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告别附二

　　我终于回到了小弟的家里，尽管妻子不同意我住在小弟的家里，嫌我给他们家带去麻烦，说不好照顾我，说医院条件那么好我应该住在医院。但是，我受不了那个罪，成天跟医生、跟病人、跟药打交道，还不如快死，我是坚决不住医院的，我情愿每天花四十元的住院冤枉钱也不愿住下，那了无生趣的生活会让我窒息的。
　　还在做化疗的时候，我就开始筹备自己的后事，我死了都有一些什么事情要事先交代的，丧事究竟该如何办，想得最多的就是写几幅像样的挽联。我一生给别人写过许多婚联、寿联、挽联、喜联，或者什么联的。有部分对联写得极好，具有上乘水平，自己一直读着都乐陶陶的。倘若自己死了，周围的人就没有谁可以为我写什么好的挽联了，倒不如趁自己还活着就写几幅吧。
　　首先我想了一幅长挽联：
　　有痛哭苍生之心，有凌霄鸿鹄之志，负箧行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熟料眼高手低，命运多舛，一腔热血东逝水。
　　传圣人道德也勉，传科学知识也勤，经世致用，治千人校，育千年林，只知夙忧夜叹，躬耕不辍，十年生聚沙溪山。
　　了解我生平的人都知道，这上联是写我生平抱负，这下联则是写我生平实践，我的一生心血就是创办了这所沙溪中学。
　　我的灵堂对联是：
　　祖坟山上随侍父母，金盆村里辞别亲人
　　祖坟山是我们李氏家族的一只孤山，单属金盆冲管，我的父母亲就下葬于此，我一向重视古老传统，而且想到凡是金盆门李氏子孙差不多全要在这里寻找一个归属的，我能例外吗？
　　我的堂屋对联是这样的：
　　大厦折断擎天柱，小村哭懵一地人
　　这幅对联是对我的家人乃至我的家族而言的，一大家子人总是那么喜欢我，拿我当主心骨，我也自负当了这么多年的家族擎天柱。
　　在我们家，办一场完整的丧事还差几幅对联，但是，我做好三幅后就懒得再动手做了。化疗一结束，我感到生命的希望又燃起了它的火光。
　　凡是生命总是希望活着的，特别是人这种动物，生命的诱惑是那么丰富，谁不愿意活着呢？
　　一个饿了的乞丐在街上拾西瓜皮吃，一边吃一边继续寻找食物，他希望找到半个包子或是半个面包，或者是半根冰棍。
　　一个农民在吃了一颗广东茴以后，继续下种栽谷，他希望明年能吃上大米饭，大米饭较之广东茴不能说不是佳肴。
　　一个公仆只想逃离宴席，那些鸡肉鱼他已经吃得没有半点口味了，他想回到老婆身边去吃一点素饭，如果离不开宴席，就将鸡肉鱼换上蕨菜一类的植物，我们回归自然吧！
　　一个大款或者一个公仆，把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全吃遍了，他就想，火星上有更好吃的食物吗？火星不是可以住人吗？
　　无量的欲望，让生命渴望活着，活着是多么好啊！
　　食欲恢复了，睡眠恢复了，行动也恢复了，我又成了一个人！
　　家里的人仍然川流不息地往长沙跑。
　　范如意来看我，到了病室，我却回到了小弟的家里。
　　学校来了一群人，有校务会的，还有几位元老，小弟手忙脚乱地弄饭吃。真亏了他，他的家差不多成了一个饭店，他成了一个店老板。我和他们谈了一会工作，学校这趟列车还是在按惯性运行，这样肯定不行，学校又潜伏了一些新乱子。
　　政府已经几个月没给我们发工资了，学校只能每个月给老师们发生活费，政府成了什么，他们无信誉可言了。
