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海横流

　　二十、忆苦思甜露了馅
　　
　　虽然在1972年我国就与日本回复了邦交正常化，但是这对普通中国人来说，并没有什么大的影响，我们依然不知道中国已经在世界上处于怎样落后的地步。报纸上继续歌颂文化大革命的巨大成就，基本国策也保持闭关锁国。但是人民的生活水平在普遍下降，民怨在持续上升。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掀起了忆苦思甜的热潮。
　　忆苦思甜最初出现在解放战争时期，是部队上对战士进行思想教育的方法，让那些受苦受难的战士，以现身说法，激励战士们为建立一个新中国而奋斗。但是到了老师给我们进行忆苦思甜的时候，除了请解放前的贫苦人“忆旧社会之苦，思新社会之甜”外，更多强调的是怎样防止“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举的许多例子都是关于一次革命时期“还乡团”向革命政权反攻倒算的事情。有部电影叫《闪闪的红星》，上面有个恶霸地主的一句台词最有代表性——“我胡汉三又回来了。”目的在于强调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如果不搞文化大革命，一旦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在中国复辟，劳动人民就会重新堕入痛苦的深渊。
　　为了让我们充分认识到旧社会的苦难和黑暗，除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之外，还有一种方式，就是请旧社会的受苦老人来现身说法。那时候，我县因此涌现出了几位知名的“诉苦专业户”，她们被请到不同的学校，机关，企业，驻地部队，甚至居委会等地，去一遍又一遍地作同样的“忆苦思甜报告”。她们基本上都是妇女，其共同点是：“能说会道但不识字，在解放前受过苦，解放前后参加过革命，有表演才能，说到苦处能哭出眼泪，说到甜处能笑出声音，政治觉悟高。”
　　然而这样的人毕竟很少，而且请的单位多了，学校一方面不容易请到，另一方面，请过一次就不能再请了。但是忆苦思甜活动却不能搞一次就停，而且不但以学校为单位搞，甚至还以班级为单位稿。这项活动持续的时间也比较长。在我的记忆中，从小学五年级直到上高中，连续几年一直都在搞。这样对诉苦老人的需求就越来越大，开始还能请到那些能说会到的“诉苦专业户”，后来标准越来越低，只要是郊区的农民老大爷老大娘就行。
　　记得有一次我们几个学生去郊区，寻找老农民来我们班里做忆苦思甜报告。许多老农并不愿意说，推说不识字，不会说。我们就做老农的思想工作：“不识字正好，越是不识字，越是说明你苦大仇深，也就越对我们有教育意义，我们现在人人都能上学，多幸福啊。”老农说，“我就没有你们这样会联想，说不出这样一道道的话来。”我们为了完成老师的任务，便说：“没有关系，你只要把你过去的苦日子给我们说几段就行了，你负责诉苦，我们负责思甜。”
　　那位老农在我们的一再邀请下，终于犹豫着来到了学校。不知道是因为他旧社会确实没有受过怎样的苦，还是有苦说不出，还是我们已经听了太多的忆苦报告，总觉得老农说得不过瘾。现在回想起来，其实老农说的已经够苦了，但是由于没有我们所预期的那种深仇大恨，残酷凄凉，悲惨壮烈，曲直离奇等内容，于是就有同学建议说：
　　“你再回想一下，给我们讲讲你这一生中最苦最苦的情形。”
　　老农回忆了一下，猛然说道：
　　“有了，要说最苦最难的时候，还是在一九六零年……”
　　大家一听都吓了一跳，老师立刻打断了老农的话：
　　“好了，好了，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吧。”然后慌忙把老农送到教室外面，给了他一点报告费，让他回去了。
　　当时除了听忆苦思甜报告，还让我们吃“忆苦饭”。我曾在网上看到有人写文章说，他们那里曾出现“忆苦饭比家里的饭还要好吃，学生吃了还要吃”的情形。我觉得那可能是“艺术加工”，最起码在我所在的城市不可能出现那样的情况，尤其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如果有人竟敢把忆苦饭做得比家里的饭还要好吃，那是要冒非常大的政治风险的。标准的忆苦饭是“吃糠咽菜”，也就是用蔬菜，稻糠，极少量的米，盐，油等煮成的稀粥。为了不太难吃，学校在做的时候，尽量多放了些食油。尽管如此，这样的忆苦饭也绝对无法好吃。
