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祸从天降

　　没有什么考验比死亡的考验更令人感到严峻、残酷而又现实。当死神还没有威胁到生命的时候，或者说，当一个人还在憧憬他的未来，还在对柴米油盐发愁的时候，他就无法体验死亡的考验。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这一天对我来说，不管我的生命历程还有多长，都应该是我活着的日子里最刻骨铭心的一天。
　　一清早，很寒冷，天也处在欲亮未亮之时，我在小镇搭上去巴陵古城的早班车。车子很空旷，到荣城才上满客人。车主是我的一个拐弯抹角的亲戚，说什么都不肯收我的票钱，让我感到又欠了别人一个小小的人情。
　　一下车，金之便乘的士来到我的身边。他是我过去的一个部下，现在在巴陵谋生，昨晚我约了他。我们的关系很不错，我觉得让他陪我去医院看病是最合适的。金之没有爽约，这时，还只到七点五十分，街上的行人不是很多。
　　昨天晚上，我确定要在巴陵市二医院做个检查。这是一家老医院，我父亲两次大难和我大嫂子的一次大难都是在这家医院做出诊断或者治疗的。医院本来是行善的地方，但是，我一向把它当作鬼门关，踏进这座鬼门关就是我昨天晚上做出的决定。另外，我妻子的舅表弟在这所医院工作，我想，在办理手续的方面，他至少可以给我一些方便。
　　我的食管出了问题，我来医院的目的便是为了查清食管毛病的。
　　舅表弟为我办好了手续，将我带到了胃镜科。室内一个女人正在做胃镜检查，我估计，这个女人应该是今天该室的第一个病人，她的旁边除了大夫就再也没有其他人，我应该是今天这个科室的第二个病人。
　　我从来就没有做过类似的检查，也从来就没有见过别人做过这种检查，感到好奇，便将头向里面伸去，舅表弟阻止我说：“别看了，你会恶心的，会恐惧的。”正说着，里面的女人便杀猪般地叫了起来，尔后，又似妊娠反应特别厉害的女人样剧烈地呕吐起来。我走到了一边，并不是有恶心的感觉，而是不忍看那残酷的一幕。
　　不久，就轮到了我。舅表弟和金之陪我走进了胃镜室。做胃镜检查的大夫是位女性，四十来岁，她挺温柔地问我哪里不舒服，都有什么反应，多长时间了。她一边做常规性的问话，一边叫我躺倒检查台上。
　　我的因前面病人做检查所引起的痛苦状而带来的不安情绪暂时得到了平复。不过，我对大夫说，您给我看仔细一点，我很可能患的是食管癌，如果是食管癌就请您对我说实话，并不要紧的，我受得住。另外，您过细的检查一下我的胃，我的胃怕是烂完了，都是叫酒精烧的。
　　女大夫没有回答我的话，她穿着白大褂戴顶白圆帽和一双白手套，正在做着准备。电脑打开了，一根胃镜管子好长好长，它和单车打气筒橡皮管子一般粗细，是刚刚从那个又吐又呕的女人的口里抽出来的，我正躺在检查台上想象着这根管子像什么的时候，女大夫便来到了我的身边，她叫我张开嘴，然后将一个有洞的软塞塞住了我的口，胃镜管子便说时迟那时快地穿过软塞孔，从我的喉头一下子捅到了我的胃里。霎时，我的胃在翻江倒海，我的喉头涌上了一种说不出的难受感觉，心里头堵得慌，想吐无物，欲吐不能，我立即就感到了前面那个女患者所受到的痛苦。而且我认为，女大夫慈祥和蔼的形象瞬间消失了，她变成了一个屠夫，而我呢，就是一只已经开仓破膛摆在案板上的猪。女大夫在插胃镜管时，我认为她就是一个屠夫，她不是温柔地将管子一点一点地往里插，而是以最快的速度一下子便捅进了我的胃，正当我将女大夫想象成一个屠夫，而心里又非常难受的时候，只听见女大夫说，你的胃好得很哪，没有一点问题，旋即，她将胃镜翻动几个转，重复着刚才说过的话。
