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海横流

　　第九章、文攻武卫历险记
　　
　　“文攻武卫”是一个文革时期的专用名词，也是一个口号，口号的提出是为了规范革命的行为方式。其含义是，在向对方进攻时只能用文的，所谓“君子动口不动手”，但是在防卫时可以动武。这个口号从字面上看是呼唤“要文斗，不要武斗”，但实际上是为“武斗合理化”留下了伏笔。换句话说，只要为武斗找一个“自卫”的借口，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进行武斗。我想可能正是这种对动武的默认，才会在文革时掀起“武斗”的高潮吧。
　　我的家乡是山区，也没有出现什么全国闻名的大造反派，所以武斗的程度不是很激烈。由于当时我年纪还小，在我们县的武斗中究竟有没有死人，我也不清楚。但是在我县的两大派的群众性的武斗中使用了真刀真枪，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
　　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的早晨，一队人马从西门城外浩浩荡荡冲进城来，队伍中的人全都手拿各种武器，从原始的棍棒，大刀长矛，到比较现代化的步枪机关枪都有。一个挽着袖子年轻女人边走边高呼口号：
　　“打倒反动权威夏国祥！”
　　“打到饭动权威张子华！”
　　“打倒反动分子乔典运！”
　　
　　到了中午，这派的人马已经占领了全县，并且实行了戒严，城内各街口全部有手执武器的造反派站岗，据说在城门口还架起了机关枪。
　　听大人们说，占领县城的是“革联会”，被赶出城的是“红代会”，“红代会”又被称为“保皇派”，那是当时我县的两大派。
　　据说在文革之初是没有两派之分的，都是响应中央号召起来革命的造反派，“破四旧，立新功”。但是随着革命的深入，造反派对怎样进一步开展革命发生了分歧。比如说，有的造反派认为凡是单位的一把手都应该被打倒，但是有的造反派认为只有不好的一把手才应该被打倒，好的一把手不应该被打倒。再具体到谁是好领导，谁是坏领导就更加难以统一了。类似问题多了，慢慢地就形成了两大派。
　　两派形成之初，还局限在本单位之内，所以基本上还是以文斗为主，以“四大”的方式进行，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后来，不同单位的两派演变成了全县范围内的两大派，双方的斗争也就变得更加不讲情面，更加激烈了，最后就演变成了两大派之间的武斗。在一个失去衡量是非标准和失去了评判是非公平机构的年代，在一个“砸烂公检法”的年代，“枪竿子里面出真理”就成了一个非常必然的结果。
　　如果哪天没事，我们全家躲在家中，可能也不会感觉到武斗的可怕，偏偏到了中午，妹妹突然发烧了。爸爸妈妈立刻抱起妹妹就往医院去，可是出去不一会就被挡了回来。造反派不准任何人通过，理由是“怕爸爸妈妈穿过封锁线给另一派通风报信。”
　　爸爸妈妈只好用冷水替妹妹进行物理降温，但毫无效果。眼见妹妹的病越来越严重，全家人焦急万分，担心不及时治疗万一转变成肺炎就有生命危险。正在这时爸爸想出了一个秘密穿过封锁线的办法，说从朋友家前门进去，后门出去就可以通过某条小巷子转到医院去。妈妈起先还担心医院关门，不愿意让爸爸去冒险，后来眼见着妹妹高烧越来越严重，只好让爸爸抱着妹妹冒险去闯一闯了。于是，爸爸带上妹妹再次冲出了家门。
　　妈妈和我们在家无助地等待着他们的归来。盼他们快一点回来，又希望他们迟一点回来。太快回来，一定意味着失败，太迟回来又担心他们的安全。最怕的是在穿过封锁线时被诬为另一派的奸细抓起来，或者在两派的武斗中被误伤。
　　我们一声不响地等待着，心里默默估算此刻该走到了哪里，估算着一切顺利几点钟可以回到家中。街道上不时传来人群跑过的脚步声和呼喊声，好像是造反派在调兵遣将攻打什么据点。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门突然被撞开，爸爸满头大汗地抱着妹妹回到了家中。妈妈连忙接过妹妹，问有没有看了医生。爸爸兴奋地说，
　　“看了，看了，已经打了退烧针，还配了药，应该没问题了。”
　　“我一直担心医院里医生不在。”妈妈边观察妹妹，边说。
　　“医生都在，造反派不准医生回家，许多被打伤的人在医院里抢救。”
　　“今天好险，差一点被炸到。”
　　“怎么回事？”
　　“我刚走出巷子上了大街，就见一个炸弹仍了过来，吓得我们又退回巷子。等了半天也没有听到爆炸声。我慢慢伸出头去一看，发现刚才扔过来的炸弹刚好掉在一个破纸箱上没有碎。我仔细看了一下，原来是一个土造燃烧弹，这个土造燃烧弹是一个小酒瓶，里面估计装的是酒精或汽油，瓶口装了引火线。点上后扔出去，瓶子掉在地上一碎，里面的燃料就被引火线点着了。”
　　我悄悄地看了看妹妹，发现她的脸已经不像出去前那么通红，呼吸也平稳了，此刻正安详地睡着。我们全家终于放心了，街上的武斗怎样，哪一派战胜了哪一派已经对我们不再重要。
　　到了晚上，听到城门口传来了激烈的机关枪声，然后又听到大批的人群跑向城门，还伴随着“红代会被赶出城了，我们胜利啦！”的呼喊声。
