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海横流（二）文革史实

　　二十四章、巨星陨落神州哭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
　　这是歌曲《东方红》的唱词，从我们懂事起，全国人民每天都在唱这首歌。在整个文革期间，每天早晨全国的所有电台的前奏乐都是《东方红》，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从太空传来的旋律也是这首歌。
　　非常有意思的是，在文革中，全国的电台在每天的广播结束时的旋律是《国际歌》：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儿就一定要实现。”
　　现在仔细回味，才发现这两首歌在本质上有很大的区别，《国际歌》宣传的共产主义是所有公民的平等和当家作主，而《东方红》宣传的是个别人成为所有公民的大救星。“大救星”与“神仙皇帝”只有字面上的不同，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尤其是对于政治性问题的独立思考是被严格禁止的。我们上小学的第一句话是“毛主席万岁”，上中学时学习英语的第一句话也是“毛主席万岁”可是，1976年9月9日突然传来了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全国人民顿时陷入了一片悲哀和恐慌之中。
　　整个西峡山城到处都传来哀乐声，大街上，马路上，摆放着一台台电视机。由于当时电视机还没有普及，几乎所有的单位都接到了通知——将电视机放到单位门口，给公众观看关于毛主席逝世悼念活动的报道。广播里也全是相关的报道和连绵不绝的哀乐。大街上每个人的脸上都没有笑容，如果有谁笑，肯定会受到公众的谴责。
　　所有的单位都停止了一切工作，连我们这些反革命犯，也停止了工作。大家一起做花圈，听广播，等待着北京追悼会的召开。
　　后来，全县人民被组织起来举行各种悼念活动。其中一项是到县政府设立的灵堂致哀。在县大会堂的舞台上，设立了毛主席纪念堂，台上安放着毛主席遗像，挽联，花圈等，最上面是一条巨大的横幅：“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全县人民排起队，轮流进来向毛主席像鞠躬致哀。
　　县大会堂里面非常昏暗，全场一片肃穆，只有人群缓缓移动前进时发出的小声响。许多人当场流下了眼泪，但克制着不放声哭出来，仿佛怕惊醒了睡着的人一样，不时有个别人在等待的过程中当场晕到了，被人急速地抬出现场。任何人走进去，都会忍不住悲从中来。
　　虽然我们远离北京，但在这样的日子里，也都和全国人民一样，关心起国家接班人的问题。几乎在毛主席逝世的同时，报纸上就发表了“按既定方针办”的毛主席临终遗言。可是，我在心里想，这么几个字无论如何不像是国家主席遗言的样子，但是这种想法可不敢与任何人交流。
　　很快报纸上又发表了“你办事，我放心”的遗言，据说那是毛主席身前对接班人华主席说的话。随着这几个字的发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班子都在报纸上发表了“坚决拥护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之类的表态文章。我们街道上也贴了很多类似的大幅标语。
　　然后是决定修建毛主席纪念堂，和出版毛主席著作第五卷。在众人面前朗读毛主席著作第五卷也就成了当时大家经常做的日常工作之一
　　直到二十五年后的二零零二年一月，我才有机会去北京毛主席纪念堂瞻仰了一代伟人毛主席的遗容。不管后人将怎样评价他的功过是非，但在我的心里，他永远是伟大的。
　　
　　二十五章、欢庆粉碎四人帮
　　
　　正当各种小道消息满天飞的时候，突然从北京传来了“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的惊人消息。
