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海横流

　　第六章、挂牌游街悲喜录
　　
　　我家住在学校旁。在文革中，所有的游行队伍不管选择走哪条道路，都非得从学校门前通过。所以用一张凳子，站在看大路上走过的形形色色的游行队伍，就成了我的童年乐趣之一。
　　当时的游行真是好看，五花八门，什么都有。通常，一支队伍的基本构成是，前面红旗开道，后面锣鼓压阵，中红旗飘飘，一路口号阵阵。有的时候，游行的人还会撒传单。如果是押坏人游街的队伍，前面就不是红旗帜开路了，而是被押游街的坏人开路。
　　我们最喜欢看的是押坏人游街的游行队伍。最简单的是坏人在胸前挂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这人的名字和罪名，不过牌子也有大有小，有轻有重，最小的牌子只一尺见方，最大的有一米见方，而且是用很重的木板，用铁丝挂在脖子上，脖子被铁丝勒出的血痕清晰可见；复杂一点的头上还戴一个高尖帽子；或将这人双手涂黑，表示这人是坚持反动立场的“黑手”；或将这人头发剃掉半边，表示这人是两面派；还有将一双鞋挂在脖子上的，这人一定是女的，表示她是个“破鞋”；或者让游街的人自己拿个铜锣，走几步，说一遍自己的罪名。被押游街的大都是自己走，但也有的是被两个人从后面押着走的，还有被人在旁边打着走的。除了这些政治性的坏人，还有另一类的坏人，比如赌钱被抓住的，游街时就抗着麻将桌；有投机倒把被抓住的，游街时就将投机倒把的货物挂在身上。
　　一般情况下，这些游行队伍都是步行，但如果是全县集体行动，也会动用汽车。让许多坏分子站在车上，每人后面有两个造反派押着。用汽车不是为了减轻坏分子的疲劳，一来是让大众看得更清楚，二来是游街的范围更大，不只是在城区，还要到四乡去游街。
　　每听到街上传来锣鼓声，我就会兴奋地跑到学校的围墙边，登上早已准备好的凳子。观看游行队伍，就当是观看免费的杂耍节目。在我的心目中，被游街的人都是坏人，这些人活该。所以有时也会像街上其他顽童那样，用菜头蒜脑之类的东西往这些人身上扔，以此取乐。一旦击中了，大人不但不管，还会发出叫好声。可是不久以后的一件事却改变了我的看法，而且从此怕去看游街。
　　那天一大早，妈妈就叫我出去玩，不要待在家里，。妈妈虽然没有说为什么，我也预感到有什么事要发生，所以就听话地出去了，直到傍晚才回家。
　　回到家里，发现四处静悄悄的，爸爸也回来了。爸爸苦着脸，不说话，更看不到生火做饭的迹象。再往里屋看去，一块一米见方的大木牌赫然出现在我的眼前，上面写着“反革命分子XXX必须老实交代！”在妈妈的名字上，用红笔画了一个法院枪毙人犯时才画的大大的红叉。
　　我顿时吓了一跳，妈妈怎么一下子变成了反革命？！我定了定神，再仔细看，发现这个大木牌是用架子架在妈妈的床前。妈妈脸朝里和衣躺在床上，床前地下有一堆煤渣，上面有鲜红的血迹。
　　我知道一定是妈妈的病又犯了，妈妈只要受寒，或者受气，肺病复发就会吐血。我想大概是白天批斗时，妈妈肺病复发。但显然造反派的目的还没有达到，所以人虽然被送回家，批斗还不能结束，所以才会将这块大牌子放在妈妈的床前。他们要妈妈交代什么罪行呢？在我的记忆中，妈妈一直都是教导我们要做个好孩子的呀？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是坏人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也许是我进屋的声音惊醒了妈妈，也许妈妈原本就没有睡着。这时妈妈起身说：