　　忆苦饭由学校统一做，然后各个班级去领取。吃忆苦饭时，全班同学坐在教室里，一大桶忆苦饭放在讲台上，大家自己上去盛在带来的碗或茶缸里，不吃完了，不准出教室。有聪明的同学抢先上去打饭，目的不是为了多吃一点，而是尽量多捞一些蔬菜和汤，少捞一些粥里的糠，从而蒙混过关。我曾吃过几次，最难下咽的就是稻糠，吃进嘴里嚼不烂，还刺激口腔，直想往外吐。但是不敢吐，一旦吐出来就有可能成为政治问题，只能强忍着咽下去。后来我们交流吃忆苦饭的诀窍，一致认为，关键是要让忆苦饭在口腔中停留的时间尽可能短，越短越好，最好是像吞药一样吞下去。在我们学校，曾发生过有学生实在无法咽下忆苦饭，偷偷将忆苦饭倒掉而受到严厉批评的事件。
　　说出来也许你不相信，在忆苦思甜热潮流行的某一年的大年三十晚上，妈妈曾在家里烧过一次忆苦饭给我们吃，让我们先吃忆苦饭，再吃年夜饭。现在想起这件事才明白，妈妈当时那样做，绝对不是因为她的阶级觉悟比别人高，实在是她想以此掩饰我们家年夜饭太过寒酸的窘境。
　　
　　二十一章、阶级斗争这根弦
　　
　　“时刻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是从小就被灌输在我们头脑中的一个概念。起先的口号还泛泛而谈，“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后来的口号就比较具体，“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再后来就成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什么事都要和阶级斗争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小小的年纪，就都具备了一双鉴别好人坏人的火眼金睛。
　　那时候城市里的学生每年都要停课两次去农村支援“双抢”，“双抢”是抢收抢种的意思，每年在麦子和稻子成熟的季节，学校都会停课两个星期，由老师带领全班同学下乡去义务支援农民收割庄稼。初中的学生一般是每天早出晚归，只在城市近郊的农村帮忙干农活，高中部的学生，就要带上铺盖，到距离城市较远的农村去支援。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是当时政府给全国人民树立的三个大样板。平时这些口号只在政治课上学习理解，却没有机会实践，到了支援农村的双抢的时候，终于有了实践的机会。据说大寨的农民每天干完农活之后能记多少工分，不是根据实际完成的工作量多少，而是要根据当天的工作态度来评议工分。工分高低决定这个农民的收入高低。
　　我们作为学生去农村支农，自然是没有工分的。在人民公社的年代里，农村的土地属于公社所有，学生义务支农，是帮助人民公社，也就等同于帮助国家，是不能要工钱的。但是为了在支农结束后，评选出支农积极分子，学校要求老师对支农期间每个学生的表现进行评价并作记录。这样我们每天干完农活之后，也被要求坐在打谷场上，集体评议每个人当天的劳动表现。
　　评议的方式是自报公议，首先自我总结当天的劳动表现，然后给自己的表现定级别，一般是分成四个级别：差，好，良好，优秀。然后大家表决同意还是不同意，并说出具体的理由，不同意的话，还要提出升级或降级的建议。根据我的观察，当时大家一般都比较谦虚，没有人敢自报“优秀”，一般都是报“好”，或“良好”。其实每个人内心都希望自己能够得到优秀的评语，但是嘴里却不好意思说。即使自己当天确实有非常突出的表现，明明知道能够得到优秀的评语，也不自报优秀，而要等别人来修订自己的评级，那样既能得到好的评语，又能得到一个谦虚的好名声。
　　我们从小接受的是激情式的教育，小小年龄，个个雄心勃勃，不是要“胸怀全球，放眼世界”，就是要“保证我们国家不改变颜色”，仿佛人人将来都是大政治家。而且干什么事都讲究“学英雄，见行动”，搞得在任何事情上，只要一个号召，就都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其实就算到支农结束时能评上一个积极分子的光荣称号，也只能得到一纸奖状，其他物质奖励什么也没有。但是每个学生还是暗暗竞争，要争当这个积极分子。