　　听了女大夫的话，我的心里似乎好受了一点。
　　女大夫将镜管往回拉，镜头停在我的食管中上段。突然，她不作声了，拉过我的舅表弟，一同看电视屏幕上显示的图像，然后他们嘀咕着。我们隔得很近，但是，他们说什么，我一点都听不清楚。不过，病人总是敏感的，我立即意识到大事不好，我的食管问题只怕被我不幸而言中，一定是食管癌！电脑屏幕上是如何显示的，我无法看清，我的视线被女大夫挡住了。
　　往下的检查便更难受了，胃镜头安装了一个夹子，女大夫用夹子在我的食管内壁夹肉片。胃镜管是空的，她又将一根带刀片夹的小钢管从空心中穿过去，操作起来，也不是十夹十中，大约是夹了十二次才夹出六片肉。小钢管在食管内一戳一戳，比刚才插胃镜管还难受。我又不能叫唤，也不能做呕吐状，因为我是一个男人。
　　终于做完了检查，女大夫一边收捡器具，一边笑着对我说，你还是有蛮坚强的。我没有回答她的话，张开的嘴巴被软塞堵了这么久，一时很难合拢来，打个难听的比喻，就像女人生产后一时难于闭合的阴户一样。
　　我告别女大夫，告别舅表弟，在金之的搀扶下，怏怏不快地离开了二医院。
　　车水马龙的先进路因为车站的转移显得更加逼仄和暗淡无光。我抬头看了看天，天上没有太阳，的确暗淡无光。地上呢？小摊小贩将摊点摆上了街面，要寻条路走也是相当困难的，我们挥一挥手，坐上了一辆的士。
　　去哪里歇一歇呢？巴陵有一大群我的学生、同学、故交和亲人，我哪里也不想去了。我被胃镜弄得精疲力竭，被所怀疑的病弄得神情沮丧，我现在还不想让别人知道这些，我只能随金之去他的家里。
　　金之在市二商业局上班，分了套不算太差的房子，他妻子在城陵矶上班，小女儿随妈妈生活。因为家里很自在，也因为我的病，他显得很沉默，只是忙着买菜做饭，在我坐的座位前茶几上丢了一包烟，几本书，由我消遣。电视也是开着的，我实际上什么也没看，什么也没想，只是在闭目养神。刚在那种折腾需要好长一段时间才能恢复过来。
　　我想找人聊天，便打电话叫来了燕子，他和我虽然是第二代堂兄弟，但是，几十年来，我们相交甚深，亲如兄弟，燕子很快就来到了我的身边。
　　我又打电话到小妹的饭店，小妹问我在哪里，去不去她那儿，问我来巴陵做什么；我一一作答后告诉她，我说我做了检查，很可能患了食管癌。小妹听后，惊愕不已，问我怎么办，我说，我现在也不知道要怎么办，这只是怀疑，还没有下结论。
　　第二天是十二月二十三日，这是我少有的快乐一天。因为这一天，我很放松了自己，公私兼顾地回了一趟老家金盆冲。
　　昨天下午，我告别金之和燕子，回到了学校。虽然初步怀疑患的是食管癌，我还是力争做到波澜不惊，为了兑现学校该得到的两万元代课金，我在昨天晚上驱车回了一趟老家找村干部，跑了五个屋场，没见到村干部的踪影，只好打道回府，计划今天再去。
　　今天再回老家，仍然是为了这件事。
　　一下车我就找到了几位村干部，他们正坐在柳娭毑家的阶级上翻薄、算账、聊天，我和他们寒暄过后就说明了来意，村里的杨书记说，没有问题，只是兑现的钱要拖一拖日子，他们正在收上交。