　　听他们的口气，王晓红已经不在学校工作了。为什么不在了？他们没人说，我也不便问，大概是他们不好说，我也不好问吧！我立即意识到，这与我的妻子有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我来长沙的头天，交代工作的时候，将自己教的一个班交给了王晓红。她当时是那么自信，叫我安心养病，我交给她也可以完全放心，她一定会为我把书教好的，当时，她并没有半点迹象要走啊！
　　她又去了哪儿呢？人世间那么多的陷阱，又有那么多的险恶，她一个小女孩子能经受得住吗？
　　小弟媳总是开玩笑，说二哥有那么多的朋友、熟人，倒是没有一个女的来探望，应该有的吧！我往往不接言，我并不希望有哪位女士来看我，要死的人了，哪能有这种奢望？
　　送走学校那群同事的第二天，有三位老朋友从岳阳来，他们是李德新、李茜茜、范国伟，他们都是我年轻时结交的老朋友，分手后断断续续有些往来，不多，眨眼之间，就过去二十几年了。
　　他们三个人的到来给我增添了许多的喜悦，首先是他们还没有忘记我，还记得我这个老朋友。
　　李德新见面就说：“你不是害病，你是来偷懒的，想躲到长沙来休息，看有不有别人来送礼品。”又说，“癌症不要怕，要乐观一点，大多数癌症病人不是病死的，而是吓死的。你看王老师，害癌症病快二十年了，还健旺得很，该骗了国家多少钱啊！”李德新说话仍然是那么风趣，他将要倒天的大病说得极为轻松！
　　范国伟说：“你只别怕，轻松一点，乐观一点，大度一点，凡事看开一点，别像做事情样那么认真。”他说，“他都病了十几年了，不但没有死，反而长好了，长膘了。”他说他凡事看得开，总觉得自己是吃了早饭问夜路的人，这样处世为人反而没有任何负担了。
　　李茜茜不太说话，我们疏远这么多年，他和同来的两位倒是有很多话说，其实，我们小时候好得差不多共穿一条裤子。
　　中餐一开，李德新就建议为我的健康干杯，要喝醉，谁如果没有喝醉，谁就是没有诚意。这样一来，他和李茜茜就各喝了七两白酒，范国伟长期害病，不喝酒的，也喝了三两。他们都醉得挺厉害，人一醉，什么话都敢讲，因为是醉话，没人认真听，其实只有醉了才说真话。
　　李德新老说我瞧他不来，没文化，没档次，光靠吹。其实，他很行，有很多红帽子，现在是教授级待遇，他叫我请他回沙溪中学讲学，沙溪中学曾经是他当过一年校长的地方。他说他的讲学水平高，风趣动人，保证听者会听得津津有味。我笑着说，你去玩还可以，沙溪就那么一个穷地方，你去讲学怕是没人听。他说他讲的那么好怎么就没有人听呢？我说现在尽是一些骗子，教师们都半年没发工资了，即使按月发，又只有多少钱啊，谁还愿意听骗子吹牛啊！他表示不讲学也可以，等我明年好了，他就去我家里开开心心玩两天。
　　国伟本来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酒一喝话也就多了起来。他说小时候，我们是相交多深啊，同吃同住同做事情，遇到难事共同商量，遇到喜事共同享受，后来他的惰性重了，说我也就瞧不起他了，虽然没有明说，但是他感觉到我就是瞧不起他了，他说他知道自己是过得多么的无聊。
　　李茜茜呕吐了四个小时，李德新还要不时地逗他一下。
　　今年的冬季特别冷，外面常常是滴水成冰。街上结的冰不但化不开，白天将水往街上倒，水流到哪里冰就结到哪里。我们这些人就围炉聊天，也做小睡，几人拥一床被，一条长沙发，小弟也没有去上班，李德新和国伟都是他小学初中时的老师，服侍老师也是应该。
　　思古从美国加州打来电话，为我患病，他已经来过两次电话了，每次都是小弟接的，这次让我接住了。他说他给我打电话，都是在下面打的，怕老人听着就躲开了。他主要和我谈我的病、就诊和养病的事。他说，我如果经济困难还可以找他，他会帮我解决的。
　　诊病得花多少钱，在美国这账是没法算的，就是在国内诊我这种病，费用肯定也不低，只是现在还看不到结果。所以我说，暂时还撑得住，将来有困难将来再说，他叫我宽心养病，说每逢周末他就会打电话来的。