　　一连几天，城里都是很紧张，后来大街上的戒严没有了，但城门口还是有造反派把守。据说被赶出城的“红代会”曾组织农民进行过几次攻城，但由于缺少足够的重型武器，一直没有能打进来。而且双方的交战离城市越来越远，我们曾和大人们一起到城墙上去观看远郊的战事，但是只听到一些零星的枪声，没有看到人。我这才知道大人和小孩一样，也是喜欢玩打仗的游戏，喜欢看别人打仗。
　　
　　第十章、全国山河一片红
　　
　　据说有一张叫着“全国山河一片红”的邮票非常值钱。据说这是一张纪念邮票，纪念全国结束了武斗和两派分裂，实现了大联合，全国重新团结在新的党中央周围。这就意味着，曾经一度被混进党内的走资派掌握的政权，又重新变成了红色。所以设计者将实现了革命大联合的省份全部涂上了红色。当时台湾不存在实现革命大联合的问题，自然没有涂上红色。
　　邮票印好后，忽然有人指出这张邮票有重大政治问题——既然是全国山河一片红，那么台湾那一块为什么没有涂上红色？那不是在暗示台湾不属于中国吗？这还了得？那不是想分裂祖国吗？在那样的年代，凭这就可以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所以所有印刷好的邮票被命令立刻全部销毁，一张也不准出售。但是还是有一些被偷偷地流了出来，因此就值钱了。
　　文革的目的是为了“反修防修”。是为了将修正主义在党内的代理人清除出领导岗位，并肃清其在党内的影响。所以，文革开始后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层层造反夺权，打倒走资派。因此引起了全国性的两大派你死我活的斗争，从“文斗”发展到“武斗”，眼见得“两派”形同水火，势不两立，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于是当时还在掌权的中央政府，开始动用军队介入地方，通过军事接管，让两派实行革命的大联合，统一接受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
　　当时好像是以上海为首，首先实现了大联合，然后在很短时间内，全国各地，除港奥台外，都实现了大联合，成立了新的革命委员会。比如我所在的西峡“县政府”就改名为“西峡县革命委员会”，县委门前也增加了手持冲锋枪的军人站岗。这样，等到全国各地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就意味着无产阶级已经从混进党内的走资派手中重新夺回了政权，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所以文革中，武斗的时间并不很长。
　　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后，第一件大事就是上交武器。上交武器的那一天非常热闹，全县两派的人都将各自拥有的武器，从长矛大刀，到冲锋枪机关枪都抬出来。先在县体育场集合，然后开始在县内游行。游行队伍前面是红旗开道，后面是敲锣打鼓，中间是抬着各种武器的人群。最后游行队伍走到县革委会门前，逐一放下各种武器，交给驻守在那里的军人，然后空手离去。
　　政府由军人接管后，学校也派进了工人宣传队或农民宣传队，接管学校的领导工作。这样做的理论根据是出于毛主席的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在这篇文章中，毛主席说，“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知识分子属于小资产阶级，属于改造和争取的同盟军。”所以城市学校的领导权，必须掌握在以“工宣队”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手中。
　　“工宣队”的全称是“工人阶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工宣队当时是怎样管理学校的，我不是很清楚，只知道工宣队进学校后，我妈妈的日子更加难过了。首先，工宣队在全校开大会宣布：
　　“从今以后，不准再喊XXX老师了，因为从现在开始，她已经不是老师了，她只是一个历史反革命，她必须老老实实接受全校师生的监督劳动。有事需要叫她时，一律叫她的名字。”
　　全国山河一片红之后不久，最先被批斗的校长就被“解放”了。“解放”的意思是一度被打成反革命的人重新回到了人民的队伍里来了。反而是像妈妈这样有历史问题的普通老师还要被继续审查。校长的被解放，好像是得益于“二七”、“三结合”。“三结合”是全国山河一片红后新的领导班子的人员结构标准，即由地方的两派各派三分之一代表进入新的政权，再加上三分之一的军队代表。文革后期，也有把“三结合”说成是“老中青”三种年龄的人员在领导集团中的比例的。
