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辛勤创业

　　暂时的安顿，让一路风尘仆仆、身心疲惫、几近崩溃边缘的众人得以喘息，让内心的忐忑与焦躁不安得到稍许安抚。迁移证一直是紧贴胸口搁在上衣口袋里，摸一摸，硬硬的还在。
　　终于，在村长的帮助下，迁移证变成了户口簿交到各位户主手上，上面盖有当地公安部门的鲜红大印。正式落户了，成为水南生产队的集体一员，大家长吁一口气，悬着的一块石头总算落地了。他们的内心热烈狂呼，有家园了！有山林、田地了！是呀，有根的感觉真好了。
　　一切已经尘埃落定，又感觉有些不真实，但户口簿明明是实实在在攥在自己手里。农民最怕的就是失去土地，土地是他们的命根，有了地他们就能活。
　　几天的接触，移民们感慨颇多，同样是搞人民公社，此地的生活比起自己原来的生活明显要好，大鱼大内是没有，但白米饭一日三餐都有，这已经够奢侈了，而且男的工分可达十分，女的也是七八分。看到了希望，大家很兴奋，更相信毛主席说的，曙光在前，好日子还在后头。众人是铆足了干劲。
　　“三户人家毕竟是千里迢迢过来的，连一些基本的生活用具也不全，几个孩子长得也是面黄肌瘦的。好在阶级成分好，都是贫农。”移民的情况村民们是看在眼里的。有些热心肠的村民就找寻各种借口，时常来串个门，临走时拿出自家的东西悄悄地搁下，暗暗接济。
　　移民们倍感温暖，很是感激，心底里不停地歌颂毛主席的伟大，唱着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将背井离乡的苦，一路奔波的累冲洗得干干净净。
　　渐渐的，三户人家与村民也熟络起来，一些简单的方言能听懂个大概，辅之以手脚比划，还能够进行简单的交流。成人都编入小组参加集体劳动，干活都是不惜力气的。村长时常用此来教导村民说，“你们看人家做事，就是肯下力，不愧是毛主席故乡的同志，思想觉悟高，不会偷奸躲懒。”
　　礼堂毕竟是生产队开会、劳动和存放生产用具的场所，住久了讨人嫌，还有占公家便宜的嫌疑，移民们心里自然清楚，都陆续租了村民的旧房老屋，谈妥价钱交割清楚，也就搬了进去。老屋，村民主要是用来堆放柴火和稻草，也叫柴间，地位只是比茅房稍高点。但在移民们眼里，却不至于如此不堪，好歹也能遮风挡雨，关键是住得心安，心里踏实。
　　移民毕竟是移民，不像有的村民所说的是逃难来的，手中都有点国家补助的安家费，但想要凭此造新屋，还是有不小差距。一起来的老周家是第一个准备盖新房的。他家的孩子都大了，面临娶妻成家，经济也相对宽裕些，也有足够的劳力。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造房子的料已经备齐，也就择日动工了。他家的房屋完全是按照湖南老家的规格和样式来造，土砖大而厚重，柱、栋、梁、椽选的都是上好的木料，连楼梯都造得宽大结实，父母时常去帮工，看着、摸着，艳羡不已。很快，老周家就住进了新屋。
　　从此母亲时常念叨“唉，一起下来的，我们还是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时间一晃，两年过去，大弟弟也出生了，姐姐读了二年书就没读了。
　　
　　1974年，村里来了六位上海知青，是戴着大红花、敲锣打鼓送来的，拖拉机两侧贴着大红标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他们都是十七八岁样子，皮肤白皙，背着简单的行囊，浑身散发着一股青春的朝气，看得村里的小伙姑娘们眼睛直放光，兴奋不已。村长组织了个简单的欢迎仪式后，就大声宣布，“大家都散了，都散了。”
　　为了接待这六位知青，村里特意请木匠在礼堂用木板隔出几间木板房，供他们居住。“什么知青，什么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一看就知道从没有干过农活，顶个屁用呀。”村长讲究实诚，心里嘀咕道，可上面重视他也没辙。
　　知青们的大字写得好，仓库、礼堂等墙面上，能写的地方几乎都写了，尤其是礼堂上的那一副“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写得是大气磅礴、气势如虹。然后，正处于花季少年的知青们的一腔热血、满腔热忱很快被“广阔天地”的插秧、割禾、挑粪的现实扑灭浇熄。他们开始想家了，想回城了。他们带给村民的新鲜劲也没了。
　　有个叫朱泽汤的知青，父母被打成右派，他成为右派的子女，村里经常要开他的批斗会。姐姐哥哥不懂事，也在后面跟着起哄，与村里的小孩一起喊着孩子们自编的顺口溜：“吃鸡不吃皮，打倒刘★奇，吃鸡不喝汤，打倒朱泽汤。”他们只是觉得好玩，却遭到父亲严厉的训斥。父亲对搞武斗、批斗这些非常排斥。母亲看着这孩子挺可怜的，批斗后总会找个机会去宽慰劝解一番。这种举动、这片好心，在当时是非常危险的。