　　没过两天，学校方面打来电话，全镇中小学从明日起罢课了。政府已经半年没给教师发薪水了，一讨没有，再讨还是没有，教师们已经忍无可忍了。能齐心罢教请愿当然是件好事，只是政府会更加作难了。
　　我也是愈加作难了，医生连续训斥了我两次。
　　刘医生倒是没有训斥我，他觉得他没有资格，年轻的后生伢崽，才二十多岁，动不动就去训斥一个可以当他父亲的老师，他当然感到不像样。但是，事实上是他在训斥我，他假手于郭大夫，郭大夫挺有资格，她是教授，她是权威，年龄又比我大。
　　郭大夫说：“李凌燕，你怎么这样不守纪律呢？这么不守纪律行吗？亏你还是一个老师，你教课时怎么要求学生呢？学生在课堂上能够自由进出吗？你走了不哼一声，晚上不住院也不哼一声，我们查床见不到人。你在街上出了问题谁负责任，你可能会说你的妻子会照看你，倘若你们二人出了问题怎么办？你这么不听话我们可是不客气了，我们会把你请出院的，哪里自由你就去哪里。”
　　幸亏她还不知道我是一个当校长的，倘若知道还不知道要如何训斥我，她训了我也不容我辩解。郭大夫说：“你不住院也可以，就写请假条吧，天天写一个，上面还要写上出了问题自己负责之类的保证。”郭大夫说，因为做化疗做放疗，我的白血球在减少，身上的免疫力和抵抗力极为微弱，最容易出问题。说穿了，就是我很容易倒在大街上，需要救护车呼啸而来救护的，或者是一上街就容易遭到各种车撞死的。
　　郭大夫训我时，刘医生在一旁窃笑，都是这个奸贼，要不然，郭大夫怎么知道的这么详细？
　　我无话可说，伸手就写了一个请假条，并且注明进出自由，后果自负，与医院无涉。
　　郭大夫其实是在小题大做，国土厅就在附二的对面，我用标准的脚步量过多次，国土厅院子200步，街上200步，附二的院子240步，只有几脚路，何况我的妻子一直在陪护着我。
　　一天做一次放疗，或在上午，或在下午，顺利的话只要一个小时，不顺利的话也只要两个小时，一天二十四个钟头还有二十二个钟头或者二十三个钟头是空闲的，我为什么要在医院里傻呆着呢？为什么不回小弟家呢？做放疗在地下室，我的病房在三楼，每天我还是去一次病房的，病房里留有我的各种联络信号，我还要和那些病友聊天，安慰他们一下。
　　来看我的人像潮水一样涌入长沙城。
　　妻子的单位沙溪完小来了一群人，他们租了一个车，这些人的到来令我感动不已，其中真心来看我的人不超过两个，其余裹挟而来。这我是明白的，我的生死于许多人本来就无关痛痒。
　　还有一个学生来了，他读书的时候我谈不上特别喜欢他，自然，他不是我的得意门生。但是，他这次特意从巴陵赶过来，寻找我也花费了一定的精力，见了面又说了许多动听的话，还特地买了一篮花，买花看病人是城里人的馊主意，我总共收到了十多蓝花，顶多观赏一天，就又让工人抱出去做垃圾或是让他们再贩到街上去卖钱。
　　学校来了几十人，一张中巴车装来的。来之前，他们在学校和我做过联系，说是要来看我，我当然是做了阻止的，心里却是希望他们来；折腾归折腾，我实在是想测试一下，看看我在他们心目中到底有多重的分量，在学校有多重的分量。学校的老师，百分之九十是我调进来的，其中还有十几人曾经是我的学生。
　　汽车在路上颠簸了四个小时才到达地矿厅的院子里，他们进小弟的家时差不多十点半了。他们一共来了三十人，小弟家总共只有二十个座位，他们便坐的坐、站的站，也有席地而坐的。小弟家的地板是木质地板，干干净净的。我们只能用水果招待，抽烟的也要控制一下，我嗅不得烟味，大家询问我的病情和诊治过程，我和小弟一一作答。探望者谨小慎微，似乎是在和我的遗体作告别仪式，我观察他们，真心来看我的也只是少数人，大多数人是裹挟而来的，因为这是他们的一个巨大任务，不完成永远是一块心病。
