大家准备开饭，揭开锅盖一看，锅的正中有一个硕大的骷髅。弄得我们全家饭都没有心情吃，整整的全家人都饿了一顿肚子。
　　有一次，妈妈晚上收工回家，一推开堂屋们，屋内门墩旁躺着一条大蛇。吓得我们一大跳。我们退回来，最后还是找人来，用竹棍打死后，挑到“挑水河”里扔掉了。
　　从那时起，每次我都不敢一个人回家。即使回家也得等到大家都回来了，一齐推门进去。每次进屋，都觉得凉飕飕的，似乎有一阵阴风扑面而来。
　　一天，我也是放假在家。早上我们全家吃过早饭，妈妈说：
　　“趁你放假在家，今天一起去‘牛行子’挖红苕。霜降早就过了，田里的苕要加紧往家里收了。”
　　“好得。”我爽快地回答。
　　我们背着竹背篓，拿着镰刀、挖锄，就往“牛行子”田里赶。
　　来到田里，我四下观望，霜冻慢慢凝结着，厚重的白色覆盖满田的蔫蔫的苕藤，经初升的太阳一照，放射着一道道光亮，甚是刺眼。冬天来了，冬天像封面般的装订四季。
　　从西北吹来的季风很直率，义无返顾地往你的袖口里。领口里钻，扎到了脸上。你的耳边没有了春风绵绵细雨般的絮叨，而深切地感受到彻骨和切肤的寒意和畅快。一片枯叶掉落，你猛抬头，发现所有的树都脱尽了叶子。树枝没有了树叶的装扮，格外清朗和坚实，交错的枝干成了树的真实内容，北风中翩翩摇曳，简洁而精干。
　　妈妈把袖子一挽，拿着镰刀，弓着腰，在前面割红苕藤子。等妈妈割出一块空地，我就开始挖起田里的红苕来。每锄头挖下去，见挖出土的红苕个儿都很大，只是一个个七楂八裂，样儿不是很顺眼，不乖究。
　　我拼命地使劲在前面挖，可是一锄头下去，掀开土层、碎石，挖出来的是一条“老钻头”麻蛇，吓得我大叫一声。
　　妈妈听闻，急忙问：
　　“怎么啦？有什么情况？”
　　“挖出了一条蛇。”
　　“在哪儿呀？”妈妈一边问，一边走过来。
　　“您看——在这儿。”我对妈妈说。
　　妈妈胆子比我还是大一些，忙从我手里拿过锄头，用锄头脑儿三两下就把蛇打死了。并用一根木棍把打死的蛇挑到“丹水河”边扔了。
　　妈妈继续割苕藤儿，我又把手里的锄头举过头顶，又一锄挖下去，一看又挖出了一条蛇，与刚才挖出的那条蛇模样相同。
　　这一次，我没有声张。因为时至初冬天气，气候寒冷，我想这些蛇可能在“冬眠”。他们早已冻僵了。
　　就勇敢的举起锄头，把眼前的这条蛇给消灭了。之后，我才告诉妈妈：
　　“我又挖出了一条蛇。”
　　“天气变冷了，蛇不会伤人。”
　　“嗯。”
　　“你大胆的用锄头脑儿，打死了扔掉就行了！”
　　“这条蛇，早已经被我打死了。”妈妈站起身，还在不断地夸奖我勇敢，冲着我笑了笑。
　　这样在同样的一块田里，就这样被我挖出了一条又一条，都被打死后扔掉了。
　　“今年是怎么搞的？往年不是这样啊！”妈妈喃喃地说。
　　是啊！我也觉得今年有些怪。
　　妈妈割完苕藤，也拿来挖锄，我们一起都来挖苕。等这块田里的红苕都挖结束了，我和妈妈又提着竹背篓，逐堆逐堆的给红苕抹掉苕把儿、根须，摸净红苕身上的黄泥。
　　在我和妈妈的一阵辛勤劳动中，整块红苕都被我们挖完、摘好。
　　我们背着满满尖尖的红苕回家去了。
　　
　　（六十八）
　　
　　在我母亲去世的头两年，祖母因病也去世了。
　　至今还记得祖母的形象，不高不矮的个儿，长长的头发间已经有了一些白发，平时她用桃木梳子把头发挽成髻儿，盘在后脑勺下，盘发间插一个银光闪闪的簪子。发丝柔顺、整齐，每天都是精心整理过的，从来也没看到过她发丝凌乱的现象。
　　标准的瓜子脸，一对弯弯的眉毛下，两个乌黑发亮的眸子，总是那么有神。虽然那时她已经有了六十多岁，额头上还不多见皱纹，细嫩的皮肤上还泛着光泽。
　　一张薄嘴唇，说起话来像嗑瓜子似的，要是平时有人陪她，她可以从早讲到晚，没有一句是重复的。只是在年轻时坐月子自己没注意，落下了月子病，平时讲出讲出话，你只要稍加注意，就会发现她头便会不停地摆动。
　　就是不曾见过祖父，祖父在我心目中丝毫也没留下丁点影儿。听丹水老街上的街坊们时常说起他，他是个很能吃苦的人，年轻时还开过制酒作坊，略懂些医术，尤其是对各种肚子疼的症状，那是手到擒拿。要不然，在以后的逢年过节祭祀先辈，上坟、烧纸钱，他的四个女儿都拢堆，面对她们死去的父亲，烧完冥币，虔诚地跪在他的坟头前，总要说的一句话：
