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生不如死

　　在附二，我是在胸外科专家会诊后被推到放射科的，许多天后，我才知道此事。附二的外科专家认为我的病已经到了不宜手术的地步，十二月二十七日的病案单上赫然写着：
　　五十天进食困难，现可进软食，有……
　　阅CT片及食管造影，病变在食管中下段，量约9CM，显然已累及气管白壁膜部。食管，在距门齿35CM……明确性质。
　　据此显为食管癌晚期，已累及气管……组织，手术不宜，建议化疗。
　　唐小飞
　　二十七日晚上正式住进医院后，二十八日又有一群放射科的医生给我做了会诊，他们给我定下的治疗方案是根治性的治疗方案，步骤是先做化疗再做放疗。医生问我是什么意见，叫我在治疗方案上签字。我能有什么意见，既不懂化疗，又不懂放疗，也不知道什么叫根治方案。小弟见我顽固，代表我签了字，他对我解释说，化疗即化学药品治疗，它的积极作用是阻止癌细胞扩散，副作用是同时也杀死了许多白细胞。放疗就是电疗，这是一种激光穿透，直接杀死癌细胞，同样是有副作用的。根治方案是和姑息治疗方案相对立的，它是一种积极的治疗方案，顾名思义，它可以彻底铲除病灶。姑息治疗则是敷衍了事，就是说，这个癌症患者没救了，只是做延长生命和减轻痛苦的打算而已，把我列入根治方案是说明我这个人还是有救头。
　　得要多少钱呢？小弟说：“大概是两三万吧。”刚才一个癌症患者出院，用去了十四万。天哪，十四万元，我到哪里去弄十四万元。别人要十四万元，我的怎么就只要两三万元呢？
　　治病不能不考虑钱，尽管郝望远几次来，一而再，再而三地叮嘱小弟，不管花多少钱都要治好我的病，要请最好的大夫，住最好的房子，总之是不惜一切代价。郝望远的这番话听起来是很舒服的，它既表明了我们深厚的私交，又说明组织上认可了我十几年在沙溪中学艰苦创业的经历，但是，他的话在事实上是很难做到的。首先，如果真正用去了十几万或者几十万，就他和我的能力都无法支付；其次，放射科条件极好，没有开小灶的可能，他们的治疗也非常规范，形同流水作业，专家诊断，医生操作，护士服务，病房病床条件极好。
　　我继续做治疗前期的常规检查，抽血、尿检、粪检。潘高粱等三人上午来医院陪了我一会就回去了，治病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他们也忙得很。两位兄长陪了我一个上午，我一个上午打了三瓶吊针，这也是为化疗做准备的。下午做心电图检查，这是最后一个检查，二位兄长依然陪护着我。
　　我住的病室是一个大病室，有六张病床，我住进来后便一个个拜访病人。来前，小弟嘱咐过我，说肿瘤科的病人没一个得的是好病，他们有的人知道，有的人不知道；有的人意志坚强，说破了没关系；有的人意志不坚强，如果说破了，就会引起患者意志的崩溃。所以，叫我说话时注意，莫惹起人家的不快。我拜访病人主要是看病床上吊着的牌子和听他们聊天，方便的时候在不经意间也问一些事情。查得：15床，鼻癌，36岁，江西人；16床，鼻咽癌，46岁，湘乡人，医生；17床，鼻咽癌，56岁，退休工人，长沙人。；18床，牙癌，48岁，农民，不知何方人氏；19床，肺癌，30岁，农民，永州人；20床，淋巴鼻咽癌，46岁，湘乡人，教师，永州人。上述病人，只有16床和18床是白天来治疗、晚上离开医院的，他们或者寄居亲戚家，或者回自己的家，其余病人均住院治疗。另外，16床、19床、20床都无人陪护，其余各床都是自己的老婆在做陪护。
　　乍一走进病房，你一定会受到惊吓，或者你至少会感到这是另外一个世界。这六个病人除19床外，其余各位病人的病都在头部，所以，他们的脸或者颈部无一例外地被烧得焦糊。我百思不得其解，慢慢探究，原来是放疗所致。每个病人烧焦的地方还用大红颜色画着线条和十字叉之类的印记，颜色浅了还不行，浅了就得涂添。另外，有些患者做了手术，刀口又长又大，裸露在外，形同狮子大张口。我看着这些令人恐怖的怪物，心想，难道自己也要变成这样的怪物吗？
