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革史实：二月逆流、进驻眉县公安局

　　反击“二月逆流”
　　
　　“文化大革命”中所谓的“二月逆流”，是指在1967年1月19、20日中共中央军委会议和2月11、16日在怀仁堂召开的两次政治局碰头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同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等的公开抗争。这些人随即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指责，并定为“二月逆流”的罪名。
　　从19966年6月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半年多时间，“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种种事实与结局，特别是从上海开始的全面夺权，使全国上下彻底陷入了无政府状态。党和军队内一些高级领导逐步看清了“文化大革命”的本质，出于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忧虑拍案而起。在此之前，担任部队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等已开始采取措施，在林彪的支持下，于1967年1月28日颁发了《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由各级军队机关开始介入“文化大革命”。按照“八条命令”首条规定的“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各地军事机关则对他们认为的“反革命”进行了坚决的镇压，使得全国各地的“造反派”都受到了明显的打击和压制。
　　眉县人民武装部当然不例外，坚决执行上级命令，由政委冯崇华亲自带领县中队战士，先后拘捕了眉县中学“新眉中”派头头学生穆哲、县水电公司一派头头刘汉周和齐镇供销社一派头头街道食堂炊事员秦铁山。秦铁山做的那种岐山臊子面特别好吃，每碗二两粮票，素面0.08元，肉面0.12元，我吃过很多次。拘捕秦铁山那天下着雨，眉县林校全体师生被通知参加了公捕大会。解放军战士甩开法绳，把秦铁山反背着双手捆起来，还从后边使劲一扯使秦铁山蹦了起来，而后又按下头去从眉县林校学生队伍前押上汽车。另外，还在齐镇地区逮捕了一个“一贯道”反革命复辟集团的几个老太太、一个奸污养女的老头子和齐镇医院地主出身的医生马国瑞，后者被说成是秦铁山的“黑后台”。这几次公捕大会都通知眉县林校全体师生参加，我亲眼看到并感受出杀气腾腾的“秋后算账”气氛。
　　陕西省眉县林业学校的“文化大革命”此前一直限于校园之内，没有搞什么打、砸、抢、抄等过激行为，只是继续文斗那些“牛鬼蛇神”“死老虎”。同时没有也看不上去打倒齐镇公社以及眉县的“走资派”，“破四旧”打砸仅伤及物未伤及人，没有出现过可以被看做违法犯罪的现象，更与“反革命”行为相去甚远。学校内大权掌握在“陕林筹”手里，也不会对自己人动手，对立面想找谁的岔子，既一时施展不开又没有明显的对象。因此，眉县人民武装部执行《中央军委八条命令》，没有对眉县林校采取任何措施，“二月逆流”对“陕林筹”本身没有造成伤害。不过穆哲、秦铁山、刘汉周都是“陕林筹”同一观点的“造反派”，抓了他们就是一种警示，大家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极大压力。
　　1967年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正确地对待革命小将》。眉县林校地处偏僻，直到当天晚上8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中才听到。随即整个学校便沸腾起来，大家不约而同走出宿舍，敲锣打鼓鸣放鞭炮，然后打着红旗，抬着毛主席巨幅画像，排着整齐的队伍，高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誓死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中央文革”、“打击革命小将就是打击革命”等口号，走出校门，到齐镇街道上，浩浩荡荡地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紧接着，第二天又到眉县县城，举行了类似的游行示威活动，吹响了眉县地区反击“二月逆流”的号角。