　　村上的会计对柳娭毑说，她家的历欠是多少，历欠的利息是多少。柳娭毑说：“哪来的利息呢，我交了利息又进谁的荷包？”会计解释说：“凡往年没有交清的，村上都借了利息款去交清的，所以，历欠户必须要承担这份利息。”柳娭毑无话可说，只说没有钱。杨书记说：“称点谷吧。”柳娭毑说：“屁股哟，臀巴骨哟。”在我们这里，“谷”“股”“骨”三字同音。显然是柳娭毑不同意交“三提五统”，包括不同意用稻谷去抵数。
　　不一会儿，村干部周围就围了五六个三十岁左右的后生，他们都是我们李氏家族的子弟，也曾经是我的学生。他们差不多到齐后就开始攻击村干部，其中一个叫李晓水的后生问杨书记，粮店收谷52元钱一担，村上收谷58元钱一担，村上收的谷最终还是要卖给国家的粮店，又要贴工资，又要贴运费，不知这6元钱的差价从何而来。杨书记说：“我们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差价、工资、运费只能摊在农民身上。”李晓水说：“差价摊在农民身上就不合理了，比如我吧，每年不是村上找我崔上交，而是我催村上和我结账，反正是你们村上长期欠我的，凭什么叫我负担这笔差价。”
　　杨书记无话可说，被李晓水三言两语就逼进了尴尬境地。随即，站在一边的后生就你一言我一语地开始围攻村干部了。李晓水接着又说了许多他认为是不合理的事情，最后，他说：“我不是我爸爸了，我爸爸那时候就怕你们斗争游行了，我现在不怕你们斗争游行了，这天下不光是你们的天下了，这天下我们也有份，你们干部如果做了不合理的事情，我们就可以说你们哪。”
　　这世道人心也真是变得快，李晓水的父亲叫做李云飞，是当年的地主子女，我的父亲是当年的富农子女。三十年前，他们同在一个生产小队担当最繁重的劳动任务，在过去大搞阶级斗争的时期，遭受最不堪忍受的社会凌辱。杨书记出道早，十七岁就在当时的大队任职，虽然没做过真凶，但是，李晓水他们这一辈对他们肯定是没有好感的，事情隔了三十多年，李晓水现在也就是三十来岁，竟心存如此深的芥蒂。
　　我站在一边冷眼旁观，深感当村干部的难处。过去，他们在农民面前呼风唤雨，点铁成金，如今，什么都不是，说得难听点，他们与乞丐无异。
　　同杨书记他们走了几户，还是一无所获，后来遇上了一群乡民，大家见我回家，都很高兴，邀请我玩牌。杨书记见收不到上缴也不想收了，就劝我玩几把，于是就玩开了。一共开了三桌牌，边上看热闹的还有十几个。农民冬日无事，也没地方去弄几个辛苦钱，干脆就天天晒一晒太阳，或者赌几把牌，打发这无聊的时光。
　　我们玩的是三打哈，赌局可大可小，这是一种扑克游戏。玩到中午便解散了，我要去做客，杨书记要去村长家里吃饭，我和他再一次说好兑付那两万元工资钱的事后就分手了。
　　一个小房孙满周岁，房侄请了许多客人。我在那里自然见到了许多亲戚朋友。吃饭的时候，我和三姐四姐两家人同坐一桌。我对他们说，我患有食管癌，明日就动身去长沙治疗，弄得不好，这将是我们在一起吃的最后一餐饭。三姐四姐都是我的堂姐，他们不相信这是真的，看我好好的一个人，怎么就患食管癌了，怎么就要住大医院了。他们全都惊讶地问我，这不是真的吧，这是哄他们玩的吧！
　　我告诉他们，有病是真的，只是没有确诊，十有八九是食管癌。不过，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不怕！
　　他们同声叹气说，这怎么得了!