　　为了每天得到一个较好的评语，我们除了劳动外，还要千方百计地积极表现。一方面不能有被降级的负面表现，例如，迟到，偷懒，损坏农作物，吵架打架等。另一方面，除了在干农活时积极表现，还要在干农活之外积极表现，例如，在劳动的休息时候去村里做好事。有人像当年的老八路那样主动为农民家里挑水，有人为农民打扫房间，甚至还有人帮助农民打扫猪圈等。
　　有一天，中午吃过午饭后，我和同学小朱去村里散步，无意间走到了村子后面的僻静处。忽然斜刺里走出一位老大娘，老大娘穿得很破旧，也很虚弱，手中提着一小桶水，摇摇晃晃地往前走。我和小朱见了，顿时异口同声地喊道“大娘，我来帮你提。”也许是由于我距离老大娘比较近，我比小朱抢先一步拿到了老大娘手中的水桶。
　　老大娘被我俩的言行吓了一跳，当她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时，马上又惊恐不安地说：
　　“不！不！你们不能帮我提，我是，我是……”老大娘一边欲言又止地吱吱呜呜，一边又来夺我手中的水桶。
　　“大娘，没关系，我提得动。”我以为她客气，提起水桶直往前跑。
　　“站住！”突然从我们身后响起一声断喝：
　　“把水桶放下，她是地主婆！”不知什么时候，我们的身后出现了一个粗壮的村民。
　　我浑身打了个冷颤，怎么也无法把眼前这个穷困潦倒虚弱不堪的老大娘，与电影中见到过的地主婆联系在一起，此刻的她，完全是一副电影中受苦受难的贫下中农的形象呀。我顾不得联想，赶紧放下水桶，和小朱离开了地主婆。正在这时，召集下午劳动的哨子吹响了，我和小朱走过去集中，又开始了下午的劳动，便把这件事忘了。
　　傍晚劳动结束后，大家坐在一起评议当天个人的劳动表现。我觉得自己表现不错，就自报了个“良好”。班主任老师说：“ATONG今天的表现应该是优秀。ATONG同学在今天搬运稻子的劳动中，不但像其他同学一样多扛快跑，而且在搬运的来回途中，随时捡起掉在地上的稻穗，受到了生产队长的赞扬，说没有想到农村里的孩子也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这么爱惜稻谷，说我们学校教育得好，为我们的学校增添了荣誉。”
　　听了老师的夸奖，我心中暗暗高兴，谦虚地低下了头，心想，老师一定不知道，捡稻穗是我在家里羊鸡养鸭时养成的习惯。正当我期待着班长给我今天的劳动记下一个优秀的时候，同学小朱的发言打破了我的梦想。
　　“我不同意给ATONG今天的表现评优秀，因为他今天中午曾经帮地主婆提水。”
　　听了小朱的检举揭发，我心中暗暗悔恨，羞愧地低下了头。见此情形，大家知道小朱对我的检举揭发属实。经过一番讨论评议，我当天的劳动表现定为“差”，而小朱当天的劳动表现定为“优秀”。
　　
　　二十二章、我最黑暗的日子
　　
　　1974年冬，我二十一岁，再过半年我就要高中毕业了，却丝毫也兴奋不起来，反而没来由地恐慌起来。那时候正是文革的最后关头，报纸上的舆论是今天批“左”，明天批“右”，今天学黄帅“反潮流”，明天学张铁生当“交百卷英雄”今天批林，明天批孔，搞得人们无所适从，就连我们这些高中学生也感到什么都是乱糟糟的。
　　面对着这样混乱的形势，我对国家的命运和个人的前途，都感到十分的渺茫，不知道什么时候这种混乱局面才结束。
　　此时的我性情暴燥而孤僻。终于，我忍不住了，就写了几篇对形势的看法，和尊孔文章贴在了学校报栏里。这还了得呀！人家批孔我崇孔。于是，有人把这事反映了上去。没过多久，厄运降临了，我被当作批林批孔运动的绊脚石被挖了出来，公安局插手调查我，学校开会批判我。1975年2月20日我以现形反革命罪被逮捕，同时以历史反革命政治教唆犯逮捕了我的妈妈。
　　我在监狱里住了两年七个月，这两年零七个月经常把我们母子五花大绑拉到全县各乡游斗。
　　我清楚地记得每次下去游斗，都会听到这样的声音：“嗨！才多大岁数能是反革命吗？”“一老一少都是反革命，这个家算是完了！”这年头啥事都会发生，搞不好，明天把咱也拉去游斗了！”
　　我毕竟年轻，有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我心里实在踏实，没有丝毫胆怯，因为我知道我没有罪，更没有错。所以，我面对法庭报以轻蔑和讥笑。
　　这两年零七个月，公检法提审过我三次，这三次他们没从我口里得到任何东西。
　　记得最后一次法院那个审判官说：“章社有，你的罪行不轻，性质很恶劣，你要老实交待，坦白你的犯罪事实，争取宽大处理，你还很年轻，年轻人犯错误难免，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犯了错误就改正，改正的越彻底越迅速越好！你要认真对待你犯的错误和罪行，批林批孔是毛主席发动的运动，你反对，那不是反对毛主席吗？不是反对毛泽东思想吗？所以，你不要执迷不悟……”