　　可以说“文革”初期全国各地的绝大多数群众组织，对于中央高层中的斗争并不清楚，毛泽东关于斥责老帅老干部们的情形也是后来才知道的。当时各级党政都不再下发什么文件，“革命”怎么搞除了各种五花八门的传单外，正道途径的信息就是来自于两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刊（《红旗》杂志）社论。大家是从《人民日报》社论中嗅到了要进行反击的信息。《人民日报》4月2日社论指出：“当前，社会上出现了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他们勾结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抓住革命小将的某些缺点、错误不放，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全盘否定革命小将的大方向，甚至操纵已垮台的保守派组织进行翻案活动，把一些革命小将重新打成‘反革命’”。严厉强调：“如果否定革命小将，便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果打击革命小将，便是打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这股逆流，我们必须坚决回击，彻底粉碎！”
　　《人民日报》社论这种十分明确的态度和强硬的语气，无疑给一个时期来受到打击和压制的“造反派”打了一针强心剂，全国上下立即掀起一个“反击二月逆流”的高潮。眉县县城和齐镇街道相继出现大幅标语，强烈要求公安局释放穆哲、秦铁山、刘汉周并予以平反。介入“文化大革命”的部队机关过去接到了抓人的命令，而今却没有放人的指示，因而公安局一直对“强烈要求”不理不睬。这种情况可能是全国性的现象，致使从北京发起，把矛头指向了政法机关，不断传来各种小字报，提出“彻底砸烂反动的公检法”。
　　1966年4月上旬的一天，“陕林筹”又在眉县县城进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高呼“强烈要求释放穆哲、秦铁山、刘汉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谁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打倒谁”、“镇压群众运动决没有好下场”、“彻底砸烂反动的公检法”、“向眉县公安局开火”、“誓死捍卫党中央，誓死捍卫毛主席，誓死捍卫中央文革”等口号，最后来到眉县公安局门前静坐，要求与公安局局长孙岗直接对话，声言不释放穆哲、秦铁山、刘汉周决不罢休。
　　“陕林筹”的“革命行动”受到了眉县县城各届人士的支持，眉县中学组织了支持“陕林筹”的游行，机关单位干部群众和街道居民，不仅从早到晚聚众围观高呼口号，还有送来开水和食品表示声援的。眉县人民武装部部长陈国清，据说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文革”开始后他们这些人接到统一命令，保留职务，离职休养。此时以眉县人民武装部部长的名义，亲笔书写了“任何人不得冲击学生”的大牌子，醒目地竖立在街道中间，一切车辆彻底中断了交通。
　　静坐的头一天无人理睬，到了晚上星空闪烁，漆黑一片，眉县公安局门前黑压压坐满“陕林筹”学生。学校文艺宣传队的同学站起来，唱起歌儿《远飞的大雁》：“远飞的大雁，请你快快飞哎快快飞，捎封信儿到北京，苦难的人儿想念恩人毛主席。”随后又唱《红军想念毛泽东》：“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迷路时想你有方向，黑夜里想你照路程，困难时想你有力量，胜利时想你心里明……”我至今都能记得学校文艺宣传队的罗彩玲，是和我一起从华县到林校去报到的同乡，一边倾情高唱，一边流着眼泪。稍经修改的歌词在旋律低沉委婉的曲调下，刚开始时是宣传队独唱和合唱，最后变成了大家一起反复地高唱，与此时此刻的气氛情景和心情融汇在一起，产生出特殊的悲怆效果。
　　到了第二天白天，眉县公安局派出以杨国庆为首的三个人，坐在前面一张条桌旁，与静坐学生直接对话。具体都对了些什么话已记不清楚了，因为这个杨国庆能说会道，旁边两个人只是为他敲边鼓，所以记住了名字。后来知道杨国庆是个公安局一般干部，连个股长都不是。局长孙岗始终没有露面，当时以为这个家伙一定是个生性残忍的壮汉，后来我到了眉县公安局，看到孙岗原来是个不善言辞像个农民而又低矮的老头子。公安局政委姜维祯倒是能说会道，给我的印象是老奸巨滑，绝对不会出现在这种场合。杨国庆有点像我们林校的李贵明，故意卖弄显得什么斱知道。学生刚开始不接受杨国庆，让他滚回去叫局长出来。杨国庆说学生要求与公安局对话，他就能代表公安局，不一定要局长来。这样僵直许久没有效果，学生只好与杨国庆对话。杨国庆狡辩抓穆哲、秦铁山、刘汉周与“文化大革命”无关，是因为他们犯了罪。学生中不断有人站起来怒斥杨国庆颠倒黑白，甚至有骂其是走狗的，杨国庆不恼不羞，反而有点洋洋得意。
　　整个白天与杨国庆等的对话没有任何结果，晚上继续静坐，继续唱《远去的大雁》和《红军想念毛泽东》。两天一夜没有合眼，大家都感到十分困乏，到了后半夜便各自设法或躺着或相互倚靠着迷瞪一下。地上本来就没有打扫，那时候眉县县城街道大都为土地面，同学们也不讲究。好在天气已是春夏交接之时，夜里不那么冷，不久竟响起了鼾声。