　　好在母亲的湖南口音，知青也听不懂，而普通话，母亲是能听懂。在如此无助困厄的境遇中，有个贫农当倾诉对象，在精神上也是莫大的宽慰。
　　常听母亲长吁短叹地唠叨，说他们最难熬的是想家，天天都在盼邮差，等家信，有的想着想着就偷偷躲在被窝里哭。然后又自言自语地说道：“唉，都是些只有十几岁的孩子，从来没离开过家，怎么可能不想家呢？都是父母的心头肉呀。”说着说着就抹眼泪。我们当时不懂，以为妈妈也想家了。
　　经历几件事后，父亲也计划着造一栋新屋。
　　农村建房造屋，关键是解决砖、木。我们姐弟几个实在太小，家里没有像样的劳力，只能由着父母两人折腾。
　　打土砖，是一项浩大工程。父亲找到一块合适的土壤，和着水，牵着牛一起转着圈踩踏，然后将和好的泥铲到一个上下都是空的木匣子里，用脚踩实，将多余的水分挤出，再用脚板抹平、光面，然后将匣子抽出，一块成型的土砖就留在地上。新打的土砖是湿的软的，比豆腐要硬些，要一块一块摆在干爽的地面，待它们慢慢阴干。
　　期间要多次去给土砖翻身，这样才干的均匀。土砖是按当地的样式做的，比较小，也不算重。我那时年纪太小，姐姐哥哥就分派我任务，我勉强翻得动一口土砖，姐姐哥哥则用旧菜刀将土砖多余的棱角削掉，平整后，又一块块码起来，码成一道墙，最后用稻草盖在上面遮挡，以防被雨淋湿。
　　待完全干了，由父母挑回来，搁在选定的地基上，垒成几排土砖城墙，最后用竹篾夹稻草编成挡雨棚，搭盖在顶上。一条条土砖墙间隔开来，形成一道道幽深的甬道，也成了我们兄弟几个嬉戏捉迷藏的理想场所。
　　晚稻收仓了，红花也种下了，生产队进入农闲时节。父亲穿着草鞋去山里砍树。那时我不知道山有多远，只知道鸡叫三遍时父亲就与请来的几个帮工出发，黄昏贴近家门口时归来。他们扛在肩上的树明显是非常沉重的，卸下来时几人一起喊着“一、二、三”的口号，朝同一方向用力甩，树从他们肩膀上应声而落，轰隆一声，地动山摇。然后众人再把树抬起堆放好。
　　树堆的间隙也成了猫狗藏身和钻进钻出乐园。村里的孩子也喜欢在上面爬上爬下，父亲怕树木滚动压着孩子，又用铁丝绕着捆绑一圈。父亲习惯把已经磨穿了底的草鞋脱下来，垒在门墙边，一个冬天下来，破草鞋堆成了堆。
　　母亲一有空闲，就去溪滩边上捡拾鹅卵石，一年下来，屋基的空地上鹅卵石堆得小山般高。
　　料备得差不多了，父母选定一个日子，破土动工。
　　造屋的那些日子，父亲很兴奋。我起来时，父亲已在新屋基上踏黄泥，黄泥是用来砌砖缝的，黏性很强。旁边是一堆浇了水的石灰，如烧开了的水似的正热气腾腾。父亲像浮在雾里，头发上像是飘了一层细雨，每一根细发都艰难地挑着一颗乃至数颗小水珠，随着父亲踏黄泥的节奏一起一伏。
　　等泥匠和几个帮工来的时候，父亲已经把满满一凼黄泥踏好。那黄泥加了石灰水，红中透着白，上面冒着几个水泡，被早晨的阳光照着，亮亮的，红得很耀眼。
　　白天，父亲与泥匠们一起干，晚上他一个人搬砖头、担泥、筹划材料，干到半夜。睡下三四个钟头，又起床安排第二天的活。
　　墙砌到一定的高度，就得上木匠了。木匠干活时，我经常站在旁边看热闹，看着锯子、墨斗、角尺、刨子、斧头、锤子。屋内堆满了大小不等木料，地上到处都是刨花和锯屑。只见他们用墨斗的线拉在长长的木料上，手拉线向上一提，再放下，一条笔直的黑线清晰地弹出来了。
　　父亲似乎什么都会，尤其是拉大锯锯木板，两人一拉一送，配合相当默契，锯出的板又平又直，木匠们都交口称赞。我时常蹲着，瞧大锯走的线是不是准，看着黑线被锯子吃掉，看着锯齿把木屑带出来，洒在地面。哥哥偶尔帮父亲拉墨线，哥哥持着一端，父亲往后退，墨线从轮子里放出来，然后贴着木头，轻轻一弹，印下漂亮的黑色直线。父亲再转动墨斗，将墨线收进墨斗的肚子里。
　　木料锯开后，木匠还要拿起木料，放在手中左看右看，然后，左眼半闭，右眼一斜，看看是否笔直，如有走线的地方，便操起斧头来修理，再把木料固定在一条长长的板凳上，用刨子在上面推来推去。刨子握在两手中，腰一弯，用力向前一推，那薄如白纸的刨花就从刨子中间飞了出来，打着卷儿，还能拉得老长老长。
　　哪家造房子，在村里也算是大事。一些村民会主动前来帮工，其实也叫换工，他在你家干了几天，到时他家有事，你也得去干几天。前来帮工的人越来越多，盖房的速度也越来越快了。终于，屋顶的最后一片瓦也盖上了。全家人顺利住进了新屋，小弟弟也在新屋里降生，哭声那一个叫洪亮。
　　我家的房子有点中西结合的味道，门廊和门是照着湖南老家的模式，里面又是照着当地的样子。大门槛由一根整木做成，宽敞舒适，由不得人不去坐一坐，躺一躺。大弟弟几乎将门槛当作床，左邻右舍都夸赞他好乖，乖得坐坐累了就知道趴下来睡，流着一大串涎水，睡梦中还张嘴在门槛上啃，结果啃了一嘴泥末子。最后得了个外号，叫乌龟，意思是趴在哪都可以睡，脸上总是脏兮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