　　“你平安回来了，我就放心了。你也不小了，我的事要跟你说一说。我的罪行是旧社会给的，我也没有办法，所以你们要谅解我。我的罪名是历史反革命，原因是我在师范时加入了基督教，还担当了基督教执事，所以造反派说我是反动会道门，反革命分子。他们要我交代我是通过怎样的方法，逃过了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在解放后的历次运动中，我都如实向组织上报告了，档案上也有记载，否则造反派不会知道我这些解放前的事。所以我实在是没有什么其他东西好交代的。明天造反派还要继续审问我，但是不管他们怎样审问我，我是问心无愧的。我只想让你们知道，你们的妈妈并没有做什么坏事，我愿意在这场革命中接受广大革命群众的审查。”
　　我此时已经十八岁了，已经明白事情了。这是妈妈第二次遭不幸。
　　我不能因此就断定那些被批斗游街的人都是像我妈妈一样的好人，但我在内心是无法将妈妈归到坏人一类的，更不想别人将妈妈与那些被批斗被游街的坏人相提并论，尽管妈妈和他们都事实上已经成了公认的坏人。一想到妈妈也要像那些游街的坏人一样从大街上走过，我就感到不寒而栗。我更加不能想象，一旦街坊指着我的鼻子说：“快看哪，那个挂牌游街的是你妈！”时，我会怎样。从此以后，一听到别人喊“看游街啦！”我就会下意识地想躲进屋去。
　　由于妈妈的被批斗，并被戴上了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我也就由一个普通贫农子女，一下子变成了地主坏分子的子女。我也因此成了同学们嘲笑和消遣的对象。
　　
　　第七章、拾荒讨饭的滋味
　　
　　妈妈被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后，不久就被送到远离县城三十公里外的五七农场劳动改造。爸爸这时好像也被集中起来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了。爸爸因为没和妈妈划清界限，当时好像也挨批了，不过没有被戴上什么帽子。这样，家里就只剩下我和妹妹两人。
　　不知道什么原因，爸爸妈妈离开家的时候没有留下足够的生活费，也许是被批斗停发工资吧，我也不很清楚，反正渐渐地我们发现吃饭成了问题。首先是没有钱买菜，早餐和晚餐是喝粥，放点酱油当小菜。中午买几分钱的萝卜或青菜放在饭里一起煮，就成了菜饭。那时候好像家家户户都不富裕，所以流传着各种勤俭持家的故事。其中有一个故事对我产生了影响，我也照着故事里说的做了，可是还是没有见效。
　　那个故事说，有一个人很会当家，为了勤俭节约，就在每天量米做饭时，从量出的大米里面抓出一把大米放回米缸。这样日积月累，一年就节约了不少的大米。听了这个故事后我们在量米做饭时也学着抓出一把大米放回米缸。可是后来眼见米缸里的大米还是毫不客气地一点点减少，我们这才恐慌起来。
　　幸亏这时邻居老李为我们出了一个主意，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老李在废品收购站工作，他建议我们去拾废品卖钱。当时正是停课闹革命的年代，学校都停课了，于是我和妹妹就去拾荒，当时一起去的还有许多其他邻居的孩子。
　　有句话说“处处留心皆学问”，后来我才发现“处处留心都是钱”。比如说，我们是住在学校里，只要留心，每次下雨后总能从地面拾到一些碎玻璃，旧铜钱等，这些可以卖钱。走在街上，地上的废纸和墙上的大字报可以卖钱。垃圾箱里的骨头，破布，鸡鸭鹅毛等也能卖钱。后来我们还发现了一个更好的地方，那就是本县的垃圾堆积场。原来城市里的垃圾都由环卫所用板车集中拉到护城河边的一块空地上堆放。
　　我至今还记得，收购站玻璃和铁的收购价都是二分钱一斤，中间有孔的小铜钱一分钱一个，中间没有孔的小铜板两分钱一个，破布和骨头都是七分钱一斤。黄铜一块五一斤，紫铜两块钱一斤。别小看这一分两分钱，当时的五分钱可以买两个烧饼，够买一顿早餐。
　　这样我也就成了那个垃圾场里拾荒队伍中的一员。我们期待着每一辆垃圾车的到来，就像新郎期待新娘子的花轿一样。每当垃圾车出现的时候，我们都会一涌而上，去寻找，甚至是去抢夺那些可以卖钱的好东西。我属于那群人中比较小的一位，所以大多数时候都是在他们抢夺以后，再去寻找一些剩下的小东西。就算这样，我们拾荒换来的钱，也足够让我们每天继续喝到用酱油拌的粥，和用蔬菜烧出来的菜饭。幸亏那时候物价便宜，一斤上好的大米只卖一毛四分钱。