　　卫生院两位医生随车而来，刘大夫坐在我的身边，他用手摸我的头，突然夹住一把轻轻一扯，头发脱落了，我惊诧不已。化疗已经做了十几天了，我一直以为自己属于不脱发的那一族，原来是我错了。一阵恐惧袭进我的心头，耻辱和愤怒占据了我的心之殿堂。
　　这一群人离开后，我打开他们塞给我的那叠礼单和现金，送一百元的有几人，大多数人送五十元，我着力培养的那群曾经是我的学生的青年教师都在这个档次。在那张礼单上，写着送礼五十元，人均车票三十元，我真是感到莫名的悲哀。其实，我能掐会算，他们动身时我就给李晓勇去过电话，叫他报销老师们本次来长的车费。我并不在乎礼金的多少，我只是想透过事件本身看本质。原来，我也是微不足道的，我如果就此死去，沙溪中学的历史车轮也会滚滚向前。
　　这群人中到底有多少人希望我就此死去不再统治他们了呢？我在暗暗地思索这个问题。虽然暑假期间他们投票百分之百拥护我继续当校长，继续统治他们。
　　大木逸夫学校来了一群人来看我，他们为什么大老远跑来看我呢？大木人重感情，我和大木人是一种平行关系，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工作关系，他们的到来实在是令人感动。
　　妻子回家了，不知道他惦记家里什么事情，这些天总在唱着要回家。我并不需要她陪护在身旁，但是不让她来舆论对她不利。我对妻子向来宽松，总是给她各种自由的，夫妻同心只是一句话，我早就认识了这条真理，所以，从不奢望妻子在我的身上有多么贴己和知心。妻子说要回家栽菜，天哪！几蔸什么菜这么值钱哪？即使要栽，一个电话，让别人眨眼间就做了啊！
　　妻子到了家，一连几日给我来电话，说三弟、李基德、李晓勇要去长沙看我，阻挡不住的。
　　我的心情一好，或者觉得空闲的时候，就开始读书。
　　小叶给我来电话，她急得快要哭了，我们很久没有通话了。她的思维还停留在过去的岁月中，她说，我如果就此死去了，她也就不活了。我叫她别说傻话，我不需要殉葬品。
　　我不会相信女人的甜言蜜语，妻子同我都有十八年了，我猜想我如果死了，她顶多当着众人的面大哭一场。哭一场恐怕也不是哭我的英年早逝，而是哭自己的命苦怎么就嫁了这么一个背时屌，然后，她又会“踏着先烈的血迹继续前进的”。将来一旦知道我曾经背叛过她，弄不好还会对我鞭尸报恨的。
　　小叶没有同我生活过，虽然近几年我们一起睡了几十个晚上，知心话说了一担又一担，但是，这都是情人的游戏规则，当不得真的。感到有意思的是，许多谶言竟成了现实。以前我对小叶说，我将不得好死，命该如此，我不配有更好的命运。我说，我的父亲是那么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又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都得不到好死，我不配比我父亲有更好的命运。此话竟一言中谶。小叶当时说，你如果得重病住了医院，我一定去服侍你，一天到晚陪着你，你死了我也跟着你死去。每当她说这个话的时候，我就不解地望着她，她能陪我吗，我根本就不需要她做出这种伟大的牺牲，活着的时候能够爱我至深就够了，再不满足就是蠢宝一个了。
　　许某来电话，说学校事情，其时，我正在吃饭，差一点噎死了我。这狗日的，一天到晚就希望我死去，“彼可取而代之”。
　　接连又有许多电话和客人来。
　　思古再从大洋彼岸来话，他只是和我说治病之事。靓仔从县一中来电话，他知道我病得不轻，心事重重的样子，我不想让他过早知道我的真实情况，免得影响他读书。也许他已经知道我的真实情况，他到过我的病室，病室里没有秘密，我们只是没有拆穿而已。靓仔的寒假快到了，寒假去哪里，我们恐怕是有家归不得，或者去巴陵，或者来长沙，我一时也没了主意。