　　关于“四人帮”的说法，是直到中央宣布了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们这些远离京城的农民才第一次听说。从后来披露的消息介绍，“四人帮”这个词居然属于毛主席的原创。不过对这四个人却是早就知道了。王洪文是林彪事件之后毛主席选定的接班人，是当时中央最年轻的领导人。关于王洪文，没有听到有什么关于他的不好的传闻，人们在谈论到他时，基本上是羡慕他在文革中靠造反起家，居然能当上了国家副主席，大家都议论说他是坐直升飞机上去的。
　　张春桥和姚文元，在我的印象中都是靠写文章发迹的，文革中的许多重要文章都是这两个人写的。记得我曾经疑惑不解地问过母亲：
　　“我看张春桥，姚文元写的有些文章也不是很好呀，比如说，许多其他的作家的文章都比他俩好。而且也没有听说他们除了写批判文章之外写过什么出名的文学作品，怎么他们两人能够靠写文章当上大官呢？”
　　“你真是天真，真以为他们两人是靠写文章当官的吗？中国文章写得比他们好的人多了去了！”
　　江青是毛主席的夫人，在文革中是文化棋手，八个样板戏的缔造者。至于她在文革中还干了什么其他的坏事，在她没有被逮捕以前我们就一无所知了。
　　不管我们这些远离京城的普通老百姓知道不知道，反正四人帮被粉碎，中央宣布文革结束的消息传来之后，全国人民还是像获得了解放一样载歌载舞。我所在的县城立刻在县体育场召开了万人大会，欢庆“十月的胜利”，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周围。
　　那是党的九大召开之后的一次最大规模的庆祝大会，锣鼓喧天，彩旗飘扬，每个人脸上都是兴奋的笑脸，仿佛在巨大灾难之后庆祝获得新生一样。我注意到在这样一个庆祝“英明领袖华主席，一举粉碎四人帮”的日子里，人们没有出现公开发泄对四人帮仇恨情绪的现象，更多的是一种对四人帮的丑化和嘲笑。比如许多单位在全城大巡游的队伍中，都是将四人帮当成小丑来丑化，有的是做的假人四人帮，有的是真人化妆成四人帮，一路做出各种丑态来引人发笑。
　　当这些形形色色的“四人帮”从观看游行的人们面前走过时，常常会引起阵阵开心的笑声。这种笑声也许是十年文革中被压抑的人们从心里爆发出来的，所以格外地响亮、痛快，仿佛从此以后各种不幸和灾难都将离我们而去。又仿佛文革中一切不快乐、不幸福、不合理、不公正、一切的担心害怕等等都找到了原因，原来都是四人帮在搞鬼！而现在四人帮终于被打倒了，所以一切都将变得好起来。
　　对于被突然打倒的人，我也并没有多大的仇恨。我是在文革中长大的，所以对有人被突然打倒，诸如今天的国家领导人明天突然成为了阶下囚之类的事情，一点也不会感到意外或不可接受。尽管心里也悄悄地疑惑过：毕竟江青是毛主席的夫人啊！可是一听到有文件传达，说江青的历史如何有问题，文革中又是干了多少的坏事，再加上相声等文艺节目如何讽刺嘲笑江青，便觉得她确实不是一个好人。
　　由于中央宣布文革结束了，而且把四人帮定为反革命集团，所以人们开始大胆批评文革中的种种问题。不过我注意到，当时人们不管怎样公开和私下批评，都没有说毛主席有什么不对，都是说“毛主席没有错，错的是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了毛主席。
　　
　　二十六章、功过是非后人评
　　
　　轰轰烈烈震惊世界的十年动乱结束了。极左路线是我们这个国家一大批革命老前辈受到迫害，并泱及全国各民族。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再回头看文革的蹉跎岁月，我们会清楚的得出公正的结论。那是一场腥风血雨的大浩劫。在日益强大的中华民族面前我们不希望再看到内战，中华民族将以包容、创新、团结合作的姿态展开广阔博大胸怀容纳世界，一个富强伟大的中华民族将魏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二）文革史实
　　
