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2）

　　62、老娘回老家
　　由于妻子堂姐麻女子的纠缠，死乞白赖地买到了我家老住房，得手后，并没有践诺照顾我的老娘，而是千方百计挤兑。2003年初冬，把我老娘挤兑得只剩一个支床铺的位置，而且还不能按照从前的方位支床，那天夜晚母亲起夜小解，迷失了目前方位，知道还是从前方位，便跌下闯来，跌伤了腿脚，生活不能自理了，才勉强同意我把她接进县城机关与我一起生活。不料2004年正月起病，到农历二月十八夜晚就撒手人寰。弥留之间的意愿，就是要我把她送回宝丰老家安葬。
　　我的母亲16岁就进了我们陈家。1949年春，她随着在房县深山佃种了别人十年土地的我的祖父母和我父辈的弟兄妯娌，回到竹山西部中心地带的宝丰街老家定居以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这是从总体上说的。当然任何事情都没有那么绝对，母亲间或也还是离开过老家的。但是，母亲的每一次离开老家都是迫不得已的辛酸经历。
　　早在1953年我才1岁多的时候，在宝丰中心小学当教导主任的父亲因为历史上不清白问题，被判了长达30年的徒刑，留下了1个月1斗3升包谷的薪水，撇下了母亲、我和我的哑巴姐姐服刑去了。我的祖母和大伯父不仅不同情和安慰我的母亲，反说“无庄不寄牛”（意思是我的父亲已不存在这个家），要把我的母亲当成寡妇变卖，其实是要卖活人妻。
　　我母亲一不听从祖母和大伯父的安排，二不听从好心人的劝另嫁。她说，他只当没有丈夫，有我和我的哑巴姐姐就是她不离开陈家、不离开老家、要好生活下去的理由。毅然独立门户，领着我和哑巴姐姐自谋生路过日子。父亲走后，不要塌了这个门户——是母亲的人生信念，我和哑巴姐姐则是她人生最大的希望，把我和姐姐养大成人，却是她最高的人生理想追求！
　　说是自谋生路，其实也无生路可谋，唯一的办法就是一样样变卖她从娘家带来的陪嫁柜屉箱笼、银玉首饰。到连一口小木箱的铜铰链也撬下来卖了之后，就再也没有一样可值钱的东西卖了。这时，母亲开始一天天离开老家，下乡收购黄豆，收满两个箩筐，像男人样甩开步子朝回挑，夜泡黄豆磨豆腐，见亮开门卖豆腐，变了钱，再去收黄豆，如此循环往复了五个年头。
　　豆渣面子那东西，日子好过的人家是喂猪的，但却成为我们母子三人的主要饭食。偏是姐姐贱命生张富贵嘴，不肯吃豆渣面子，肚子饿急了还是得吃。其实是姐姐一吃豆渣面子就用手比画划着肚子疼啊。可怜的姐姐她不吃豆渣面，肚子饿着疼，吃了豆渣面子，肚子胀疼，也没有钱给她弄药吃，就那么让肚子疼给疼死了。从此，母亲的担子似乎减轻了，但是母亲的心疼加重了。人世间只剩下我和母亲是最亲的人了。为了我不至于也丢了小命，母亲照样收黄豆，打豆腐，可是，有一次担子挑得太重，压成了子宫脱垂的大毛病。而后，再也不能挑重担子、干重活了。母子的生计成了大问题。
　　还好，天无绝人之路，小镇上的供销社开始组织街道居民加工棉线土布，母亲在家当姑娘时学习过织土布，生计所迫派上了用场，由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中期，坐上织布机，两天可以挣到5毛三分钱的工资，就这样一直坐到六十年代中期，到“文化大革命”供销社停止了土布加工为止。不仅把我的小命保住了，还供我念完了小学。
　　那时候，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特别紧，像我等这样的人，属于苗不红、根不正，压根儿就不许再上中学。于是，母亲失业我也从此就失了学。为了生存，母亲不得不把我留在家里，她则离开老家，跟着农村建筑队，一走百十里远近，去建筑工地挖土、筛沙、踩泥巴、拌石灰、干着男子汉一样的重活、脏活，每天能收入8毛钱，一月下来收入二十几元的工资。就这样在风雨里真正的摸爬滚打，到底把我养大成了人，还积攒下170元钱为我办了婚事。这时候的母亲像树起了一座她的人生里程碑一样高兴。虽然我也早能做砌匠活勉强将就过日子了，两年后，母亲为减轻我的经济负担，却执意领着我的大儿子远远地离开了老家，到缩短了刑期、早已成为新人的我的父亲所在的农场里，一是看看阔别几十年的丈夫，二是好像要把老家的保存、支撑，安葬公婆、长兄，尤其是把唯一的儿子养大成人、成家，而且没有一点男女交往的坏名声，没有一点手脚不干净的坏名誉，向我的父亲作以交代。
　　父亲能说什么呢？他只有感叹母亲对他的忠贞不渝、感叹母亲做人的坚强！在那个时代，家庭属于“黑五类”的是在别人的白眼和歧视下苟且偷生的啊!
