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张良替刘邦在搞和谐

　　十六、张良替刘邦在搞和谐　　
　　陕西人提起周秦汉唐，总比别省的人多一分骄傲，因为这几个朝代的首都在关中。其实要不是张良一时多嘴，西汉也和东汉一样，会把首都设在洛阳。　　
　　项羽被灭后，首都该设在哪里，便排上了议事日程。有一日，刘邦主持一次中央特别会议，议题便是首都选址问题。只有刘敬说关中最好，别的干部都建议设在洛阳。因为刘邦的部下，基本是黄河以东的人。首都设在洛阳，回家近些。张良也是河东人，却没把离家远近放在心上，说：“洛阳周围的田地瘠薄，四面没有险阻，不是用武的地方。关中沃野千里，南北西都有山可阻，东也有河可挡，退可守，进可攻，收缩自如。我支持刘敬，认为首都设在关中最好。”　　
　　人们的习惯思维，就是极少数人，一小撮人的想法，是错误的，多数人的想法才是对的，少数应该服从多数。一大堆中央干部，如果只有刘敬这样几个一般的中央干部，主张首都建在关中，刘邦就不会打破习惯思维的。关键在于张良也是这一主张。张良的说法，和刘敬没有什么区别。谁不知道关中是个建都的好地方？可好地方，秦朝也不是很快灭亡了吗？首都建在什么地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管理国家。刘邦对此很明白，他之所以采用了少数人的主张，仅仅是因为他对张良极为看重，而这主张是从张良口里说出来的。　　
　　西汉没有用秦朝的首都咸阳，而另在咸阳东南建了新都长安。　　
　　长安几乎和咸阳相连，西汉为什么不用咸阳为首都，而要另选新址呢？为什么新址不选在咸阳北面，而要选在南面呢？不为别个，只为水。作为首都，用水量必然非常大。水的来源问题，就是个非常大的问题。丰富的植被，可以为地表地底蓄水。南面的秦岭，比渭北山区的植被好。首都地址靠近秦岭，就能更好地解决水的来源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中央干部们没有争议。水，使得任何争议，都显得苍白。　　
　　《强汉时光》注重写历史，但更注重写历史所引出的闲话。在这里，我又要不顾朋友们厌烦，闲话多说了。　　
　　生命一开始，是在水里出现的。水，是生命之母，也是文明之母。所谓的世界四大古文明，确切地说，应是五大河流域古文明。即北非的尼罗河流域古文明，西亚的两河流域古文明，南亚的恒河流域古文明，东亚的黄河流域古文明。文明，是依水而生的，是依水而发展、进步的。　　
　　关中的泾阳，是中国的大地原点。据说鉴于北京在清末的时候，一再被外国部队攻入，人民共和国建立前期，曾有人建议将西安作为首都，可惜因为西安周围水资源匮乏，虽处在中国的地理中心，最终还是被帕斯了。　　
　　周秦时，关中两边山林茂密，使得平原上到处是流水。良好的自然生态，让关中成了那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作为各方面的中心，人口集中的地方，自然生态势必要受到破坏。再经西汉二百年的中心地位，关中便承受不了了，首都移地洛阳。数百年的生态恢复，关中才在隋唐时，又成了中国各方面的中心。作为中心，大兴土木，大量砍伐森林，又一次对关中的自然生态进行了破坏。唐之后，首都又不得不从关中移开。这一移开，就再没有回来。因为关中人口在不断增加，自然生态也在不断恶化。渭北山区，高大的乔木林不见了，成了灌木林，然后灌木林不见了，成了铺地的野草，然后野草不见了，成了连绵黄土高坡，苦黄无边，大风一起，尘飞土扬。南部的秦岭，也只有西段还有些森林，东段的山岗，多是几根发植被。关中两边的山上，少有绿色植被蓄水，平原上也少见河流了，黄河则雨来大水汹涌，雨去流窄水浅。首都不肯回眸关中，原因即在环境的恶化。而今工业化对环境的破坏，远胜过古人。所以谈关中的发展、进步，不谈关中自然环境的优化，一切都将最终归于空谈。　　