　　革命大串联
　　
　　陕西省眉县林业学校的革命大串联是自“陕林筹”成立后开始的，最先是有组织地每班选派两个人，到西安主要几个大学看看大字报，了解“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可以说是真正的“革命串连”。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首次接见百万红卫兵之后，同学们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现场直播中，听到了那种激动人心的场面，哪个人不想去亲身经历一下那种幸福的时刻？
　　最早跑去北京串联的林业专业24班一位同学，幸运地参加了毛主席一次接见红卫兵，归来后“陕林筹”召开了全校师生大会听取传达。这位同学长得并不帅气而且有点缺陷，常年四季头戴帽子，此时竟被好多人抬着进入会场，一路上不停地高喊：“我们见到了毛主席！我们见到了毛主席！”人们不约而同地发出一浪高过一浪的欢呼声：“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完全发自内心，毫无表演做作。其场面之热烈，情绪之激动，当今的人们是难以想象的。
　　1966年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让全国各地大学生的全部和中学生一部分代表，分期分批到北京，进行革命大串连，所需车旅费、生活费全部由国家开支。“陕林筹”直到1966年10月17日，才煞有介事地进行了组织，由每个班选派赴京红卫兵代表，去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各班代表均由民主选举产生，首先必须是“红卫兵”。随后不久，大家就都行动了起来，开始了持续时间长达半年之久的“革命大串联”。先是一窝蜂似地朝着首都北京涌去，而后又选择去上海、广州、南京、重庆等地，再后来又发展到去延安、韶山、井岗山、遵义等革命圣地。去时只需带一份学校任何组织开出的介绍信和粮票，坐汽车、火车皆不用掏钱，到了哪里都有接待站，热情接待“毛主席的客人”，免费供应吃、喝，安排住宿。报纸曾报道南方学生到了西安，突然遇到降温，打个条子就借到了黄大衣。
　　我们这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刚开始似乎没有出外大串联的资格。因为名曰“红卫兵大串联”，我们都不是“红卫兵”。后来这样的限制不那么严格统称为“革命师生”，再说出去后谁又知道你究竟是不是“红卫兵”？于是，我们便夹杂在其他同学中一起出去了。我第一次大串联是在我们班文革小组长解弟良带领下，同去的还有我们班的史登云、贺光明、熊永庆、贾春香等。解弟良特别叮嘱我和贺光明、熊永庆，说谁问你你就说是“红卫兵”，因为贺光明、熊永庆和我一样都属于“黑五类狗崽子”。我们先去了延安，乘火车到达铜川，然后换乘汽车，是那种蒙上帆布棚的大卡车，到延安时已经黑灯瞎火一片。当晚被安排在一个说不上名字的地方住下，第二天像赶贼似地到宝塔山、枣园、中央大礼堂等处参观了一下，杨家岭、凤凰山麓、南泥湾等处还没有顾得上去就转回了西安。解弟良的目的是要去北京，见伟大领袖毛主席。可能当时全国学生都涌向北京，有指示暂时不让去北京，学校的介绍信大概只能开去延安。
　　我们班的解弟良是个很有点社交能力的，平时什么谎话都能讲，外号“百分之二十”，即讲话的真实率只有20％。就在我们要去北京之时，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问题的通知》，决定从11月21日起到次年春暖季节一律暂停来北京和到各地进行串连。并说毛主席支持步行串连，先进行试点，取得经验，为来年徒步大串连作好准备。可是解弟良却不知怎么的就弄到了去北京的火车票。我们紧赶慢赶，到达北京时已是1966年11月27日，前一天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刚刚结束。大家都感到很沮丧，但还抱着信心等待下一次。我们住在民族文化宫后边的太平桥中学，偌大的教室里地上铺着麦草，有一些被子却达不到一人一条。好在生了个大生铁炉子，日夜通红，室内温度还是可以的。吃饭就在太平桥中学，每顿饭都是馒头、面条什么的，以大白菜为主，还有豆腐、粉条和肉，不是很丰盛却能吃得饱。2008年我因事到北京，还专门去了民族文化宫后边，却怎么也找不到了太平桥中学。