　　这消息很快就传到我兄弟的耳朵里，他们都在给房侄帮厨，忙放下手中的工作过来问我，我又如实地讲了一遍，并嘱咐他们不准去长沙，那里不需要他们。
　　出人意料的是这天中餐，我吃了两坨大肥肉。我们这里称它为烂文，我过去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的肉，也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多的肉。饭后，我到了祖坟山，看了长眠于此的父母亲。我暗想，如果我患的确实是食管癌，那么，用不了多久，我也会长眠于此地，永久地陪伴两位老人了。
　　回到学校，小弟的电话就从长沙追了过来。他说，小妹已经将一切情况都告诉他了，问我什么时候去长沙住院，我说等几天再说吧。他问我为什么要等几天呢，病是拖不得的，我说，你最近反正要回来一趟，我们一同去又何尝不好呢。小弟都急得快要哭了，他叫我慎重对待此事，他说他在省图书馆查过资料，这种病难治，但是可以治好，只是不能掉以轻心，要做好做手术的准备。小弟说，我必须戒绝烟酒。
　　舅表弟不久来电话，说我的切片化验结果已经出来，是炎性增生，需动手术，我问是不是癌症，他说不是。我说如果是的就实话告诉我，好让我把公事私事都安排一下，他说不是的，只是炎性增生。我问炎性增生是什么，舅表弟说他也说不清楚，总之是快动手术，而且，手术越快越好。他说本省大医院大多是切开胸腔动手术的，只有河南的医院是切开腹部做手术的，他叫我最好去河南做手术。
　　舅表弟在湖南医科大学读了五年书，是个高材生，他说话吞吞吐吐，并且十分肯定地说我必须做手术，且去河南为最好，可见这炎性增生不是什么好事。不久，舅表弟又来了一个电话，说我患的不是食管癌，叫我放心。我据此给小弟去了一个电话，约好过几天去长沙，并叫他去湖南医学院附属二医院做个咨询。
　　我的病在小范围惊动了一些人，他们都跑到校长办公室来问我，因为我除了吃饭睡觉在家里外，其余时间一般就在办公室。办公室一时成了招待室，人们惊讶、怀疑、惶然无措。
　　妻子听了我的病情介绍后，很不高兴，认为我不应该害病，特别是不该害那种该死的病。她认为她不明不白地同我吃了很多苦，遭了很多罪，到头来连个说法都没有。她不住地唠叨，说我根本不爱惜身体，吸烟喝酒无度，又喜欢玩牌熬夜，这些病都是“造”出来的，并不是身体内生出来的。妻子不同意我去做手术，想用她的白开水治病的方法来治疗我的大病，叫我戒绝烟酒，喝一个时期的白开水，观察一个时期再说。
　　老情人小叶从岳阳来电话，专门讲我的病情和治疗方法，叫我须臾不能耽搁，一定要快下决心去大医院治疗，说这种病是治得愈早愈好。
　　她说的这种病是什么病，外人为什么都那么着急，我还是感觉到了“老爷，大事不好”的氛围。
　　我只得将电话挂到张望远那里，他是教育组组长，是我的直接上级又是我的同学。他听后非常着急，立马驱车来到我的办公室，我又打电话将教导主任找来，此时，已经是深夜十一点了，冬日夜长，人们早已经进入梦乡了。
　　张望远决定快刀斩乱麻，明日用专车送我去长沙，先检查再住院。
　　我对教导主任刘晓林交代了学校工作，局限于时间和事件的突然性，我当然也就只交代了日常工作。有一点我清楚地告诉他，我说政府已经有四个月未开工资了，将来会有教师起来闹事的，我们学校每个月都给教师发放了生活费，教师反感情绪不会很大，别人要闹由别人闹去，我不在家，就叫教师不要参与其中了。
　　终于有了一个决定，我激荡了一天的心又恢复平静，准备睡觉。
　　人睡死了，什么知觉都没有，只会做梦。
　　第二天，我又回到惶恐疑虑之中。
　　我不知道死刑犯等待枪决的那段日子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他们的日子又是如何度过的。在长沙的头三天，我就处在这样一种境地，希望出现奇迹，希望能够活命，却又毫无活命的可能。
　　一九九九年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上午九点整，我交代完公事，怀着悲壮的心情坐进停在校园东大道的那辆小车里，还能不能回到这块我经营了十几年的美丽校园，我无法预知结果。