　　再一个白天到来时，公安局依然派杨国庆等人来与学生对话，大家都不想再与其费口舌，只问放人不放人，要不放人就一直静坐下去，直到放人为止。杨国庆当然回答不了这样的问题，最后被学生连轰带拥赶走了。“陕林筹”头头们经过讨论研究，决定开始绝食。两天来有专门的后勤人员采购吃喝东西，到了吃饭时一一发到大家手里。那时候没有如今的方便面、八宝粥、矿泉水、香肠一类速食品，面包、饼干、点心被看做高档食品，不可能买来当饭吃。买来的就是馒头、麻花，开水有支持者送来。这天下午，大家尽可能地吃饱之后，便宣布绝食开始，不但不吃东西，连水也不喝。
　　绝食的当天晚上，同学们都安安静静地躺着，尽量不消耗体力，做好长时间斗争的准备。但是歌儿《远去的大雁》和《抬头望见北斗星》还是要唱的：“远去的大雁，捎封信儿到北京，苦难的人儿，想念救星毛泽东……”，“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迷路时想你有方向，黑夜里想你照路程，困难时想你有力量，胜利时想你心里明……”旋律缓慢低沉，与大家的心情完全融为了一体。
　　也许眉县人民武装部的领导秘密地进行着各种工作，这么大的事不可能不向上级汇报，请求做出指示，但是表面上却纹丝儿不动。学生的行动看似指向公安局，实际上是对着人武部的。那时候尚无“军内一小撮”之说，“解放军是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全国学人民解放军”，不能直接把矛头指向人武部。绝食24小时后，眉县公安局依然没有给予答复，“最后通牒”之类的手段都用上了，就是没有效果，这样的对峙一直维持到宣布绝食后的第三天白天。
　　人的肚子是没有信仰的，连续三天不吃不喝实在受不了。但是学生绝大多数都是坚持绝食，那种虔诚是当今的人们难以理解的。也有人偷着跑到街上吃点东西，我是其中之一。真正绝食的不时有人晕倒，急救送进医院，不用打针服药，吃点东西就缓了过来。有的到了医院还拒绝进食，医生只好吊两瓶葡萄糖水。也有因为饿假装晕倒，到了医院就可以吃东西。反正不停地有人被送去医院，绝食现场出现紧张恐怖气氛。到了第三天下午，眉县人民武装部派人请“陕林筹”头头去协商，允诺向眉县公安局做工作，争取尽快放人，条件是必须立即停止绝食返回学校。“陕林筹”头头借坡下驴，说是相信人民解放军，三天后若还再不放人，我们就来找眉县人武部。
　　穆哲、秦铁山、刘汉周随后就被释放了，确实不是在绝食现场。眉县公安局在释放这些人时，也没有说出什么原因，更没有明确宣布他们无罪。可是“造反派”却都像英雄般地迎接其归来，眉县中学获知消息后前往公安局，拥着穆哲、秦铁山、刘汉周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而“陕林筹”在秦铁山回到齐镇后，又在齐镇街道上举行了隆重的迎接仪式，给黑脸膛胖乎乎的饭馆师傅秦铁山胸前戴上了大红花。
　　以公安局释放穆哲、秦铁山、刘汉周为标志，眉县地区“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军队高级干部在北京拍案而起，公开叫板江青、张春桥一伙，无疑是要制止“文革”动乱状态。不应当与全国上下镇压“造反派”联系在一起，《中央军委八条命令》是林彪授意制订的，经毛泽东批准下发执行。全国上下反击所谓的“二月逆流”，不过是以此为借口把“文化大革命”继续下去。假若不反这个“二月逆流”，就不会有以后的武斗，也不用派什么工宣队、军宣队。
　　
　　进驻眉县公安局
　　
　　“陕林筹”本来不大介入眉县地区“文化大革命”，没有写过打倒县委书记郝宗武和代县长辛述俊的标语和大字报。“陕林筹”对上的目标是陕西省林业厅，参加过批判副厅长刘仲谐和从河南洛阳揪回陕西的习仲勋的大会。刘仲谐是陕西地下党时的老革命，华县人，说话带有浓重的关中东部方言，爱说个“安”字，是反问“什么”的意思，于是同学们常笑说“我叫刘仲偕安”。批判习仲勋那次我去了，大会在省林业厅会议室举行，习仲勋穿着一件黄军大衣，低头弯腰站在台子上边，好象始终没有说一句话。鉴于穆哲、秦铁山、刘汉周被捕的情形，“陕林筹”和眉县中学“新眉中”、红旗中学（即齐镇中学）“东方红”等各中学“造反派”协商，决定成立“眉县地区中等学校革命造反统一指挥部”，简称“中统指”。
　　眉县“中统指”成立时西安地区“造反派”还没有分裂成“工联”和“工总司”两大派，不存在观点倾向“工联”、西工大派与“工总司”、交大派对立的问题，名称中的“统指”是和西安地区早期的“造反派”组织相一致。后来西安地区分成两大派后，眉县“中统指”还派人去西安交大联系说明，交大说“陕林筹”是“造反派”没有任何问题。对立面到西安游说，仅仅只迷惑了“总司”派下属的个别行业组织。围绕“中统指”，眉县又成立了“工联”、“农总会”、“机关统指”等组织，成为眉县地区占据统治地位的群众组织。
　　眉县“中统指”设在县文化馆二楼，文化馆门口挂着好几块牌子，这里其实就是这一派的总指挥机关。“陕林筹”主任李荣华是“中统指”总指挥，眉县中学“新眉中”头头和齐镇中学、槐芽中学头头是副总指挥。这些学校的头头都没有在“中统指”坐镇，“陕林筹”派林业专业23班赵玉有代表李荣华，赵玉有是眉县“中统指”的实际领导，各校都派了几个工作人员，我是“陕林筹”派出的工作人员之一。经常到“中统指”来开会和研究问题的有：工联的李启立，县农械厂工人，西安人，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机关统指的高海峰，县委办公室干部，身材魁梧，似很有水平；洪安琪，忘记了是县委宣传部还是县卫生局的干部，也是西安人；常和洪安琪一块儿来的还有个姓李的女人，长相清秀，说话文静。各学校学生具体记不起名字了，每次开会都有十五六个人以上。
