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殃及池鱼（上）

　　一
　　七夕一过，天气渐渐转凉，汴京城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柳永自经历了这半年多的幸福生活后，还时不时的想着，这京官的生活果真惬意，怪不得地方上多少官员不惜代价的钻营请托，只为了在京城谋得一官半职。柳永想到自己已年过半百，或者更准确的说已年届花甲，今生也许就这样安静舒适的过去了，这倒也不错。
　　虫虫那里却在憧憬着她那“大宅院”。自从见到柳词中那句“待作真个宅院”句后，挑动了她的芳心，不时的在梦中置身于有着亭台楼阁的庭院之中，心知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一段时间之后，她开始冷静、现实起来，她知道，以柳永的名气，如果一心只为财富，置个大宅院，不是个难题。可这个被道学之士批为“骫骳从俗”的当世词家，却只乐于为歌妓乐工填词度曲，而不屑于那些达官贵人的重金相求。她前前后后看了两遍自家小院，想到如若两人结合，那是两心相知，天作之合成就的多年夙愿。何必为一个不知为何的“大宅院”伤脑筋、添压力呢！看看自己的这个院落就挺好，不若将它改造一下，虽不很大，但绝对温馨、宜居。
　　虫虫又一想，可是这样是否太“便宜”柳七哥了？一想到这儿，虫虫不禁偷偷乐了，便宜就便宜吧，我本来就够“贱”的，刚过笄年，我就上赶着将自己的处子之身献给七哥，这十几年来又不离不弃的依傍七哥。不管他如何风花雪月，自己却在这风流渊薮里守身，少挣了多少银子不说，又得罪了多少客人呀，说便宜也是我自甘便宜啊。宅院的事就这样定了，可婚礼的事不能便宜了他。我要让他为我完成全套的礼仪，就像明媒正娶的正室一样，反正他的妻子也不在汴京。到那时，我要把相好的姐妹们全邀到矾楼，热热闹闹风风火火轰轰烈烈的办个婚礼。虽然那时我已脱籍，但不能忘了一同甘苦、命运与共的众姐妹。
　　虫虫对柳永道：“你说的那个大宅院就罢了，我看自己这个小院就很好。不过你要答应我，为我准备全套的婚礼仪程。”
　　柳永道：“这个却简单。”
　　虫虫一哂道：“简单？你说得轻巧。你知道汴京城的婚嫁风俗有多繁琐吗？我只拣基本的程序给你说说。”于是虫虫掰开揉碎的讲了起来：宋代婚礼的礼俗虽已不像中古时期那样繁琐，但仍有草帖、细帖、相亲、插钗、下定等过程，既使再快，仅这些程序走完也得需两个多月，这还不包括后面的结婚大典。
　　听得柳永一惊一乍：“这么繁琐，饶了我吧。这些事都办完，还不得要了人命。我原来听欧阳修讲过，他的婚礼一简再简，还把他折腾的够呛，等到新婚入洞房时，简直什么心思都没有了。我那时还道他得便宜卖乖。”
　　虫虫笑道：“看，吓到你了吧。饶你可以，咱们也尽量简化，但有一样是必不可少的。就是催妆诗一定要有，而且不能敷衍。还有，我要两首。”柳永笑道：“这个对我来说，倒是不怕繁琐。”
　　二人对生活的憧憬、谈笑是那样的轻松、舒心，可现实生活里却不是一帆风顺。先是到了八月中旬，已递交开封府的脱籍呈状被打回。这对虫虫的打击太大了，好几天也打不起精神来，有时背着柳永偷偷垂泪。这些年来，这已是第三次驳回虫虫的脱籍申请了，屡屡被打回，就是不明所以，开封府始终含糊其辞，问急了，只说她的技艺尚无人能取代。虫虫早已想到脱籍，内心深处总想搞个经营珠宝的小店，结识的一些珠宝商人都认为她在鉴赏、审美及动手制作上都有过人之处，并愿意与她合作。
　　虽然遭遇挫折，虫虫仍按部就班组织自己的人生，开始筹划怎样改造小院，如何将婚礼办得精致简约、别开生面，甚至连要请的名单都列了个大概。她知道柳永无心于此，所以只自己一人思量，偶尔也与瑶卿计议一番。这一宏图美景让瑶卿也活动了心，对她道：“如今妹妹你既与柳兄谈婚论嫁了，我今后只将他以兄长待之。将来我如找到合意之人，我也要学你脱籍从良，终究不能等到人老色衰，‘老大嫁作商人妇’，要嫁就要趁着年轻。”
　　虫虫脱籍遇挫之事只是个开始，更大的打击接踵而至，柳永短暂的幸福生活戛然而止。
