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宋苏免相

　　大家知道，718年正月，朝廷禁止私钱流通，宋璟、苏颋担心商业瘫痪，金融解体，请求玄宗从国库拿出二万缗钱缓解市场。现在一年过去，出现了这样的状况：
　　敕太府及府县出粟十万石粜之，以敛人间恶钱，送少府销毁（《资治通鉴》开元七年二月）。
　　三月，乙卯，以左武卫大将军、检校内外闲厩使、苑内营田使王毛仲行太仆卿。毛仲严察有干力，万骑功臣、闲厩官吏皆惮之，苑内所收常丰溢。上以为能，故有宠。虽有外第，常居闲厩侧内宅，上或时不见，则悄然若有所失；宦官杨思勖、高力士皆畏避之。
　　渤海王大祚荣卒；丙辰，命其子武艺袭位（《资治通鉴》开元七年三月）。
　　开元七年（719）二月，玄宗下令国库、各州府、各县拿出十万石粟出售，以便收回民间私铸的劣质钱，然后交给少府监监督销毁。
　　三月二十六日，玄宗任命左武卫大将军、检校内外闲厩使（管理宫廷六处闲马的官员）、苑内营田（指皇家林园、亲王大院等地耕种的土地）使王毛仲担任太仆寺卿（管理皇帝车马和全国马政的官员）。王毛仲为人谨慎精明，加上有才干，万骑军（护卫皇帝的军队）中的有功之臣和闲厩官员都怕王毛仲，加上宫苑中的收入往往丰厚，王毛仲更是财大气粗。玄宗认为王毛仲很有才干，因此宠爱有嘉。量化到王毛仲虽然在外面有宅第，却常常住在宫内闲厩旁边的宅中，目的是能与玄宗随时相见。有时玄宗没有看到他，就像丢了魂。如此一来，玄宗以前宠爱的宦官杨思勖、高力士都对王毛仲十分敬畏。
　　也就是说，在玄宗的弄臣中，王毛仲如同异军突起。下面的史料进一步反映玄宗不理智的一面：
　　夏，四月，壬午，开府仪同三司祁公王仁皎薨。其子驸马都尉守一请用窦孝谌例，筑坟高五丈一尺；上许之。宋璟、苏颋固争，以为：“准令，一品坟高一丈九尺，其陪陵者高出三丈而已。窦太尉坟，议者颇讥其高大，当时无人极言其失，岂可今日复踵而为之！昔太宗嫁女，资送过于长公主。魏征进谏，太宗既用其言，文德皇后亦赏之。岂若韦庶人崇其父坟，号曰酆陵，以自速其祸乎！夫以后父之尊，欲高大其坟，何足为难！而臣等再三进言者，盖欲成中宫之美耳。况今日所为，当传无穷，永以为法，可不慎乎！”上悦曰：“朕每欲正身率下，况于妻子，何敢私之！然此乃人所难言，卿能固守典礼，以成朕美，垂法将来，诚所望也。”赐璟、颋帛四百匹（《资治通鉴》开元七年四月）。
　　719年四月二十四日，开府仪同三司、祁公王仁皎（王皇后的父亲）去世。王仁皎的儿子、驸马都尉王守一请求沿用窦孝谌（玄宗的外公）的先例，修建五丈二尺高的坟墓，玄宗答应了。可是宰相宋璟、苏颋坚决反对说：“根据国家建墓的规定，一品官员的坟墓高度只能达到一丈九尺，陪葬在皇帝陵附近大臣的坟墓，也不过三丈高。窦太尉（玄宗外公）的坟墓修好后，一些人谈起来讥笑太高，只是当时没有人极力阻止，陛下现在又怎能犯同样的错误呢！当初太宗皇帝嫁长乐公主（李世民第四女，长孙皇后所生），所办的嫁妆超过了永嘉长公主（李渊的第七女），魏征阻止，太宗采纳了他的意见，为此，文德皇后（长孙皇后）请求太宗赏赐魏徵，哪里像韦庶人（中宗李显的韦皇后）那样修高自己父亲的坟墓，还尊称其墓为酆陵，以致加快她覆灭之祸的到来！以皇帝之父的尊贵身分，如果想要将坟墓修得高大，又有什么困难呢！我们对此之所以再三阻止，不过是想成就王皇后的美名。何况陛下今天所做的事，就会永远流传，以至被子孙所效仿呢！所以请陛谨慎行事。”玄宗听了高兴地说：“朕一直想以自身作表率，让百官和后人效仿，哪里敢对自己的妻儿有所偏爱呢！但这件事是一般人难以说出口的，您们能严格按照法典来劝阻，从而成就了朕的美德，为后代子孙留下榜样，这正是朕所希望的。”玄宗说完，奖赏宋璟、苏颋四百匹绢帛。