　　在人们的想象中，癌症患者总是非常痛苦的，健康人总是忌讳在患者面前说到死的。其实不然，我们这个病室的患者大多快活，他们差不多将病室当作一个乐园。每天查铺过后，做了放疗，他们就摆开了牌桌。开头我以为他们是在玩钱，后来才发现他们在玩我们家乡人已经玩臭了的扑克拖拉机。他们无非是在混时间，聊以打发漫长的无聊的时光。但是，他们的投入是百分之百的，神情是专注的。为胜负、为对错，他们争得面红耳赤，时不时还说几句笑话。比如今天，那个当教师的患者就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治疗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19床那个永州小伙子今天出院，他的兄弟来接他，他高兴得蹦进蹦出，上街买菜，租灶做饭，吃饭时，摆在凳子上的席面还挺丰盛。他甚至还买了几瓶啤酒，自己也喝了一瓶，酒足饭饱之后就走人了。永州小伙子只有三十岁，得了肺癌，程度如何，我不得而知，肯定的说只有那么好，我母亲就是得肺癌去世的。可是，这小伙子才三十岁呀！如花的年纪，如画的岁月，命运为什么就这么残酷呢？他剃一个和尚头，邻床的病友介绍说那是做化疗的结果，化疗一完，头发就逐渐脱落，然后又长出新发，所以成了现在的样子。永州小伙子走后，病友告诉我，其实他也没有治好，是没有钱了。他总是这样，弄几千元钱来治两周，没有钱了又回去，一个农民怎么能经受这样的折磨呢？
　　永州小伙子走了，我就正式搬上了19床，从此，我的名字在医院里就失去了它的意义。医生护士病友都称呼我为19床，我的床当头那块卡片上写着：李凌燕，男，45岁，食管癌。我的笔挺的西装，我的大老板牌的领带，我的漂亮的皮鞋，甚至是我的气质都显得那么不合时宜，我无法再健康或者是装健康了。我将这些俗物交给小弟带走了，脾气也换掉了，我开始将自己装扮成一个病人。
　　二十九日上午九点，我正式进入化疗阶段，至下午六点正式结束这一天的化疗，总共用去九个小时。化疗的形式跟打吊针是一样的，也是挂盐水瓶，区别只是药液的不同，化疗的药全部是毒药啊！它的功能就是杀死细胞，好的坏的同归于尽。所以，化疗时，大多伴有副作用：恶心、呕吐、脱发、虚脱、乏力，我做了一天，就有了一点恶心的感觉。
　　心电图监视仪在监视心率，一天的监视表明，我的心率正常。正当我从心里感谢附二医院的医生对病人如此负责时，病友告诉我说，这可是要收钱的，每监视一小时就收40元钱，我今天做九小时，要收360元钱。我恍然大悟，才知道这是一部吞钱的机器，才想到现实是如此的残酷。我问可不可以不用，病友说，当然可以，既然心率正常，还要那劳什子干什么？
　　第二天的化疗比第一天要长一个小时，但是更加难受，食欲减得不能再减了，反应更加强烈了。它的反应在一定时期内是延绵不绝的，不是抽针了就没有反应了，而是继续在反应。
　　吉尔从巴陵赶来看我，他说，明日靓仔和他的母亲还有许多亲朋戚友都要来长沙看我。明日就是元旦节了，也是本世纪本千年的最后一天，无数善良的人们都在辞旧迎新，都在聚会话家常，可是我呢？却躺在附二医院放射楼大病室的19床受罪。我的亲人路途迢迢赶来看我，靓仔刚放下书本，妻子刚放下教鞭，亲人们都是刚放下手中的工作啊！这不都是我害的他们吗？
　　化疗的第三天，果然来了许多人，屈仁和拖家带口来了，在农业厅工作的柳小宝来了，靓仔和他的母亲，他大舅、二舅两家来了，小妹从巴陵赶来了，德儿从株洲赶来了，侄婿菲戈从广州赶来了，他们都上医院来看我，可是，我谁都不愿见，更不愿说话，因为我进入了反应更强烈的阶段。
　　新年的钟声响彻了蓉城的上空。
　　省会长沙该是多么热闹和繁华，去烈士公园游园的，去岳麓山登山的，去阿波罗商城购物的，去世界之窗观光的，健康的人们啊，你们该是多么幸福！