　　十一月下旬是北京最寒冷的时节到来之时，天气从早到晚都是阴沉沉的，刮着冷嗖嗖的西北风。我们那时候都是穷学生，身上穿的很单薄，寒冷成了最大的威胁。因为是来搞“革命大串联”的，所以除了到天安门广场看看外，还先后去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似乎在颐和园门前停留了一下，没有进里边去，还去看了西山红叶，也都是匆匆而过，甚至没有留下任何印象。剩下的时间就是待在太平桥中学的大教室里，等待毛主席再一次接见。室外气温越来越冷，出去真是受不了，所以哪儿也不想去。同室住宿的有个来自新疆石河子的中学生，穿戴厚实不怕冷，天天出去，回来拿着一个又一个新买的东西，主要是一些玩具，说是北京的东西太便宜了！大家看着买的东西都有五六百元了，不知道那位同学兜里还有多少钱，而我们每个人身上大约只有三两元钱。我们同学史登云的父亲是眉县木材公司经理，家住在我们学校所在地齐镇街道上，好象比较有点钱，也不时买点什么回来。每当有人问史登云买的东西多少钱时，史登云总是赶快把东西藏起来，然后才说：“你咋老是钻钱眼呢！”
　　我们就这样在太平桥中学待了四五天，仍然没有听到毛主席再要接见红卫兵的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12月1日又发出通知，重申暂停乘坐交通工具进行串联，12月20日前必须返回原地，12月21日起不再实行免费。我们眼见得云里没雨了，便乘车返回西安。那天火车上挤得实腾腾，过道里、洗手池边及厕所里都是人，每排座位的空间也有人蹲着或站着，能挤上车来都算不容易。我一上车就感到想要小便却上不了厕所，下去了又怕再上不来。于是，一泡尿整整憋了24小时，中途到站车窗不敢打开，一打开就有人往进硬钻，直等到了西安下车，才失急慌忙跑向厕所去……
　　乘坐火车、汽车串联不行了，毛主席提倡步行串联，“陕林筹”又煞有介事地组织了一个庞大的“井冈山长征队”，其中还有党治军等工人参加，于1966年12月4日启程，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后来每个班都有出发的，我们班刘正楷组织了个经汉中到重庆，再到遵义的徒步串联队，我觉得几乎全要翻山越岭没有参加。我和同学熊永庆商量去韶山，家在商县的王丁锁愿意加入，我们三个人便到学校开了份介绍信，每人背条被子，手擎一杆红旗，红旗上印有“秦岭风雷战斗队”几个字，从齐镇往东，一步步真真正正走着出发了。
　　我们是1967年元月5日前后从学校出发的，每天大约行进50公里左右，第一天晚上住在周至县哑柏镇，第二天晚上住在户县大王镇，第三天早早就到了西安。我们手里有一本全国分省地图，对道路完全陌生，只是向着东南方向走去而已。第四天早上从西安出发，没有沿通往商县的公路行走，选择了从纺织城那儿上塬，经狄寨下塬，再进入秦岭大山，沿着一条山沟直往上走，当晚到达秦岭山顶的牧护关。牧护关像个小寨子，有城墙有门洞，里边一条街，两边是带有木板楼的房子。这里也有红卫兵接待站，我们吃过饭后被安排住在一家木板楼上，凛烈的山风把窗户纸刮得咚咚直响，寒气十分逼人，我们连衣服都没有脱，囫囵儿盖着被子睡了一晚上。第二天一大早爬起来就走，一路小跑着朝山下冲去。主要是因为冷，跑起来会热乎一些。一个多小时后到了商县铁炉子，在那儿的接待站吃了早饭。随后就沿着公路，经麻街，晚上到达商县城。
