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海横流

　　十八章、于无声处听惊雷
　　
　　我们静静地坐在教室里听广播传达中央文件，当我们听到林彪副主席居然要通过武装起义来谋杀毛主席时，简直惊呆了。更加不可理解的是，林彪已经被指定为党和国家的接班人，而且以书面形式写进了党章，他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对此，在传达时好像有专门的说明，说林彪担心活不到毛主席的年龄，那样就无法将政权接过来再传给林彪的儿子，所以才“枪班夺权”。
　　对于刘少奇副主席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在文革中被打倒，我没有什么感受，因为文革开始的时候我还小，对刘少奇副主席没有什么印象。所以学校和社会告诉我们要打倒他，我们便认定他肯定是坏人。可是当林彪副主席被打倒的时候，我们感到了震惊，因为我们是在对林彪副主席的一片歌颂声中长大的。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时，手拿毛主席语录紧跟毛主席的是林彪，每天报纸上出现毛主席的时候，紧靠在毛主席身边的是林彪，就连喊口号是也是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现在突然告诉我们说：
　　“林副主席是我们的敌人。”这对十八岁的我来说，实在是太突然，太不可思议了。
　　也就是从那次事件以后，我注意到各种小道消息开始在社会上流传。有趣的是小道消息到后来往往成为了大道消息。就连我们这些中学生在私下议论时政的也多起来了。在这之前，基本上都是与中央保持一致，任何人如果发表与中央不一致的观点，立刻会遭到周围人的反对和制止，甚至会有人悄悄地报告给学校的老师或领导。林彪事件之后，真的大不一样了，人们对别人的各种议论也都睁只眼闭只眼了。
　　林彪事件之后我们生活最具体的变化是，我们那个县城大街上的高音喇叭拆掉了。在文革开始后不久，街道上强制每家每户都装上了有线广播，就是那种最简单的纸皮广播，是不要钱的。家里的广播你不想听，可以关掉，但是在大街上的高音喇叭，到时候就响，每天早中晚三次，你不想听也不行。我家就住在大队旁边，往往是大队上的高音喇叭的声音远远大于我家里的纸皮喇叭的声音。
　　实际上高音喇叭已经构成了严重的生活噪音，尤其是那些上三班倒的工人，更是深受其害。但是没有人敢公开发出抱怨。谁敢提出拆除的建议，很可能被戴上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罪名。但是林彪事件之后不久，就被拆掉了。公开告诉市民拆掉的理由是为了清算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极左思潮，反对形式主义。
　　所以我想，文革初期是一个“言论最自由”的时期，因为任何人只要以“革命”的名义，就可以发表任何言论，甚至可以自由地采取任何非法的行动，上致国家主席，下致普通老百姓，想批就批，想打就打，想抓就抓，想杀就杀。但是到了林彪事件爆发之前，可以说是到了中国社会言论最不自由的时期，言论稍有不慎，就可能给自己惹麻烦。林彪事件之后，情形开始有了转变，所谓最黑暗的时候，也就是开始走向光明的时候。也就是从那时候，人们已经不再简单地轻信一切，并且开始敢于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心中的不同意见。我就曾经不止一次地听到周围当官的大人们公开说：
　　“我们现在干脆就不看报了，今天看了是这种说法，明天看了又是另一种说法，我们也搞不清究竟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
　　在当时，连政府和政府掌控的报纸的信誉都受到了普遍的怀疑，国民还能从哪里找到诚信？今天许多人呼唤诚信，其实，诚信并不是改革开放后才丢失的。
　　
　　十九章、白云苍狗化前仇
　　
　　“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这是我们从小就耳熟能详的口号。学校和报纸都反复教导我们：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的第三代和第四代身上。现在苏联的社会主义已经改变颜色了，变成了修正主义。为了保证我们国家不改变颜色，就不但要反帝，还要“反修防修。”只有保证我们国家不改变颜色，才可以团结其他亚非拉的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团结坚守在帝国主义后院的古巴，和点燃在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以及正在与美国交战的兄弟邻邦越南，去解救那些受资本主义压迫的，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