　　我小的时候在乡里，大白天野外就可以遇到狼，晚上人家的鸡被狐狸叼走则是平常事，天上更是喜鹊飞来飞去。现在我们那里的小孩子，根本见不到喜鹊、狐狸、狼。再过几十年呢？灭绝的生物，只会越来越多。人类和其他生物，是共处在一条链子上的。其他生物灭绝到一定程度后，量变会引起质变，人类的灭顶灾难也就降临了。　　
　　我的《高原皇后》，内容主要是造林护林。为写这部小说，我在一个林场呆过几年。护林员的工作单调、乏味，生活清贫。以为自己对社会贡献最大的某房地产董事长，一定会看不起这种人的。可我却觉护林员对社会的贡献，并不比某大董事长差。某大董事长的房子，还得拿钱来买。护林员护出的森林所释放的氧气，却是不论贫富，都无偿供给。林业题材的长篇小说，国内至今只有《高原皇后》。连文化人都无视生态保护，社会大众就更不放在心上了。也难怪，这种题材的小说，与护林员一样，没人拍砖，也没人喝彩，只会落个寂寞。谁肯傻到为此费心费力呢？　　
　　回望关中周秦汉唐的辉煌，便不由扯了这些。扯远了！远点好，不能光看到眼前。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么！　　
　　破坏环境，与其他非人道的暴行一样，都是人类兽性的表现。希望发展经济，多些人性，不要竭泽而渔。最好能给后人，留一片鸟语花香、可持续发展的土地！　　
　　话又回到两千多年前。洛阳被东周经营了四百来年，已相当繁华。长安在建，有一阵子，刘邦便领着中央大员们，在洛阳办公。一天饭后，张良陪着刘邦散步，看见许多干部坐在沙地上，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刘邦道：“瞧他们那贼眉鼠眼的样子，一定没说什么好话。”说真话，火药味里总是有人情味。张良道：“你难道不知道，他们是在搞阳谋，准备谋反吗？”刘邦大惊，道：“明明胡说八道，你倒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天下刚安定，他们为什么要谋反？”　　
　　“你是草根出身，靠他们夺得了天下。如今你身为天子，所封侯的，都是萧何、曹参一类你喜欢的人，所杀的，都是你生平讨厌的人。你到底喜欢谁，又讨厌谁呢？说不清。这些人怕被你讨厌，有一天借故杀了他们，所以就聚在一起，商量谋反的事。”　　
　　刘邦神色变得忧虑了，问：“你说怎么办？”　　
　　“你平生最讨厌的人是谁？要大家都知道的。”　　
　　“我年轻在家乡的时候，人人都说我不务正业，看不起我，动不动就羞辱我。雍齿最爱羞辱我。我本来想杀他，只是见他功多，才不忍。”　　
　　“那你赶快封雍齿为侯。大家见你连最讨厌的人都不计较，就没顾虑了。”　　
　　于是刘邦设酒宴，封雍齿为什方侯。大家笑得满地找牙，说：“嘿！没什么怕的了。雍齿会被封侯，我们也一定会被封侯，说不定还会被封王呢。”　　
　　这不过是张良替刘邦在搞和谐，至于他自己一生，人际关系自然更和谐了。为什么他能与人和谐，而韩信等却不能呢？原因有二：其一，专制体制决定，越有权力，越会成为靶子，张良把这个体制看得很透，所以他在事业上一心想有大为，但在权力上，却又不为，从不与人争，当然对头就少了。其二，高深的修养，敏锐的感觉，让他有非凡的洞察力，能看穿人。不同的人，他用不同的技巧来对待。理性的人，他用道理来说服；欣赏美的人，他用魅力来降服；自卑的人，他用自信的表现来对付；喜欢听奉承话的人，他就拍马屁；好学的人，他便用渊博的学识来折服。因人而异，灵活对待，所以就没人愿意跟他过不去了。　　
　　面面俱到，长袖善舞，纠缠于体制内的繁文缛节，让张良很累。他的臭身体，也不能硬撑。人生只有一次，生命苦短，张良想多活些年头。没有用的树，才能活得长久，所以他不再想做有用的人了。人都想的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可张良想的是已经在竿头了，再往上爬，就会摔下来，所以熟谙官场规则、资深玩家张良，在玩得风头最劲时，却决定不玩了。
　　
十七、萧何为人处世的技巧绝对高超　　
　　
