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萧何为人处世的技巧绝对高超

　　十七、萧何为人处世的技巧绝对高超　　
　　写张良如何急流勇退、保命延生的时候，不由想到了过劳死的朋友汪世伟。如果生命允许，我是有心为那些与我有交情的人，写些什么的。可惜老天给我的写作时间，只会越来越少。或许《强汉时光》，就是我的最后一部作品。早起睁开了眼睛，是过了一天，睁不开眼睛，是过了一世。人生无常，谁知道明天呢？所以借此，给汪世伟写几段话，权作纪念吧。　　
　　我和他，都出身农家。我们常嘲笑印度的种姓制度，将人分成了三六九等，其实我们一样有种姓制度，就是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的差别。人若是农村户口，便无缘于行政事业单位、国营企业等等。连找对象，城市户口一般也不找农村户口。农家子弟，只能通过考学、参军等极有限的渠道，来改变自己的户口。这就注定，出身农家，要比出生是城市户口者，活人累得多。　　
　　与我同村同级考学成为城市户口的，有四个，现在都四十几岁了。有两个又回了农村老家，——过劳死的。　　
　　汪世伟个头有一米九几。当年凭着健美的身魄，参了军，又凭着农家子弟的吃苦精神，立了功。立了功，就可以转为城市户口了。于是，他便从部队转业到了一个县办工厂工作。我和他，也因此有缘成为同事。他特别善良、阳光、吃苦，让我很有好感，久而久之，就成了哥们。后来工厂卖给了私人，大家只好飞鸟各投林。他凭着在部队学的驾驶技术，去一家私人运输公司当司机。一年一年又一年，到了2009年，他终于在县城买了一套房子。　　
　　他买的房子，离我现在就职的单位不远，所以时常见面。2010年春节过后的一天，他来我处。我正在闹病，半死不活的。他说：“你一个人生活，死在房子里，也没人知道。反正我买上房子了，干脆搬去和我一块生活。别的不说，饭比街上买的卫生、可口。”我不可能过寄人篱下的日子，那有损于我的臭自尊，但他的关心，却让我心里暖乎乎的，开玩笑说：“不敢。你老是在外跑车，家里剩下我和你老婆，一男一女的，说不清。”　　
　　“没事。我放心你。”　　
　　“我怕招是非，把我们单纯的哥们关系，弄得复杂起来。”　　
　　一天，我上街吃饭，碰到了他。他硬拉我去他家吃饭。我发了火，他才松手。又一天，吃饭的时间，我在街上，看到前面走着他高高的背影，怕他又拉我去他家吃饭，故意放慢了脚步。那高高的背影，从我视线里消失了，谁知竟是永远地消失。多日之后，碰到他妻子，告诉我，他已回到了乡里，长眠在了地下。据他妻子说，那天，货装好后，该上路时，他却突然打开驾驶室门，栽下了车。等人赶到跟前时，已没气了。　　
　　这年，他才四十岁刚过。　　
　　我再也看不到他亲切的笑脸，感受不到他深切的关怀了。　　
　　大概他离开工厂这十几年，能挣几十万。给人打工，出车有钱，不出车就没钱。每一分钱，都是诚实劳动所得，每一分钱，都是血汗钱。挣几十万元，他得付出多少艰辛呀！吃苦，是美好的人品。恰恰过劳死的人，都拥有这种美好的人品，叫人怎不痛心？只要有房住不必有住房，如果他能劳逸结合，少挣十万八万，不买房，而租房住，或者就会多活几十年。多少钱能买回生命呢？这话没有机会向他说了，只能向别的朋友说，千万悠着些，人第一。　　
　　我现在特别反感励志书。这种书总是说，某个人认准一个目标，历经千难万苦，却矢志不移，最终取得了成功，于是便应有尽有。古人也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我当初就是让这些励志书和言语害傻的，相信自己的选择一定正确，即便偶尔遇到失败，也是一时的事，最终会成功的，没想到落了一个可怕的结果，书不知读了多少，自己也写了一部又一部，没得到黄金屋也罢，连陋室也没有，更谈不上什么颜如玉了。而我最不能原谅自己的，是搞坏了身体。所谓的成功者，毕竟是少数。无论谁，无论做什么事，事先都要做好虽历经千辛万苦，却落个失败的准备。　　
