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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2月11日~1870年1月30日）
　　
　　春
　　
　　外来移民大量涌入江南。
　　战乱使得富庶繁华的江南满目荒凉，大乱初平时，原来人口密度极高的古陵地区，很多地方“行终日不见人”（按：语出《陵南县志》）。人口锐减，导致劳动力奇缺，大量的抛荒地乏人耕种。整个苏南，各厅州县抛荒的土地占全部可耕地的三分之二。
　　苏南的土地，大多是高产的良田，因而苏南一向是朝廷赋税的命脉所在，大量寸土寸金的膏腴之地被抛荒，严重影响到朝廷的财政收入。所以战乱一平息，官府立即就着手招垦。然而几年过去了，应招而来的外地垦荒者却并不多，大量良田荒芜依旧。原因就在于最早来垦荒的移民中，很多人的遭遇跟前年在刘公桥垦荒的那家安徽人一样。碰到这种事，势单力薄的外来移民当然是强龙斗不过地头蛇，这就难怪那些缺田少地的外地人对江南的荒地只能望而却步了。
　　为了吸引更多外省人来垦荒，今年新春，古陵主持垦务的官员出台了一条新章程，规定：
　　“必以无主之田招人认垦，由政府发给印照，永远归垦荒者所有。自垦熟之年起，三年之后再交粮纳税。”
　　随之，陵南县也出了规定：
　　“政府招募棚民垦种之地，如果三年内无业主指认，便准许垦户作为己业，过户完粮。若业主投机取巧，俟移民将荒地垦熟后再向政府呈报，则业主之田之半罚归垦户所有。”
　　这些规定解除了移民的顾虑，因此，规定出台不久，一批又一批的移民从湖北、湖南、河南和苏北等地涌向苏南、浙江、安徽和江西。在河南、湖北的一些县，人们传言，“下江南，到处是钱，多得用耙子耙。”因而有很多地方是整村整村地移民而来。江南历史上罕见的大移民潮形成了。
　　
　　五月
　　
　　苏州大风。
　　黄卢氏的弟弟来信说，苏州城里，无数人家晾晒在屋外的衣服，都被风卷上了天，五颜六色的衣服，满天飞舞，有的竟落到了十里之外。常熟一人家的一只竹筐，竟被刮到了七十里外的苏州城里。
　　
　　八月
　　
　　陈光宗续弦。
　　陈光宗第一房妻子难产死后没多久，陈泰元老婆就托人为陈光宗说亲。当时陈光宗正因妻儿之死悲伤不已，无心续弦。到今年，悲伤已经淡化，陈泰元老婆开始为陈光宗的续弦忙碌。这时距陈光宗第一次娶妻已过了三年，虽然江南的妙龄女子依然紧缺，毕竟三年中也成长起来一批女孩子，凭陈光宗的家业，选择的余地比第一次是大多了。一番挑挑捡捡之后，陈泰元老婆相中了五牧有名的木匠陆和生十七岁的小女儿，陈光宗没有异议。于是春天攀的亲，到八月初，就把新娘子娶了过来。
　　
　　冬
　　
　　黄传祥死。
　　黄传祥在家里吃酒时身子突然往后一仰，倒了下去，口吐白沫，不省人事。黄传祥老婆和儿媳给他掐人中，咬脚跟，弄了半天，黄传祥没有睁开眼睛，但人还有气，喉咙头“呼噜呼噜”的似发痰喘。
　　黄卢氏听到响动，过来察看，说：“莫非遇了祟？”陵南的习俗，见人遇了祟，只要打他的耳光，打到两颊红肿，自然就能把祟鬼打走，人也就醒了。黄传祥老婆于是叫黄立名打黄传祥的耳光，黄立名抡起巴掌“噼噼啪啪”一连扇了足有一百多记，把黄传祥一张脸打得又红又肿，发馒头似的，黄传祥却没能醒过来。在床上躺了一天，就彻底断了气。
　　天官堂人幸灾乐祸，说黄传祥罪孽太重，所以临死了还要吃儿子这么多耳光。
　　黄传祥一家是信洋教的，信洋教的人死了，不能像一般人那样办丧。亲友来吊丧时，发现黄传祥家既未摆设灵台，也不见人戴孝，更听不见哭声。亲友送来的纸锭、黄白钱之类，黄传祥家当然一概不受。这类晦气东西，丧家不受，亲友又不好拿回家去的，只好扔在河里。冷冷清清，平平淡淡，这场丧事成了地方上的笑料。不过，吃还是照常吃，因为亲友家或村上别人家有丧事时，黄传祥家也去帮过忙，吃过饭，现在自家有了丧事，得还礼。况且虽然信了洋教，死了照样得入土为安。而挖坟坑、抬棺材等事情总不能由亲属去做，必须请帮忙的村人做，请了村人来帮忙，当然要招待吃饭。
　　黄传祥三个儿子，小儿子黄立业前几年死了。他死后不到一年，二儿子黄立身的老婆又难产而死。当年年底，黄传祥老婆做主，把黄立业的遗孀做了黄立身的填房。未婚的叔子娶守寡的嫂嫂，或者成了鳏夫的阿伯娶守寡的弟妇，如今在古陵一带的平民百姓人家，已属于平常事了。