　　
　　二
　　在夜晚你看到的东西远比白天要少，但内心深处感受到的内容比白天更加丰富多彩。因为在夜间你能发现许多美好的内容，诸如：春蚕啮叶的沙沙声、夏雨滴荷的淅沥声、看不见却听得到的动听的秋虫声，感受那雪落四野的静谧，甚至天地寂寥万籁无声带给你的心灵上的宁静。在柳永听来都是一曲曲动人的乐章，毫不单调，永不乏味。他可以躺在炕上，静静的听那窗外阶下的喁喁虫鸣一、二个时辰。在他看来，夜色是那么的宁静，夜里是安全的。只有在夜晚，你才能躲开人们的关注和背后的指指戳戳，真正的放松身心。
　　而官场上的黑暗，像柳永这样全无机心的人，却全然感受不到。他不知道黑暗的官场于他就是一个大陷坑，张着黑暗的大嘴随时准备吞噬他，让他万劫不复。
　　柳永有时半夜醒来披衣而起，望着身边心爱的女人——虫虫，感受生活的平静温馨惬意。他哪里知道，平静的生活是如此短暂，就如那朝局时势变幻无常一样，瞬间被打破了、夭折了。事实上，他的仕途曲折、生活经历，都离不开朝内的斗争，虽然他并未捲入其中，也不是核心人员，可是以他的名气、才气、交往的人物，注定他无法挣脱这条锁链，直到这条无形的锁链变成真正的锁链时，他还是闹不明白。
　　事情还要从几年前就已日益加剧的朝政变化和朝廷的经济危机简单说起：
　　皇宋宝元三年(1040年)正月二十七日，热闹的灯节刚刚过去，京师百姓及各行各业还都沉浸在年节之中。皇上赵祯批完几件奏章，起身踱到殿廊下舒展一下身子，听到一名扫院子的老兵自言自语叹道：“可惜了刘太尉！”皇上闻声询问：“你刚才说什么？可惜了谁？”老兵慌忙跪下道：“难道官家还不知道刘平太尉等几员大将都在西北阵亡了吗?”说着颤颤巍巍解开衣带，拿出一封信呈上：“臣得信说营州西虎翼一个营全军覆没，臣的女婿也阵亡了。”皇上知道这个刘平是驻防西北的鄜延环庆副都部署，这样的一个高级将领都完了，可见西北边关形势多么吃紧。老兵见皇上一脸阴郁，知道不该说溜了嘴让皇上听到这个坏消息，诚惶诚恐的劝解道：“望圣上宽虑。”皇上厉声喝道：“事至于斯，犹言宽虑，你是个忍人吗？你能忍，朕怎么忍得了！”这场败仗史称“兵败三川口”，反映了宋朝廷边关军事指挥的举棋不定，将士或无能或轻敌等诸多问题。
　　宝元三年正月，知延州(今延安市)的范雍急调屯驻庆州的鄜延环庆副都部署刘平、屯驻保安军的鄜延副都部署石元孙率军援救延州。两路援军在路上又遇到鄜延路都监黄德和的援军，合计步骑兵一万余人。二十三日晚，行至三川口(即延川、宜川、洛川三条河流的汇合处，在今陕西安塞县东)，与夏国军队遭遇。天气恶劣，两国军队在数寸厚的积雪中都结成偃月阵，在黄昏时分展开激战。凭心而论，刘平等将士战斗力不弱，骁勇善战，刘平更是身先士卒，在左耳、右颈都受伤的情况下仍态然自若的指挥战斗。但是负责殿后的黄德和却惊慌失措，带着自己的部下逃跑了，一下子造成宋军全线崩溃，大将刘平、石元孙受伤被俘。
　　西北三川口大败，震惊了整个朝廷。皇上又惊又怒，派出殿中侍御史文彦博前往延州调查，又下诏将带头逃跑并诬陷刘平的黄德和处以腰斩。朝廷马上制定了一些应急措施稳定西北，并于二月十六日，皇上宣布改元，将宝元三年改为康定元年。“康定”年号透出皇上冀望西北安定的愿望，只是希望落空，这个年号只用了一年，朝廷很快又将康定二年改为庆历元年(1041)。改元的同时，又对西北的防区进行人事调整。夏竦再次出任陕西经略安抚使，韩琦、范仲淹被任命为陕西都转运使兼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可惜这两个皇上认可的能臣在军事策略上意见相左，互不相让。韩琦主战，范仲淹主和，两人吵得不可开交，皇上也拿不定主意。