　　写张良如何急流勇退、保命延生的时候，不由想到了过劳死的朋友汪世伟。如果生命允许，我是有心为那些与我有交情的人，写些什么的。可惜老天给我的写作时间，只会越来越少。或许《强汉时光》，就是我的最后一部作品。早起睁开了眼睛，是过了一天，睁不开眼睛，是过了一世。人生无常，谁知道明天呢？所以借此，给汪世伟写几段话，权作纪念吧。　　
　　我和他，都出身农家。我们常嘲笑印度的种姓制度，将人分成了三六九等，其实我们一样有种姓制度，就是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的差别。人若是农村户口，便无缘于行政事业单位、国营企业等等。连找对象，城市户口一般也不找农村户口。农家子弟，只能通过考学、参军等极有限的渠道，来改变自己的户口。这就注定，出身农家，要比出生是城市户口者，活人累得多。　　
　　与我同村同级考学成为城市户口的，有四个，现在都四十几岁了。有两个又回了农村老家，——过劳死的。　　
　　汪世伟个头有一米九几。当年凭着健美的身魄，参了军，又凭着农家子弟的吃苦精神，立了功。立了功，就可以转为城市户口了。于是，他便从部队转业到了一个县办工厂工作。我和他，也因此有缘成为同事。他特别善良、阳光、吃苦，让我很有好感，久而久之，就成了哥们。后来工厂卖给了私人，大家只好飞鸟各投林。他凭着在部队学的驾驶技术，去一家私人运输公司当司机。一年一年又一年，到了2009年，他终于在县城买了一套房子。　　
　　他买的房子，离我现在就职的单位不远，所以时常见面。2010年春节过后的一天，他来我处。我正在闹病，半死不活的。他说：“你一个人生活，死在房子里，也没人知道。反正我买上房子了，干脆搬去和我一块生活。别的不说，饭比街上买的卫生、可口。”我不可能过寄人篱下的日子，那有损于我的臭自尊，但他的关心，却让我心里暖乎乎的，开玩笑说：“不敢。你老是在外跑车，家里剩下我和你老婆，一男一女的，说不清。”　　
　　“没事。我放心你。”　　
　　“我怕招是非，把我们单纯的哥们关系，弄得复杂起来。”　　
　　一天，我上街吃饭，碰到了他。他硬拉我去他家吃饭。我发了火，他才松手。又一天，吃饭的时间，我在街上，看到前面走着他高高的背影，怕他又拉我去他家吃饭，故意放慢了脚步。那高高的背影，从我视线里消失了，谁知竟是永远地消失。多日之后，碰到他妻子，告诉我，他已回到了乡里，长眠在了地下。据他妻子说，那天，货装好后，该上路时，他却突然打开驾驶室门，栽下了车。等人赶到跟前时，已没气了。　　
　　这年，他才四十岁刚过。　　
　　我再也看不到他亲切的笑脸，感受不到他深切的关怀了。　　
　　大概他离开工厂这十几年，能挣几十万。给人打工，出车有钱，不出车就没钱。每一分钱，都是诚实劳动所得，每一分钱，都是血汗钱。挣几十万元，他得付出多少艰辛呀！吃苦，是美好的人品。恰恰过劳死的人，都拥有这种美好的人品，叫人怎不痛心？只要有房住不必有住房，如果他能劳逸结合，少挣十万八万，不买房，而租房住，或者就会多活几十年。多少钱能买回生命呢？这话没有机会向他说了，只能向别的朋友说，千万悠着些，人第一。　　
　　我现在特别反感励志书。这种书总是说，某个人认准一个目标，历经千难万苦，却矢志不移，最终取得了成功，于是便应有尽有。古人也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我当初就是让这些励志书和言语害傻的，相信自己的选择一定正确，即便偶尔遇到失败，也是一时的事，最终会成功的，没想到落了一个可怕的结果，书不知读了多少，自己也写了一部又一部，没得到黄金屋也罢，连陋室也没有，更谈不上什么颜如玉了。而我最不能原谅自己的，是搞坏了身体。所谓的成功者，毕竟是少数。无论谁，无论做什么事，事先都要做好虽历经千辛万苦，却落个失败的准备。　　