　　“诚望爹保佑我们全家身体健康！”
　　祖父是五十年代末期，因得“黄肿病”医治无效而去世的，当时家里贫穷，祖父落气后，仅用几块木板一相，草草的埋葬下土了。
　　七十年代末，集体准备扩大养猪场的规模，计划在埋我祖父的墓地处，修建大型养猪厂。这样一来，祖父的墓地要搬迁，记得迁坟时，揭开墓地，人们清楚地看见，木板腐烂了，但是，祖父的遗体还是火艳新鲜，看上去肤色还如平时人睡觉时那样安详。只是在搬运过程中，一见风，祖父遗体迅速碳化变色了。大家见了，都觉得这是一个奇迹，已经安埋二十多年时间，遗体仍然如初。都说这是一棺好地。
　　从我记事起，就再也没看见祖母下地做过农活儿。只是，我祖母一个人过习惯了，她一个人单独过活儿，种有少量的蔬菜地。还自养一头牲猪。
　　可老街上上了岁数的人都知道，我祖父、祖母年轻时下地干活，要求非常严格。一般人干活他们还看不来。
　　最受大家伙儿尊崇的是他们在玉米收获后，他们砍过后的玉米秆，镰刀口与地面呈平行，即使砍过后，留下的印痕，被老街人们称为“铜钱疤”，就是打着赤脚下田，丝毫也不伤脚，如履平地。
　　祖母从老辈子手里继承下来的有三件宝贝：“银簪子”、“水壶烟弹儿”、“老虎爪”。这三件宝贝，祖母最看重，平时都用一个制作精致的小木匣盛着，不经过她老人家允许，谁也别想碰它。
　　平时，我见祖母总小心翼翼地拿出“水壶子烟弹儿”，长长的铜杆烟嘴儿，烟弹铜杆靠内有一个水壶，有盖儿，里面装满清水后，就把盖儿盖好，长长的铜烟杆外面有一个装烟丝的烟斗儿。水壶烟弹儿表面，还雕刻着精致的龙凤画样儿。
　　她每次吸烟，把事先自种的旱烟，收获后，用一根细麻绳把从田里收回的烟叶，穿好放在屋檐下晾晒干，随后又把旱烟叶，用一把大剪子，剪成细丝状，贮藏在一个烟盒里。从烟盒里用右手的大拇指、食指、中指抓一撮儿，按进烟斗里，把早已准备好的火捻子，拿起，在眼前晃几下，直到看见有殷红的火星为止，烟杆口嘟在嘴唇上，用火捻子点燃烟丝，嘴唇不住地张合，发出“吧嗒——吧嗒——”的响声。一瞬间，从她鼻孔里喷出一阵烟雾，时不时还从嘴里吐出烟雾团，一圈一圈的飘向空中。
　　看她吸烟的样儿，很是享受，也很是惬意。
　　那“银簪子”她时刻也没离过身，平时挽发髻，总是簪在发丝中间，就是晚上睡觉，她就会小心地从头发上摘下银簪子，并用一个金丝绒的小手帕，一层又一层包好，放进身边的那个精致的小木匣里。不仅如此，还要用一把锁来把守，以防万一。
　　我当时小，搞不懂祖母怎么如此珍爱这件物品。
　　这支银簪子，祖母保存了近一个世纪，仍然光洁如新，从盒里一拿出来，明晃晃的，晃得你眼睛有时就睁不开，只能眯缝着眼睛细细打量：那银簪子是“錾花工艺”制作的，正面雕刻的图案精致典雅，是古时候雕刻家在银材料上用各种鉴具錾雕的镂空花纹。从哪细腻的纹路，就会使人联想到制作这支银簪子时，雕刻匠人采用了“掐、填、攒、焊、堆、垒、织、编、点”的各种工艺手段处理。是一支难得的工艺品，也是一支难得的艺术品。
　　据说，故宫珍藏的红宝石串米珠头花、羽毛点翠嵌珍珠岁寒三友（松、竹、梅）头花、蓝宝石蜻蜓头花、红宝石花迭绵绵头花、金镙丝双龙戏珠头花、金嵌米珠双钱头花等等，都以制作精致，形象逼真而著称。我看祖母珍藏的这支银簪子，也可以与国家收藏的这些工艺品等量齐观。
　　怪不得，祖母对这支银簪子如此上心，是因为它是收藏价值很高，价值连城的无价之宝。
　　在祖母这几件宝贝中，使用的频率最多的是那个“老虎爪”。老虎爪，黄亮黄亮的，爪子不尖，已成了秃顶，轻轻一摸，使人感觉得到光滑、细润，淡黄的光泽中，略显有些如眼所能见到的褐色纵向细纹理。
　　虽说“老虎爪”值不了几个钱，但给老街上的左邻右舍帮助是最大的。家里或者四邻乡亲，谁人患上了痈疥之类的疾病，只要用这个“老虎爪”子，在病人患处，轻轻抓几下，那真是立马见效，不过几日，痈疥就自然消失的无影无踪。
　　很是可惜，祖母死后，被父亲的一个姊妹偷偷拿走了。
　　父亲后来临终前，还念念不舍，嘴里喃喃地说：
　　“这些东西，可是祖上留下来的传家之宝哇！”
　　
　　（六十九）
　　
　　祖母是追随毛泽东主席而去的。就在毛泽东主席逝世后没几天，我祖母也仙逝了。
　　当躺在病床上的祖母，得知毛主席他老人家去世的消息，无限伤感。