　　改革开放三十年，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欢呼雀跃的年代。知识分子被压抑得太久了，憋着一股劲，什么都容易让他们激动。贾平凹就凭着散文《丑石》一举成名。铁凝还在上大学，于刊物上发表了个短篇小说《哦，香雪》，我只十五、六岁，正在陕西石油化工学校就读，看后感动地泪水长流。我们是工科学校，按说文学作品在那里不容易引起反响，却每有好作品出现，大家便争相传阅。九十年代，则是徘徊的年代。大家对精神方面的东西，已不太感兴趣，又不知如何是好。就在这时，陕西文坛，出现了以陈忠实为首的陕军东征，一时间文学在陕西，受到社会一定程度的重视。我也就在这时，出版了《高原皇后》第一卷。只十几万字，却赶上了风，在小地方热闹了一阵，似乎比大老板还荣耀，门庭若市，连当时的渭南市委书记王杰山都来我家看望。2003年，《高原皇后》全书出版，近六十万字，倒无声无臭。新世纪的十年，是精神上失落的十年。大家只求满足物欲，需要的是房子、车子、票子。物质上分明好过上世纪八十年代，人却似乎不如那时幸福。　　
　　功利现实，谁不爱钱？然而一个身体岌岌可危的亿万富翁，和一个身无分文的叫花子相比，谁更富有？身体是本钱，叫花子身无分文，但有本钱，亿万富翁本钱都快丢了，当然没有叫花子富有。张良就特别珍爱自己的本钱。刘邦领着中央大员们，正式进驻新都长安后，张良便提出了退休的请求。　　
　　虽然他一直说话做事小心翼翼，但“伴君如伴虎”，难保哪一天，他不防会说出左倾的话，做出右倾的事，惹得刘邦不高兴，让他的脑袋搬家。再则他的身体，也越来越虚弱。经常浑身使不出一丝力气，坐着都累得要死，一天时间，多半都在床上躺着。一遇天气变化，就感冒发烧。虚火上升，老是闹头痛、牙痛、咽喉干痛。咳嗽起来，肠子都能揪断。神经也极为脆弱，晚上常失眠。一遇比较刺激的事情，更是多日不眠。请医生看，医生也说不上他是什么病。说不清怎么个难受劲儿，反正成天受着病痛困扰，情绪低落。他便向刘邦说：“我真成了生不下娃的坐月子婆娘了。看来，这一辈子的事，我已经干完了。往后，能多活一年，就是我一年的成绩。所以我想辞去所有职务，不动脑子，只在家里养身体，做个幸福的猪。请你一定批准！”　　
　　刘邦离不开他这个帮手，道：“好容易打下天下，正是咱们趾高气扬的时候，再玩几年么！”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再玩，就是玩命了。我不是玩命的人。”　　
　　刘邦觉张良要没了命，更帮不上自己了，只得批准了他的请求。　　
　　张良闭门不出一年多，在庭院里锻炼，或在静室里打坐，可惜他只是退而不休。刘邦一有拿不定主意的事，就要问他。家人也让他难以安宁。如今太平了，新贵们都在跑部钱进，穷奢极欲。老婆见一位部级干部的老婆房志妹，做了房地产商，官商结合，腰包钱进得数不清，免不了唠叨不休，要他跟刘邦说句话，让自己也搞个什么官商结合的生意。儿子见人家高干曹参的儿子玩西域进口的汗血宝马，也跟他要宝马，说要不自己不像权二代，钻石级高干子弟。不胜其烦，不胜其扰！愁也是一天，乐也是一天，何乐而不为？长安附近，山水可游，草舍可居。有一种胜利叫撤退，在任全力以赴，不在任如释重负。张良断然抛弃荣华富贵，进了深山，生活在清风朗月，虫鸣鸟叫里，物我两忘、超然放松、了无牵挂，乐得“君乎既弃世，世亦弃君乎”。爱惜自己的生命胜于一切，结果张良便以多病之身，反成了汉初三杰中最后去世的人。　　
　　实际上，我们有太多的方式，去解决我们人生中所遇到的困难。而最佳的解决方式，是爱惜自己和别人的生命。无论是校园惨案，或是深圳富士康的年度十二连跳，都是糟糕的解决方式。我又啰嗦了！话既然是说给人听的，文章既然是写给人看的，就要让人爱惜生命。绝路、死路，这种语言最好不要渲染、传播，而要多给人一些阳光、温暖。现代人，不光生活在自然生态的危机中，还生活在精神生态的危机中。两种危机，我们都不应加重了。这，即所谓的悲天悯人。　　
　　张良既避事山中，汉初三杰，就剩下萧何还在与刘邦共事。萧相国位极人臣，权倾朝野，是刘邦最大的威胁，却善始善终，说明他为人处世的技巧，绝对高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