　　那个法官啰嗦来啰嗦去，我忍不住大笑起来。法官把桌子一拍大吼道：“章社有，你笑啥？这都是罪孽呀！你不知死活，还笑？有你哭的时候，到时候，只怕是你后悔都来不及！”
　　三次提审都是在这样的气氛中结束的。
　　一九七七年二月四日，我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母亲判刑5年，在宣判的时候，会场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有人高喊：“这净是胡搞，这么年轻，就判15年长刑，还叫人家活不活，他犯了什么罪？”
　　就这样母亲和我走向了服刑的劳改队。母亲被送往河南省新乡监狱改造，我被送往南阳市第十六劳改大队，周寨砖瓦厂。刚进劳改场那天，我就像是卖艺人在大街上耍猴，很快被难友们围了个水泄不通，咋回事？因为大家都没有见过这样年轻的现行反革命。难友们七嘴八舌的问这问那，我象一个害羞的女孩头低着一言不发。难友们都十分同情的说：“真是作孽呀！年纪不大就判这么长时间的刑，等出去什么都完了。”
　　我被分在二中队三分队（严管队），这个分队都是现行犯。管教干事姓李，才去的第一天就找我谈话，安慰我说：“章社有，不要有思想压力，刑期是死的，但人是活的，只要接受改造，认真服法就可能获得假释和减刑。”他向我举了几个例子，说是这些人刑期都很长，但因为表现的好，三年两头减刑，很快就出狱了。
　　我见李队长人很好，就向他倾吐了自己心里的苦水，对他说明自己想不通。李队长十分同情地说：“哎，章社有，你的心情，我能理解，既然已经这样了，你就得面对现实，放下包袱，等时机来了再说吧！”
　　周寨劳改场是个砖瓦厂，一中队是专门做砖和码窑烧窑的，二中队是专门做机瓦的。到了冬天就积土备土等待第二年使用。这是一个占地300多亩的大院子，大院里面的小院才是犯人们住的宿舍。院墙外四周驾着铁丝网，网上通上电，四周都有岗楼，岗楼上站着武警，小院里面也有一个犯人们出进的岗楼，白天犯人们出工后就在这个300亩大的院内劳动。每天出工都要查点人数、报数，然后才能出入。看似森严壁垒，事实上，管教干事武警都很好，从不体罚犯人，如有不服法认罪者或越狱逃跑者，轻者关小号，重者加刑。不过谁也不傻，去找着给自己加刑，当然几千人的监狱，毕竟还是有人被关小号和加刑的。
　　监狱内每周放三场电影，有扑克牌、象棋等玩具，收工后，可以尽情的玩。域内每周搞一次政治活动，批评落后，表扬先进，出黑板报写稿子，逢年过节了还要排节目演出。政治教育和娱乐活动可以说搞得生龙活虎，如火如荼。
　　监狱安排犯人每个月都可以接见家属亲朋，用外面社会上发生的变化来感染教育犯人，用亲人的呼唤来激励犯人好好改造。
　　劳改队的生活搞得更好，守法的犯人们都能吃饱，比在看守所要强一百倍，说到这儿要插一句我在看守所号里边的生活，一天连三两粮食都不够，一天三顿菜糊汤，喝的人们天天拉稀，二十多天吃一顿面条，一个月头上吃一会馍，正由于这样，号里的犯人们经常因为饭吃不饱而大吵大闹，这里一闹，武警班长们就拳打脚踢，天天搞得是乌烟瘴气不得安宁。
　　劳改队里，每周要改善两次生活，肉包馍、大肉米饭，春节那就更不用说了，从正月十五到大年初二每天都变着法子做好吃的，所以，犯人们在监狱里唯一的期望就是赶紧判刑，因为判了刑就能吃饱饭，社会上再没吃的，但监狱里政府对犯人确实是进到了人道主义。我自打进劳改队，就受到政府的关怀，李队长一开始就安排我做轻活，我是二中队三分队的秀才，政治宣传任务是我的，出工在外，我是个记工员，冬天积土我开电拉坡，劳改三年，我一天重体力活也没有干。我把政治宣传搞得有声有色，动员大家都投稿，每周出二期黑板报，因为三分队的宣传工作搞得出色，受到了全中队管教干事的表扬，进劳改队的第二年，我就被选为犯人小组长。