　　黄传祥还未断七，黄立身夫妇就闹着要分家。黄传祥老婆不答应，黄立身就不下田干活，他老婆也不做任何家务事，夫妻俩整天躺在床上，到吃饭的时候，就起来吃，吃完碗筷往桌子上一扔，又进房睡下。这样睡了半个多月，黄传祥老婆还是不答应，黄立身夫妇就用了新办法。全家人吃饭的时候，他们躺着不起来吃，等黄立名他们一吃完，他们就起来了，起来了就开了橱门先看一看橱里的菜，有好菜就全部吃光，没好菜就自己做；瓮头里有咸肉就炖咸肉，有鸡蛋就炒鸡蛋，门外三帚架上晒的咸黄鱼是准备夏忙时吃的，黄立身夫妇不管，扯下一两条来就炖了吃。早饭和晚饭，黄传祥家和天官堂绝大多数人家一样，吃搅粥或泡饭。黄立身夫妇当然不能这么枯憔，他们拿面粉调成面糊，加一些盐，热锅里重重地放油，倒入面糊，摊成油汪汪的面衣；或者拿面粉擀成面条，煮时面条里再卧上几个鸡蛋。黄立名的两个儿子在一旁看着他们吃，馋得直流口水。这样横搅了一个多月，黄传祥老婆和黄立名夫妇到底吃不消了。年底，黄立名兄弟终于分家。
　　
　　清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1月31日~1871年2月18日）
　　
　　夏秋
　　
　　外来移民侵占陈光宗的田。
　　早在两三年前，余塘河两岸就陆续出现了一些垦荒移民的棚屋。去年，鼓励垦荒的新章程公布之后，移民大批涌来，余塘河两岸很快形成了十多个棚屋聚集点（按：后来这些棚户聚集点就变成了村庄，一百几十年后的今天，这些村庄仍然以“头棚”、“二棚”、“三棚”、“四棚”等为村名。）。这些移民抢占尽了余塘阐一带的无主荒田之后，又向四周开拓。可四周的田地多半有主，于是，就与本地人发生冲突。这时形势已经逆转，移民人多势众且十分齐心，本地人却势单力薄，又不能齐心，完全落入下风。找官府公断，官府为了鼓励垦荒，往往偏袒移民。
　　去年夏天，移民开垦了某村的一块荒田，那块荒田的主人已全家死绝，其族人声称对此田拥有继承权。按照流传了千百年的宗法制度，若一户人家全家死绝，除非这家主人生前曾立某位族人为嗣，否则，跟这户人家亲缘最近的族人，自动拥有遗产继承权。对这样的继承权，官府是始终认可的。但是这一次，知县却没有支持那位族人，而是厉声斥责他居心不良，投机取巧，若真有继承权，何以迟迟不去开垦，迟迟不来县里办红契？最后将那块田断给了移民。这件事使外来移民气焰更加大张。
　　距余塘阐十来里的陆家头村一带，陈光宗买有四十多亩田，一直未能开垦。去年夏天，陈光宗忽然得到消息，外来移民在开垦他的田了！立即赶去察看。果然，他的四十多亩田已全部被移民们开垦了。陈光宗买田，都是立了契，并且出钱去官府盖了红印的。陈光宗向移民们亮出了红契，那些移民凑在一起悄悄商量了一下，就向陈光宗提出：田仍然属于陈光宗，但租给他们种，不过，陈光宗得付他们一笔开荒的工钱。陈光宗觉得这样很公平，一口答应。
　　然而今年夏收后，当陈光宗去收租时，那些移民竟一口咬定，田是他们开垦出来的无主荒田，不是租的，不须交租。官司打到县里，县官不问青红皂白就怒斥陈光宗：“既然有红契，何以他们开垦之时你不来告，等他们把田开垦出来了，你才来告？分明是投机取巧！”竟然依照去年的新章程，将那四十多亩田中的一半判给了移民。另一半田，陈光宗搬不走，又无法来种，只能就近租给别人种，但那一带一下子哪里寻得到本地人来租种？即便寻到，移民们也有办法搅得他不敢去租种那田，只能租给那些移民种。
　　秋收之后，陈光宗去收租，那些移民竟又拒交。陈光宗跟他们论理，这些人根本懒得讲理，不交就是不交，你能怎么样？其中一个移民更是拍着胸脯向陈光宗大吼：“老子们都是长毛，惹恼了老子们，给你一顺子，叫你今日站出来躺着回家！”
　　陈光宗再一纸诉状，将抗租的佃户告到县里。县里收下他的状子，却不见任何动静。
　　陈光宗气得眠食俱废。嗣母和妻子拼命地开导他，反正当初买那些田也没花几个钱，索性就全部丢给那些外地佬算了。渐渐地，陈光宗也就想开了，不再去理会那些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