　　我却如同一条丧家之犬躺在野外的荒地一样，家的概念，团聚的概念，亲情的概念对我来说都变了味。千禧之年对于我来说是什么？是痛苦，是对生命对死亡的的感悟。我躺在附二医院放射大楼15-20病室的19床上，听凭护士将几十斤重的毒药水打进我的体内，这一天，吊针整整打了十二个钟头。
　　难受极了，忍受能力已经超过极限了，见什么都恶心，见什么都想吐，不要说吃食物，就是见了或者听谁说到食物就有一种本能的反应，就恶心，就直想呕吐。小时候读《红岩》，读到特务们将竹签子钉穿江姐十指，而江姐不吭一声，这时就特别地感到对江姐的崇敬。就暗暗地想，我要是江姐，也会如她一样坚强的，还有成刚，还有许云峰，他们的意志都可以经受钢铁与火的考验。而甫志高呢？人们总是鄙夷这样的叛徒，我也是一样，觉得甫志高是无耻和渺小的代名词。现在，我的认识有了变化。从人的生理角度看，人的忍受力是有限的，超过了极限自然就会崩溃。甫志高在残酷的刑罚面前崩溃了，我也深深地感到生命是那么脆弱，那么不堪一击。我真的愿意去死，生不如死这四个字就是我做四天化疗的最大的收获。
　　人们常说，生命是顽强的，这并没有错。人生总要经风雨，总要和困难作斗争，总要克服许多挫折，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生命是顽强的。我活了四十五年，带给人们的形象是一个硬汉的形象，是一个宁折不弯的硬汉的形象。其实，这只说对了一半，生命的另一方面是极其脆弱的，是不堪一击的。比如地震、洪水、海难、火山爆发，还有那些天外飞来的横祸，如空难、撞车、吸毒、误杀、误伤，他们在瞬间就可以将一条条活蹦乱跳的生命吞噬。躯体内部的病变，小小的疾病还可以显示人的顽强，倘若真是那些要命的恶魔降临，或者立刻就要了你小小的生命，或者慢慢消磨你的人气，让你消沉、气馁、恐怖而亡，比如艾滋病和各类癌症，我说的这些灾难还不包括战争这个恶魔。
　　生命有什么意义，人们对生命总是津津乐道。有人说，为人民服务就是最大的幸福；有人说，吃好穿好玩好就是最大的幸福；有人说，留下了子孙，创造了财富，有伟大的建树，才具有实际的意义。其实，这都是人类的自圆其说。从哲学，从宇宙的角度看问题，生命是毫无意义的，升入天国才是最大的幸福。
　　我奋斗了十几年，创办了一座极为规范的农村中学，并且载入了《湖南省名校志》。我这次如果遽然死去，人们也许会褒扬我一阵子，我的后人也许会有一代人或者两代人记住我的名字。但是，百年之后呢，五百年之后呢？谁都要进入天国的，褒扬我的人，记恨我的人，纪念我的人，连同我创办的沙溪中学，都会一一升入天国，再伟大的建树，都让时间为你证明了你的枉然。
　　就这样想着，我忽然觉得眼前一道白光划过，什么都消失了。
　　许多亲人都到医院来陪伴我，昨天来的一群人中，只有内弟二人回去了，其余的都留在了长沙，没有来的又赶来了，三儿带着她的夫婿来了，我的叔父和满姑爷也来了。叔父今年67岁，满姑爷也是65岁，他们的到来令我哀肠百结。
　　叔父一进门见到我就哭，我那么刚强的人，自患病后没有流过一滴眼泪的人，这时候也跟着叔叔泪水长流，叔父一生孤寂一人，我们这些做侄子的就是他最亲的人。叔父俯下高高的头颅，拉着我的手，问我这是怎么啦。我看着叔父满头黑白驳杂的头发和盈满泪水的脸，思绪立即回到过去的岁月。祖父死的那年，也就是一九六六年上半年吧，应该是端午节的前后的日子里，祖父快要断气了，他一手抓住我的手，一手抓住叔父的手，叫他答应将我过继给他做儿子，嘱咐叔父一定要养活我，送我读书，说我聪明，将来是有出息的，直到叔父满口答应了，祖父方才落下最后一口气。一九七四年，我的父亲被癌魔折磨致死，临死的时候也是躺在叔父的怀里断气的，叔父没有后人，我们兄弟事叔父如同事父母，我们家从新堂屋迁居后也将叔父迁居过来同住。不久，叔父家不小心失火，又帮他重建家园。再后来不久，将他办去了县民政局幸福院，那时候，叔父才四十多岁的人，身体强壮，我们是怕他有后顾之忧啊！从那时候起，叔父就生活无虞了，至今都快二十年了。按照常理，我应该为叔父送终的，现实却极其残酷地摆在面前，不是黑发人送白发人，而很有可能是白发人送黑发人呢。乾坤颠倒，河水倒流，跟浑浊的世道是一样的，无序无理可言。