　　庆历元年(1041)二月，韩琦派手下大将任福率万人出兵，结果在六盘山一条峡谷里遭遇夏国铁骑的埋伏，万余将士壮烈殉国，史称“好水川之战”。任福率领部队追杀一股一触即溃的敌军，追了两天却找不到敌军踪影，宋军犯了穷寇莫追的兵家大忌，已是累得人困马乏。就在出了六盘山时，士兵发现路边摆着几只木盒子，里面不时发出噼哩啪啦的声音。任福觉得奇怪，便下令士兵打开盒子，刹时数百只鸽子呼喇喇的飞出盒子冲向天空，鸽子脚上绑着的哨子发出刺耳的啸声。任福大惊失色连呼上当，可是已经晚了，夏国主元昊率领着夏国十万精兵漫山遍野的涌出，将宋军围困在一条狭长的山谷里，任福的儿子、身边将士全部战死。任福仰天长叹：“我身为大将遭此大败，唯有一死报国了！”奋勇冲杀，身受十余处箭伤、枪伤，最后自绝而亡。
　　主攻的韩琦一败涂地，当这位年仅三十三岁的边防统师率领残兵在凛冽寒风中返回泾原时，迎接他的是手执召魂幡，身披麻衣孝服的妇孺老幼，她们拉住韩琦的马，痛哭着喊道：“韩大将军回来了，可我的儿子在哪里呢？”
　　两次惨重的失败，一方面反映了皇帝的懦弱和缺乏决断，但深层次的原因是宋太祖制定的“守内虚外”的国策造成的。宋太祖在用武力夺取了后周政权后，立刻采取措施削夺地方兵权，也就是后来衍为市井说书人嘴里的“杯酒释兵权”评话的那件事。又采用“强干弱枝”手段，在京师屯驻精锐禁军，而在地方上的部队则老弱疲惫。又规定武将可以统兵但不授予实权。造成有宋一代在边境长期处于挨打的被动局面。
　　宋朝与西北的夏国交战不利，而位于北方的另一个“夷狄”之国——契丹族建立的辽国，又趁火打劫，派出“泛使”向宋朝索要土地。宋与辽、夏每年都互派使节问安，遇到特殊情况临时派出的使节称为泛使。
　　皇上不得已派出右正言、知制诰富弼出使契丹。富弼是洛阳人，少有大才，因不善作诗，没有参加贡举。听了范仲淹的鼓励，参加了天圣八年(1030年)的制举考试，顺利通过举茂材异等科的考试，从而入仕。此后，富弼始终站在范仲淹一边，被当时人目为“范党”，他还是范仲淹为晏殊选择的女婿。富弼使辽也很坎坷，既要面对辽国君臣蛮横无理的挑衅和无礼要求，还要防备朝廷内宰相吕夷简和权御史中丞王拱辰的暗中下绊。
　　边廷不靖，宫廷内又出了事。庆历三年(1043年)正月二日，年仅三岁的皇子赵曦突然病故，东宫再次虚位。已经三十四岁的赵祯皇帝仅有的三个儿子全部夭折了，这让已经步入壮年的他既伤感又焦虑。可是不管后来如何努力，女儿生了不少，就是再无皇子出生。
　　更让皇上焦躁不安、不放心的是时政。庆历三年，先是遍及全国的春旱一直延续到五月，急得皇上心中火烧火燎，专程前往相国寺祷雨。雨没祷来，却招来谏官王素的质问。王素乞求皇上再次祷雨，必须心诚。皇上道：“太史说下月二日当有雨，朕欲于一日出宫祷雨。”王素立即正色道：“臣不是太史，但是知道这一天不会下雨。”皇上问为什么，王素道：“陛下心怀侥幸，估计要下雨了赶紧去祷，心不诚也！不诚不可以感动上天，故此知道不会下雨。”皇上道：“朕心急如焚，明日就去醴泉观祷雨。”王素道：“醴泉观太近了，就在宫外，陛下莫非是畏惮暑热不敢远出吗？”皇上听了这话，气的耳朵都红了。原来皇上有一特点，每当心情激荡时耳朵就发热变红，此时两耳尽赤。厉声道：“那就去京西太乙宫。”王素不容再有反悔，立刻道：“乞传旨，摆驾出行。”皇上抓住王素话中的“漏洞”，讽刺道：“车驾出郊不预告，卿连这个典故都不知道吗？”王素立即答道：“臣岂不知。那是皇宋初定天下时，以防不虞。而今天下太平，预告天下可以让百姓瞻望天颜安定民心，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一位大臣冲着王素嚷道：“这么热的天，你让皇上顶着烈日出去几十里路，中暑怎么办，你安的什么心？”皇上不待王素说话，便道：“朕意已决，就依你，明日去西太乙宫祈雨。你不必跟着去了，按祖制，谏官不得随行，你就好好在家歇凉吧。”王素听出皇上话中的讽刺意味，马上答道：“圣驾不避酷暑为天下苍生祷雨，臣哪敢畏暑避热，明日臣整日站在崇政殿院内阳光下，恭迎圣驾还宫。”
　　次日，车驾出汴京城西去西太乙宫，王公大臣随从皇帝祷雨，按制度谏官则不准随行，王素待送走车仗，果真站到崇政殿院子中间。这一天阳光强烈，天气炎热，尘埃满天，皇帝的脸色甚是不悦。待祷雨仪式结束，精疲力尽的祷雨队伍回到琼林苑时，皇上回头向西望着西太乙宫。只见殿宇上空隐隐有云气如香烟般袅袅升起，皇上慌忙下了逍遥辇，改乘小辇，并撤下绫罗伞盖，以示对天恭敬。
