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改 行 1

　　八十年代的教师，是低等的工作。知识分子最不吃香，被说成是“臭老九”。“家有二斗粮，不当孩子王”，旧社会的老俗语，此时用在这也不算为过。那时有一套顺口溜说“一当官，二商贸，三是方向盘，四是大盖帽，五是听诊器，六是卖影票。实在没招上学校”。你看，当老师的还赶不上一个卖电影票的，卖影票的还能走后门交交人哪。当老师的有啥？工资36.50元，社会地位一点都没有。人家交你这个穷教员干啥？要权没权，要钱没钱，全身就是两本破书和一盒粉笔，啥用都没有。
　　我在镇中学上班，家在离镇中学十里地的群英村住，自然就更不行了。我早上起早走了，晚上天黑才会来，一天到晚也不和村里的人见面，这人与人的关系就越来越淡，越来越疏远了。农村本来活就多，今天李家盖房，明天张家苫房，春天育苗，秋天打场，这些活都需要相互帮忙；我去帮你，你来帮我，老驴啃痒，一来一往。可我就不行了，天天上班，帮不上人家，长此以往我家有事人家也就不来了，人情味自然也就越来越淡了。
　　村里的领导，文化大革命时是我的对立派，自然对我更是没好看法，处处刁难。你在我们村住，跑到外地教学，对我们村有啥贡献？所以派义务工、修路、拉沙石、修水利都有我的份。可我上班不能去干，咋办？就得拿钱，雇人干。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前，原生产队已经解体，划分成几个生产小组。我们这个小组有十多家农户，不在组里干活的就我一户。几个小组就我们这个组搞得最次，水田地灭草没灭住，长的全是稗草，到秋打的水稻有一半是水稗草籽。由于打下的粮食太少了，除了上缴国家的公粮外，人们的口粮几乎就没了。所以组里就不分口粮了，采取以工带粮，就是干一天活给你几斤粮食。这样一来苦了我了。我在江口中学教学，没有工日，就领不到粮食。照实说我也应该和社员一样，我上一天班，你分给社员多少就应该给我多少，可组里就是不给你。
　　我去找组长理论：“组长，你们干活的每天下班都领回粮食了，我咋整？你们是不是也得给我点粮食呀！”
　　“王老师，我们不是不给你，粮食太少了，干活的还不够分呢。你不在组上干活，分给你了社员有意见。”
　　“谁有意见，我去问问他。”
　　“看你说的，谁有意见我还能告诉你呀，那我成啥人了。”
　　“那我上哪整粮去，我在你们这个小组就得管你们要哇。”
　　“全大队十多个小组，你这非农户应该全大队管，总不能啃我们一个小组吧？每年有粮食的时候，我们也就不在乎你这一户，可现在不行，这点粮老百姓眼珠子都红了。虽然你在咱们组住，可你没在咱们组干活，所以不能给你，你还是找大队去吧，让大队解决吧。”我一听再说也是瞎子点灯白费蜡，我只好去找大队领导。大队书记听我一说，更是不讲理地说：“你现在已经不在我们这教学了，你在哪教学就去找哪。”
　　“我说刘书记，你这是当书记说的话吗？我是不在群英教学了，可我在哪教学哪？我在台湾给国民党教学哪？江口中学没有咱群英的学生啊？我的户口粮食关系是不是在咱群英村哪？”
　　“你们小组没有粮我有啥招，我大队也不产粮，这点调剂粮我送礼还不够呢，哪有粮食给你呀！”
　　“你送礼有粮食，我的口粮没有，这是啥逻辑！”
　　“你别跟我讲逻辑，我不懂逻辑，我只知道大队的礼得送，你的口粮没有！”这样的书记我和他讲不通理，我一气之下去了公社。包我们片的公社副主任听了我的情况后，给我开一个条，在高文元那个小组让我花平价款买了点口粮。
　　费了不少周旋吃的解决了，可是又让我摊上了收支两条线。什么是收支两条线呢？当时各个生产小组由于各方面生产上不去，所以到秋结算，出现严重赤字（债务）。这些债务都得按各家挣的工分多少摊下来。这简直是多么荒唐的笑话，工分挣得越多你摊的债务就越多。分口粮没有我，摊债务有我了，摊多少？460多元。一年工资没了，这是什么逻辑呀！我四处去找，无人解决。在问谁谁不管的情况下，我往《合江日报》写了一封信，反映了此事。《合江日报》给了答复：“教师摊收支两条线不合理。”正赶上老于家儿子当兵请大队领导喝酒，找我去做菜。我一寻思这是个机会，我便把这张报纸揣在兜里。屋里放好了桌，大队书记会、计大、队长等人围了一大桌。我在厨房做菜，等菜炒完了我也上桌来和他们一起喝酒。