　　1976年，母亲随着无罪释放、年近六旬的父亲领着我的大儿子一起回到了老家，为了六口之家的人日子好过一点，母亲开始摆起了小小服装摊儿，年近六旬的母亲居然又一次次离开老家，还能跟着街道上的年轻人一起跑襄樊，去武汉提货，汽车上挤，火车上钻，该有几多辛苦啊？一直到我被县里“特招”来到文化部门工作后多年，她依旧坚持着苦此不疲。我劝他不要跑远路出远门，她却说我的工资低，还要为两个孙子着想。万万没有料到，母亲最疼爱的大孙子却与1995年秋天突然暴病而夭亡！母亲滚到地上哭，哭她的命苦，哭她咋不能代替大孙子去死？！
　　父亲去世后，母亲一人坚持独居老家老屋，任凭怎样劝说她下城来和我一起过日子，他就是不肯来。每年春节强免接来，住不了三几天就回了老家。她说他在街道上散漫惯以了，她说她的卫生习惯不好，住我这样的房子“把作”人，她说她穿戴不整齐，怕丢我的人……总之不与我在一起住的理由很多。其实，她是最怕她在城里去世后我不把她盘回老家。
　　2003年冬天的一个夜晚，母亲在老家因为白天挪了一下床的方向，夜晚就摸不清楚东南西北，小解时不幸跌下床去，甩坏了腿脚，生活完全不能够自理了，才同意我把她接下城来和我一起住。可是还没有住到三个月，却于2004年农历2月18日夜晚撒手人寰！
　　能吃能喝说话也还很刚强的母亲为什么“走”得这么快？我想，她是离开了老家、老街邻，失落感增强了；我们都忙着上班，很少和她讲话，她的精神很快就垮掉了。人的精神一垮，生命也就随之垮掉！
　　母亲谢世后，我挽留了她整整五天。但是，毕竟不能够久留，我按照她生前的意愿，很隆重的送她回老家，一路上鼓乐声声，鞭炮阵阵，花圈、孝幛簇拥了几汽车，母亲生前从没有享受过如此的热闹和风光。没有算到的是，灵车一进故乡小镇的东街头，母亲完全置身在一公里长的街道上欢迎她归来的街邻门的鞭炮声中。尤其是到了老娘居住了一生的上街，居然有二十户人家摆起了“接路桌”——一张小桌上点着蜡烛、排着水果、点心、卤肉等祭奠品，桌前燃烧着“纸钱”——都要送给我的母亲“享用”。这一切并没有人组织，没有谁发动，完全是出于自愿的行为。在小镇的历史上，从外边亡故后归来享受了如此礼遇的，在我母亲的前边，只有我们本家的一位当了局长的叔叔。无庸讳言，那是背地精心组织了一下的。
　　母亲是一介贫民，是一个大字不识的老太婆，一点身价一点地位都没有。我也只是一名无权无钱的普通干部，街邻为什么要抬举我的母亲？为什么给了我这个作人子和作人父作人夫都不算很合格的那么大的脸面？我仔细回想，这一是缘于母亲人格的力量，二是缘于母亲与人为善的一生。比方说，她的炉子有火，可以自己先饿着，让偶然熄灭了炉子的邻居做饭吃；她的暖瓶里有一杯水，别人要找水喝，她绝不说没有，甚至马上生火再给你烧水；她的家具从梳子到水桶，每一样都是可以公用的……对了，故乡的人们那么隆重那么激情的欢迎我的老娘“回老家”，是对她的最后一次答谢。也是对一个人一生的最后的评判。
　　
　　63、母亲的肩背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春，全国“肃反运动掀起高潮。县西部一个有名小镇中心小学的教导主任被“肃”，由两名公安人员从课堂上黑板前给戴上手铐那时,我才一岁零两个月，自然不知道带走的教导主任就是我的父亲。
　　据母亲后来经常诉说，父亲走时，家中仅存父亲教书一个月的薪水—恰好吃完，父亲的判决书寄了回来。不识字的母亲请人念曰有期徒刑三十年！面对我母子如此重大的打击，我祖母和我大伯父却没有半点同情心，或者是给予关照生怕添人进口多了麻烦。说是“无庄不寄牛”，指我父亲已不存在这个家庭给我母亲指了两条路，一是将她作为活寡变卖；二是要她尽快另嫁他人。但有个原则；得把我留下，由母亲带着我的哑姐走人。