　　眉县中学的对立派叫“红眉中”，头头叫赵伟。最初“新”“红”两派的分歧在于一个批判校党支部书记，一个批判校长，后者显然是“保皇派”。西安地区造反派分裂为工联、工总司两大派后，林校“八·二一红卫兵”联络“红眉中”等，成立了“眉县地区学生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学总司”，而后又有了“工总司”、“农总司”、“机关总司”等，企图也说自己是造反派，驻扎在县城最东头的县委党校。眉县林校“八·二一红卫兵”在“总司”工作的有林业专业23班王玲霞、22班高文杰（调干生）、28班邵彩兰等骨干人物。
　　眉县两大派曾经围绕着穆哲、秦铁山、刘汉周的抓放，相互攻击是“保皇派”或者支持“牛鬼蛇神”什么。从这一点上说来，就与西安的“总司派”不同，西安两大派的分歧在于对21军支左的看法不同。此时最为热门的话题是“砸烂公检法”，实际上检察院全国上下同步早已被撤销不存在，法院“文革”开始后不久即已停止工作，只有公安局在行使司法权。眉县法院与公安局在一个大院，工作人员同在一个灶房吃饭，“文革”开始后就有三个人贴出大字报声明造反，这三个人的名字中最有名的那个已不记得了，据说因为写过批判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而受到过批判，第二个叫樊云，第三个姓白，但是对于释放穆哲、秦铁山、刘汉周始终没有公开表过态。而公安局一直似乎是铁板一块，有人放出话来：“别看穆哲、秦铁山、刘汉周放了，啥时候想抓就抓了”。
　　1967年7月中旬的一天，眉县公安局突然被砸了。“中统指”所在的文化馆离公安局只有三二十米，我们听说后都去看了，办公室的门和屋里的柜子、桌子全被砸开，文件材料扔得满地都是，公安局的人已跑得一个都不剩。赵玉有觉得这样不行，当即决定我和眉县中学两个人留下来看守，不准任何人再进入公安局院子。公安局在一个小院里，南北两排各有五六间房子相对，门朝东开着。后边是县法院一排房子，正对着公安局北边房子的后窗。公安局南边是公安局和法院灶房，座西朝东，前边是个小场子。再南边正对着街道大门，东边是看守监狱的县中队，西边是关押犯人的监狱。
　　我和眉县中学两个人守在公安局门口，晚上也不撤岗。想着公安局里都是一些机密的东西，我们连里边被砸开的门都不进，更不要说去翻阅那些东西，怕将来说不清。后来听说公安局是被“红眉中”的赵伟领着人砸的，他们为什么要砸公安局却一直让人不得其解。有分析说可能是和公安局的人里应外合，抢去穆哲、秦铁山、刘汉周的案卷材料，作为“统指”派包庇要求释放“罪犯”的证据。同时，全国上下都在“砸烂公、检、法”，证明“总司”派也是什么都不怕的“造反派”。不过这样的分析始终没有被证实，但确实是“红”派的赵伟领着人砸的，而不是《眉县县志》所述：“‘新’派造反组织在‘砸烂公检法’口号的唆使下，以公检法‘镇压群众运动’为由，冲进公安局抢走了178宗刑事卷宗和许多揭发材料、会议记录等，砸碎了公检法和派出所的牌子，成立了所谓‘眉县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公检法的领导均遭揪斗。”眉县中学“新”派砸公安局发生在1968年4月28日，要求公安局去抓捕杀害黄军琪的凶手被拒绝，因而以“彻底砸烂反动的公检法”为名，砸了公安局，打了35名干警中的26名。1968年7月22日，已被军管领导小组取代的眉县公安局局长孙岗，因为被批斗和身体有病，在家中割断大动脉自杀身亡。
　　赵伟这个名字我一直记得很准，连同齐镇中学被枪毙的伍应宽、槐芽中学被打死的黄军琪，还有后来和我一起在“反逆流战团”的吴飞，都是“文革”前眉县有名的乒乓球选手，黄军琪、吴飞分别获得过眉县单打冠军和宝鸡地区亚军。赵伟是眉县中学代表队团体赛出场队员，使用双面胶横拍，削球打得特别好。我当时是眉县林校乒乓球代表队团体赛出场的三名队员之一，几次都败在了赵伟手下。伍应宽是齐镇中学的冠军，我俩交手过多次。因而这几个人“文革”中留在我头脑里的记忆是不会错的。
　　我们在眉县公安局连续看守两天后，“中统指”从眉县中学、齐镇中学和我们林校抽调来十多个人，成立了“反逆流战团”，团长是眉县中学学生杨明正，有吴飞和另外三名眉县中学学生，林校抽调的有采运208班学生崔兴安、林业专业28班学生韩尚荣和我，我被宣布为协助杨明正工作。齐镇中学抽来的学生叫霍秉全，如今已是国家一级编剧，中央电视台春节文艺晚会演出的小品《张三其人》，其编剧就是霍秉全。霍秉全待的时间不长就回去了，后来还是我在西北大学作家班时的同学，但缄口不提我们当年认识的经历。我们林校的崔兴安和韩尚荣时间不长也回学校去了，我则一直干到“反逆流战团”解散时为止。