　　满姑父和满姑母心地善良，几十年来一直关爱着我们兄妹和我们的父母，我再也找不出那样慈爱的姑父姑母了。
　　堂弟燕子、思域陪我到夜里十点才乘火车回去，远在大洋彼岸的堂弟思古从美国加州打来慰问电话。我的突然遭遇到的不幸，牵动了从巴陵到长沙的这一路亲人朋友同事同学故交学生。甚至还有西半球，我的二叔二婶正在西半球自己儿子客居的加州旅行。不久前，二叔他们还在北京上飞机的时候就痛失了自己的亲弟弟我的四叔，他们一到美国就痛哭失声。二老倘若知道我又死期逼近，该是如何的伤心，我们的叔侄关系是那么的友好融洽可亲，二叔的感情又最脆弱，见不得亲人间的伤心事情，当年我父亲身患重病，他每看一次都大哭而返，事后多年说到我父亲的苦难遭遇总是失声痛哭的。如果他知道了我的情况，他会提前回国的，思古大概不会犯傻吧！
　　化疗的第五天也是我化疗的最后一天和最难受的一天，见食物恶心到见了开水都想吐的地步。我已经三天没吃没喝了，一点进食的欲望都没有了，并且，也没有了饥饿的感觉。20床的那位病友是个大块头，食量大得惊人，他除了正常的吃饭外，一天还要追加许多其他的饮食，比如吃蛋，他每天用开水冲两三次鸡蛋吃，每次冲两个。他打来开水，放上糖，打开蛋，用开水一冲，将把缸放在热水瓶口上热几分钟，他就能津津有味地喝完，然后再吃梨子什么的。今年的梨子特别大，有的有一斤多两斤一个，有时从外面买来柚子，五六斤重的一个柚子，他一次就能吃完。我看他进食不但不能引起食欲，反而恶心。但是我能看什么呢？昨天十二个小时，今天十二个小时，全在注入毒水，把我的手都弄肿了，快找不到下针的地方了。
　　病友们吃饱睡足做完放疗后就是玩扑克，一玩扑克就能聚来十几二十人，他们都是邻室的病友和陪护，有事无事都会走进来观战，又叫又喊，争论不休，有时他们要玩到晚上九点。我生性好静不好动，除非自己在玩，，更重要的是我在化疗，心情极坏，见了这群人便无端地生出许多恶毒的诅咒，我希望他们就立刻死去，不要再拖延时日了。他们死了如果再进来病人还是这样疯玩，我还是诅咒他们立刻死去。其实这种念头一过，我就意识到这是自己的混账，他们不玩扑克如何打发一天那么多无聊的时光，如何寻找生活的乐趣呢，死亡的威胁时时笼罩着他们，能怨得了他们么？
　　17床的那位农民病友回家了，他不是因为治好了回家的，而是因为没有了钱回家的。每天晚上，他都要放肆地咳嗽，又咳又吐，他的女人对他的病和对他的贫困的家境一筹莫展，没钱了能怎么办，医院分分秒秒都在算计着病人的钱，谁管你有钱无钱，无钱就只得走人了，和大家分手的场面是很悲怆的。那人走后来了一位老人，是汨罗的一位农民，他是肺癌，毕竟紧邻我的家乡，我的心理上便多了一层亲密感。
　　来看我的人仍然川流不息，三弟二人从广州回来。四弟媳的姐丈二人来了，那位姐丈说我是为公家的事累病的。在长沙女子大学读书的甥女淑英来了，她还带来了一位同学。淑英说，舅舅就是一个工作狂。淑英还欣喜地告诉我，说前不久在北京的一次展出上，她和尊敬的朱总理一起照了个像，进一次京，长了不少见识，深刻地感到了自己知识的浅薄，淑英是真正长大了。
　　靓仔下午回学校去了，他是我唯一的骨血，是我的至爱。他还只有15岁，人生的磨难就开始让他品尝苦的滋味，他知道我患的是不治之症吗？或许，他只知道我是病得不轻吧！其他的客人也纷纷离长回家，只有几个兄弟仍在陪我，晚上直陪我到打完化疗针才走。
　　一个星期过去了，我终于做完了化疗。
　　做完化疗并不等于不受罪了，毒液流进血管，它“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我如百爪抓心，浑身不得自在。