　　我们上学的时候了解到的美国，一是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联系在一起的，被合称为“美蒋反动派”，是大地主大资本家等剥削阶级的代表。那时候电影中一旦出现特务，都会说成是“美蒋特务”。二是与侵略者联系在一起，他们侵略朝鲜，侵略越南，与国民党反动派一起霸占台湾，所以那时候的口号中有一条就是“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三是与纸老虎联系在一起，毛主席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尽管美国把国民党军队武装到牙齿，但还是被解放军打败了；尽管美国侵略朝鲜，但还是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打败了；尽管美国侵略越南，也将被中越人民打败。四与经济封锁联系在一起，美国对我国长期进行经济封锁，但是我们不怕，毛主席说，“让他们封锁吧，再封锁几年我们什么都有了。”我们造出了氢弹，原子弹，人造卫星，长江大桥等。
　　在冷战年代，就像美国把我们看成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敌人一样，我们也把美国看成是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只是我们都非常看不起美国，觉得他简直就是我们的手下败将。因为那时候，没有人告诉我们美国曾经在抗日战争中与我们并肩作战，也没有人告诉我们美国的科技经济在世界上处于了怎样的先进地位。
　　对于苏联，从我们记事起，中苏关系就已经不好了，但是对于苏联的评价却非常有意思。首先老师告诉我们，沙皇俄国曾经侵占过我国大片国土，其次，列宁，斯大林领导的党和人民是与中国人民友好的，而且曾经帮助和指导过中国革命，“俄国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最后，是现在的苏联当局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成了修正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理由之一，就是为了防止我们的国家像苏联一样变成修正主义。不过由于曾经有过一段中苏友好的蜜月期，大批苏联专家来华援助，与中国人民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我们的许多管理体系也都学的是苏联，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品几乎全部是苏联的作品，就算在与中苏关系不好的时候也没有禁读这些作品。所以尽管也有“三年自然灾害其间被苏联逼迫还债”的说法，但在我们心目中，对苏联并无多大的反感。
　　但是有一件事改变了我们的看法，那就是珍宝岛事件。至今还留在我们脑子中的一副宣传画，是一位中国边防军战士，手握毛主席语录，身负重伤，在雪地里继续向前冲锋。还曾经有参加过珍宝岛保卫战的战士来学校做报告，介绍珍宝岛保卫战的情况，尤其是关于我军怎样在乌苏里江面的冰上打苏联的坦克那一段，至今记忆犹新。从战士的讲解来看，我军在装备上显然落后于苏联，面对苏联的坦克，我军一筹莫展。但是战士们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想出了一个办法对付坦克，就是用手榴弹和炸药包，将坦克周围的冰层炸碎，让坦克掉进水里，然后我军从水下将苏联的坦克打捞了上来。
　　珍宝岛事件之后，据说苏联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随时可能对我发动侵略战争，所以国内反苏情绪普遍高涨。就在这时候，有一天老师给我们布置了一个作业，“如果美国总统来我国访问，你将怎么办？请大家每人想一句口号。”为了启发大家，老师第一次跟我们提到了“中国牌”这个词，意思是苏联和美国为了争夺世界霸权，中国成了左右他们争端战的重要因素。这使我们充满了自豪感，都觉得中国在世界上举足轻重，连美国都来主动和我们亲近。所以许多同学都大度地表示愿意和美国交朋友，有些读过几本书的人更指出与美国连手抗衡苏联，符合“远交近攻”这一春秋战国时期的著名战略思想。
　　所以与美国建立友好关系的国策一提出，几乎立刻就得到了全国人民的赞同。然而，与美国建交却并不那么容易，双方讨价还价拖了好几年，而与此同时，曾经侵略过我国，并给我国人民带来巨大战争灾难的日本，却突然不声不响地抢在了美国前面与我国恢复了邦交正常化，真让人大跌眼镜。
　　
　　二十章、忆苦思甜露了馅
　　
　　虽然在1972年我国就与日本回复了邦交正常化，但是这对普通中国人来说，并没有什么大的影响，我们依然不知道中国已经在世界上处于怎样落后的地步。报纸上继续歌颂文化大革命的巨大成就，基本国策也保持闭关锁国。但是人民的生活水平在普遍下降，民怨在持续上升。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掀起了忆苦思甜的热潮。