　　朝廷又责令开封府动员组织全民祷雨。按古法，官府组织各坊巷街市，每条街巷都要置办一两囗大缸放在街头，里面贮满清水，插着柳枝，再放进几条蜥蜴。然后让几个穿着青衣的小儿绕缸歌道：“蜥蜴蜥蜴，兴云吐雾，降雨滂沱，放汝归去！”开封府赶紧大张旗鼓的督办，一些坊巷一时间找不到蜥蜴，就捉来几条蝎虎代替。蝎虎不习水，不可能鱼龙变化，放入水中即死。小儿见了拍手大笑，改祷雨词道：“冤苦冤苦，我是蝎虎，似此昏昏，怎得甘露？”一时在京师传为笑谈。
　　皇上第三次祷雨去了会灵观，回宫途中，闻奏儿歌之事，皇上一方面恼恨开封府办事不力，一方面又气愤百姓不该欺天。他又是无奈又是气愤的道：“简直是愚昧无知！这是你们自己的事，这么做还不是糊弄你们自己？人在做，天在看，你们就敢如此糊弄上苍？朕不敢欺天！”
　　这时，太监呈上翰林学士代皇上起草的《罪己诏》。皇上看了两遍很不满意，认为罪己诏没能真正表达出自己敬天畏民的心情，便亲自将其中一段改为：“乃自去冬时雪不降，今春太旱，赤地千里，天威震动，以戒朕躬。兹用屈己下贤，归诚上叩，冀高穹之降监，悯下民之无辜，与其降疾于人，不若移灾于朕。自今避殿减膳，许中外实封言事。”移灾于朕，避殿减膳，皇上祈盼上苍早降甘霖的愿望是多么强烈啊。
　　按倒葫芦瓢起来，麻烦不断，皇上这一改动竟惹恼了起草诏书的翰林学士。次日早朝，学士上表说是自己不配承担这一职务，要效仿前朝故事请辞，引得本就心情不畅的皇上更加不痛快。学士却理直气壮的道：“昔者，杨大年为学士时，草答契丹书有‘邻壤交欢’之句。草诏进呈先帝真宗，真宗在其侧注云：‘朽壤、鼠壤、粪壤乎？’大年见了便改为‘邻境交欢。’同时递上辞呈，理由是引唐故事：学士作文书有所改，为不称职，当罢。改一‘壤’字辞职已有先例，何况今上改了这么一大段。”皇上心里这个烦，你也不看看时候，跟着添什么乱哪。心里有气，却又不得不解释：“情势所迫，朕的心情实在太焦虑了。朕为向上天表示诚意，这些话只有朕自己才能说，实在怨不得你。”好说歹说，连哄带劝的总算将学士安抚下来，收回辞呈。
　　皇上本对天降祥瑞或惩罚这些东西不太轻信，不像他的父亲真宗那样。有一件事很能说明问题：一次，朝廷准备修缮东华门。太史奏道：“太岁在东，不可犯。”皇上在其奏章上批道：“东家之西，乃西家之东。西家之东，乃东家之西。太岁果何在？其兴工勿忌。”但是对于关系天下苍生、社稷安危的祈雨之事，他却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和不诚之心。
　　这个罪己诏一下，也许真的是皇上的真诚态度感动了上苍，是夜皇上在宫内焚香祷告。眼见着乌云遮月，远远传来闷雷声，皇上怀着惶惶不安的心，赶紧跑到庭院向天百拜。应了皇天不负苦心人这句话，一声炸雷在头顶响过，不一会儿天降大雨。为表虔诚之心，皇上站在雨中连脚步都不敢挪，任凭大雨从头到脚的淋着，太监赶紧送上雨篷，皇上挥手拒之。陪着皇上的嫔妃见雨一来赶忙躲到廊下，此时见皇上佇立在雨中纹丝不动，又都回到院中，陪着皇上一起淋雨，直等到雨住。当个皇上也是真难啊！
　　次日，百官上朝贺喜，皇上对百官道：“天从人愿，幸甚！昨夜朕于殿庭站立雨中向天百拜，焚生龙脑香十七斤，直至午夜，从头到脚淋了个透心凉。”王素对皇上道：“臣已听说陛下昨夜淋雨，千万要注意龙体啊。陛下事天固当恭畏，可是阴气太盛足以致疾，也应当慎之又慎。””皇上听了暗道：“反正话都让你们说了，朕怎样做都不恰当。”嘴上当然不能那样说，“朕念不雨，欲以自身为牺牲，不敢惜身啊。”
　　这一年又发生兵变和民变，真是边患未息、变乱频起。