　　“反逆流战团”这个名称并非与在公安局要干的事情有太大的关系，是从当时全国上下高喊的“反击二月逆流”而来的。“中统指”安排的主要任务是驻守在眉县公安局，保护公安局不再被破坏，同时也作为直接调动的一个小分队，完成“中统指”随时安排的各种特殊任务。我们正式进驻眉县公安局后，先是把被砸得乱七八糟的几个办公室收拾整理了一下。个人宿办合一的房间基本没有动，主人离开时锁了门。我们把扔在地上的文件材料捡起来全部装进一个文件柜里，把一个个抽屉里的东西包括印章户口登记簿什么的集中在一块儿，准备将来移交给公安局的人。团长杨明正是66级高三学生，比我们年龄都大一些，做事比较谨慎，不是那种不考虑后果蛮干的人。
　　我们在整理公安局被砸现场时意外的收获是，在最东边的房间墙角柜子里发现了很多手枪和子弹。柜子是那种类似于农村装粮食的家用柜，可能当时被砸者忽略了，以为不会装着什么好东西，连锁都没有扭开。眉县中学的一个学生原来想把乱七八糟的东西装进里边去，腾出并不多的桌子柜子我们来用，因而扭了锁打开了柜子。结果看到里边装着很多手枪和子弹，还有一包黑乎乎结成块状的东西。后者经后来回来的公安局一股股长刘森茂看了，才知道是没收的鸦片。
　　柜子里的手枪并非公安局人员正在使用的手枪，是淘汰下来的老式枪，以驳壳枪为主，有一支左轮手枪和一支有点像“五四”式的手枪，还有一些缺少零件的坏枪，子弹有不到30发。杨明正让大家不要乱动，要集中起来送交人武部。当时在全国已有武斗发生，对枪开始有了兴趣，眉县中学两个学生先各自拿了一把不丢手，我也挑了支不同于驳壳枪的拿在手里。大家都不愿意全部交上去，杨明正也没有办法。后来杨明正和我们商量，每人配一支，子弹平均到每个人三四发，剩下的全部上交，不准向“中统指”汇报，要不然都想要，这么多枪支从我们手里散落出去，打死了人我们负不起责任。大家同意杨明正意见，每人挑选了一支手枪，配发了子弹，剩下的好枪坏枪一起共有30多支，当天下午杨明正和我一块儿送到了人武部，交给作训科科长赵益山。赵益山是人武部内倾向于支持“陕林筹”的人，后来当了眉县公安机关军事管制领导小组组长，即“文革”中的公安局长，查处惩办“陕林筹”的打、砸、抢却一点儿也不手软。
　　赵益山表扬了我们，说是做得对，不能让枪支流散到社会上去。当然我们讲这是全部，没有透露我们每人都留下了一支。一直到“文革”结束，没有人追查公安局枪支问题，大家以为我们当时都交到了人武部，后来外流与我们无干，各自手里的枪统一收缴枪支时主动上交就是好事，也不问当初是从哪儿弄来的。
　　腰里别把手枪底气感到特别足，刚开始杨明正要求“反逆流战团”必须军事化，大家都不以为然显得松松垮垮。此时则行动敏捷，胸脯挺起，身子站得笔直，队伍走起来步伐相当整齐。不过枪支都是藏在衣服下边不敢外漏，因而知道我们有枪的人并不多，只是自个儿感到不同一般罢了。
　　“反逆流战团”的人全部住在公安局，那几间被砸开的房子里每间住三至四个人，被褥自带，我们林校的人吃饭就在公安局、法院灶房，钱粮照交，眉县中学学生回学校去吃饭。林校学生每月发给14.5元钱生活补助费，好象出外每天还补助0.4元钱，花费就够了。中途杨明正因为家里出了什么事，无钱再供他在学校搞“革命”，回家去不来了，而后“反逆流战团”便由我来领导。我们当时惊叹公安局的狗都比我们吃得好，炊事员每顿饭要掰碎好几个馒头，还要打几个鸡蛋到盆子里，放进好多的油和菜，然后才端给警犬去吃，据说警犬每月伙食有标准，比人高得多，必须要喂足喂够。
　　“反逆流战团”始终没有参与公安局的业务，我们有一条严格的纪律：坚决不准进入监狱，不得与犯人有任何接触。并非《眉县县志》所述“成立了所谓‘眉县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这个子虚乌有的东西可能是指我们“反逆流战团”。曾经有群众在街上抓到小偷送来，有人说关进监狱去。但是谁来审讯办案，谁签字批准拘留或者逮捕？县中队要看到公安局的决定才收监，我明确声明决不涉及这类事。最终也就无法办到，只把那两个小偷打了一顿，我拿起公安局使用的弹簧鞭也抽了几下。听说那种鞭子每抽一下，身上就会有一道红印，我倒没有看到。后来在清查中有人说我曾是我们这一派进驻眉县公安局砸烂公、检、法的“公安局长”，我不承认说我态度不好，但是却抓不到我当“公安局长”干了什么坏事。又说我打过人，我承认，就是那两个小偷。
　　“反逆流战团”从来没有像《眉县县志》所述“揪斗”过“公检法的领导”。我们与法院的人没有打过交道，与公安局的人相处得很好而且成了朋友。“反逆流战团”有一个重要任务，是尽快把离开单位的公安局人找回来，执行公安机关的任务，像对待那两名群众送来的小偷我们就没有办法，要是哪里发生了杀人放火的刑事案件该去找谁？当然最好能在公安局内有个属于我们一派观点的群众组织，那样就可以按照“中统指”的意图办事。我们通过各种办法联系，最先回来的是姓姜的打字员，紧接着回来的是一股股长刘森茂。一股又叫政保股，是专门办理反革命案的，是那时候公安局最重要的部门。政委姜维祯到公安局院子里来过几次，我和他谈过请他回来主持公安局的工作。他没有明确答复，说还是请孙岗局长回来，另外还有个副局长叫夜威。我以为是“赫威”或“黑威”，但却是“夜威”，“夜”在这里读hei不读ye。夜威也来过公安局院子，是个高大粗壮的外地人，对于回来主持公安局工作不热心。大概这两个人看着我这么个不足18周岁的毛孩子跟他们谈话，压根儿就没有当一回事。这两个人都住在县城家里，不主动到公安局来都难以找到。