　　老家来了三人，三弟、李德基和李晓勇。妻子也一同来了，并且带来了许多菜。我是不想他们来的，路途遥远，又不是很方便，他们执意要来我也没办法阻止。
　　李德基和李晓勇是我工作上的主要助手之一，我交待李晓勇，经济方面要防止有人捣乱，僭越职权，有些人总是感觉差，找不准自己的位置，去做属于别人做的事情。他们跟我说了一些学校不正常的事情，大体是人们认为我要死了，看谁来接我的班。
　　政府来了人，主要负责人都来了，他们每人送了一百元慰问金。政府本身并没有任何表示，我意识到我在沙溪中学十几年来的工作并没有得到政府的真正认可，他们一群人就随便地聊了几句，说几句不关痛痒的话，至于治疗，至于用钱，至于报销，他们一概不提，然后走了，不知到哪里快活去了。长沙不是他们常来的地方，估计是返回荣城找快活去了。
　　徐梅梅从巴陵赶来，过去她是我们家的常客，是我的学生，妻子的甥女，在长沙读了四年大学，现在在岳化工作。
　　周公社夫妻来看我，他说他是畜生，他应该早来看我的，他说朋友们都责备他，他是想等到妻子放寒假了二人一起过来才耽误的。周君是学校生意上的客人，待人豁达，我们玩得好，我去县局开会办事总要去他的店铺歇歇脚，因为他的店铺就在县局的门下，相处日久，相知日深。在我面前，周君不矫情，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口无遮拦。待他们走后，弟媳笑着对我说，这人恐怕是一个糙子，你是红黑两道上的人都交得来。
　　在看望我的人中，对我的治疗起至关作用的是教育局尹福斯一行。
　　一天，教育局人事股长尹福斯领着人事股三人和城关教育组张更新一行十多人到长沙来看我。尹说：“我这病不要紧，只要诊得及时，就无生命之虞。”他说他派了余德爱去了一趟汨江教育局，访得他们一位老师得食管癌在河南林州市治疗的情况，特来长沙告诉我，劝我去林州做手术，千万别犹豫。
　　人事股副股长余德爱是家乡人，我们共过事，一度很熟。他拿出本子认认真真对我说，听到我患病后，尹股长一次在巴陵开会遇到汨江人谈及此事，汨江人便说了他们那个患者的治疗情况及术后结果，又派他去汨江教育局面晤那位患者。患者是一位六十二岁的老教师，儿子在汨江教育局某股室任股长，患者在河南已作手术两个月了，现在不但可以吃饭了，而且可以抽烟喝酒了。地址是河南林州市太行路中段林州市人民医院，主治医生叫王贡献，他的手机是13700717082。余德爱和尹股长都劝我马上结束在长沙的治疗转往林州，在那里做个手术只要七千元钱，很划算的。
　　尹股长一行的到来激起了我的强烈的求生欲望，引发了我一系列的联想，使我下定决心去河南治病。
　　早在巴陵查病的时候，舅表弟就说了去河南做手术的事情。河南那么大，我去哪里做，我当时的估计是郑州。我那时就想，既然长沙可以做，河南也可以做，我为什么要去河南而舍弃长沙呢？河南人生地不熟，谁可以去陪护我，北方在冬天该有多冷，我还没有去过北方，受得了吗？我当时就没有想，全国几十个省市自治区，为什么单提河南，河南有什么不同？这一次，尹股长他们就说的清清楚楚，太行山地区是食管癌高发区，林州市人民医院有个食管癌防治中心，是国家级的，属于专科医院。舅表弟当时语焉不详，也主要是道听途说，不熟悉情况。
　　不久前，我的启蒙老师刘春天先生和小弟的启蒙老师张淑仪先生特地来长沙看我，在小弟的家里同坐了一个多小时，说到河南事情。刘先生说，他们在来长沙的火车上遇到了沙溪老家的杨建。杨建在汨江市教育局工作，知道尹股长他们说的事情，就顺便告诉了刘先生他们，并把自己的电话告诉了刘先生让我和他联系。杨建是我的同学，我们又是同一个村的人，只是平时联系不多，我鉴于当时在认认真真做放疗便疏忽了刘先生的指点。