　　改革开放三十年，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欢呼雀跃的年代。知识分子被压抑得太久了，憋着一股劲，什么都容易让他们激动。贾平凹就凭着散文《丑石》一举成名。铁凝还在上大学，于刊物上发表了个短篇小说《哦，香雪》，我只十五、六岁，正在陕西石油化工学校就读，看后感动地泪水长流。我们是工科学校，按说文学作品在那里不容易引起反响，却每有好作品出现，大家便争相传阅。九十年代，则是徘徊的年代。大家对精神方面的东西，已不太感兴趣，又不知如何是好。就在这时，陕西文坛，出现了以陈忠实为首的陕军东征，一时间文学在陕西，受到社会一定程度的重视。我也就在这时，出版了《高原皇后》第一卷。只十几万字，却赶上了风，在小地方热闹了一阵，似乎比大老板还荣耀，门庭若市，连当时的渭南市委书记王杰山都来我家看望。2003年，《高原皇后》全书出版，近六十万字，倒无声无臭。新世纪的十年，是精神上失落的十年。大家只求满足物欲，需要的是房子、车子、票子。物质上分明好过上世纪八十年代，人却似乎不如那时幸福。　　
　　功利现实，谁不爱钱？然而一个身体岌岌可危的亿万富翁，和一个身无分文的叫花子相比，谁更富有？身体是本钱，叫花子身无分文，但有本钱，亿万富翁本钱都快丢了，当然没有叫花子富有。张良就特别珍爱自己的本钱。刘邦领着中央大员们，正式进驻新都长安后，张良便提出了退休的请求。　　
　　虽然他一直说话做事小心翼翼，但“伴君如伴虎”，难保哪一天，他不防会说出左倾的话，做出右倾的事，惹得刘邦不高兴，让他的脑袋搬家。再则他的身体，也越来越虚弱。经常浑身使不出一丝力气，坐着都累得要死，一天时间，多半都在床上躺着。一遇天气变化，就感冒发烧。虚火上升，老是闹头痛、牙痛、咽喉干痛。咳嗽起来，肠子都能揪断。神经也极为脆弱，晚上常失眠。一遇比较刺激的事情，更是多日不眠。请医生看，医生也说不上他是什么病。说不清怎么个难受劲儿，反正成天受着病痛困扰，情绪低落。他便向刘邦说：“我真成了生不下娃的坐月子婆娘了。看来，这一辈子的事，我已经干完了。往后，能多活一年，就是我一年的成绩。所以我想辞去所有职务，不动脑子，只在家里养身体，做个幸福的猪。请你一定批准！”　　
　　刘邦离不开他这个帮手，道：“好容易打下天下，正是咱们趾高气扬的时候，再玩几年么！”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再玩，就是玩命了。我不是玩命的人。”　　
　　刘邦觉张良要没了命，更帮不上自己了，只得批准了他的请求。　　
　　张良闭门不出一年多，在庭院里锻炼，或在静室里打坐，可惜他只是退而不休。刘邦一有拿不定主意的事，就要问他。家人也让他难以安宁。如今太平了，新贵们都在跑部钱进，穷奢极欲。老婆见一位部级干部的老婆房志妹，做了房地产商，官商结合，腰包钱进得数不清，免不了唠叨不休，要他跟刘邦说句话，让自己也搞个什么官商结合的生意。儿子见人家高干曹参的儿子玩西域进口的汗血宝马，也跟他要宝马，说要不自己不像权二代，钻石级高干子弟。不胜其烦，不胜其扰！愁也是一天，乐也是一天，何乐而不为？长安附近，山水可游，草舍可居。有一种胜利叫撤退，在任全力以赴，不在任如释重负。张良断然抛弃荣华富贵，进了深山，生活在清风朗月，虫鸣鸟叫里，物我两忘、超然放松、了无牵挂，乐得“君乎既弃世，世亦弃君乎”。爱惜自己的生命胜于一切，结果张良便以多病之身，反成了汉初三杰中最后去世的人。　　
　　实际上，我们有太多的方式，去解决我们人生中所遇到的困难。而最佳的解决方式，是爱惜自己和别人的生命。无论是校园惨案，或是深圳富士康的年度十二连跳，都是糟糕的解决方式。我又啰嗦了！话既然是说给人听的，文章既然是写给人看的，就要让人爱惜生命。绝路、死路，这种语言最好不要渲染、传播，而要多给人一些阳光、温暖。现代人，不光生活在自然生态的危机中，还生活在精神生态的危机中。两种危机，我们都不应加重了。这，即所谓的悲天悯人。　　
　　张良既避事山中，汉初三杰，就剩下萧何还在与刘邦共事。萧相国位极人臣，权倾朝野，是刘邦最大的威胁，却善始善终，说明他为人处世的技巧，绝对高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