　　当年母亲还不满二十三岁。父亲拘走判刑，已是晴天霹雳；祖母与大伯父的行径更是朝母亲心的伤口上抹盐撒胡椒面，在多蹇的命运中雪上加霜。但母亲并没有屈服于祖母和大伯父的威逼，也没有听从街邻好心人的“你等到何年何月是个头、有个啥指望啥希望何不早嫁他人的”劝告，搂着我和哑姐说“这就是我的希望”，毅然决定自立门户，生死不要祖母大伯过问。
　　母亲的个头长得很高大，肩背很宽。从此，她的肩背担起了母子三人的生活重担，担起了她异常苦难艰辛的人生。为了养家糊口，置起了扁担箩筐，下乡收购黄豆，干起了打豆腐的营生。豆腐换钱作本钱，赚下的只是豆渣面子我母子赖以生存延续生命的主食。偏是哑姐吃不得那东西，不吃又不行，一吃肚子就疼，连饿带疼七岁上就丢了性命。
　　母亲又有了殇女之痛，肩背上的担子越挑越重，生活的苦难越沉。有一次挑起一百五十斤黄豆担子朝肩背上一拱，顿觉下身有异，但却如醉酒男人样，负担而归，却挣扎成子宫脱垂的毛病。从此再也不能挑担子了，连走路也不能利落一步。可我已到了上小学的年岭，母亲咬咬牙，还是领我去学校报了名。不能做豆腐卖了，唯一能贴补母子生计的是越卖越少、直至贱卖光的她的陪嫁柜屉。
　　天无绝人之路。小镇供销社开始号召街道居民加工棉线土布，母亲拣起了当姑娘时学会的技艺，理着土织机经线纬线的千头万绪，理不清生活中的一团乱麻。织土布是手脚心脑眼一样不能使闲的活儿。夏天，母亲宽厚的肩背上汗湿成一片；冬日抛梭兜风，母亲的双手被寒风一扫，开裂成长短交织的裂痕；一抛梭，细血珠直冒，火辣辣疼，可还得织下去。两天织得出一匹土布，可获得0.5元的工资呀。按当时的粮价，母子二人买粮吃饭基本有了保障。偏是我小时候吃豆渣面子也落下了胃疼的疾病，却无余钱吃药。只好硬挺着。幼小时，母亲拐磨不停的肩背是我入睡的温床；母亲不下织机的肩背，是我贴心止疼的病床。
　　谁也难以置信，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手无分文的母亲用她那抗得住磨难的肩弟安葬了兄长（我的大伯父）；代夫安葬了“高堂”（我的祖母）；用她那不计前嫌的肩背背起两个浮肿如佛的侄儿（我大伯父的两个儿子），给人把好话说尽，送进了孤儿院给吃给抚养。不料孤儿院没办三月就撤了。我的两位堂兄无亲可投，母亲并不推诿侄儿认为自己应该继续收养。粗茶淡饭，拆洗补浆都承担在自己身上。拿什么养活一子两侄呢？土布加工也停了，断了每日二、三角钱收入的希望。母亲说，她的肩未垮，背未驼，是可以找到活儿干的。老天不灭无路之人。便找到农村建筑队，揽粗活干揽重活干。用她那不屈不挠的肩背，背砖上墙，背瓦上房，背着泥沙，背着灰浆。
　　我的两位堂兄先长大成人，她为他们找到了并不算好的工作，只说是有了安身立命的地方。母亲觉得肩上的担子轻了许多，发誓要供我念完小学，上中学，再上大学。我小学毕业后，因“根不红苗不正”，从此—直就再也没有进过学堂门。那时，我已懂得为母亲分忧，马不停蹄地去学窑匠、木匠、砌匠。修公路修铁路需要民工，能上的我也上。不过，母亲的肩背劳作并没有停歇下来。到她终于为我积蓄了71元钱，为我张罗娶亲。看来，在她人生历程上完成了一桩大事。她那高兴劲儿，如树起了一个人生里程碑般那么荣耀那！么辉煌！