　　皇帝终于意识到天灾人祸只是表面现象，帝国积弊深重特别是财政及吏治到了必须改革的地步这才是必须要做的。庆历三年的三月、四月、九月，皇上三次改组内阁，几经调整人员后，才最终确定下来。宰相：章得象、晏殊；参知政事：贾昌朝、范仲淹；枢密使：杜衍；枢密副使：韩琦、富弼；权三司使：王尧臣。又调整了有言事之责的谏院和御史台：王拱辰任御史中丞；李京、包拯任监察御史里行(笔者注：资历浅者任监察御史的称为里行）；王素、欧阳修任知谏院；余靖任右正言。王素、欧阳修、余靖这三个人都以敢言著称，王素是真宗时的名相王旦的儿子，有一次他听说有人将民女带入宫中，立即入宫查问。皇上想将此事马马虎虎遮掩过去，就笑嘻嘻的对王旦说：“朕，真宗之子；卿，王旦之子，我们有世交。确实有人进献女子，已服侍朕左右，又能怎样呢？”王旦并未因皇帝的套近乎就给他面子，他正色道：“臣之忧，正在于陛下左右之人。”面对凛然正气的臣子，皇上无奈，眼睁睁看着两个美人被王素带出宫去。
　　九月三日，皇上诏辅臣及知杂御史以上官员到天章阁谒太祖、太宗御容，然后向他们询问治国方略，这就是史上有名的“天章阁问策”。此后不久，范仲淹根据皇帝手诏写下了《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十个方面的改革方案，正式拉开全面改革的序幕，历史上极其有名的“庆历新政”开始了。这十个方面是：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急于改变积贫积弱国势的皇帝似乎从范仲淹所陈十事上看到了希望，除恢复府兵制外，几乎都接受了并颁诏施行。
　　但是改革不是一帆风顺的，保守派一直在伺机而动。庆历四年(1044年)的元旦，柳永刚刚回到京城不久，这一年的元旦大雪纷飞，京师之人就是在这样恶劣的天气中度过这一年中第一个重要节日。天气虽然不好，柳永却窝在虫虫的小院里，享受到了家一样的温暖。可是对于范仲淹、富弼为首的改革派来说，这场大雪却并非吉兆。
　　正月初八，范仲淹的挚友、权知凤翔府的滕宗谅就遭贬职，罪名是贪污公使库银。范与滕是同年进士，交谊很深。滕宗谅字子京，很敢言，曾多次上书批评皇上沉溺女色，语言激烈到这样的程度，他上书道：“陛下日居深宫，流连荒宴，临朝则多羸形倦色，决事如不挂圣怀。”这个批评是相当严重的，指责皇上酒色伤身，临朝都尽显疲态，连国家大事都不放在心上。皇上当然不高兴了，批他言宫禁之事不实。这次监察御史梁坚奏劾，滕宗谅贪污公使库钱数万，焚毁账籍。皇上大怒，命御史台核实追究。参知政事范仲淹力辨滕宗谅清白，并愿担保；权御史中丞王拱辰则在皇帝面前以辞职相要挟，力主重惩滕宗谅，二人在朝堂上吵得不可开交。这个王拱辰还真做得出来，退朝之后就不去御史台上班了。可他暗中却指使手下的监察御史里行李京，又揭发出滕宗谅差士兵一百八十七人，用牛车四十辆为其私人贩运茶叶的丑行，这真是火上浇油，进一步坐实了滕宗谅的贪腐行为。最终，皇上倒向王拱辰一边，二月十五日下诏，再贬滕宗谅知岳州(今湖南省岳阳市)。
　　这次的政府和御史台的严重对立，对于刚刚开始的庆历新政是个沉重的打击。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与范仲淹的盟友欧阳修有很大关系。早在上一年的十一月，知谏院欧阳修就上书皇帝，他攻击御史台，称“近年台官，无一人可称者。”这就彻底得罪了前任和现任的御史台首脑贾昌朝和王拱辰，造成台谏严重失和，御史台从此成为范仲淹等人的公开政敌，在实施改革中处处掣肘。
　　御史台和谏院在宋代的政治生活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二者在职责上有明确分工，“谏官掌献替，以正人主；御史掌纠察，以绳百僚。”两者之间还有相互监察之责。但是两者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分界线，有着相同的监察职责。甚至到了庆历年间，御史台和谏院的官员还互相兼职，在御史台中丞厅的南边，就设有御史兼任谏职的谏官御史厅。再向后发展演变成“台谏合一”，成为一家。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又传来西北边将就是否修建水洛城争论不休的消息。范仲淹支持坚持筑城的郑戬、刘沪等人，而范与郑又是连襟的亲戚关系。韩琦则支持反对筑城的尹洙和狄青。皇上非常无奈，只得各打五十大板了之，但对执政大臣屡屡袒护部下，意气用事的作法深为不满，他向范仲淹发出“君子亦结党乎”的质疑。