　　一九七五年到一九八零年，是中国历史发生大转折的六年，这六年中华民族悲喜交加，一九七六年，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敬爱的朱老总，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相继逝世，中国人民陷入极大的悲痛和担忧中，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加紧篡党夺权的阴谋和我党我军，全国人民一举粉碎“四人帮”。举国欢庆到一九七八年党中央拨乱反正，平凡冤假错案。全国人民欢欣鼓舞，眉开眼笑。监狱里也是如此，天天组织学习有关政策，党中央的精神。二中队三分队全是政治犯，大多数都是冤假错案，中队管教干事开会动员大家实事求是写申诉。我这个书生算是派上了大用场，难友们都来让我写诉状，忙的不可开交，没办法，领队的李队长干脆就不让我出工，专门按次序为大家写诉状。
　　历史是公正的，中国共产党是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诉状通过中队管教转呈有关部门，很快就有了反应，难友们一个接着一个宣布平凡出狱。我们三分队共60人，每天都有平凡通知书下来，很快60人的三分队，只剩下了20几人。
　　李队长笑着对我说：“你只顾给别人做嫁衣，别忘了自己了。”我笑道：“谢谢队长关心，只要大家都平反了，离我出狱的日子也不会太远了。”
　　这话很快就实现了。
　　一九八零年十月三十一日，早上出工的时候，李队长站在还有十几个人的三分队全体难友面前高兴地宣布，“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章社有同志平反了。”
　　我们分队全体难友热烈鼓掌，热烈地欢呼（因为每平反一个难友，大家都很振奋），欢呼共产党英明，激动的眼泪都夺眶而出。
　　
　　二十三章、未举行的追悼会
　　
　　1976年注定是个多事之秋，一月八日传来了周总理逝世的消息。那时候我是从监狱广播中听到的这个消息。坦率地说，听到周总理逝世的消息我十分悲伤，因为，周总理是我内心非常敬佩的国家领袖。
　　都传说北京的周总理追悼会预定在下午三点开始。可是到了三点，广播里并没有任何现场转播的消息，也没有其他的播音，只是一遍又一遍地播放哀乐、讣告，以及治丧委员会名单。一直等到下午四点多钟，经过询问打听得到的回答是：周总理追悼会全国实况转播被取消了。
　　这个消息立刻就在国民中引发了巨大的反响，各种小道消息也开始盛传，核心都是关于中央人事变动的内容。一时间，街头巷尾议论的全是国家大事，仿佛个个成了政治观察家。人们变得大胆起来，说什么的都有。许多人仿佛恍然大悟般地明白，原来前一阶段报纸上大张旗鼓地反击右倾翻案风就是针对邓小平和周总理。许多人甚至担心，周总理会不会也像刘少奇一样被打倒。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正当人们充满疑惑的时候，忽然开始暗中流传两首词，都说那是没有公开发表的毛主席写的悼念周总理的诗。我也兴奋地读过这两首词，还在暗中与别人一起欣赏传抄过。
　　发出这两首词的人的初衷，可能是想达到两个目的，一是纪念周总理，二是想借毛主席的威望来肯定周总理。可是传抄的结果却起了反作用，人们不禁要问，如果真是毛主席写的，为什么不公开发表呢？为什么周总理的追悼会的实况转播会被取消呢？
　　在远离北京西峡小县城，普通老百姓是无法回答这些问题的，我们在议论了一番之后仍旧要继续日常的工作和生活，我也继续我的每天十几小时的糊纸盒的日子。
　　转眼间到了这年的四月四日清明节。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当时并不知道，但是在我们县城的许多地方，确实发生了悼念周总理的事情。说不清是有人发动还是自发的，在许多公共场所都摆出了纪念周总理的花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我县的电影院大堂里面，摆设了纪念周总理的大花圈。
　　谁知第二天形势发展就急转直下，晚上八点的新闻联播节目传来了惊人的消息——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了“四五”反革命事件，有人借追悼周总理为名煽动闹事。在我县也立刻开始排查在清明节举行过追悼周总理活动的人。首先被隔离审查的就是负责在县中心的电影院摆放花圈的人，并被关起来审查是受谁的指示干的。
　　与此同时，我们监狱人犯也被集中起来开会学习，讨论怎样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同时展开了大规模的排查反革命诗词大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