　　我记得还去家里找过孙岗，完全不是我想象中的公安局长形象，矮都都的个子，胖胖的身子，穿的是中式衣裤，白白的脸色有点浮肿，简直就象是一位种庄稼的老农民。孙岗说他有病，以前就不太上班，工作是其他同志负责的，要我去找姜维祯他们。我还去齐镇家里找过姓秦的秘书股长，后来秦股长回到了公安局，我们成了谈话投机的朋友。
　　刘森茂跟我经常谝闲传，告诉过我一些侦破反革命案件的事。说是眉县横渠有个汤××，是国民党秦岭反共救国军司令，解放后被抓了起来，后来越狱逃跑了。据说是国民党特务暗中策划的，逃跑的第二天台湾电台就说汤司令胜利越狱了。这个汤司令始终没有再抓到，六二年汤的老婆又从家里出走没有消息，很可能是被潜伏在什么地方的汤司令接走了。听得我直觉得阶级斗争确实是尖锐激烈复杂的，不可掉以轻心。刘森茂还把他那里的一把精致的小手枪和整整一盒50发子弹给了我，说这原来是县委书记专门用来防身的，有效射程只有7米，叫“双伯剑”，是这么个发音，字不一定这么写。“文革”中我拿着两支手枪，却从来没有使用过。后来实在想过把瘾，便在一天中午骑自行车回林校的途中，看看前后左右四处无人，便照着路边梅惠渠一处落差较大轰轰作响的池水，拿出小手枪直打了半盒子弹，仅此而已。
　　眉县公安局干部没有人愿意成立什么组织，只有姓姜的打字员跃跃欲试，我们同意他领头成立了一个战斗队，把公安局的印章全部交给了他，他却再没有发展到一名成员。刘森茂对我说：“他能领导得了公安局？要有那本事，早都不打字了。”于是，我也再没有把那位姓姜的打字员当一盘菜。在眉县公安局，我们直到离开时都没能动员出谁来担负起工作。叫回来的人与我们和睦相处，嘻嘻哈哈瞎聊天。我们没有认为哪个人是“反动的公检法”，更没有揪斗过任何一个人。有一天眉县中学把以前在城关派出所当所长的马学礼叫去批判，马学礼回来后对我讲了，说是明天还要来找他。我对马学礼说，他们明天来找你你不要去，让他们来找我，就说我不准去。我随后让“反逆流战团”里的眉县中学学生捎话回去，说咱们在这里就不能让把人随便拉出去批斗。我们成天动员人家回来，人家回来了被拉去批斗，谁还敢再回来？此后就没有人再来公安局找事，公安局的同志看到我们在保护他们，很感激也很高兴。
　　在眉县公安局期间，有个40岁左右的男子来找我，说是反映公安局长孙岗的重大问题。这个人最显著的特点是把脚上的尼龙袜子翻过来穿，大概是脚下破了而把脚面上完好的部分再穿到脚下去。男子打问到我是领导，进门后神秘地把门关上，告诉我孙岗是暗藏的国民党特务。他从孙岗年轻时说起，怎么加入的三青团、国民党，直至特务组织。又说到解放前孙岗如何暗杀地下党，毒打进步学生，血债累累。解放后孙岗摇身一变成了共产党，钻进政法机关，横渠那个蒋介石的“秦岭反共救国军”的汤司令，就是孙岗里应外合从监狱里救出去的。总之讲得头头是道，有前因后果，有详细情节，编造也难以达到那种程度。我有点信以为真，问他过去向哪里反映过？他说孙岗的黑线很严密，眉县公安局内就有他的人，因而对谁都不敢说。现在是你们革命小将掌权，相信不会是孙岗一伙的，才来专门找我反映。我嘱咐他千万要保密，不能透露出去，再更多了解情况后我会向上级有关方面汇报。
　　这个人一连来了好几次，每次谈的情况都好象十分重要，而且不断有新鲜内容。不过我把他讲的孙岗形象很难与我看到的农民大老粗似的孙岗对上号，想告诉专门办理反革命案件的一股股长刘森茂，又怕真像那人说的刘森茂是孙岗一伙。但是我该去向谁汇报？向“中统指”赵玉有甚至回学校去向李荣华汇报，他们又怎么来管这件事？
　　我一直犹豫不决该怎么办，这个人又三番五次找我谈，最后竟搞到一天一次，每次来了都那么神秘兮兮。一天这个人走后，刘森茂问我：“那个人找你谈啥呢？”我哼唧着没有回答。刘森茂又问：“是不是相当重要？”我大吃一惊，尚未开言，刘森茂扬天大笑。我这才意识到刘森茂肯定知道这个人来给我说的什么，便装做若无其事地说：“他来报告孙岗是国民党特务，这不是开玩笑吗？”刘森茂又说：“是不是还说汤司令是孙岗里应外合救的？”我点了点头。刘森茂说：“汤司令越狱后在公安部挂了号，每年都追问有啥进展或线索，只要是有一点点价值，别说一个孙岗，十个孙岗都跑不了！那人是个精神病，胡说好多年了，越编越圆。”我这才吁了一口气，笑着说：“我就没当真，要不你们都真是吃干饭的？”以后那个人再来公安局，我就让直接轰了出去。
　　我这里所说“反逆流战团”在眉县公安局的所作所为没有半点假话。事过境迁，也不怕有人找后账，没有必要为自己和那一派涂脂抹粉。过后清算“文化大革命”，不管是陕西省眉县林业学校还是眉县的当权者，都把我们进驻公安局与“砸烂公检法”联系在了一起，想象一定是干了一系列的坏事，我们有口难辩。不过，我们也确实干了一些“恶事”，最为突出的是帮助眉县县城一批大大小小的部门和单位的“造反派”，彻底地从当权派或者对立面手里夺了权。
　　1967年元月发生的上海“一月风暴”席卷全国，省以下各级都被“造反派”夺了权。中共眉县委员会于1月27日被“造反派”宣布夺权，2月18日县委、县人委领导成员被宣布罢了官。接着各公社、大队、企事业单位和学校的权也在“支左”部队的支持下相继被夺，原领导靠边站。但是在县城的一些单位，由于“造反派”人数较少势力单薄，一直都没有把权夺过来，或者被夺到了对立面手中。