　　大家刚喝了一杯，我停下杯说：“今天正好你们几个领导都在这，我还得问你们一个事，就是我的收支两条线到底合理不合理？”
　　“合理。”书记说。
　　“为什么说合理？你们队里丰收了社员分红时，没有我吧，我不参加分配吧？亏了摊饥荒为什么有我了？分口粮时没有我了，摊饥荒找到我了，这是啥逻辑？你们摊义务工有我，修水利有我，修道有我，拉沙石有我……我都没计较，我教学不能出工，我哪次都花钱雇人来完成。因为我在这住，我也受益，我觉得我应该拿。可摊饥荒为什么有我呀？”
　　“你方才说对了，因为你在这住。你要是搬走我们就不找你了。”
　　“你们是不是不说理呀！我也不和你们辩论了，你们看看这篇文章。”说完我把报纸拿出来，指着这篇文章的标题说。
　　出乎我的意料，三个人哈哈大笑说：“我当是啥呢，不就是一张报纸吗，它是圣旨啊！拿一边去，没人看那玩意。来来喝咱的酒！”
　　这时老于家两口子急忙过来解劝：“你们可别呛呛这个事啦，一会菜都凉了，快喝酒吧。”
　　大家也七嘴八舌地说：“喝酒，喝酒！”我一看，这个时候咱别不知好歹了。就说：“对不起！这个场合我不该提这个事。你们大家多多担量，我有点事先告辞了。”说完我就走了。
　　在回来的路上，我也在责怪自己，不应该在酒桌提这个事，扫了大家的酒兴。
　　我非常热爱教育事业，喜欢干这一行，要不然我也不能非选择老师这行。可眼下我实在没招了，太憋气了，简直叫人没有活路了，我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工作。再说语文组的老师差不多有一半都改行了，我的心也开始活动了，也想跳出教师队伍。
　　有一天晚上，我的好朋友陈若成来我家串门。陈若成离我家不远，晚上有时过来坐一会，两个人经常天南地北地唠唠磕。陈若成经常在外面包活，是个小包工头。他看到我教学挣这么两毛半钱，在生产队还不吃香就说：“王哥，我看你别教学了，跟我搞工程得了。你一年挣的那两个半钱，还不够我一个月挣得呢。”
　　“我也不想干了，可我不是搞工程的料。再说我肚子里装的这点墨水不都白瞎了吗？”
　　“可也是啊，你不像我，我是大老粗，没啥大文化，只知道挣钱。你以后说不定还有大的发展。那你咋整？”
　　“我想改行。”
　　“干啥？”
　　“干啥都行，只要不教学就行。”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人，没有人寸步难行。”
　　“是呀，你帮我琢磨琢磨。”
　　“我搞工程有人，别的不行。哎，你的老同学不在望江镇当党委书记吗？你可以找他呀。”
　　“咱和他不是一个公社呀,我要是在望江中学就好办了。”
　　“那是，咱们慢慢研究，早晚会有路子的。”
　　一晃一年过去了，我已经到中心校上班了。
　　这天我骑着摩托，正路过镇政府大门口，碰到原先和我在二校当校长的张德才，他现在是镇政府的文教助理。他看到我急忙叫住我说：“中平，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啥好消息？”我把摩托停住问。
　　“你不是想改行吗?你的老同学高永海调到咱们镇政府来了，这不是天赐良机吗?”
　　“是吗,，啥时候?”
　　“刚来不几天。”我听到这个消息，心里别提多高兴啦！连忙说：“这可是天大的好消息。张哥，咱俩喝点，祝贺祝贺！”
　　“今天别喝了。”他说：“明天公社在你们村召开植树造林现场会，高书记也去。会议一上午就完事了，你中午把他找到你家，喝点酒，边喝边唠。多好。”
　　“是吗？这机会太好了。谢谢你告诉我这个消息。”
　　“谢啥谢，咱俩谁跟谁。”
　　我们俩又唠了几句就分手了，临走时我张哥又特意告诉我：“高书记最乐意吃‘扇风’，你可别忘了！”
　　“扇风，啥是扇风？”我不明白。
　　“就是小鸡。”张哥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