　　也就是说，玄宗开始不理智，后来经过宋、苏二位宰相的劝说才觉悟。好在这一时期有宋璟，他处处为玄宗之错在提醒：
　　上以岐山令王仁琛，籓邸故吏，墨敕令与五品官。宋璟奏：“故旧恩私，则有大例，除官资历，非无公道。仁琛向缘旧恩，已获优改，今若再蒙超奖，遂于诸人不类；又是后族，须杜舆言。乞下吏部检勘，苟无负犯，于格应留，请依资稍优注拟。”从之。
　　选人宋元超于吏部自言侍中璟之叔父，冀得优假。璟闻之，牒吏部云：“元超，璟之三从叔，常在洛城，不多参见。既不敢缘尊辄隐，又不愿以私害公。向者无言，自依大例，既有声听，事须矫枉；请放。”宁王宪奏选人薛嗣先请授微官，事下中书、门下。璟奏：“嗣先两选斋郎，虽非灼然应留，以懿亲之故，固应微假官资。在景龙中，常有墨敕处分，谓之斜封。自大明临御，兹事杜绝，行一赏，命一官，必是缘功与才，皆历中书、门下。至公之道，唯圣能行。嗣先幸预姻戚，不为屈法，许臣等商量，望付吏部知，不出正敕。”从之。
　　先是，朝集使往往赍货入京师，及春将还，多迁官；宋璟奏一切勒还，以革其弊。
　　是岁，置剑南节度使，领益、彭等二十五州（《资治通鉴》开元七年十一月）。
　　719年十一月十八日，玄宗没有和朝臣商议，就写便条任命自己当蕃王时的部下、现在的岐山县县令王仁琛为五品官。宋璟上奏反对说：“陛下对亲朋故旧所能给予的私情和恩惠，本来就有规定，授官的资历并不是没有公平的原则。王仁琛原来已经因陛下的私恩得到了好的任命，现在如果再破格提拔，就会和与他资历相同的人距离拉得太远；何况王仁琛又是皇后一族，陛下行事时尤其应当考虑到公众的舆论。因此，我请求陛下将此事交给组织部核查，如果王仁琛没有什么失误，按规定应予任命。”玄宗听从了。
　　再说候选的官员宋元超在中央组织部自称是侍中宋璟的叔父，希望因此得到关照。宋璟听说后，写信对组织部有关负责人说：“宋元超是我同高祖的叔父，由于他定居在洛城，所以我没有经常往来。然而我不敢因为他是长辈就为他隐瞒，又不愿以私害公。以前他没有提出这层关系，组织部（吏部）自然可以照章办理，现在他既然把我们的关系说了出来，那么就必须矫枉过正了，请不要录用。”
　　另外，玄宗的长兄李宪奏请给候选官员薛嗣先授一个小官职。玄宗将此事交给中书省和门下省处理。宋璟上奏反对说：“薛嗣先曾两次被任命为斋郎，虽说他并非明确应该留任，但考虑到他是皇家至亲，本来不管官职大小应该任命一个职位。景龙年间（707—709，中宗李显的年号），皇帝经常写便条直接授官，得到的人被称为斜封官。自从陛下登基以来，所有这些弊端都已革除，朝廷每颁布一次封赏，每任命一个官职，全部因新任者立下了功劳，或者是因才能出众者得到任命，并且都通过了中书、门下二省审核。像这样的至公之道，唯有圣明的君主才能真正做到。薛嗣先是陛下的姻亲，陛下并没有法外施恩，而是将这一问题交给大臣商量，我请求将此事交由吏部具体处理，陛下不要直接任命。”玄宗听从了。
　　在此之前，来自各州的朝集使携带很多礼物进京送情，等到来年开春即将返回时，大多数人得到了升迁。宋璟奏请玄宗将这些人一律原职遣还，以便革除请客送礼升官的弊端。
　　719年，朝廷设置了剑南节度使，统辖益州、彭州等二十五州。
　　随着开元八年（720）正月的到来，宋璟因耿直遭到演员的戏弄，最后导致他和苏颋一起失去宰相职务：
　　侍中宋璟疾负罪而妄诉不已者，悉付御史台治之。谓中丞李谨度曰：“服不更诉者出之，尚诉未已者且系。”由是人多怨者。会天旱有魃，优人作魃状戏于上前，问魃：“何为出？”对曰：“奉相公处分。”又问：“何故？”魃曰：“负冤者三百馀人，相公悉以系狱抑之，故魃不得不出。”上心以为然。
　　时璟与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苏颋建议严禁恶钱，江、淮间恶钱尤甚，璟以监察御史萧隐之充使括恶钱。隐之严急烦扰，怨嗟盈路，上于是贬隐之官。辛巳，罢璟为开府仪同三司，颋为礼部尚书。以京兆尹源乾曜为黄门侍郎，并州长史张嘉贞为中书侍郎，并同平章事。于是弛钱禁，恶钱复行矣（《资治通鉴》开元八年正月）。