　　最早到我们“反逆流战团”求助的是眉县剧团一个叫小宝的人，个子比较矮，演戏时扮演武生或小丑角色，跟斗翻得比较出色。他说剧团团长把住权不交，还骂他们成立的战斗队是“癩蛤蟆想吃天鹅肉”。我带着几个人整队出发，跟着这么个小宝来到眉县剧团，把团长叫出来，当面让其把印章交出来，从办公室滚出去，在门口挂上“造反派”组织的牌子，完成了夺权的全过程。叫小宝的拉着我的手，激动地说：“有你们大力支持，我们什么都不怕！”后来我还到剧团去过几次，那些漂亮的女演员都很热情。我们林校林业专业20班的付来明不知怎么的在那儿拉二胡，好象是在和最漂亮的女演员谈恋爱，我被热情接待增加了付来明的砝码。
　　眉县剧团这种夺权方式很可能引起其他未夺到权的部门和单位的兴趣，又有人来找我们，我们都如法炮制了。后来我们干脆从县城街道自东向西走了一遍，凡是权还不在“造反派”手里的，统统帮助夺了过来。不管是当权派还是对立面组织，看见我们那种杀气腾腾的样子，有的人很可能把枪都露了出来，谁还敢说半个“不”字？都乖乖地把象征权力的印章什么的全都交了出来，期间我们确实没有动手打过人，压根儿就不需要使用暴力便把一切都摆平了。因此，我很可能在眉县县城大小单位“恶”名远扬，尤其是被夺了权的对立面，都听说过有个叫马剑涛的林校学生凶神恶煞。
　　我一直都不清楚我那时在眉县县城留下的恶劣印象，意识到已是1984年年初。当时全国上下进行县级机构改革，我时任中共镇安县委办公室副主任，被内定破格进入县级领导班子。因为我在1970年11月被学校开除学籍，后来彻底平了反，被认为是“文革”中的受迫害者，考察“文革”表现一项，镇安县委仅向已迁至杨凌的陕西省林业学校去了个函，让简单地写个证明材料就行了。没想到学校却寄来一个眉县清查“文革”时涉及到我的材料，其中说到在眉县“8·23”党校武斗中，我打断了一个人的腿。关于“8·23”党校武斗，《眉县县志》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在罗列其恶果时首先是“‘总司’派一人腿被打坏，一人被打成脑震荡”，这就是说打坏“总司”派一人腿的是我。这件事我压根儿就不知道，因为事发之时我一直在围观的群众中，根本没有与对立面的人碰过面。因为有了后果不容忽视，镇安县委便反复向我落实无果，最后派人拿着我的照片找到被打者辨认，才说打他的人不是我。那位被打者确实是被手持镢头把的林校学生打的，但却不知姓名，我在眉县县城名声很大，他便就说了我的名字，其实这个人根本就不认识我。
　　也许这就是我在“反逆流战团”那段时间里，所做过的“恶事”理所当然应该付出的代价。我担任镇安县委办公室副主任时只有三十岁出头，已经有望进入处级干部行列。按照现有仕途规则，如果没有那么一档子事，我的人生很可能就是另外一种“辉煌”。时也命也，一切都似乎是老天注定，我并不感到后悔。按照我的道德观和性格特点，在现有政治体制下，当了官也不会有什么大的作为。
　　我在“反逆流战团”期间的1967年10月，正当全国大规模武斗盛行之时，回过一次大荔家里。那是因为我与同班同学潘玉丽刚刚谈恋爱，家里不断来信问情况，我回家是专门向家里说说这件事的，也有征求家里意见的意思。可是，却因为带着那把小手枪，使得这次回家充满了惊险色彩。
　　我从眉县车站上了火车一路向东，行至兴平火车站时，突然车厢两头上来了不少人，手里拿着长枪。待列车重新开动后，领头者大声对大家说：我们是收缴武器弹药的，谁身上带的有，主动交出来，不然让搜出来大家就都不好看了。半天没人吭声，搜查就开始了，所有的旅客一个都不放过。
　　我在公安局住时有两把手枪，出外却只带那把小巧玲珑的“双伯剑”。此时我不知道这些人是什么来头，看起来不像是公家单位，像是某个群众组织在千方百计搜罗武器。如果这样我带的手枪被搜出来便要大祸临头。即使人不被带走，可是枪被不明身份的人拿走，我将来该怎么交待？要是拿走枪的人打死了人，我更脱不了干系。眼看搜查的人就要到我乘坐的车厢中间，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情急之下看到放在面前茶几上的饭盒，是铝制的，我那时出外时常带着用于吃饭和喝水，突然灵机一动，把饭盒轻轻拿到身后，避开他人目光，把兜里的手枪悄悄放进饭盒里，然后盖上盖子，又放回茶几上去。几乎所有的旅客都把视线集中在搜查的地方，周围没有人看到我反常的举动。
　　不一会儿，搜查的人来到我们座位这里，过道南北两边面对面共10个人，从南往北，无论大人小孩男人女人全都让站起来，周身上下齐齐摸了一下，又在行李架上把所有的大包小包解开来翻看。到我面前时，我主动地站起身，高举起双手，让搜查者从上往下摸了一遍。问我有什么行李，我说没有脸色毫无表情。搜查的人既未对我表示任何怀疑，也没有朝茶几上看饭盒。他们大概是瞧我就不像是个带有武器的人，也想不到饭盒里藏着手枪，一般人都不知道手枪会有那么小。在整个车厢没有搜出任何他们想要的东西，当列车到达茂陵车站后，那些人隔着整个车厢远远地相互打着招呼，便都下车去了。这时候我才放下心来，把饭盒移至座位上屁股下，在周围人不注意的情况下，重新把手枪放进衣袋里。
