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漏（三）

　　实话答问
　　县志有一百多年没有续写了。直到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中期才又组织班底，准备续写。应了盛世修志的古话，县里开始谋修志的人才。最初，谋来了县西部深山的几位于旧社会都在上海、重庆办过报纸的——后来被新时代淘汰成“牛鬼蛇神”的人。说实在话，那几位袁姓老夫子，起码都是学富三车的人，忽然又被现代社会重用，感激淋涕，咬文嚼字，十分认真，没有半点事情半个字的马虎，打下了新县志的好基础。但是，他们没有吃皇粮，县财政不认他们人头费用的水。要长期开他们的工资，县志办抵不住火，还是让他们背起被窝卷回去了。
　　县志要修，是国家一级一级传达下来的硬任务。最好的办法是就谋吃皇粮的人。先谋主任。主任人选，县里有关方面很费了周折，共识是要谋首先是政治思想过硬的人。政治思想过硬了，才会有事业心责任感。上级领导终于在县南部深山发现了最合适的人选：一位平时很喜欢把《红旗》、《半月谈》、《瞭望》等杂志在居室显眼的地方摆放得很整齐的人。干部考察人员认为这是位政治思想很先进的干部（但是在下看事偏激且固执，认为真认真学习假认真学习红旗杂志半月谈，与修志书要真正的学问是两回事情）。主任进了县志办，自己虽然认为自己是新县志的当然主笔，且、欣喜人还有自知之明，他肚子里面拥有的那两刷子，笔下不能生写县志的花，更不可以像平时写学习红旗杂志、半月谈心得那样胡球扯。尤其是文艺卷更不能胡球扯。就也谋人才，谋的是同乡一位住过文学本科的中学教师——专门承担文艺卷的撰写和编修。
　　记得全县人民都很尊敬的罗维扬老师写过一篇随笔文章，名字是《修谱的与修志的》，文中讲到自己随州老家的罗姓人曾经找到他，要他为修家谱出力。但罗老师对修家谱却不以为然，他说他很敬仰修志书的。因为家谱修得好只是对某姓有好处，而修志书确实对整个社会有好处。我从心底最尊敬罗老师，对罗老师的话深以为然。所以对修志书的人也就十二分敬仰。话说县志办主任谋来的这位新编修贵姓乔，也是进城来玩文字吃饭的，与我是同行，当然可以从广义上引为朋友。何况我是个只读过小学的文学爱好者，对文学本科者日夜都仰慕。但就因为自己没有文凭心底很虚，平时就愧见有文凭的人，尤其是愧见文本科。所以。对乔志士仰慕归仰慕，同在一个县城，有缘与之谋面却无机会多交言的。
　　喜的是天遂人愿，山不转路转，街不转人转，到底有了机遇与乔志士有了近一个小时的直接面唔交流。那是在乔志士主编的艺术卷大功告成之际。不知道他听信了谁的谗言，说你们编修的艺术卷啊，顶好也给文化局那个搞专业艺术创作的胖子看一下啊。那人很直爽，说不定有宝贵意见呢。于是，志士2004年夏天的一个下午，就很屈尊很谦逊地夹着他撰写的《艺术卷》打印稿，敲开了在下我办公、写作的斗室。
　　志士自进了我的办公室，自然首先自我介绍一番，说明来意，而且特别声明是别人要他来送给我看的（潜台词是要不是有人非那么说，我才不得理会你个胖子呢。你只是个小学文化的人，没有资格先看我的艺术卷啊！）。不过呢，也是为了广泛征求宝贵意见我这就来了。
　　志士不耻下问，令我多少有点感动。尤其是感动那位还信赖我的人——推介志士下问于我的人。我当然很客气的给志士上了一支香烟，很礼貌地给志士沏了一杯茶。让他吸着，喝着。我就放下自己手头的文稿，极其认真地说，请志士把艺术卷让我学习一回啊。