　　进入庆历四年，皇上又恢复了听儒臣讲授经史，并将其所思所想的事目列为三十五项，写下来分赐几位侍讲官，其中第二十九项“辨朋比”格外引人注目。四月七日，皇上召辅臣询问：“从来都是小人好结朋党，君子也结党吗？”范仲淹则回答道：“邪正各有其党，一心向善的人结为朋党，对国家有什么害处呢？”而欧阳修更是在这个月写了一篇《朋党论》的大作呈进皇上，进而引发朝廷的党争更趋你死我活。《朋党论》出炉后引起朝廷大哗，每个朝臣都不禁扪心自问：既然范仲淹、富弼被欧阳修明确划进君子之列，那么自己是否就是小人了？欧阳修惹火的不单是这些朝中阁僚，连皇上身边的太监也跟着谗言诋毁范仲淹、富弼、尹洙、余靖等人。
　　这一年的夏天，京师极其炎热，平时连扇子都不用的皇上都感到闷热难耐。偏赶上六月十五日，开宝寺中的灵宝塔(即俗称的铁塔)被雷击毁。谏官们借题发挥，上奏朝廷要戒惧天意。余靖更上殿极言，提请皇上应“勤俭修德，感动人心。”大热的天，他喋喋不休的说个没完没了，皇上强忍着，直到余靖下殿后，看着他的背影发泄牢骚道：“险些被一汗臭汉熏杀！唾沫都喷到我脸上了。”对于改革派来说，这些还不是致命的。致命的一击来自那个老奸巨猾的夏竦。
　　开封城里历来就有传播谣言的习惯，一犬吠影百犬吠声。整日价穿梭于歌楼酒肆、通衢里巷，却有一大好处：这京城里的酒堂饭肆、大街小巷却是个飞短流长传播流言的极好所在，上至宫廷内院、庙堂之上的机关倾轧、大臣攻讦、升迁贬黜、太监阴损、宫中亵乱、趣闻逸事;下到各府衙门暗斗、官员宅邸私密。细到谁和谁走动频繁，谁今晚吃的什么，谁又背后讥讽了谁，凡此种种，稍有留意便可听到。再至于贩夫走卒、街巷小民，成日聚集一起，侃天侃地，流言蜚语、淫词秽语，不管你留意与否，总不时的吹入你的耳中，不由得你不听，也由不得你不信，其时间地点人物衣着形态无不备细。倘使你对某人某事发生兴趣，不消说，只需几文大钱或一壶烧酒，管能套出全部话头。开封城内的这类市井传言，流言蜚语，飞短流长，世间多少龌龊事，真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什么三人成虎、孟母三迁、一犬吠影百犬吠声，都说的是这等事。翰林学士曾公亮曾说：“京师从来喜造谤议，一人造虚，众人传之，便以为实。”
　　就在这个烦闷的六月，一条可怕的消息在朝廷内外悄悄传布。消息说国子监直讲石介已为范仲淹、富弼起草了废立诏书，他们互相串联，书信来往，将欲废黜当今圣上，立新主取而代之，以便推行新政。皇上当然不信这一谣言，后经查明是反对范、富之人的有意陷害。但范仲淹和富弼终究惧怕流言，请旨离开中枢，分别出抚西北和河北，皇上正为朝廷的党争头疼不已，也就顺水推舟的答应了。以范仲淹和富弼的离京，标志庆历新政失败和改革的终结。而制造谣言并致改革失败的人，就是前陕西经略安抚使夏竦。
　　夏竦是前朝老臣，以博学著称，同时又以“大奸”闻名于朝堂。
　　柳永在临轩放黜、放浪形骸的那几年中，在一次与妓女的玩笑中曾讲过一个擅长书法的杨夫人写“清操”二字的笑话，这个杨夫人就是夏竦的妻子，这事自然也添油加醋的传到夏竦的耳中，这个笑话虽不完全是空穴来风，却也不是像柳永编排的那样出格。柳永无意中树立了一个强大的敌人，而他自己却还全然不知。同样让人可怕的是柳永还得罪了另一个人，就是积翠楼的歌妓赵香香，柳永初识时只是一个平平常常的歌妓，在整个事件中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夏竦留恋京师生活，三番五次的请求皇上解除他边帅之职，允他回京。庆历三年调整内阁时，皇上拟任夏竦为枢密使，刚一听到诏令他回京的消息，夏竦立刻打马扬鞭的往京城赶，惟恐夜长梦多迟则生变。而皇上的这一决定遭到御史台和谏院的一致反对，轮番的上书谏言。说什么夏竦奸邪倾险、怀诈不忠、畏懦苟且、结交太监，甚至置侍婢于中军帐几至军变等等。谏官余靖早已看穿夏竦急于回京的心理，力谏皇上：“竦累表引疾，及闻召用，即兼驿而驰。若不早决，竦必坚求面对，叙恩感泣，复有左右为之解释，则圣听惑矣！”王拱辰甚至拉着皇上的袍裾不让退朝，非要皇上改变初旨。
