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第五章 伦敦条约（二十条）

　　外交双方都应知进退，善互利互让。薛福成让步了，而且让得不少。他在什么心态下让步，也就是问他为什么这样让步？我能力、水平有限，掌握史料不足，不能去天国拜访他老人家，所以不得详解。不过，因为国内形势四面告急，列强们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清朝已无回击之力。这个现实，使薛福成越发底气不足。他怕拖得越长，只会让强盗得陇望蜀，瓜分更多。
　　他的（含曾纪泽）这第一次中英滇缅界务交涉，成败得失，如何置评？
　　他让得对吗？不让会怎样？只能任人点数。
　　我查阅有关史实后，略知薛福成一言一行都有案可考，公开透明，逐一禀报了朝廷和他的顶头上司。说一句良心话：他尽力了，滇缅界务事难为他了。
　　薛福成流的眼泪和心血也许没人看见。
　　英方大体接受了薛福成的让步四条，但还是惯性地挑刺，斤斤计较，且照例拖延时间。这中间，双方还在许多边界和商务细节方面讨价还价，在大原则下，中方能少让就尽量少让，英方是能多吃就尽量多吃，不怕撑死。特别是在滇边八关之地，又争论了一段时间，在这里不一一琐述。
　　侵略扩张就是侵略扩张，本性使然。大凡侵略扩张者，都贪得无厌，因弱肉强食，又都不要理由。
　　至此，中英滇缅界务粗定，薛拟了二十条，双方各自提交政府审议。
　　薛福成马上把交涉经过及二十条电报总理衙门。总理衙门和云贵总督审查后，肯定这二十条“于旧界有益无损”、“嘱即商办”。薛福成带着马格里来到英外交部见劳思伯里外相。两人代表各自政府在《中英续议滇缅界商务条款二十条》上画押盖章。交涉近十年之久的滇缅界商务问题，就此暂告一段落。
　　须知只是“暂告一段落”，争论、麻烦还在后头。这个谜团会越来越谜！
　　《中英续议滇缅界商务条款二十条》因为是在伦敦签订的，有人简称“伦敦条约”。本书将反复提到这个条约，我们简称“二十条”吧。
　　“二十条”关于滇缅边界的共有七条，把滇缅边界分四段。从北到南，简单地说，第一段，自今腾冲以北的尖高山起，过瑞丽、勐卯，到南汀河和萨尔温江（潞江）的交汇处。第二段，接第一段，经佤山至南卡江。第三段，由南卡江起至澜沧江止（此处是中、老、泰、缅边界）。尖高山以北未划定，其中包括野人山。
　　第二段，主要在佤山山区，也称中缅边界南段，争议较大，也未定。
　　无疑，“二十条”和曾纪泽、薛福成的谈判奋争目标、期望，相去甚远，步步后退，更难满足国人的胃口。其聊以慰藉的是，收回了潞江以东的科干（今果敢），收回了滇南的车里（今西双版纳范围内）、孟连土司地（原本属我），还有野人山的昔董一小块地。这大概就是总理衙门和云贵总督审查后，肯定“于旧界有益无损”、“嘱即商办”的依据。
　　清廷所重视的进贡，“二十条”里只字未提，皇上肯定大失体面。曾、薛两位大使本人所力争的伊洛瓦底江航权、潞江以东之地、野人山，也化为泡影。南北两段未定界，也是对中国、对我们后人相当不利。
　　特别是尖高山以北那段未定界，找不到北在哪里。这可能使惯于狡辩、贪得无厌的英殖民主义者有空子可钻。哪一天，他们想北进，把川康藏算在北段未定界内再争，他们也想得出来，干得出来。
　　签约当日，薛福成面对“二十条”所附边界图，在日记中记道：
　　“自壬辰闰六月接总署电音，与英外部商办滇缅分界通商条约，发轫之初，势甚凿枘。凡关系紧要之件，往往既允复翻，无从得其要领。余督同参赞马格里，相机理论，刚柔互用，稍稍使就范围。”（《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光绪二十年正月二十四，即1894年3月1日）。
　　可见薛福成自我感觉还不错，“相机理论，刚柔互用，稍稍使就范围”。
　　行吧，我们别再为难这位当时已年近花甲的老先生了，他真的努力了。
　　薛福成和英国谈判滇缅边界、达成“二十条”之后，清廷全权大臣李鸿章、李经方父子和日本谈判签订了《马关条约》。此条约与本书下边故事有关，故将拙文《〈马关条约〉出笼始末》附录如下。
　　
　　附录：《马关条约》出笼始末
　　
　　军刀架在中国人脖子上的和谈
　　
　　日本于1879年4月并吞清朝属国琉球国以后，侵华野心暴露无遗。
　　1894年，日本又侵占了清朝属国朝鲜，接着打过鸭绿江，占领了中国的辽东半岛。清军虽然英勇抗击，战功卓著，无奈衰败已极、软弱无力的清朝政府只是一步一步退让，任人宰割。
　　1895年1月，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又从威海卫方向发起攻击，直逼京畿门户。一个月内，清朝的北洋水师悲壮地全军覆灭。日本侵略军气焰更加嚣张，扬言要占领北京……因为这场战争爆发于中国的旧历甲午年，故称中日甲午战争。
　　清政府迫于日本的军事压力，只有跪地求和了。