　　完全没有了食欲，仍然是见了食物就想吐，甚至是一想到食物就想吐，尽管想吐却一点都吐不出来。二兄和小弟每餐还是那么忠实地将美味佳肴做好送来，然后又原封不动地端了回去。
　　说到二兄，我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无以言表的深情和依恋。阑尾炎动手术那年，他服侍我七天七夜，帮我倒尿壶，扶我上厕所，睡觉时就倒在一张仄仄的病床上。这次又是一样，叫他回去，他是无论如何都不听，我说：“小弟在，妻在，他尽可以放心。”他就是不放心，仍然是细心地护理我，生怕我弄不好就死掉了。冥冥的感觉中，似乎他欠了我许多情一样。其实，自从父亲死去之后，我的恋父情结就转到了兄长身上。
　　基本上没有了睡眠，一天到晚就躺在床上。怎样去区分白天黑夜呢？白天输进毒药，动辄十几个小时，等我输完液，人们就开始睡觉了，我在地上转动一下就头晕目眩，依然得上床躺着。我只能睁着眼睛看窗外，通过一个硕大的窗户可以看见长沙城好大一片空间。附二医院刚做了一幢家属房，户主就开始穿墙打洞设计自己的理想居所，白天砸的“咚咚”作响，晚上死尸一般静静地躺在那里。城里人在制造危房，也在砌自己的坟墓。窗外还有闪烁的霓虹灯，附二的制暖房就在附近的不远地方，它经常喘着粗气，一柱柱的白气直冲上云天。我还看见寒夜中稀疏的星星，我瞎想，只有不怕冷的星星还在高空俯视着我们这可怜的人类吧！我早已经过了数星星的年代了，但是，我现在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数窗外天空上的星星。我经常数错，数错了我又重来。
　　健康的时候，对痛苦的理解总是偏狭的，我现在的感觉就是浑身躁得进入不了睡眠才是最大的痛苦。病房鼾声四起，我却如同一条狗，弓着身子在床上爬，一会儿爬向床头，一会儿爬向床尾，一会儿就像一道虹样弓在床中央，即恶心又不呕吐，要多难受就有多难受。
　　我糊涂得怀疑起来，我不是怀疑我的病的程度，而是怀疑我有病。我总是对小弟说：“我怎么就有病了呢，怎么有这万恶不赦的癌症了呢？万一不是癌症而让这医生揉来搓去地乱搞一通，做个试验，我岂不是太冤枉了吗？”善良的小弟总是静静地听我诉说，附和着我，行动上却毫无半点疑问，坚定不移地指导着我的治疗。我不愿做放疗了，他就向我解释放疗是如何的重要，如何的必要，和我商量去哪家医院做放疗最为适宜。我们拿三家医院出来作比较，附一、附二和肿瘤医院，小弟甚至亲自跑到河西去了，他到了肿瘤医院，回来对我说，那家医院的放疗是权威的，价格也公道，因为是专科医院，不想住院也可以，附近有民房可以租住，如果回国土厅住倒是不方面。最后我们共同否认了去附一或者是去肿瘤医院的方案，我不想住院了，只想住到小弟家里，用昼出夜归的方式做放疗，我受不了住院的那份罪，放疗也不是什么高深的技术活，哪家医院做技术应该是差不多的，至于谁要宰病人就让它宰好了。
　　放疗是干什么，我暂时还没点儿经验，我就像一只任人宰割的羔羊一样。但是，我想到了两个人，一个是蔡桓公，桓公讳疾忌医似乎是千古定论，他却说了一句颇能启发人的话，“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医生总是夸大其词的。另一位是老毛，这个农民的儿子，即使贵为一国之君后，仍不改湖南蛮子劲，他说，尽听医生的，吓都要吓死你。医生治病，一靠吓，二靠治，否则，病人就成不了任人宰割的羔羊。
　　来看我的人依然是那么多，芳芳从岳阳来了，她在学理发。芳芳是我们三个侄女中最小的一个，也十八九岁了，很听话，也老是叫人担心。在铁道学院读书的李思来了，同来的还有一个她的大学同学。
　　我尝试着吃东西，从一点点开始，人是铁饭是钢啊！医生也给我天天输葡萄糖水，化疗后的第三天我吃饭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可以吃东西了，一天吃了个半苹果、一两粥、一个蒸蛋、一点甲鱼，吃的时候带有一点强迫性质，还是食欲不振。我还尝试着在楼梯间走动，在室内转动问题不是很大，可是在梯级走动还走不到十级就头晕目眩，只得赶快把住扶手返回病室。病室内开着中央空调，穿衣不多，一到梯级就受不住那刺骨的寒冷。医生说，化疗之后，人的抵抗力是很差的，特别不能感冒。