　　志士并不很郑重且很随意地递给我。
　　我就极其认真学习起来——浏览、翻阅起暑了志士大名主编的艺术卷。瞅着瞅着，当了一、二十年小编辑的臭毛病就犯了，并且发作得厉害，忘记了自己面前坐的是有文本科文凭的人啊——顺手就用笔勾划出四百多处错误讹传。当然错误还不止这么多，只不过我不愿意再朝后学习了而已，我已经明白了这艺术卷的含金量。怕有人说我故意贬低别人有意抬高自己，就举出几个条目例证来，请大家审阅：
　　[曲艺]：就是我县挑花篮调。
　　[曲牌]：即我县民间喇叭调；
　　[懒龙]：取老态龙钟之意；
　　——不一而足，不胜枚举！天啊，堂堂县志这样诠释艺术条目，都哪跟哪啊？真是牛胯里扯到马裆里！令人啼笑皆非！这就是我县的艺术卷？！我这个还算真正是文化人的人，顿时面红耳赤，无地自容。吹着空调也汗颜啊。我不再朝后边翻阅，什么话也不说，就愣怔在我的办公桌子上。
　　我忽然想，这等文化水平和学识，从前居然是优秀的中学教师？那“优秀”该是多误人子弟啊？现在居然又是引进的修志人才，此人才将要误的不仅是山里的子弟啊！
　　不过，我又转念想，人家也没有伤害过我啊，我不能伤害人家啊。我把人家想那么严重干什么呢。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好。
　　可是，您说志书到底关不关己呢？它是关乎时代、关乎社会、包括关乎我们的后代的大事啊！似乎有责任真实的讲一下自己的意见。但是，刮大风吃炒面——我横直张不开口。不知道如何说得人家爱听。因为我知道我说话人家不爱听的老毛病。
　　此刻，我想起了我县1988年4月8日小地震那一年上任的文化局长，于1990进步调走的时候，专门送我的一句话：不知道你这人是大智若愚呢，还是大愚若智。你呀，往后做人说话都应该讲究一点“曲艺”——曲折的艺术。也就是做人说话要学会一点弯弯绕。可是，他走了好多年，我还是没有学会弯弯绕，只能巷道里赶猪——直来直去；只会写曲艺作品，不会曲艺讲话、做人啊。也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
　　志士见我无语，动问道：“你看怎样啊？”接着很调侃地说，“请多提宝贵意见啊……”
　　那模样，他估计我要赞扬几句——起码不会有什么意见或者不可能提出什么意见。我不知道是哪根神经有问题，如果以“很不错很不错值得我学习”的话收场，就不会得罪新交往的朋友。至今悔不该当时居然很严肃很正色地征询志士的意见：“您是想听真话？还是想听假话？
　　志士撇撇嘴角，一笑，曰：“此话怎讲？”
　　我还是那么很古板地说：“要听假话，就像市里两个单位给你加盖了公章一样的话——修志明史功德无量；广收兼蓄精神可嘉。”我打了个顿，接着说，“听真话，恕我直言，白纸黑字，尤其是志书，要对历史负责，对社会负责，对后人负责。修志人啊，不可以以讹传讹。宁可县志缺了艺术卷，不可以像目前这样的……”我把到了嘴边的“顶好作为珍藏版本莫拿出来示人”的刻薄话给吞下去了。
　　现在回想起来，我居然如此对人说话，我他妈妈的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那一阵子，志士的面庞已经红中透紫了。看得出来他是有修养的人，先是尽量克制自己，但终于忍耐不住很有点蔑视我的分辩道：“我想，市里人的水平总比县里人的水平高一些吧？人家都写的是很好的意见，还盖了公章啊！”言下之意是人家已经认定了该艺术卷的质量，可是我却铁较真：“志士啊，您再琢磨琢磨市里那两家单位签署的意见，是不是只是说这件事情办得好呢？至于具体内容和细节，他们赞成的意思没有涉及到呢？”——人家那样提意见，就是中国人的聪明处，是人家为人处世的聪明处——我却秉性聪明不起来啊。