　　1979年秋，我的人生转入了春天。已值而立之年的我被县“特招”，偕妻携子进城，来到文化部门工作，走上了专业文艺创作道路。可母亲说我月工资太低，不足以养妻育子。她说她要帮助我，在家乡小镇上摆起了服装摊。进货提货，年过花甲的母亲仍然坚持长途乘车，跑襄樊，到武汉，肩背上驮着大包小包，上下汽车，挤钻火车，她的肩背上驮起的又是两个孙子的希望。“文革”结束时，我的父亲终于以安心改造和澄清了一些不实之词而减了刑期，阔别三十年回到了家。对于我和我的两个儿子，他是陌不相认。听到母亲介绍后，父亲才埋头母亲的肩背上，白发老翁却如妇人般抽泣得十分伤心。哽咽了良久，说出了发自肺腑的一番话：“没有你，我这一身生何有家可言？何有儿孙同在堂前？我这一把朽骨何以能回到故园？”
　　1979年冬月初二，父亲撒手人寰，完全彻底地撇下了母亲，到土里“享福”去了。母亲怕给儿孙拖累，坚持独居老家，自理暮年生活，肩背依旧不弯不“杭”，像是一方坚强的石碑，立着。由着世人、由着街邻嘴巴镂刻些什么，评说些什么……
　　64，老娘腹中水
　　我的老娘病情沉重时，虽然没有断饭食，却完全断了饮水。她老人家弥留之际，小便失禁，我不停地为她换尿布。在老娘撒手走了以后，我拾掇她的被褥，全都是湿漉漉的，临装棺入殓，给她最后一次换上的好几条裤子也湿了。亲戚朋友来看望，都奇怪我的老娘腹中哪里会有那么多的水？这个答案，只有我——她唯一的独根苗儿子知道，我老娘的一生，确实是满肚子苦水啊！
　　我母亲一岁时，她的母亲病死，两岁时父亲又遭意外亡故。她跟随着哥哥嫂子熬日子，好不容易长到16岁，早早嫁到了我们陈家，跟了我的爸爸。我的爸爸在弟兄中排行老幺，母亲嫁过来，既要孝敬公婆，还要敬奉两个哥哥和嫂子，家务活诸如砍柴做饭、织布纺线都指靠着她。
　　1949年竹山县解放，我的母亲随着全家人从房县深山回到了宝丰老家，也只过了几年舒心日子。在她23岁、我1岁多的时候，我父亲因为历史问题，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
　　这对年仅23岁的母亲来说，简直是五雷轰顶！她领着我和3岁的哑巴姐姐，吃完父亲在小学教书一个月的薪水——一斗三升苞谷以后，就开始一样样变卖她的嫁妆。除此项来路，没有任何人接济。在我成长的漫长岁月中，母亲把我当作她人生希望的灯塔，她为养活我去打豆腐卖，没日没夜地纺线织布，跟随农村建筑队，什么脏活重活她都干过。
　　1973年春，积攒一生才攒了171元钱的母亲，为我办了婚事——母亲长长松了一口气，后来又开始为两个孙子打算。
　　粉碎了“四人帮”，我的父亲也无罪释放。但此时的父亲已是老人。他回来的第三年，我被县里“特招”，携妻将子进了县城，走上了专业文艺创作道路。母亲说我的工资低，不足以养家糊口，压根就不提要我给她和父亲的生活费用，而是在家乡小镇摆起了服装摊，自食其力。年逾花甲的母亲，每次进货，要跑武汉，到襄樊，不知道身背沉重货包的母亲是怎样挤车，又比年轻人多出了几多气力，受了几多累？
　　1990年冬天，父亲一病不起，扔下母亲去了。可是，孤苦伶仃的母亲却不愿意进县城与我们在一起生活，她怕影响我们。
　　2003年冬天，母亲夜晚起床跌坏了腿，生活再也不能自理了，这才无可奈何地住进了我的家。可是我们忙着上班，忙着出去玩，很少陪母亲说话，一生在街道上高喉咙大嗓门说话惯了的母亲，一下子沉默寡言，精神支柱完全垮了，以至于紧接着全身瘫痪，再也没有站起来，最终睡进了棺材。
　　她一生的苦楚，没有向谁诉说，成了满腹的苦水，无处宣泄，直到停止了生命才无遮无拦地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