　　我记得我还把这个好消息写信告诉了在五七农场的妈妈。我们以为妈妈一定会回信夸奖我们，谁知妈妈回信时除了给我们寄来了生活费，还写信让我们不要再去拾荒了。妈妈在信中说：“如果你们继续去拾荒，等于抢走了那些以拾荒为生的人们的饭碗，那些垃圾还是让给那些人拾吧。”
　　我从此没有再去那个垃圾场拾荒。那个时候大家都比较贫穷，所以我们并不觉得拾荒是多么丢人的事，或者说，我们原本就已经成了城市里的贱民，反而为能凭自己的劳动减轻家庭的负担感到自豪。
　　由于妈妈又被打成了历史反革命，我不但被人看不起，也时常被一些人欺负。再说我们独家住在已经停课的学校里，也觉得有点害怕，就养了一条狗。当狗还小的时候，觉得很好玩，狗吃的不多，平时剩一点，它自己到街上去找一点，也就解决问题了。可是小狗长得很快，它的食量也越来越大了。我们连自己都吃不饱，哪里有多余的饭菜剩下来给狗吃呢？就只好让狗自己去外面找食吃。可是不久就听说外面掀起了“套狗”风。人们用一个铁丝做成活节，看到狗，朝它头上一套，拉着就跑。一般都是三四个人一起套，大家轮流拉着狗跑，一直跑到狗断气。等狗断了气，也基本上离开了狗主人的住地，将狗往树上一挂，剥皮，开膛，破肚，下锅，上桌。等到狗的主人发现，慢慢追寻而来时，整条狗可能已经全部进了人肚子。那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年代，吃了也是白吃，不吃才是白不吃。当时的人好像都特别饥饿，也特别能吃。
　　为了我家的狗不被别人吃掉，只好关在学校里不让狗往外跑。这样饥饿的狗就常围着我们团团转，一边转一边咕咕叫，尤其是那双期待的狗眼，看得你心慌慌的，恨不能在地上钻个洞躲进去。怎么办？怎么办？
　　我忽然想起妈妈曾经带我去过的饭店。虽然我们全家已经好久没有去饭店了，但是饭店并没有关门。只要饭店开门就有人去吃饭，就可能有客人吃剩下的饭菜或骨头之类的东西，为什么不去拾来喂狗呢？
　　我为自己的这个念头激动不已，立刻找了一个铝饭盒就出发了。有了铝饭盒，拾来的东西用盖子盖好，在路上也不怕被人发现而被取笑，毕竟已经知道这是件丢面子的事情。
　　我悄悄的走进了饭店，果然里面有人吃饭。我四处桌子转了一下，很容易就发现了几块骨头，拾起来放进饭盒，立刻就离开了饭店。回到家，那条狗老远地就冲我摇尾巴，围着我又蹦又跳，当我将骨头倒在地上让狗吃时，狗更是兴奋得边吃边嗷嗷直叫。看着狗那么幸福地吃着我捡来的骨头，我都忍不住有几分羡慕，也咽了几下口水。自从妈妈离开了家，我已经好久没有吃到荤菜了。
　　有一天我的运气不很好，去了饭店好长时间也没有捡到骨头。想到狗那一双期待的眼神，我又不能空手而回，只好一边等待，一边将头慢慢地抬起来寻找正在吃饭的客人。我想看看有谁正在吃荤菜，看看谁快要吃完了，以便尽快去拾取一点剩饭菜。
　　我发现了一个中年人正在独自喝酒。也许是我的目光已经朝他看了几次，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朝我友好地笑了笑。我胆怯地不敢回应，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不知道是朝他笑笑好，还是不笑好，就把头一低，假装没有注意到他的微笑。过了一会儿，我想他的目光大概已经从我身上移开了，就又悄悄地抬头朝他看去。谁知他竟然朝我做了个让我过去的手势，我躲无可躲，只好大胆向他走去。
　　“吃吧，这碗饭给你吃。”他伸手指着桌上的一碗饭对我友善地说。
　　“不！我不要吃！”我像被蝎子刺了似地惊叫起来，
　　“那我给你钱？”他有点意外，却继续他善意的努力。
　　“不，不！我不要钱！我不是……”我慌忙又摇手又摇头，顾不得继续说下去，羞愧地扭头就往饭店外面怕去。只听“哐啷！”一声响，我手中的铝饭盒掉在了地上，我顾不得去捡，因为觉得那一刻，好像全饭店的人都在笑话我这个穿着破旧衣服，又骨瘦如柴的小乞丐。