　　志士很可能是第一遭遭遇上我这样认死理的人，很不服气也很不以为然地气咻咻地说：“你倒是说说哪一点不行？”
　　于是我就忘乎所以地说：“比如这[曲艺]条目，应该解释为中国说唱艺术的一个大类。它包括快板、鼓书、相声，弹词、大鼓、渔鼓、道情、坠子……但不包括挑花篮。挑花篮是民间艺术形式之一；再比如[曲牌]条目，它应该包括两层意思。一是戏曲里文场演奏，结合不同身份的人物上场演奏的固定名称的乐段；另一种就是元杂剧里的有固定名称和固定句式、字数的唱词；当然喇叭也可以吹奏曲牌的。但是，一般来说，喇叭平时吹奏的只能叫做喇叭调名，不可以叫做曲牌；还有，[懒龙]条目，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现在也可以解释为民间艺术形式的一种。我说的，也只是大体意思，还很不准确。要准确，就要认真查阅辞书啊！不可以想当然的。”
　　志士听我举例说明了，似乎还有道理，就不再争辩，收过艺术卷，很不艺术地走了。
　　志士走后，我内心很矛盾啊。那样直言，一是得罪了人；更重要的是怕人指责我好为人师。可我总觉得自己应该为县里的艺术卷还做一点什么补救工作。于是，就一鼓作气写出了介绍、简要论述我县流传的48种民间艺术形式，发表于县报文化专栏上。也不知道志士留心看了没有。
　　所幸，我对县志艺术卷妄加评说和一个小时的纠错，并没有影响新县志的按时出版；没有影响省、市、县有关部门和领导和名士对县志出版的热烈祝贺；没有影响新闻媒体的热情报道。毕竟，县志停下105年后又续上了！是大好事一桩！
　　但是，我好不客气地说，如今打开新县志细看，错讹事还足可以汇成一卷的。不过，这没有人指出，只有人恭维和祝贺。就我这张臭老鸹嘴说出来——误了后人，罪孽深重啊！
　　我如此不“曲艺”的行为，心不设防得罪人是明显的。比如，从前上下班，志士在街上与我照面，还对我点个头哼哈两句什么的。自从他屈尊问了我以后，见我走左边，他就立即走右边。
　　好在我2005年已经离开了家乡，走远了。再没有与朋友见面的那种尴尬。回想起来，不是志士的不对，都是我的错。都是我为人处世不艺术的过错！时间又过去了五年，上个星期我有缘在市方志办见到在为乔志士填写先进工作者奖状，越发证明是我做人的不对了。我从内心深处祝福乔志士成为我县修志书的模范。大人别记小人过，把与我不愉快的对话彻底忘掉吧。
　　
　　为年有肉受“它”辱
　　我交“三十而立”之年，赶上了思想解放，改革开放，转了好运气。因为不曾见过面的父亲有历史问题而从小受怕了政治歧视的我，坚持数年业余通讯报道和文艺创作的我，由县里“特招”，偕妻携子进城，小镇街道建筑工人便摇身一变，立即成为国家干部。
　　来到文化部门工作的那一年，是公元1979年。我们伟大的党已经召开了11届3中全会，从那一年的春节就可以看出，国家的形势就明显已见好转，机关干部吃猪肉也放松了“计划”（控制），食品公司见粮食局颁发的粮油供应本破天荒可以让一个人头购买2斤猪肉。