　　有了火车上这么一场虚惊，我对带着这支小手枪回家有点后悔。从莲花寺车站下车往家走的途中，我去了潘玉丽家所在的华县下庙公社西周大队。此前我已经与潘玉丽一起去过她家了，家里只有潘玉丽父亲一个人，虽然婚事没有完全确定，但是老人对我们的恋爱没有表示反对。此时潘玉丽在学校，她的父亲热情地接待了我，特地做了好饭让我吃。我吃过饭准备再回大荔家时，才对老人讲我带了把手枪，要放在这儿，等我返回学校去时再来取。老人也没有多问我为什么带着枪，那时候华县也在武斗，可能是见怪不怪了。实际上是我突然想到，我家成份不好，带回枪去让别人看见了会说我要搞阶级报复，可能惹出更大的麻烦来。
　　幸亏我没有把手枪带回家，这次回家确实出了点不大不小的事儿。那时候不知天高地厚，在给家里的信中提到在眉县公安局的情况，很可能家里人向街坊邻居提及过。就在我回到家里的第二天晚上，村上掌权的群众组织一个小头目敲开了我家的门，说是巡逻时遇到一个陌生人，说他是我的同学，现在就在大队办公室，让我去看看是不是我的同学。我没有觉得不正常，便就跟着来人去了大队办公室。
　　走到大队办公室门前，去家里叫我的人让我先进门。我前脚刚踏进，突然看到屋里好几个人手里都拿着木棍一类的家伙，厉声要我举起手来。我一下子懵住了，乖乖地举起双手。有人把我从腰里往上再往下摸了摸，说是没有枪，大家才都把手里的家伙放下来。此时听说是大队革委会主任的马有才开口说话，说听说我在学校那里的公安局干事，让把我的手枪交出来。一开始我怎么都不承认有枪，那些平时的叔叔伯伯还有我的一个自家屋舅舅，此时全都凶神恶煞，不停地举起棍子要给我点颜色。直到半夜时分我实在挺不住讲了实话，说是有枪没敢带回来，怕家里成份不好惹出事来。他们不相信，说现在到处都在武斗，你不怕别人收拾你？又说要把我扣下来交到公社去处理，或者让我们学校来领人。我考虑他们会这样做，为了能够脱身，便告诉了他们枪在华县下庙我未来岳父家放着。我答应明天去取回来交给他们，他们说要派人一起去，我表示同意。这样我才被放回家来，到家里后才知道，我被带走后，家里被好几个人搜了个遍。还问我父亲看见没看见我带回来的枪，我父亲说确实没有看见我带回来枪。
　　我回到家后又发现，我家门口已经有人在监视着，直到天大亮后来了好几个人，其中有我小学同学马江运，说是要跟我一起去华县取枪。我在告诉他们枪放在华县时，已经想到枪绝对不能交出去。一来枪给了他们打死人怎么办？二来我回到眉县该怎么交待？三来一旦看到有枪，就会把我回家带枪这件事落实，于家里人和我都是祸事，说要把枪交出去不过是“金蝉脱壳”之计。于是我对他们说不敢去这么多人，到了那边一看有这么多人进了人家门，认为一定是有什么事，村里的人就都围来了。再一看你们要拿着枪走，肯定让你走不了，打起来人家一村人打不过你这几个人？他们一听有道理，问那该咋办？我说去上一个人就行了，我去把枪取出来交给去的人，谁都不知道。就是有人看见我们两个去了，也以为是同行的同学。他们相信了我的话，便决定只派马江运跟我去。
　　我和马江运从我们村码头渡过渭河，说说笑笑地走了十多里河滩路。到了潘玉丽家村边时，我对马江运说，你恐怕不敢进村到家里去？要是我对象她爸问你是干啥的，我该咋说？再要是当面把枪交给你拿走，她爸不让拿走咋办？你要硬拿着跑，人家喊上一声村里人就都撵来了，你咋跑得脱？弄不好还得挨顿打！你在这儿等着，我到屋里就说要回学校去，取了枪出来拿到这儿交给你就行了。马江运点头说就这样办，我在这儿等着，你尽量快点。于是，我一个人来到潘玉丽家，没有敢对老人说遇到的麻烦，只说要回眉县学校去。随即取了手枪藏在衣兜里，当即又出了门。马江运在村西边等着，我则朝着东南方向，出了村子，过了罗纹河大坝。我不敢走穿越村庄的道路，而是从一望无边的盐碱地里，顺着往莲花寺车站的方向和小道，飞一般地跑去。
　　一路上我做好了马江运识破我诡计的准备，怕他在通往莲花寺车站的路上拦截我。我知道他赤手空拳一个人，跟我相比还是劣势。我有了枪后第一次把子弹上了膛，打算只要马江运敢拦截我我就开枪。当然不是朝他身上打，无论如何不能伤人，我想着只要枪一响，他就吓得屁滾尿流了。最终没有再看见马江运，我是高估了他的智商，他可能是实在等不到我再出现在他眼前时，才知道上当了，空手回去交差了。
　　我原来害怕我走后村上会找家里人的事，我父亲头上有帽子，少不了挨批斗。后来知道就在我逃离后第二天，我们村上另一派一个人参加渭南塬上阳郭武斗被打死了，这一派把尸首武装押运回我们村，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我们村掌权的这些人是对立面，当即就被打垮了，那天晚上传我去大队办公室的大队革委会主任马有才，被枪支逼着披麻戴孝丢尽了人，此后再也没有东山再起。这样一来，也就没有人为这件事找我家里人的麻烦。“文革”后我多次回家去，马有才、马江运大老远望见我就躲开了，躲不开碰面也是低下头匆匆而去。
　　
　　描述“文革”不能靠想象，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失去了理智。“文革”中确实有很多非正常现象，但却不是无缘无故，总有个前因后果。现在的电影、电视剧都是按照一个模式再现“文革”，所以从来就没有真实过。更为可悲的是像《县志》这样的严肃资料，叙述“文革”也凭想象，那就是中国史书的灾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