　　经美国居间调停，日本同意议和，但提出了苛刻的条件：不仅赔款，还要割地，并指出中方必须派出能够决定赔款割地的全权代表，到日本的马关（今下关市）去谈判，按照日方的苛刻条件画押签字。
　　日本因为可以大捞一把，首相伊藤博文赤膊上阵任全权大臣，外相陆奥宗光等人当帮凶。中国钦旨的全权大臣是李鸿章，随员有：参议李经方（李鸿章之子），参赞罗丰禄、伍廷芳、马建忠等。
　　李鸿章怀揣光绪皇帝的《全权敕书》，受命“便宜行事，预定和约条款，予以署名画押”。和谈未开，皇帝和大臣们已被日本人架在他们脖子上的军刀吓住了。
　　
　　和谈期间，日本又侵占澎湖列岛
　　
　　1895年3月12日，谈判开始。李鸿章首先提出，依照国际惯例，两国水陆各军应当一律就地休战。日本方面深知清政府不敢抵抗，提出了停战三条件：由日军占领大沽、天津、山海关，当地清军将一切军械交给日军暂管；天津至山海关铁路交日军管理；休战期间日军的军需费用由清廷支补。
　　这实际上是要清军交枪投降，日军不费一枪一弹再占中国大片土地和重镇。李鸿章见日方毫不让步，只好向清政府电禀日方的休战条件。光绪皇帝闻奏，也觉得日本人欺人过甚，极为震怒。但清政府自知国力衰败，惟恐和谈破裂，日军长驱直入进取京畿，难保清朝皇室统治，又只好诏示李鸿章先不谈休战，直接进行议和谈判。
　　就在李鸿章等候御旨期间，日本却派出由三个步兵大队、一个炮兵中队组成的5000日军，仅用三天时间，又占领了澎湖列岛，台湾岛的命运也悬在日本强盗的军刀下了。
　　
　　重开和谈，屈辱上加屈辱
　　
　　第三轮谈判结束后，李鸿章在回住宿处途中遇刺，险些丧命。谈判被迫中断。经过一番周折，李经方代替李鸿章回到了谈判桌上。
　　这时，李鸿章父子着急，伊藤和陆奥也着急。李氏父子担心拖得时间越长，失去的东西越多。伊藤和陆奥则担心即将到嘴的肥肉会引起西方列强争夺。
　　4月3日，陆奥将日方起草的和约交给李经方，共11款，既索要奉天南边各地、台湾、澎湖各岛，又索赔军费3亿两白银。对通商权利，更是贪得无厌。
　　李鸿章于次日提出一份修正案，只同意割让与朝鲜接壤的四个县和已被日军占领的澎湖列岛，赔银1亿两。
　　争执几天，到4月10日，日方提出修正案，赔款减至2亿两，割地亦稍有减让。
　　李鸿章创伤未愈，也回到了谈判桌上。他说尽了好话，诉尽了苦衷，乞求日方再减少赔款和割地。伊藤封死了口，两次发出最后通牒，表示不可再让。
　　4月13日，李鸿章只好向总理衙门连发三电，称情势紧急，非订约不可了。14日，一份清廷御旨回传给了李鸿章，曰：原计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如竟无商改处，即遵前旨与之定约。
　　4月15日，中日全权代表在春帆楼进行了最后一次会谈。中方再次讨价还价，日方只答应：如中方在三年内还清赔款，可以不付利息。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日本全权大臣伊藤博文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
　　
　　中国割地、赔款知多少？
　　
　　《马关条约》主要内容是：
　　1.中国承认朝鲜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
　　2.中国割让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给日本；
　　3.赔偿日本军费库平银二亿两；
　　4.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日船可沿内河驶入各口搭载装货，日本政府得在通商口岸设立领事馆；
　　5.日本臣民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设立工厂、输入机器，只交所定进口税，日本在华制造的一切物品觅征各项杂税，所有日货均可设栈寄存；
　　6.交换俘虏，中国即刻释放日本军事间谍或被嫌递之日本臣民，并不得逮捕曾为日本服务之汉奸等。
　　《马关条约》签字后不到两个月，即1895年6月2日，李经方受命匆忙在台湾基隆港口外的一艘日本军舰上画押，完成了向日本交割台湾的手续。
　　《马关条约》使日本成为战争暴发户。战后三年，日本从清政府实收到白银折合3.4725亿日元，大大超过了日本在这三年里全国税收的总和。
　　日本把其中的90%用作军费的特别支出，大大发展军需工业，为日后再扩大侵华战争做准备。
　　这笔赔款成了中华民族的沉重负担。当时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为8000万两白银，要在三年内付清将近三倍的巨额赔款，只好向外国大量借债，因而被帝国主义敲诈、勒索、控制，使积弱已深的中国完全沦为西方列强瓜分的可悲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