　　护送我去长沙的有赵小谷、潘高粱、张望远等人，望远正在沙溪完小主持一个全镇小学教研工作会议，我们将车子开到了小学。
　　妻子闻信来到车边，她就在这里教书，我摇下车玻璃，她又无话可说，只是一个劲地掉眼泪；妻弟也从新沙街那边赶过来了，稍微问了一下情况，便也陪着他的姐姐流眼泪。
　　我们九点半离开完小，在路上走了三个小时，到达省国土厅小弟家里的时候，已经是中午十二点半了。107国道还是车流量大，道路还是在超载运行，我在这条路上坐了好几十回车了，每次都是快快活活的，这次是无论如何都快活不起来。大家跟着不快活，他们如果还在说话，总是说一些安慰我话题，希望在长沙检查的结论比在巴陵的好。
　　下午两点半我们去了附二医院，护送我的人加上小弟一起陪我做检查，侄子吉尔有一个同学在附二上班，他叫王久明，在胸外科工作，他负责帮我挂号，缴费，照CT片。
　　弄到傍晚五点也没做多少事情，望远他们回家了。
　　侄女吉英（我们俗称她为三三）来长沙，她是来送巴陵二医院化验单的，只见化验单上写着：
　　李凌燕，男，45岁，编号1954，内窥镜型号EG-XEEP，插入情况：顺利。
　　食道：距门齿25-30cm处粘膜。边缘隆起不整，质硬，触及后出血，其上方皮。坏死组织。粘膜呈红白相间，以红为主。
　　形状：圆。开闭情况：好。
　　十二指肠：球部粘膜正常。
　　活检部位及标准本：食道5块。
　　镜检诊断：食道癌，浅表性胃炎。
　　病理检验报告单上赫然写着：（食道）高疑癌（组织太少，分类困难）
　　巴陵带来的这些书面结论我当然是以后才看到的，三儿来时只对我说不是食道癌。
　　次日，仍去做检查，胸片，吞钡，B超。B超作了两次，没发现什么问题。
　　王久明大夫下午来电话，说我食管坏死的那段与气管粘连在一起，现在不宜做手术，应先做放疗治疗。
　　什么是放疗治疗，我那时是一点都不懂。在家里，我是准备做手术的，现金都带了三万元。王久明突然说我不能做手术了，是不是说，我就快要死了，病得连手术都经受不起了。
　　至此，我还是没有搞清我得的是什么病。
　　小弟将王久明请到家里来吃晚餐，我们边吃饭边聊天。在王久明不经意间，我终于套出了情况，我患的就是食道癌，而且是中晚期，到底有多大的救治把握，王久明说，他也说不清楚。
　　我就像得到了宣判死刑的死刑犯一样，我只能等待死亡了，生活再美好也都与我无关了。
　　一向天真活泼的三儿在长沙陪了我一天，她的脸上灿烂的笑容再也不见了，只是默默地陪着我做检查，说话。后来有人告诉我，三儿在巴陵二医院拿到化验报告结论时就哭了，我们虽是叔侄关系，却也情同父女。
　　妻子在晚上来电话说，这两晚家里是天天有人坐到深夜，都是来安慰她的。这点我能够理解，我走的时候，学校也只有几个人知道我患病的实际情况，我是他们的校长，我的生死在一定的时间内构成了对他们生活的影响。
　　第三天，我再也没有去医院了，各种检查已经完结，只等医院拿治疗方案。附二医院是全省有名的大医院，每天在医院里的患者、陪护人员、医院里忙碌的医护人员，如同五一路上的车流量一样，多得叫人数不清，有不有床铺叫我住下来都是一个问题。
　　我就呆在小弟家里看书，因为是周日，小弟休息，他可是一刻都没有休息，跑医院，做饭菜，招待客人。
　　三儿上午回巴陵去了，她要上班。大侄子吉尔在湘西北的张家界出差，开一个什么会，又是什么全省移动通讯工作的检查，他提前结束了出差，下午从张家界赶到了长沙。他一来就扎到了王久明那里去了，了解我的病情和治疗方案。
　　家里来的电话是接不赢，与我相处极好的同事、朋友、上级，他们是一个又一个的电话打进来，大多是关心我的病情，劝我坚强点，劝我别操心学校工作。
　　我抽空给小叶去了个电话，告诉她我患的是食管癌。她听后是一阵发呆，感到了震惊和无奈，事到如今地步，她只能用好言好语安慰我。我说，我还没有对任何人说破，大家都在瞒我，其实，我在巴陵做检查时就猜到了。
　　晚上我和小弟开诚布公地谈了一次，将事情说破，大家都好做事情。小弟心地善良，他说，以我的坚强意志，开朗的胸襟，良好的体质，是可以战胜癌魔的。