　　病危中的她，老泪纵横、声泪俱下。
　　本来家人考虑到，祖母卧床不起，生命本已垂危。动不得，拌不得，这一动一拌就会使病情更加严重，甚至会危及生命。儿媳、孙子都守在她的病榻前，给她做工作，并说她情况特殊，毛主席在天有灵，得知后也不会怪罪她的。
　　无论家人对她好说歹说，她就是不依。而且听大家都劝她不去参加吊唁时，非常冲动。立马不顾惜自己的病体，拼了老命，半撑着，对所有在场的家人说：
　　“你们说到天边，就是能说得太阳能从西边升起，能把死蚵蚂说活，我也是不会同意的。即使我马上去死，也要为毛主席他老人家去守灵、戴孝。”
　　家人拿她没有办法，爸爸、妈妈只得一左一右把祖母胳膊架着，我也搀扶着她。她那时双腿根本就不能迈步，几乎成了个植物人。我们是连拖带拽，好不容易才把她弄到家住附近临时搭起的“灵堂”。只见我们个个汗流浃背，浑身上下热气直冒。走到“灵堂”跟前，其他人见了，也连忙给我们搭了一把手。
　　临时搭建的“灵堂”正中悬挂着巨幅“毛泽东同志”的遗像，遗像两旁摆满了花圈。当我们费了很大的劲儿把祖母扶到遗像前，祖母推开我们，竟奇迹般的挪动了两步。
　　只听到“扑通——”一声，祖母扑到了毛主席遗像前，突然号啕大哭：
　　“主席啊，你走了，我们怎么办啊？”当即昏过去了。
　　当我们狠狠地掐住她的人中，等她缓过起来。开始，他死活不相信这个噩耗：
　　“主席咋死了呢？他咋会死呢？”
　　这时，她的思维有些紊乱。
　　不停地问着，就是不相信。当家人再一次告诉她这个消息准确无误时，她突然放声大哭，声音又尖又难听。因为太伤心，一把倒在地上，竟然又再一次昏迷过去了。
　　是啊！祖母她们这一代人，当然也包括我们父母、我这一代人，对共产党、毛主席怀着深厚的感情。以为毛泽东主席去世了，天都要塌下来了，更担心今后的日子还怎么过。
　　祖母与祖父他们这一代人，解放前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住在“狮子包”半山腰里，住的是一个千脚落地的窝棚，虽然育有七个孩子，一个最小的儿子，在过日本那年吃饭时，听到天上传来“轰隆隆——轰隆隆——”的巨大声音，端着碗往外跑，一不小心摔倒在稻场上，被摔坏的碗的碎片，划破肚皮，内脏里的肠肠肚肚都流出来了，最后无钱医治，就这样夭折了。
　　由于自己没有生产资料，一无土地，二无田块。完全是租种当地地主的田地，等秋收后，把交给地主的租子一除，剩下的已经是寥寥无几。往往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就着野菜、树皮充饥，还是吃不饱、穿不暖，或者说根本就没有衣服穿。一家十多人，儿女都人长树大，都是赤身露体。
　　后来，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人民军队赶走了日本侵略者，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打倒了地主恶霸，才让我们这些穷苦大众真正当了一回人。
　　我祖父、祖母才从半山腰搬到了“丹水河”北岸
　　是共产党、毛主席分给了我们房屋，给了我们土地。我们才有了遮风挡雨的住处，衣食无忧，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
　　当然，人们眼前对毛泽东主席的逝世的事实，都无法接受，都难于相信这是真的。
　　当人们一闭上眼睛，在脑海中就闪现的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毛泽东为人民幸福安康而日夜操劳着。他在百忙中抽出时间，经常深入农村、企业、部队、机关、学校、街道进行调查研究，走到群众中体察民情，倾听百姓呼声，了解百姓疾苦，祖国的山山水水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今天来回顾这一切，无不感受到毛泽东那深重浓厚、真挚坦诚的百姓情怀，感受到毛泽东那朴实无华、终生不变的人民领袖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