　　和小弟商量之后，主意已定：去河南林州市做手术。
　　我突然明白了我在附二是诊治不下去的，我突然明白了刚进院时遇到一个食管癌患者出院时已用去十四万元钱的道理，整个附二医院就是一部巨大的吞钱的机器，再富的人也会被它榨尽最后一滴油的。我的化疗已经用去了一万元，做完一个疗程的放疗基本估计是两万元。一个疗程的化疗和一个疗程的放疗能否毕其功于一役呢？医生明确地告诉我，半年就要做一次，天哪！这个医院谁还住得起？
　　首先我没有时间住下去，叫我一年上头困死医院，成天和医生护士打交道，张口闭嘴都是药，我没法做到这一点。其次，我没有足够的金钱住下去，公费医疗名存实亡，我去哪里报销药费，即使郝望远有言在先，我也是当不了真的，我不能为没有希望的身体花光积蓄，不然就无法送儿子去接受最好的教育。再次，我也没有心情在医院长期住下去，我是一个急性子的人，要么快活，要么快死，不死不活的状态使我无法忍受的。
　　在医院里的情况也总是不住地抽血化验，我的白血球只有1900个，怎么也增加不了，正常情况是5000-10000个。我不肯再打针也不肯再吃生白了，屁股打肿了，生白又涩又苦，一盒生白几百元，吃下去什么作用都没有。由于我的拒绝，刘医生自然又将我告到了郭大夫那里，郭大夫自然又将我叫去刮尽了胡子。
　　大家既然难以相处，治疗效果又遥遥无期，我何不换个位子呢？于是，在尹股长走后的那天晚上，我给河南林州的王贡献大夫挂了一个电话，顺利得出乎意料，电话通了，接话的正是王大夫。他听了我的介绍后，认为我还是应该做手术。尽管长沙方面说我不适宜手术了，但是，这只是长沙医生的看法，到了林州，也许他们能做，这就有点挑战权威的味道了。附二医院是省级医院，在湖南赫赫有名，但是，林州的医生就是不信邪。
　　问题是我该怎样向附二的医生说这件事，我又不能不说。这几天，医院里天天有催款的单子下达，每天总写着要交五千元，多一天要加1500元，我已经交了18000元，难道都用完了。我把要出院的想法说给刘医生和郭大夫听，他们当即就同意了。但我看得出，他们是有气的，不相信附二还有哪家医院是可以信赖的呢？何况他们给我定的是根治的方案。另外，少一个病人，医院就少一份收入。医院的商业性质日浓，商业味道十足。“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再也不是医院的工作方针了。他们做的是千方百计治好病，百计千方从病人口袋里尽最大能量掏出钱，见我要走了，刘医生和郭大夫就明显地冷淡起来。
　　天气格外冷起来，天空常常是愁云密布，阴风呼啸；地上还是滴水成冰，有时即使有太阳，也还是化不了地上的薄冰，因为气温常常在零度以下。
　　学校开始筹划放假了，虽然人们都劝我别操学校的心了，口里虽然也这样答应，可是实际上做不到。管了十几年学校，叫我一时突然撒手，我确实做不到，特别是一些大事，就一直萦绕于脑际。
　　靓仔也到了考试的最后一天，他这一向电话来得很勤，总是放心不下我。大概，他知道我得了恶疾，我暗地里担心这样下去会影响他的学习，但是，我又没有更好的办法。
　　妻子说她要回家了，靓仔要放假了，她不想自己的儿子到外地去过没有父母亲没有家的生活。对于妻子，儿子是她的唯一，她不希望我这么年轻就弃她而去，希望我能治好病，健康起来，陪她走完生命的旅程。妻子是一个故土难离的人，她重视乡村，过不惯都市生活，她要回家就让她回吧。回去了，靓仔有个归宿，我也就放心了。
　　时间和空间总是给人们提供误会的条件。