　　新的三结合领导班子成立之后的中心工作好像是“斗，批，改”。“斗，批，改”具体是什么意思我也搞不清，只是在我居住的学校围墙上，用红色的油漆写着一条大标语：“一定要把斗，批，改，进行到底！”每个字的大小有两米平方左右。“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抓革命，促生产”，“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等关于斗争和革命的口号，都是那时候最流行的用语。所以虽然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人与人斗的革命还远远没有结束。
　　不过也有了一点非常明显的不同，那就是从此以后，不管是看报纸，还是听广播，还是听学校的报告，还是我们学生写作文，开头第一句话通常都少不了“全国形势一片大好，而且越来越好”的句子。
　　
　　第十一章，我们总是吃不饱
　　
　　在全国形势一派大好，而且越来越好的口号声中，我们家的情况可是越来越不好了，这一点连不懂事的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孩子也感觉到了。
　　在文革开始的时候，爸爸的工资是55元，妈妈的工资是45元，两个人的工资加在一起刚好一百元。这个工资在当时已经算不错了。当时青年工人夫妇的工资标准是，学徒第一年13元，第二年15元，第三年18元，第四年27元，第五年32元。32元是二级工的工资，但到了这一级，在文革期间工资就不再往上涨了。而我的爸爸妈妈在文革开始的时候是一百元，到了文革结束时，两人的工资还是一百元，整整十年期间，一分钱工资也没有增加过。
　　不错，十年文革工资没有涨，物价也没有涨。当然严格来说，物价还是有上涨，不过只是一部分物价上涨，对于城市居民凭票购买的东西，是一点也没有涨。比如买米要粮票，凭粮票到粮店里购买大米一斤是一毛四分钱，没有粮票到市场上去购买是市场价，最贵一斤达到四毛钱以上，差别还是不小。
　　文革十年，正是我成长发育的时候，夸张一点说，我们这个家庭所需要的饭量几乎每天都在增长。
　　所以我听得最多的是父母关于钱不够用的抱怨：“以前一丈布可以给两个孩子各做一件衣服，现在做两件都不够，你让我怎么办？”那时候物品短缺，许多东西都要凭票供应，从平时生活的必需品，例如大米，面粉，食油，煤球，布匹，棉花，豆腐，肉等，到过年过节的非必需品，例如香烟，酒，糖等。别人家是票不够用，我们家是连这些票都用不完，因为没有钱去买，作废了可惜，只好作个人情送人。
　　妈妈为了用这一百元钱养活全家四口人，每天都记生活支出流水帐，每用一分钱，都记在帐上，不敢乱花一分钱。然而只节流，不开源，又有什么用？总不能让我们停止生长啊。所以只能以保证大家有饭吃为第一需要。
　　在我的青少年时代，几乎没有穿过新的衣服，后来大了，奶奶老了，没有人做了，便穿胶鞋，一双胶鞋穿三季，夏天放假不上学就打赤脚。冬天脚冻得实在受不了了，爸爸妈妈会挤出几毛钱来买一双毛草鞋给我。那是一种用芦花编织的草鞋，形状像棉鞋一样，鞋里塞些破旧棉花，比穿单薄的球鞋暖和多了。只是有一样不好，不能进水，也不能多行走，否则，一个冬天没有过完，鞋底就烂了。我记得直到1975年我上高二的时候，才第一次穿过一双新的胶底棉鞋。
　　我总是吃不饱。每天吃饭时是不允许自己盛饭的，爸爸统一替我们全家四口人盛饭，每人两小碗，刚刚好盛完预先煮的饭，如果让我自由发挥，就有可能最后盛的人吃不到第二碗饭了。吃菜也不允许自己夹，必须由爸爸妈妈用筷子一一分给我们，尤其是碰上难得吃一次肉，爸爸几乎在切生肉时就要计算好每人可以摊到几块，然后决定每块肉切的大小。
　　我们的口粮由政府统一规定，成年人每月定量是14公斤，小学生是12公斤，中学生因为正在长身体，每月定量16公斤。这些口粮，可以凭购粮证到指定的粮店里去购买。如果这个月没有买完，可以领粮票。如果不够吃，就要自己到市场上去买黑市粮。由于我们平时很少有机会吃肉，烧菜的食油也很少。食油不论大人小孩，都是每月每人零点二公斤。所以我们家额定口粮根本不够吃，每月都必须花许多钱去购买黑市大米，才能勉强维持全家半饱的状态。
　　市场上也有黑市食油，但是一般城市平民不怎么买，都是去买点肥猪肉来熬油，或者专门去买猪板油回家熬猪油，油渣还可以做菜。所以那时候，如果万一让我们去买猪肉，爸爸妈妈一定会在我们出门前，千叮咛，万嘱咐：“记住，一定要买肥肉！”
　　那时候老百姓也不都是像我家这么穷，比如说，如果我的爸爸妈妈只生一个孩子，同样的工资就能生活得比较富裕。
　　但是，我们家的情况还远不是村里最穷的人家。当时学校的学费虽然不贵，每学期只需要几块钱，而且贫穷人家还可以申请减免。可以享受减免学费的标准是家庭人均工资在七元以下。我们家四口人，有一百元的工资，所以达不到减免标准。在我的记忆中，我的学费都是每个月交一块钱，交完了差不多就放假了。虽然一个月才交一块钱，但因为我家有两个人上学，对爸爸妈妈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负担。
　　我不是在城市长大的孩子，十几岁以后，就经常去河道里钓鱼摸虾，抓田鸡，挖野菜，来充实和补充家庭食物的不足，，品尝过以番薯当饭，和将番薯掺在饭里充饥的滋味。
　　看看现在电视上整天播放怎样让孩子增加食欲的广告，我也常为自己的孩子吃饭不香而大伤脑筋，再想想我们小时候吃不饱的情形，真有恍如隔世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