　　720年正月，侍中宋璟因厌恶那些有罪却一次次上诉的人，就将这些人全都交监察部（御史台）定罪。并对监察部副部长（御史中丞）李谨度说：“你应当将那些已经认罪不再上诉的人释放，把那些还在不停上诉的人先关起来。”所以很多人怨恨他。正赶上旱神作怪，宫中演滑稽戏的演员在玄宗面前扮演旱神模样，其中一个演员对装扮旱神的演员说：“你为什么要到人间来降灾？”旱神回答说：“我是奉了丞相的命令。”演员又问：“这是为什么？”装扮的旱神接着说：“现在蒙冤的人多达三百，丞相将他们全部关进了监狱，借此压制他们，所以我不得不到人间降灾以示警告。”玄宗内心觉得演员说得好。
　　另外，此时宋璟和苏颋建议严厉禁止私铸钱流通，鉴于长江、淮河之间劣质钱尤其泛滥，宋璟派监察御史萧隐之实地搜查。然而萧隐之执法严酷，所到之处鸡犬不宁，导致百姓怨声载道，玄宗因此将萧隐之贬官。720年正月二十八日，玄宗免除宋璟侍中一职，改任其为开府仪同三司（意思是让有功劳、资历的重臣开设单独的办公机构，礼仪待遇如同司马、司空、司徒三司。这一职位是由晋武帝司马炎在太始六年【270】十二月封的，当年晋武帝为了尽快灭吴统一天下，他任命从东吴归顺的孙秀为票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到了南北朝后期，开府仪同三司的地位曾分上、中、下三等。643年四月初十，唐太宗以“同中书门下三品”取代。唐朝官员只有担任过“同中书门下三品”的人，才有资格当宰相。649年六月初四，高宗最后授李世绩“开府仪同三司”，以后“同中书门下三品”就取代了开府仪同三司，现在玄宗又用，表明他有改革的意思），苏颋免除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改任其为礼部尚书，任命京兆尹源乾曜为黄门侍郎，并州长史张嘉贞为中书侍郎，二人都同平章事。于是，朝廷对劣质钱的查禁开始放松，劣质钱再次泛滥。
　　也就是说，宋璟当宰相的时代结束，玄宗慢慢走向腐化。那么源乾曜又有什么政绩呢？
　　五月，辛酉，复置十道按察使。
　　丁卯，以源乾曜为侍中，张嘉贞为中书令。
　　乾曜上言：“形要之家多任京官，使俊乂之士沉废于外。臣三子皆在京，请出其二人。”上从之。因下制称乾曜之公，命文武官效之，于是出者百馀人。
　　张嘉贞吏事强敏，而刚躁自用。中书舍人苗延嗣、吕太一、考功员外郎员嘉静、殿中侍御史崔训皆嘉贞所引进，常与之议政事。四人颇招权，时人语曰：“令公四俊，苗、吕、崔、员（《资治通鉴》开元八年五月）。”
　　720年五月初九，玄宗又设置十道按察使。十五日，任命源乾曜为侍中，任命张嘉贞为中书令。
　　源乾曜担任了首席宰相，自然想搞出一点名堂。他向玄宗建议说：“现在出身于权贵的人大多在首都京城当官，德高望重的名士反而在京城之外任职。我有三个儿子都在京城任职，为了改变这种局面，请陛下将其中两个外放。”玄宗同意了，并发布公告称赞源乾曜公正无私，命令文武百官向他学习，因此到京外任职的有一百多人。
　　张嘉贞处理公务精明强干，只是性情急躁、刚愎自用。中书舍人苗延嗣、吕太一、考功员外郎员嘉静、殿中侍御史崔训，他们都是张嘉贞提拔起来的，张嘉贞也常与这四个人商议朝政大事。这四个人处处揽权，当时的人说：“中书令张公的四位俊才，是苗延嗣、吕太一、崔训和员嘉静。”
　　也就是说，玄宗所提拔的张嘉贞不是玄宗二年前佩服过的天兵军大使张嘉贞，而是一个善于拉帮结派，排斥异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