　　小叶对我的判断是我就要死了，她的老公是一个医生，她常自诩为半个医生。她的老公总是牛皮哄哄的，吹了二十多牛，小叶也跟着牛皮哄哄了。小叶在电话里老是劝我要树立信心，说这种病是可以治好的，我一听她的语气就知道她说的是反话，她是在安慰我。她的语气平缓多了，再不像上次样为我焦虑，甚至说出“你死了我也不想活”的蠢话来。女人一旦清醒过来，和情人就形同路人了，这一点我十分明白，我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和附二医院说好了，我在这里做完半个疗程的放疗，剂量是3400个拉德，然后停下来，退出附二的治疗方案，重新考虑做手术之事，当然就是去河南了。
　　就这样，我一边继续做放疗，一边读书、接电话、会客。
　　靓仔期考后回家呆了两天就又去学校上课了，他在寒假期间还要补一个星期的课，这孩子老给我来电话，询问我的饮食起居和治疗情况，他一定知道我得了不治之症。
　　思古从大洋彼岸打来电话，我将去河南做手术的事情说给他听了，大致说了为什么去，手术可能出现的结果和我个人的意见，他完全赞同我这么做，并认为术前休息可以考虑在林州不要动，不回家过春节也不要紧，以适应北方天气，家中诸事不要去管。
　　思古说他的父母亲在那边过得挺好，玩了一些地方，还想玩一些地方，目前还没有提回家的迹象。我说，老人家难得去一次的，既然去了，就让他们尽兴而归吧！
　　和张望远和刘晓林谈工作，从最近和学校的电话往来中得知，政府要求学校去银行借钱发工资，政府丧失了信用，银信部门不向他们贷款了，我们去借是可以的，只要出示相关法律文件为证即行，当然是教育组统一办理。郝望远叫我支持他的工作，我说现在不是政府办教育，而是教育办政府。要警惕政府甩包袱，这样下去会后患无穷的，我劝他防着点。
　　我这个咸萝卜总喜欢操淡心的。
　　靓仔是每放个晚学就要打个电话来，他说他用的是磁卡。儿子真是懂事了，真是应了“爷不死、崽不乖”那句古话，我临近了死亡的边缘，本来就懂事的儿子变得更加懂事了。我告诉儿子说，这几天我就要动身去河南了，是他姑爷陪我去，这次本是去做术前检查的，和医生见一面，彼此心里都有一个数。我叫他在校安心读书，别担心我的病，我会治好的。妻子后来告诉我，儿子这时候已经知道我得了食管癌，尽管儿子答应隔两天给我来个电话，事实上他还是仍然一天来一个电话。
　　侄婿从广州飞来长沙，在这里逗留了一天，他说要留下来陪我。我不需要他的陪护，侄女生小孩不久，很需要他回家去照顾。
　　何里斌、黄达山两位同事为了来看我，昨晚上就赶到了长沙，住在宾馆里，一早就上小弟家的门。这件事令我感动不已，我曾经在电话里一而再、再而三地劝他们不要来长沙，并且说我将随时动身去河南，可他们毕竟还是来了。
　　他们两位同事就成了我在长沙治疗期间会见的最后一班客人。
　　小叶再次给我来电话，说很多人知道我患了不治之症，很多人是多少人，我想大约是从沙河街至巴陵这一线内凡认识和听说过我的那些人，这是很自然的现象。小叶问我去河南是否有人陪我，我告诉她是妹夫陪我，她叫我路途小心，要过春节了，正是旅客高峰时期。小叶说我的病一定会好的，只要有信心就行了。
　　青儿放寒假了，妻子走后，他成了我的陪伴。
　　我在大多时间还是能静下心来读书的，这一向读的是《共和国档案》和《世纪档案》。
　　天上下着霏霏细雨，雨中夹着小雪，湖南的冬天进入了最冷的季节。我每天去附二做放疗，走在大街上，总是穿得严严实实的。几十年来，从没有这样穿戴过，头上戴的是呢子鸭舌帽，头发落得挺快，戴帽子是为了遮丑。上身穿着在阿波罗商城购来的棉衣，几百元钱一件，下身穿着毛线裤。吉尔给我买了了几件又厚又暖的棉衬衣，叫做南极棉内衣。脖子上还系了一条围巾，真是全副武装。
　　北风如同一条浸透了桐油的麻鞭，抽打着户外的每一个人。行色匆匆的路人都在忙一些什么事呢？我忙的事就是等待死亡，他们呢？