　　那时候真叫胆子大，三个十七八岁的小年轻，竟敢穿越崇山峻岭，沿着荒无人烟的山间小道行走。如果沿着西安通往商县的公路，也就是120多公里，碰到个好心的司机，坐上汽车就到了。可是我们都不这样想，既然是徒步串联，就要真真正正地一步步走，发扬红军长征的革命精神，经受艰苦的锻炼。是傻蛋还是真诚？恐怕如今的年轻人永远都想不明白。
　　王丁锁到了商县后回了家，不愿意再去了，站在他们家所在的公路边上，送别了我和熊永庆。剩下我们两个人倒也自由自在，熊永庆家地主成份，我们家富农。从商县县城到丹凤县城只有七八十里，我们到丹凤城时天色尚早，在街道上买了两个印有“红卫兵”字样的红袖章，分别戴在左胳臂上，这样也就没有人知道我们是“黑五类狗崽子”了。从丹凤到商南比较远，大约120多里，走进县城时到处都已亮着电灯，根本没有看清是什么模样。天一明又出发，一路上碰到了几个操着河南口音的学生，也是串联者。中午时分进入河南境内第一个乡镇，叫西坪镇，属于西峡县管辖。
　　在河南境内最大的感受是粮食短缺，接待站的饭食以红薯为主，有红薯稀饭，还有蒸熟的红薯干，就是没有馒头。不过接待站的人态度非常好，我们亲眼看到一个跟我们一样的徒步串联的学生，竟躺在一位中年妇女的怀里，妇女在为其捉头发里的虱子。中年妇女为那个学生捉完后又要为我们捉，我和熊永庆都没有好意思躺到她怀里去。弄得那位妇女自己反倒有点不好意思，说：“为革命小将服务就要做到完全彻底。”在西峡县我们看了一下地图，没有朝南往南阳市方向走，也没有往稍偏东的丹江口方向走，而是先向东到内乡县，再朝着东南方向到邓县，再到新野县，看了三国时“火烧新野”故地，从新野再一直朝着东南走。一路上在河南境内经过的街镇和乡村，到处一片萧条，地里光秃秃，遇见的人都用那种恐怖的目光看着我们，像是要抢劫似的。熊永庆说：“赶快离开河南，这里不安全。”我们尽量与人少搭讪，到了县城才去接待站食宿。
　　进入湖北省境后是枣阳县地界，但是我们没有去枣阳县城，继续朝着东南方向到了一个叫唐县镇的地方。一进湖北境内，情况与河南大不一样，小镇上就有接待站，吃的全是大米饭，菜也不错，还可以连粮票都不用交，我们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唐县镇处在武汉通往襄樊的铁路边，我们在接待站吃饭时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中央通知停止步行串联，要求尽快乘车返回本单位。吃过饭后我们当即去了火车站，看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1967年2月3日发布的《关于革命师生和红卫兵进行步行串联问题的通知》，全国停止步行串连，规定返程时尽量就近乘坐火车、轮船等交通工具。我们当即就在售票窗口办理了到武汉的火车票，回西安经武汉坐京广线再到陇海线火车，属于“尽量就近乘坐火车”。这时想着再用不上被子了，背着又不方便，便把背的被子打成包，通过邮局寄回学校去。怕寄到时我们没有回去无人接收，写了学校会计王宏钧的名字，回到学校后向他讨了回来。还有学生在外边借钱粮，都写的会计王宏钧的名字，后来讨要时都由学校偿还了。
　　坐火车确实比步行好得多，即使没有座位站着也舒服，差不多半天时间就到达汉口火车站。在武汉我们被安排住在汉口不知是湖北省还是武汉市的粮食学校，吃的比下边接待站更好。时当农历腊月二十八九，我们到武汉两天后就是春节，湖北省委张体学特地要让串连的外地学生过好年，给每个接待站增拨了经费，规定每个学生要吃到多少鱼、多少肉，凭串连介绍信领取餐票。我们介绍信上开的是“3”人，我们在“3”后边加了个“2”，成了“32”人。当时改的时候想着到哪儿发纪念章时可以多领到纪念章，没想到在这儿一下就领了32个人的餐票。其实一张餐票就足够一个人吃了，根本用不了那么多。我们还去帮了厨，在灶房的案板上看到了像猪那么大的鱼，才知道鱼竟然能长那么大。