　　忆苦思甜最初出现在解放战争时期，是部队上对战士进行思想教育的方法，让那些受苦受难的战士，以现身说法，激励战士们为建立一个新中国而奋斗。但是到了老师给我们进行忆苦思甜的时候，除了请解放前的贫苦人“忆旧社会之苦，思新社会之甜”外，更多强调的是怎样防止“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举的许多例子都是关于一次革命时期“还乡团”向革命政权反攻倒算的事情。有部电影叫《闪闪的红星》，上面有个恶霸地主的一句台词最有代表性——“我胡汉三又回来了。”目的在于强调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如果不搞文化大革命，一旦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在中国复辟，劳动人民就会重新堕入痛苦的深渊。
　　为了让我们充分认识到旧社会的苦难和黑暗，除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之外，还有一种方式，就是请旧社会的受苦老人来现身说法。那时候，我县因此涌现出了几位知名的“诉苦专业户”，她们被请到不同的学校，机关，企业，驻地部队，甚至居委会等地，去一遍又一遍地作同样的“忆苦思甜报告”。她们基本上都是妇女，其共同点是：“能说会道但不识字，在解放前受过苦，解放前后参加过革命，有表演才能，说到苦处能哭出眼泪，说到甜处能笑出声音，政治觉悟高。”
　　然而这样的人毕竟很少，而且请的单位多了，学校一方面不容易请到，另一方面，请过一次就不能再请了。但是忆苦思甜活动却不能搞一次就停，而且不但以学校为单位搞，甚至还以班级为单位稿。这项活动持续的时间也比较长。在我的记忆中，从小学五年级直到上高中，连续几年一直都在搞。这样对诉苦老人的需求就越来越大，开始还能请到那些能说会到的“诉苦专业户”，后来标准越来越低，只要是郊区的农民老大爷老大娘就行。
　　记得有一次我们几个学生去郊区，寻找老农民来我们班里做忆苦思甜报告。许多老农并不愿意说，推说不识字，不会说。我们就做老农的思想工作：“不识字正好，越是不识字，越是说明你苦大仇深，也就越对我们有教育意义，我们现在人人都能上学，多幸福啊。”老农说，“我就没有你们这样会联想，说不出这样一道道的话来。”我们为了完成老师的任务，便说：“没有关系，你只要把你过去的苦日子给我们说几段就行了，你负责诉苦，我们负责思甜。”
　　那位老农在我们的一再邀请下，终于犹豫着来到了学校。不知道是因为他旧社会确实没有受过怎样的苦，还是有苦说不出，还是我们已经听了太多的忆苦报告，总觉得老农说得不过瘾。现在回想起来，其实老农说的已经够苦了，但是由于没有我们所预期的那种深仇大恨，残酷凄凉，悲惨壮烈，曲直离奇等内容，于是就有同学建议说：
　　“你再回想一下，给我们讲讲你这一生中最苦最苦的情形。”
　　老农回忆了一下，猛然说道：
　　“有了，要说最苦最难的时候，还是在一九六零年……”
　　大家一听都吓了一跳，老师立刻打断了老农的话：
　　“好了，好了，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吧。”然后慌忙把老农送到教室外面，给了他一点报告费，让他回去了。
　　当时除了听忆苦思甜报告，还让我们吃“忆苦饭”。我曾在网上看到有人写文章说，他们那里曾出现“忆苦饭比家里的饭还要好吃，学生吃了还要吃”的情形。我觉得那可能是“艺术加工”，最起码在我所在的城市不可能出现那样的情况，尤其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如果有人竟敢把忆苦饭做得比家里的饭还要好吃，那是要冒非常大的政治风险的。标准的忆苦饭是“吃糠咽菜”，也就是用蔬菜，稻糠，极少量的米，盐，油等煮成的稀粥。为了不太难吃，学校在做的时候，尽量多放了些食油。尽管如此，这样的忆苦饭也绝对无法好吃。
　　忆苦饭由学校统一做，然后各个班级去领取。吃忆苦饭时，全班同学坐在教室里，一大桶忆苦饭放在讲台上，大家自己上去盛在带来的碗或茶缸里，不吃完了，不准出教室。有聪明的同学抢先上去打饭，目的不是为了多吃一点，而是尽量多捞一些蔬菜和汤，少捞一些粥里的糠，从而蒙混过关。我曾吃过几次，最难下咽的就是稻糠，吃进嘴里嚼不烂，还刺激口腔，直想往外吐。但是不敢吐，一旦吐出来就有可能成为政治问题，只能强忍着咽下去。后来我们交流吃忆苦饭的诀窍，一致认为，关键是要让忆苦饭在口腔中停留的时间尽可能短，越短越好，最好是像吞药一样吞下去。在我们学校，曾发生过有学生实在无法咽下忆苦饭，偷偷将忆苦饭倒掉而受到严厉批评的事件。
　　说出来也许你不相信，在忆苦思甜热潮流行的某一年的大年三十晚上，妈妈曾在家里烧过一次忆苦饭给我们吃，让我们先吃忆苦饭，再吃年夜饭。现在想起这件事才明白，妈妈当时那样做，绝对不是因为她的阶级觉悟比别人高，实在是她想以此掩饰我们家年夜饭太过寒酸的窘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