　　附二放射科的主任知道我要去河南做手术了，他是这里的行政权威，便忍不住地对我说，你去河南林州，一定要找家最好的医院请最好的医生给你做，别心痛钱。那里的乡镇卫生院都敢给病人做手术，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千万别去乡镇卫生院。另外，路上要格外小心，你的免疫力和抵抗力太弱了，体质极差，经过一个月的折腾，自己心里应该有数。
　　附二的医生终于发了善心给我说了这一番知心话，我甚至意识到，附二的医生是十分清楚河南林州治食管癌的情况的，为了病人生意和遮盖门面，他们封锁得多紧啊！
　　和病友们同住了一个月的病房，混得很熟了，他们全都知道我去河南林州的事情，都为我感到高兴，毕竟那是我生命的希望所在，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放射大楼住的都是癌症病人，同情别人是显而易见的。
　　病人进进出出，病友经常换人，新病人一到，不到两天就混熟了。
　　15号病床的那位患鼻癌的病友半个月前就回家了，他的病并没有治好，用了三万元钱，没什么起色。他毕竟是一名职工，再治下去又怎么得了？他的妻子很贤淑，总是默默地陪着他。接替这张病床的是一位患皮肤癌的患者，这位病友在附二医院已经辗转了几个科室，治疗效果极差，他总是偷着抽烟，不知哪来那么大的烟瘾，他的妻子倒是一个开朗风趣的人。
　　16号病床的病友出院后，这张病床就没补上一个固定的病人，倒是来过两个抢救的病人，他们都死在这张病床上。
　　17号那张病床上的那位汨罗病友和我混得最熟，老人在村里任了二十多年的支部书记，三个儿子在镇上的企业里都混得不错，他们那里的村镇企业都办的挺好，村镇两级领导都很重视这位老人。这位病人一有空就聊他过去的光荣历史，我们每天在一起都要聊一会儿，他的老伴更是一位东方的贤妻良母。
　　18号病床上的那位长沙患者换了一个房间，补进来的是另一位长沙患者，六十多岁了，是在中南大学副教授岗位上退下来的，有一只眼睛天然就是瞎的。乍一看，你无法捕捉到他的知识分子的闪光点，后来一想也就明白了，在中国现行体制下，职称里的水分起码超过半数，不会吹芋的南郭先生遍地皆是。
　　20号病床上依然是那位湘乡籍的患者，他患的是淋巴鼻咽癌，他实际上是一九五四年生的，与我同岁，看上去很显老，老得看起来至少比我大十岁。其他四张病床都换人了，这个病室就我们二人是一对资格最老的病友了。他是一个老师，以前是挺快活的，近来很消沉，原因是他的病没有朝好的方面转变，没完没了的治疗，遥遥无期又无望。
　　从聊天中得知，他是一位完全小学的老师，他们那里的工资发得比我们巴陵要好，凡政府开了口子的全发了，福利则很差。他的治疗经费目前是他的学校拿的。他的嗜好与我很相同，抽烟喝酒吃肥肉，特别喜欢喝酒。他说他开垦了一亩六分水田，这块田种出来的稻子全部酿酒喝，一年要喝几百斤酒。他有两个儿子，儿子都大了，在广东那边打工，老婆一人在家做留守女士，隔段时间就来医院看看，带点钱和吃的东西。最近，他的食欲大为减弱，原因是心事重重，治疗不见起色。
　　世上真有这么凑巧之事，湘乡患者与我父亲当年患病时的情况是相同的，发现病的时候，他们二人年龄相同，患病的部位相同，程度也差不多，所不同的是我的父亲太可怜了，但是，他现在也不见得治得好。
　　二000年元月二十七日，小妹及妹夫来长沙。我和妹夫将从长沙启程去河南林州，小妹可以陪我一天时间和一段路程。次日，小弟在医院结完账，我做完最后一次放疗就告别了附二，在附二医院，前后刚好是一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