　　俗话说，年好过，月难过。那时我的两个小孩分别是6岁和4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我就想趁过年之机多买两斤猪肉，炼油，在漫长的月月天天中给俩炒小子炒猪油干饭吃，烧猪油菜汤喝。不过，物资毕竟还没有极大的丰富，想多称一斤肉，也还是千难万难。有脸面的人可以找县长或者商业局长、食品公司经理签字批条子（当年的时髦动作和语言就是“开后门”）；还有的就是与卖猪肉的人攀亲戚，有人就干脆与卖猪肉的人结成亲戚。那感觉很好，绝对没有现在嫌他们油腻腻脏兮兮的感觉。
　　我一生孤独一苗，无亲戚可攀，又要实现多买几斤猪肉的愿望，春节前夕的那一天，也没有了文人的斯文，也去挤肉。忽然就在猪肉柜台里面看见了已经与我分别了十年的、曾经在同一个院子里住过的儿时伙伴——正是操刀卖肉的红人。我想我现在也是国家干部了不是？你伙计根子红苗子正比我早出来参加革命工作十年，但还是杀猪工人啊。我来求你多买两斤猪肉，你伙计还是得给面子的吧？我在心里琢磨着，等买计划肉的人退去，就壮个胆子给那伙计讲明了我找他的意图。还不错，那伙计从前因为阶级斗争不敢多接触我，如今知道我也干部了，就还念一点旧交情，说了他的门市部已经没有肉的宽余，就捉蜻蜓般给我写了个油腻腻的条子，叫我到另外一个门市部去，有他的条子也可以称5斤猪肉。啊，我这脸面也能开后门了！
　　这已经是很大的后门举动啊，我很感激地接过了儿时伙计的条子。一看，真是让我哭笑不得。几经认真辨认——才明白那条子的开头是另一个门市部负责操刀人的姓名xxx，后面就是条子的正文：“它是我的朋友它来买肉你给它5斤。”后面是我那伙计的名字xxx。也即，凡是涉及我这个“人”的，应该用“他”字的，都是用的“它”字。就是不是人该用的这个“它”字啊！
　　中国的汉字常用的也有五千多字，最常用的也有三千多字。但是，由于汉语言的丰富多彩，字有时候还用不过来，古人有现停当的两个办法，一是一字多音多用，如“重”字（在量字前读zhong在复字前读chong）；还有的就是同声通假，如，无庸讳言的“庸”字，可以写作“用”字等；就是可以用甲字代替乙字；不过，在人称和兽称上的字却是分别得很清楚的，没有多用或者通假的，也即专称专用。谁都应该知道，在书面语言中，指男人，就用“他”；指女人，就用“她”；不是人，才用“它”！
　　妈的x!为多买几斤猪肉过年啊，我连人该用的“他”字也用不上啊，这不明明是受了“它”的侮辱吗？可我还在找理由宽慰自己：我那伙计只读了个小学二年级啊，卖肉的又不是我们文化局的人，非要究“他”和“它”呀？他要是不讲感情，怎么会答应给我5斤肉的后门呢？不是有意侮辱我的，是忙了的缘故，是笔误。说实在话，真怄气，还不伤和气，就把那条子扔掉算了。有骨气，就不要那肉，就当面与那伙计开骂起来。可是却转念想好的，一个穷文人居然能在春节多买5斤肉，已经是很大的风光了——尽管我这个人受了“它”的侮辱，还一个劲对那位伙计说谢谢谢谢！
　　一转眼，受“它”之辱的事情，已经过去了27年。人世有更新，沧海变桑田。当年最走俏的卖猪肉行当，如今像电影明星样走红的风光不再；与之为吃肉攀女婿结亲戚的恐怕不复有人；真心称赞操刀汉子穿戴的衣服很光鲜很明亮不嫌其油腻的，大概不是操刀汉子的妻子就是女儿。物资是极大的丰富了，仅就买猪肉来说，人的脸面关系就完全颠倒了过来——由你哀求买猪肉变成了哀求你买猪肉，你能多买猪肉的话，只要你不闲弃，卖猪肉的女儿可以缠着找您做女婿。到此，你难道不由衷的赞叹，1979年《春天的故事》里有一位老人的圈划得多么伟大？！
　　（2006，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