　　在武汉似乎已没有必要去什么学校搞串联，但是长江大桥必须要看，“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是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我和熊永庆举着写有“秦岭风雷战斗队”的红旗，从桥北一步步走到桥南。在江心桥面上，我们望着滔滔长江心潮澎湃，把手里的红旗使劲地挥舞了一番。而后想着随后再坐火车拿着红旗不方便，便把旗子卸下来，把那根竹竿扔进了江水之中。在桥南，我们登上有黄鹤楼的蛇山，站在栏杆边让揽生意的摄影者各照了一张像，头戴绿军帽，臂戴红袖章，挺胸抬头，很有那么一种自豪。照片后来寄到学校，我俩都偷偷藏起来不敢公示，因为我们冒充了“红卫兵”。
　　整个步行串联的学生都要坐火车回学校，返程车票十分紧张。我们就在粮食学校等待着，有吃有喝有住的，心里也不着急。闲暇无事上街溜达，看见贴在墙上的一份公告：近日庐山发生流感，请革命师生暂缓来山串联。这才知道革命串联还可以“串联”到庐山这样的风景区去，可惜要回去了去不成。回到粮食学校后与住在一起的福建莆田几个学生闲聊，知道我们是陕西的，说他们原本是要去西安再到延安的，现在去不成了。谈到他们返程的路线，说是坐京广线到长沙要再换乘去南昌的火车，从南昌往福州才有车。火车票紧张，他们先坐轮船到九江，再从九江坐火车到南昌回福建。我们一听动了心机，说我们把返程的车船票一换，要到哪里还能到哪里。他们说你们两个人只能弄到两张到西安的车票，他们人多，只去两个人不行。我们掏出串联介绍信让他们看，说是最多可以办32张火车票。于是皆大欢喜互给方便，我们拿到了去九江的轮船票。到了九江逛完庐山，再去办理返回陕西的火车票，还可去一些地方，合理合法不会被拒绝。
　　我和熊永庆都是第一次坐轮船，在长江大桥上看见江中驶来驶去的轮船就想去坐，可惜没有机会。如今坐上了像学校教学大楼那样大的轮船，一切都感到很新鲜，不停地上上下下，站在船边依栏而望，两岸山水田地尽收眼底。顺流下行速度较快，轮船飞速前行时时都能感觉到。整整12个小时后抵达九江码头，我们便名正言顺地去接待站报到，当晚就住在九江市。听说九江对岸离“林副主席”家乡不远，我们也想去“瞻仰”一番，最后决定还是先上庐山，随后看情况再说。
　　因为庐山管理局已发出公告，流感流行要求暂缓来山串联，加之此时只办理返程车票，登庐山坐汽车不再免费。我们俩身上都还有几个钱，那是外出后没有用掉的学校餐券退的，不到万不得已我们是不会花这个钱的，因此没有乘坐从九江开往庐山顶的班车。经过打听，知道可以从北麓步行登山，便乘坐公交车到山下，然后一步步爬上山去。时当寒冬季节，山坡上全是皑皑白雪，陡直的山道几乎全由石阶组成，一级级石阶上冰雪覆盖，一步三滑，我俩手里拄着一根竹棍儿，艰难地朝山顶上走去。后来听说庐山北麓的山道称做“好汉坡”，当地人都很少从那儿上山。
　　上到山顶后便去找了接待站，被安排在庐山大厦住宿吃饭。庐山大厦有五六层，一层最小，往上各层依据山坡向后伸展，五六层房间最多。大厦前是好多级的一层层台阶，下边道路上一根根粗壮的松树挺立，直通到庐山大剧院。据说当年打倒彭德怀的“庐山会议”就是在庐山大剧院召开的，中央委员就住在庐山大厦里。我们奇怪上山时看到山坡上尽是低矮的乔灌木，而到了山顶却是松柏参天，在冰雪中郁郁葱葱，感叹庐山确实是人间仙境。
　　我们在庐山上与“革命”有关的活动就是参观了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会址，也就是庐山大剧院，里边挂着中共八届八中全会横幅会标，解员讲了粉碎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经过。而后就是游山逛水，参观风景名胜。我们主要是到仙人洞那边看了看，站在“纵览云飞”的大石头上各照了一张像。还去蒋介石、宋美龄下榻的美庐看了看，在写有“美庐”二字的大石头上坐了坐。还想去毛主席住过的地方，打问无人知道没有看得成。