　　“我不是叫花子！我不是叫花子！我不是叫花子！”一路上我在心里喊着。
　　我家的狗从此与我们一样，再次陷入饥饿之中。终于有一天，狗出去了再也没有回来，不知道是被别人杀了，还是饿死在外面，至今依然是一个迷。
　　
　　第八章、触及灵魂闹革命
　　
　　几个月之后妈妈从五七农场回来了。学校还是没有复课，我们也不用去上学，但妈妈每天照样去上班，每天早出晚归。据说妈妈和全县的老师一起，被集中在县师范学校接受思想教育。
　　这时候，全县的造反派已经联合起来，各造反派都撤离了各学校，被批斗的对象也集中到了一起。造反派一方面让被批斗的人写检查交代材料，另一方面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具体的教育方式就是让他们背诵毛主席语录。第一天学习的毛主席语录，第二天必须背出来，第二天学的第三天必须背出来，依此类推。
　　背不出来怎么办？一个字——打。造反派说了：
　　“这叫既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过去学生背不出课文，老师不是打学生的手心吗？现在老师背不出来，学生也理所当然地可以打老师。”
　　怎么打？打手心吗？太小儿科了，打屁股。凡是背不出来的老师，不管年龄大小，不管是男是女，一律趴到凳子上，由造反派用棍子打屁股。这是我国的优良传统，古时候县老爷问案时用过，今天造反派坐天下当然也可以用。
　　造反派有许多人，各有分工，有专门确认背毛主席语录的，有专门打人的，还有负责强制执行的，如果有人不服打，就会被造反派强按在凳子上打。更加侮辱人的是必须脱下外面的裤子只穿短裤打屁股！造反派说了：“只有让你们感到痛，感到怕，才能触动你们的灵魂，才能把你们改造成新人。”
　　我不知道那些当时正处于青春期的造反派是一种怎样的心态，更无法想象他们在棍打像他们父母一样年龄的老师的屁股时是怎样的感受。不过在那样一个疯狂的年代，任何人提出一个疯狂的建议，都可能被立刻执行。一个人的疯狂会很容易变成一群人的疯狂，一个人的变态也可能变成一群人的变态。谁敢提出反对的话，谁就是反革命。
　　每次背不出来打多少个屁股？妈妈没有对我没细说，我也无从知道，不过妈妈回到家中，背着我让妹妹替她被打破的屁股敷药，我是知道的。
　　除了打屁股之外，还有挂着牌子晒太阳，据说这叫“自然消毒”，在阳光下反思自己的罪行。妈妈的罪行属于历史问题，也不算什么大罪，所以接受的不是最严厉的自然消毒法，只是站在太阳下几个小时而已。比较严厉的，据说是必须跪在地上晒太阳。后来看到有书上说，最严厉的是强迫人跪在碎玻璃上。不过我没有看到，不敢乱说。
　　也有比较轻松的处罚方式，就是做一些清扫街道校园，拔除杂草等之类的体力活，据说这叫“以毒攻毒”——坏人对杂草。
　　“对待同志要想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热情，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严肃，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
　　这是当时用红漆涂刷在我们那间小学的大墙柱子上的四条标语，也是当时全国最流行的四条名言。所以一个人一旦被打上了“敌人”的标签，任何人都可以对他进行理直气壮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对敌人的打击越是残酷，越能证明你的阶级觉悟高，越能证明你的革命性强。
　　那时候，我们没有人权的概念，连同情心都不敢随便表达，因为同情心一旦表达错了，也会成为立场问题，成为一种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