　　当夏竦兴冲冲的赶到京师，想要任职两府时，得到的却是一纸知亳州的任命。老奸巨猾的夏竦感到蒙受了奇耻大辱，了解了变化的原因后，他赖在京师迟迟不赴任，向朝廷呈交了一篇洋洋万言的奏札，表明自己的心迹和身体状况。不料奏扎递上去，换来的却是新政官员的更多嘲弄，他决心要报复。但夏竦不愧老奸巨猾，他不与御史台和谏院直接对垒，却将矛头对准了新政首脑范仲淹、富弼，并直接对与范、富关系密切的国子监直讲石介下了狠手。
　　这个石介同王拱辰、欧阳修、刘沆、蔡襄等人都是天圣八年进士及第，不久前在宰相杜衍的举荐下充任国子监直讲。他赞同朝廷的新政，看到欣欣向荣的变化而心情激动，于是效仿唐朝韩愈《元和圣德颂》，写了一篇《庆历圣德诗》，诗中褒贬时政、臧否人物，还以皇帝的口吻对新任命的宰臣和谏官一一表彰，但诗中却直斥夏竦为“大奸”。石介的作为激化了朝廷各派间的矛盾，对施行不久的改革新政帮了倒忙。范仲淹见了此诗后不禁长叹，认为“大事将要坏在这个怪人手上了。”
　　一向珍爱名节的夏竦，看到石介将自己列为“小人”，暗暗恨道：我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让你尝尝这个小人的厉害，让你知道什么是小人的手段。
　　不久后，一件惊天大事在朝廷中引起轩然大波，事件的起因是因为石介写的一封信。
　　石介在给富弼的信中勉励富弼等人“行伊、周之事。”尹是伊尹，周是周公，伊尹、周公是商周时期著名的贤臣。石介在信中是希望富弼要像伊尹、周公一样，忠心辅佐皇上。但是朝中大员见到的这封信却有区别，将“行伊、周之事”这句话改为“行伊、霍之事。”别小看了这一个字，一字之差，谬之千里，整封信的内容就全变了。霍乃东汉霍光，是以废立皇帝著称史册的权臣。伊尹、周公连称是指辅佐天子的贤臣，而伊尹、霍光连称则成了废立国君的权臣，这一改非同小可，等于以范、富为首的改革派的势力威胁到君权。夏竦指示自己人在朝廷播弄是非，说是石介给富弼写信欲图谋不轨，直接引起皇上的注意，派人从富弼家中取来这封信，又让人核对笔迹，还让石介辨识并认可是自己所写。可以说事实俱在，不容更改。问到石介这样写安的什么心，石介哑口无言，他怎么想也闹不明白为何自己亲笔书写的信中会出现这样的错误，而且还反复看过几遍，只得一口咬定是笔误。
　　范仲淹、富弼等人恐慌不安，石介更感到大祸临头。欲图废掉当今圣上，这是一个祸灭九族、大逆不道的罪名。其直接后果是范、富因恐惧、避嫌自请离京，石介被迫辞去国子监直讲，返乡回到山东奉符县徂徕山。一年后石介因病去世，年仅41岁。
　　虽然朝中多数大臣心知这件事的后面必有隐情甚至阴谋，如果是后者，那么主使者一定是夏竦，别的人做不到这样的天衣无缝。只是苦无证据，而且无论怎样设想也想不清其中的奥妙。事实上，这件事还真是夏竦一手策划并导演的。
　　夏竦诬陷石介一案的内情是这样的。这几年，杨夫人的年纪也大了，嫉妒心也小了，见自己的丈夫夏竦东奔西走的在外任职，很少能享受到汴京的舒适生活，心里颇觉不忍，便让表弟、实际上是夏宅的大总管赵晓光帮助物色个女子，赵晓光推荐的便是这个赵香香。这个赵香香，我们也不太陌生。柳永在天圣八年贡举前后与她见过几次，第一次在矾楼与欧阳修、石介等人一起饮酒时见过这个不起眼的歌妓，那天赵晓光还在这群文人面前大放厥词、大侃俗诗。柳永他们只是一乐，过后也就忘了这事。可俗话说“王八看绿豆对上眼了。”这还由不得你不信，香香(当时还谁也不知她姓赵)就喜欢上了这个上不是纨绔子弟下不够市井无赖的赵晓光。一来二去，二人搞到一起，再一深谈，香香也姓赵，且也是保定府人，于是认了堂兄妹。两个人明舖暗盖，只苦于赵晓光在汴京没有房宅，没能正大光明的住到一起。也别说赵晓光一点儿能耐没有，以赵香香这样的长像和才艺，竟把她弄进汴京城里数一数二的妓馆——积翠楼，一个不久前还在北里混的下等妓女，竟和京城名妓师师、安安等同台竞技。柳永自暴自弃那段时间，就在积翠楼鬼混过几次，其中就有香香，柳永为这几个歌妓写过两首《西江月》，其中“香香与我情多”句，就是写的柳永与香香从矾楼偶识到积翠楼疯狂放荡的经过。但是柳永内心深处既不喜欢香香这个人，也不喜欢这类淫荡无节制的妓女，在后来和其他歌妓在酒楼饮酒时，不知什么时候赵香香闯了进来，在她强索题词时，柳永无奈，为她写下“二分明月女子”，当她后来得知柳永是在嘲讽她时，心中便暗暗的恨着柳永。特别是柳永彻底断绝了与她的来往后，她的报复心也一天天增长。