　　已经是元月六日了，这天上午九点，护士小姐推来护士小车要给我输液，我真是打怕了，拒绝她的工作。我对护士小姐说，越输越病，还不如让我硬撑下去。
　　我还真是能硬撑，哪有那么娇气的。一天下来，坚持不睡，少坐，多走动，咬着牙齿多吃，做各种舒张运动。各种功能就开始慢慢恢复，头不晕了，目不眩了，到晚餐时，食欲也恢复了。
　　我终于度过了第一个劫难，至少，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
　　不仅如此，这天我还做了定位，做了第一次放疗。
　　郭大夫说：“李凌燕，今天给你做定位吧，做完了定位就可以做放疗了。”郭大夫是放射大楼的技术权威，女性，年龄在五十岁上下，挺威严的。病人不怕一般的医生，但是，都怕郭大夫，她是湖南医学院的教授。
　　加速器安装在放射大楼的地下室，我随郭大夫来到地下室。地下室密封条件很好，中央空调的暖气也送到了这里，室内温暖如春。进门是一个较大的活动室，室内放着一张兵乓球桌，周围放着一些椅子，做放疗的人可以在这里边等候边休息。往左是加速器操作室、医生工作室、更衣室；往右是定位室、医生工作室、卫生间，十分方便。
　　我随郭大夫进入定位室，我的治疗医生姓刘，他是一位可爱的年轻小伙子，他也同郭大夫一起给我做定位。在郭大夫的指令下，我躺上了冰冷的钢板床，将上身衣裳一件一件剥得精光，郭大夫通过电脑等一些先进的设备给我做定位，定好位后就画图，红色的线条在我的胸前和两腋画着“十”和“X”及“口”之类的记号，并嘱咐我少洗澡，洗澡时注意千万别洗掉了线条，一旦线条不清晰就要找刘大夫添现。
　　我像一条死鱼样被他们在钢板上弄了一个小时。
　　做放疗的大夫共有四个，他们将病人分割，每两人一组，一个组做上午，一个组做下午。两个人又分两小组，一个做前，一个做后。负责我做放疗的是位女医生，三十岁上下，长得膘肥体壮，一脸的严肃，轮到我时，她叫道：“李凌燕，进去！”我战战兢兢地走了进去，女医生命令我剥光上身爬上一个小平台，再趴在一块小小的钢板上，然后转动加速器来对准我的部位。
　　这台加速器是一个庞然大物，据说是从美国进口的，花了六千多万元。它就像一头大象一样站在我的身边，但是，它比大象要灵活，能够转上转下。加速器对位要5-8分钟左右，对位以后，女医生就回到她的工作室，将我所在的加速器室内的灯关掉，铁门关上，然后操作照射。照射时间只有几十秒钟，不痛不痒，没有一点感觉，但是，我躺在上面不能动弹一下，因为是对准了位的，而且，医生工作室有一台电脑在监视我，动没动，医生都了如指掌。
　　我终于明白了放疗是什么。放疗就是我们当地俗话说的电疗，而且，我一下子就想到了我的父亲当年来附二医院的情景。一九七三年，父亲到附二医院来找李修宗教授，这位同宗教授说，我父亲的癌症已经到了晚期三级了，没有治疗的必要了。要治疗也只能电疗，当时全国就只有北京和武汉有两家医院有电疗设备，电疗一个疗程得花六十元钱，半年就得电疗一次。父亲回家给我们一说就放弃了电疗治疗的打算，因为我们没有钱。区区的六十元钱现在是算不得什么了，当时可是一个农民半年的收入啊，再说，我们何曾见到过钱，哪怕是六元？如今呢？市级医院都配上了加速器，癌症病人越来越多，加速器也越来越多。它成了治病的机器，更成了吞钱的机器。现在做一个疗程的放疗，在附二医院起码要两万元钱，或者更多，天哪！
　　也就是这一天，来了一群同学，都是二十年前的师范同学，家乡人。看到他们，我的思绪又回到了二十年前的天真烂漫的岁月，时光如流，岁月无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