　　我们在庐山只待了一个整天，为了避免返回九江会被再让乘轮船回到武汉去，便选择由南坡步行下山到德安火车站，想从那儿乘车到南昌，再转至长沙回西安，就可以再多逛两个省会城市。我们一大早出发，经过含鄱口，红红的太阳从东方升起，映射在波光粼粼的鄱阳湖上，景色极为壮观。我们完全不知道从南坡下去到德安火车站有多远，以为跟从北坡上山路程差不多，结果走了大半天经打问还远着呢，于是便到沿途的风景区去看了看。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庐山瀑布，即李白所写《望庐山瀑布》“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地方。
　　我们是沿着一条山沟上去的，沟边有一个小庭院，叫“竹林轩”什么的，记得不十分准确，据说是当年李白隐居的地方。山沟一直通向瀑布所在的山坡，水从香炉峰上流下来，悬崖峭壁，落差很大，此时是冬季，水不大，似一条长带子。与瀑布正对着的是座小山头，原来好象有个亭子，大概被“破四旧”砸了，我们站在小山头上看瀑布，山脚池塘里溅起的水花很高。想着能够来到当年大诗人李白到过和赋诗赞美的地方，不免有一种满足感，不枉到此一行。
　　天黑时我们还没有到达德安，在庐山温泉的工人疗养院住了下来，当然是由接待站安排的，吃、住免费，还洗了个澡。浴池墙上挂着“请不要超过15分钟”的提示牌，据说水中含有琉磺，时间长了受不了。我脱光下到水里仅几分钟就感到热闷难耐，赶忙跑了出来。第二天一早我们从温泉地出发，中午时分到了德安火车站，名正言顺地乘坐上“返程”的列车去了南昌。
　　到了南昌原想停留一下，看看“八·一”南昌起义旧址什么的。到火车站的接待站去联系食宿，被告知先办理返程车票，按照候车时间再安排接待。我们不得已去售票窗口办理回西安的火车票，结果当天到长沙的车没有了，有到上海的，售票员说还可以从上海转乘回西安的车。我们大喜过望，去上海当然比去长沙吸引力大，当即拿到了去上海的车票。再到接待站去时，已不用住下来，每人发给几个饼子和鸡蛋，当晚就乘火车去了上海。
　　上海需要返程的学生特别多，我们到接待站联系后说是三天之后才有到西安的火车，于是便被安排住了下来。具体已不记得住在哪条街道什么单位，好象离南京路不远一座高楼上，每天从海上刮来的风呼呼直响，感到特别冷。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和四处逛荡，我们已经对游览名胜没有多大兴趣，只满足于到过什么地方，大致知道个什么模样就行了。因此，好不容易到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也没有去太多的地方游逛，只沿着南京路从西往东走了一趟，一分钱的东西都没买。到了外滩，倚着栏杆望了望黄浦江，听说只是浦西繁华，浦东还不像是个城市。回头再望望外滩原来外国人盖的白色楼房，外表很讲究，心想人住在里边，外边搞那么多花样不是白花钱吗？真笨！还去豫园转了一圈，因为“破四旧”，对那些老古董没有什么兴趣，只在街道上走了走，人很多，街道很窄，卖东西的不少，此外再没有看出什么名堂来。剩下的时间就是在房子里睡觉，直等拿到车票回西安。
　　在乘车回西安的途中，我们又在南京下关车站下了车，勉强到雨花台烈士陵园看了看，算是到了南京看了风景，却不知道去看蒋介石的总统府和中山陵，回来后觉得很后悔。从雨花台回来后要坐轮船过长江，然后才又坐上到西安的火车，最后回到眉县齐镇学校。
　　实事求是地讲，毛泽东当年号召“革命大串联”，是想要学生到处去“煽革命的风，点革命的火”。早期的大串联，尤其是北京到各地去的学生，确实起到了那种不可替代的作用。可是到后来，大串联已经纯粹变成了免费旅游，学生到大城市很少再去学校搞“革命”，去了也是看看那些知名的高等学府是什么模样，连如今官员“考察”做做样子都没有，经了风雨见了世面倒是真的，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这样的好事可能古今中外的学生们，都不可能再摊上了，也可以说是毛泽东对学生跟着他“造反”的一种奖赏。浪费了国家大量的钱财、人力、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