　　赵香香隐瞒了自己在歌楼的经历，以赵晓光堂妹的身份成为夏竦的侍婢，大得夏竦称心。她人长得结实，床上又猛，又有在下等、高等妓院混过的经历，每每搞得夏竦不亦乐乎。待到后来，夏竦又发现此女另有一长处无人能及。香香平日喜爱书法，虽未经名人指点，但字写的颇有功底，而且临什么像什么。有一次夏竦见桌案上自己给朝廷的奏章竟写重复了，同样的奏章写了两份，莫非是老糊涂了？细看之下才有分别，一问竟是香香在临摹书法。这让夏竦又惊又喜，他是个有心人，便让擅长书法的夫人不时指点香香。
　　终于到了香香派上用场的时候了。夏竦临去亳州赴任前将香香叫到跟前道：“我这次外任就不带你去了，你留在京里要帮我办件大事，你如认为我平日待你不薄，就请你莫要推辞。”香香道：“相公对我恩重如山，有事尽可吩咐，只要是我能做到的，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夏竦道：“好，我没有看错人。我恨死一个人，这个人只是个在国子监教书的，叫石介，多次诋毁我的名声。说起他你可能不知，我说一个人你一定知晓，就是那个红遍歌楼酒肆的柳永，未入仕时叫柳三变，这二人是好朋友，连柳永这个名字都是石介帮忙改的。”香香听了脸上一红一白，“相公不必多说了，您的仇人就是我的仇人。我知道这个石介，我见过咱家斋堂里您立的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夙世寃家石介’，还偷听到您在祷告时诅咒他的话。这个柳永原来就是那个柳三变，更不是个好东西，换个名字也就是换汤不换药。既然柳永也在其中，即令没有相公这个事，我也不能饶了柳永。相公您就说怎么办吧！”夏竦高兴的搂住香香低声耳语一番，最后道：“事成之后你也不能再在汴京了，我在西京洛阳有一处宅院送与你，你就到那里安居吧。”香香信心十足的道：“相公放宽心，也许用不了几天就能办妥，那时可能您还没有起身离京。”两人又密谋一番细节后，相拥着倒在床榻上。两天后，香香与石介机缘巧合的相遇，石介本与香香有过一面之缘，便邀还家再叙前缘。再过两天，香香趁石介外出饮酒，盗出石介尚未发出的一封信偷偷回到夏府，夏竦惊喜这女子办事如此利索，找来一张相同的宣纸，让她将信誊抄一份，只改动了关键的几个字，便让她赶紧返回石介住所，将改动后的信件放回书案上，一切都做得神不知鬼不觉。石介的字本来就以怪取胜，人们看他的书信时，往往注意力都集中在对字的辨认上，有一点点笔峰上的不到位，也都忽略了，谁又能想到有人做了手脚呢。后来石介罢官免职，家被查抄，而这个神奇的女子赵香香，从此不知所踪。
　　范仲淹、富弼离京后，欧阳修被任命为河北都转运使，谏院同僚孙甫、蔡襄联名上书挽留，遭到晏殊拒绝。晏殊虽然是首辅大臣，又与范、富等人有师生之谊或亲属关系，但他与改革派始终保持一定距离。于是这些谏官又翻出老账攻击晏殊，揭露晏殊最近动用府兵为他营造府宅，九月，晏殊被贬到颖州任知州。而孙甫、蔡襄也没落好，相继被贬出京。这个月，很受皇上器重的老宰相吕夷简在郑州病逝，又引起皇上的感伤，朝中怎么这样不安宁啊！
　　这还没完。接替蔡襄出任谏官的竟是王拱辰手下的得力干将钱明逸，另一得力助手李京也升任言事御史。王拱辰眼下既握圣眷又羽翼丰满，便将眼光盯上了那些由范、富保荐的馆阁之士。正处心积虑寻找机会的时候，一天晚上，太子中舍李定连夜上门告密，于是发生震惊朝野的进奏院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