　　从此，我就踏上了征服癌魔的漫长而艰难的道路。不过，我的心态首先是被动的、消极的。我一边接受治疗，一边等待死亡。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我办理了住院的手续，住进了湖南医学院附属二医院放射大楼（18栋）三楼15-20病室，这是一个大病室，共有六个病床，我去时，已经住满患者，我只得在空隙地带加上一个临时钢丝床。
　　护士看过我的检查结论，然后过磅，量我的体重，量得的结果是73.5磅。我觉得奇怪，本来一向称得重量为76磅，叫病一吓，突然就掉了几斤肉，而个人的感觉似乎还没有被吓成这样。
　　中午，我回到小弟家吃中饭，刚上桌时，家里陆陆续续来了两批客人。第一批是潘高粱、张并组、李晓勇，刘晓林，第二批是张望远、张辉、胡任，还有一位司机。他们都知道我今天住进医院，便特地赶来看我，妻子也随他们一同到达。
　　我们只得放下饭碗，小弟又忙着去弄饭菜，弟媳在打下手，我陪客人聊天。分别才几日，仿若隔世，真是生死两茫茫啊！前几天，我还没有去查病，大家在一起是那么的快活，如果到现在我还没做检查的话，大家不还是在一起疯吗？这病一查完，就宣告了我的死刑，真是不可思议。
　　客人分批走了，只有潘高粱和张并组留下来陪我，妻子也走了，她说她放心不下班里的孩子们。我向来由她的，反正她留下也没有多大的作用，不想留下就走吧，回去吧！
　　赵小谷下午四点到达这里。
　　我倒是安安静静地读了两本书，都是关于大人物的传记，非常通俗的读物。
　　吉尔下午回到巴陵，一到巴陵就打电话来，说老家的两位兄长已经动身来长沙了。我想，我的不幸已经开始折腾我周围的亲人了。晚上等到九点多钟也没有等来他们，大家送我去附二医院住下来。刚出大院，在街上迎面碰上长兄二兄两位兄长，他们还饿着肚皮，我叫他们快去小弟的家里搞饭吃，不要同我去医院。
　　附二医院就在国土厅的斜对面，实在不远。今天晚上走在这条通往医院的大街上，感觉是很不同的。在我的心里，我把它当作了一条不归路，大家送我到病房后，我劝他们早点回家算了，呆在一起又不知要说点什么才好，他们也就走了；玩扑克牌的病友们也散开了，我脱掉衣服躺在那张简易的钢丝床上，正式成为了附二医院的一名病人。
　　我怎么也睡不着，心里烦躁极了！
　　狮子和老虎关在笼子里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狐狸吃不到葡萄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猴子在井底捞月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肥猪被拖上了屠凳，屠夫拿着尖刀朝猪的心脏捅去，肥猪在放肆地嚎叫。我是什么，我是一个将死未死的病人。我还能做什么，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死亡。我第一次将死亡和生命联系在一起，无法理喻的事就发生在我的身上，我一向自认为生命顽强，从来只有生的努力，不知死为何物，今天却突然面对了死亡威胁。
　　母亲说过，我在半岁多的时候，只差一口气就死了，但是，我没死。
　　六十年代，我被饿得皮包骨头，大肠拖地，但是，我没死。
　　十八岁那年，我在云坊水库工地，被一块几百斤重石头从几十米高的悬崖上滚下碾过全身，人们以为我被砸死了，但是，我没死。
　　三十岁那年修房子买材料翻了车，我在车顶上呈抛物线状甩倒二十多米开外的地上，人们以为我没救了，但是，我没死。
　　我无数次把醉酒和死联系在一起，毕竟一次次都逃离了死亡。年轻时，我一次喝过两斤白酒，醉得人事不知，牙关紧咬，人们将我丢在一间死人床上，我还是活过来了。四十岁那年，我喝了酒在三楼玩牌，下楼解溲，还在二楼就以为到了一楼，一脚蹬空，直接就从二楼飞到了楼外五米远的地上，只在十九级楼梯上蹬过一脚，同我下楼的同事见状昏倒在地上，人事不知，人们没有救我，反而救他去了，但是，我没死。
　　人们常说，人到三十六，喜的喜，忧的忧。
　　按照传统的说法，人生三十六岁是一个门槛，跳过了这个门槛就好了，问题是不容易跳过去。
　　我三十六岁那年，阑尾炎痛得我死去活来，我在床上滚了三十几个小时才被送到医院，已经很迟了，阑尾已经穿孔了，医生说再晚几个小时就没得救了，毕竟我没死，还是从死亡线上活过来了。
　　我想，这次怕是没救了，怕是死定了。
　　甚至，我从来就没有将死亡和自己的生命联系起来过，尽管我知道凡生必死的朴素道理，只想着自己是个例外，别人都会死，唯独我不会。
　　秦始皇不愿意死，他炼过丹，求长生不老药。但是，秦始皇死了，无可挽回地死了，千古一帝，岂不伟大！
　　上下几千年，纵横数万里，无数的人们都希望长生不老，但是，谁可以避免死亡？
　　我不伟大，也不渺小，我从来就没有将死亡和生命联系起来过，这就意味着我想长生不老。如果我没有想过长生不老，至少，我没有想过中途折翅。
　　我的母亲给我算过八字，甚至算出了我的寿命的长度。
　　我的岳母给我算过八字，甚至也算出了我的寿命的长度。
　　我自己出门在外，候车前闲得无聊的时候也算过八字，算命先生说，我会中年富贵，晚年幸福，寿考是八十有三。那时我也是沾沾自喜，虽然八十三这个数字给我的人生画上了句号，毕竟，它还是那么遥远。再说，到了八十三岁，人也老了，奋斗也过身了，追求也达到了，对这个世界没啥留恋的。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吧！
　　总之，我没有想到自己会中途折翅的。
　　今年，我就像一个输红了眼的赌徒一样，把生命和生活押上了赌桌。工作还是发了疯的一样连轴转，除了日常工作外，还在县上领受了一些特殊的任务，另外还有两基年检，耗去我大量心血的是撰写《沙溪中学管理规章汇编》。白天做不完的事情，我就在晚上做，直到《规章汇编》的样本打印出来后，我才松了一口气。上半年和暑假期间，我为了挪动一下自己的位置，加强了和同学的交往，聚餐的机会很多，在县城，会餐时每次喝斤半白酒的餐会有八次之多，甚至和那些人同流合污，去光顾秦楼楚馆，虽然没有狎妓，但是和那些漂亮的小姐在一起并不感到是一种耻辱。如果不是因为癌症，我估计今年起码也缩短了我五年的生命阳寿。
　　其实，对我身体和病情引起重视的完全是小叶一人。
　　因为我从来就没有把死和自己的生命联系在一起过，所以，我一直绝对相信自己的身体，从不怀疑自己的身体。
　　五十多天前，我的病情就有了明显的反应：吃饭出现梗阻，一梗阻就必须用茶水送下，打通阻塞。每当这种时候，妻子就说，你不要用茶水送饭，养成这个习惯不好，又不是三岁小孩，怎么不听告诉？
　　为了切断我和小叶的危险的情人关系，我今下半年采取了少打电话、少约会和拖延约会的措施，目的是让情人关系慢慢地自然地冷却下来。小叶常常逼问我，我则以有病为由予以遮掩。小叶则催我去医院检查。我真的在十月份去过一家医院，就是学校附近的卫生院，也是做的钡餐检查，结论是我的吞钡顺利，食管良好，肺和胃没有一点毛病，可能是食管炎。于是，拿了十元钱的丸子，服用一周，病依然，人如故。就是这家蹩脚的卫生院、不合格的医生和淘汰的医疗设备害死了我，让我放松了警惕，又拖了四十余天。
　　进食梗阻，有三次竟差一点卡死了我，吞下的食物卡在食管中上段，下不得胃，翻不出口，呼吸困难，呕吐出来的是涎，白色的，稠稠的，只带有极少量的食物汁。三次大灾难使我真正意识到我害病了，我是应该去看医生了，应该去大医院了，我只是想等我做完了某件大事就动身，心里有了意识，行动上仍是拖。
　　十二月十八日的晚上，我和小叶在一个秘密居所度过了一个晚上。小叶在这个晚上对我极为不满意，她说我一脸的倦意，在床上老是要进入睡眠状态，老打鼾，亲密时又不能使她快活，第二次亲密完全是勉强的，至今我都记得她把我从她身上赶下去说的话“下去”“下去”，她完全相信我是病了，是不正常了。小叶回到巴陵后，老用电话催我，追着我去做检查。
　　十二月二十七日的晚上，我一个人躺在附二医院的一间病床上，无论如何都不能入睡，尽想着这些乌七八糟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