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连载】《东李西麻》第十一章 东李西麻再携手（上）

（一）复议征倭
　
万历二十五年（1597）二月初五日，明朝廷召集各官讨论朝鲜局势，复议征倭。
其时连年用兵，国计左支右绌。群臣讨论现要出兵，非四五万人不可；朝鲜王也请求先调南兵三四千，星火进驻要害以为声援。怎奈自封事一起，已将东征大军尽数撤回，即使最后一支驻防部队刘綎的川军也已于三前年回籍，而天津、登莱戍守的南兵也俱各议罢。平壤之役中最勇敢的南兵，以功赏不公，均心怀不满，归国后鼓噪于石门寨。总兵王保竟以激变予以诱杀，幸亏兵备使项德桢檄止，否则非被杀得一个不剩。因此人心愤惋，意欲再次召募时，应者寥寥。举朝上下，无计可施，归罪于石星，纷纷请求诛杀以彰国典。
然而面对日本强寇，朝中主战派还是占了上风。兵部等衙门议处朝鲜问题时上疏道：“今朝鲜已经残破，粮饷空虚，代守固难。而不援朝鲜，将为倭有。不惟前功尽隳，且虑不支，折而从之，又增一外敌也。”
这时又一位自日本回来的间谍为明朝决策提供了依据。
继许豫、张一学、张一治之后，史世用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十二月回到国内。
史世用原来在这年正月就已经驾漳州海澄县商人吴左沂鸟船先行，不意中途遇风舟覆。他和承差郑士元仅以身免，流落萨摩州数月。至八月二十九日，恰逢出使萨摩的琉球使者路过此地。二人蓬头跣足，身穿敝衣，十分狼狈，当下顺搭琉球船到琉球，再搭乘该国朝贡船回大陆。然而朝贡船又在近抵海岸时遭遇风暴，漂流到了福建泉州。途逢硫矿消溶，马匹倒毙。史世用命大，再一次死里逃生，于当年十二月复命。
但是，此时封事已决，朝廷不愿节外生枝。战守派许孚远、刘芳誉和福州知府何继高三人相继调离，继任福建巡抚的沈秱为封贡派，出使日本萨摩藩回来的巡海守备刘可贤则受到福建巡按御史周维翰的弹劾。继而兵都覆奏，诏今后沿海地方只宜修整防御，勿得擅遣侦探以生事端。因此，史世用回国后并未受重用。
史世用并不消沉，他将在日本所收集到的情报进行搜集汇总，编成《倭情备览》一书。该书收集了沈惟敬前后通丰臣秀吉之书，许仪后和在朝鲜被掳人廉士谨等通于边将书，以及晋州陷城时满城男女皆死而无一人屈伏之状，无不备载。书后还附录万历庚寅年（1590）黄允吉等出使日本时所携书币、礼单以及倭酋书契，十分详尽。
此书一经刊印，影响甚大，成为明朝了解日本事况的渠道之一。至此倭事复坏，史世用及其书便受到中、朝两国的重视。朝鲜王李昖在接见史世用并览其书后，曾赞道：“此人十分奇伟，其文亦奇。先见若鬼神，容貌又卓荦，真是天下奇士呵。”
其时倭兵分诸路进入朝鲜，如东莱、机张、西生浦、豆毛浦、安骨、竹岛、梁山、蔚山、加德皆为占据，而熊川、金海、昌原、咸安、晋州、固城、泗川、昆阳等地皆为横行蹂躏，朝鲜军吏一步不敢进前。只是朝鲜经战乱荒废无粮，倭兵粮饷不敷，海运不利，以此未敢深入罢了。
到了三月初，行长、清正兵粮战器船方到。原来日本国小，钱赋不多，秀吉一时调众将渡海，只得将各岛居民加以水火重刑，征输仅足两月。行长见粮运不继，与竹岛倭将商议，必须待七八月谷熟方利冲犯，便以此言通报秀吉。明朝、朝鲜得以在有时间内做好应战的准备。
因此，长达七年的朝鲜战争，日本拖不起，失败只是早晚的事而已。一些日本鹰派学者，著史书大肆夸耀倭军精神及战功。如果让他们亲身体验一下，恐怕屁滚尿流几不自堪了。
而此后日本陷入战争的旋涡中，想要脱身已是不可能了。小西行长、岛津义弘也多次尝试与明议和，但彼此疑惑，遂终不成。
而明朝此时了解日本之状后，士气更加十足。
朝臣们先图守策。以天津系畿辅门庭，登莱为中原襟带，建言欲于两处各设巡抚。先前总督孙鑛议设水兵游击驻旅顺口，以护卫天津；又设浙兵游击统三千人驻鸭绿江；西设海防道一员驻辽阳城，专管宽奠至金州一带防倭军务。郎中张汝蕴又建议在旅顺至天津间的大沽、起口以兵分守，侦卒远探，一有警即调各镇兵并力协守。
大学士张位疏陈“代守”之法道：
“欲为自固之谋，先择要害适中处所以立根基，使进可以战，退可以守，始为万全之计。莫若于开城、平壤二处开府立镇，西接鸭绿、旅顺，东援王京、鸟岭。势便则遣轻兵以趋利，不便则虎踞此处以压其邪心。练兵屯田，用汉法以教朝鲜之人；通商惠工，开利源以佐军兴之费；选贤用能，立长帅以分署朝鲜八道之士。开平既定，次第取庆尚、忠清、黄海等处，日逼月削，倭可立尽。既定此策，即当通登莱入辽之海路，从此转饷以资军，使往来之人不疲于陆。且令二镇连络可以相援，又可以通朝鲜之黄威岛，陟釜山而窥对马。”
当明朝以此征询朝鲜意见，谁知朝鲜君臣生恐中国吞并，上疏婉拒道：
小邦形势，全、庆二道为重。庆尚，门户；全罗，府藏也。无庆尚则无全罗，无全罗则虽有他道，终无所资以为根本。斯乃倭所必争，我所必守。倭若据全罗，则远之西海一带，近之珍岛、济州，皆为窟穴，纵横无所不通，便风一、二日抵鸭绿，即开城、平壤不足为固。往在壬辰，倭陆抵平壤，又从水犯全罗，绕出西海，幸舟师扼于闲山岛。今倭据庆尚左右道，而釜山、西生浦为其巢穴，对马、釜山间海洋数百里，为其粮道，得于庆尚要害设险屯积兵饷，时以轻兵相机攻剿，从陆地以蹙其势，而又以利舰锐卒出没海上，邀截其后。庶几有济。若屯田，则地土峣崅，终不如南方矣。
万历帝要兵部定议。兵部回奏：“屯田两处，计甚不便。”事遂中止。明朝不得不决定大发兵员粮饷，务期将倭军驱出朝鲜。
　
（二）麻贵出征，明军二次援朝
　
二月十一日，明朝再次集议抗倭援朝事宜，最终统一意见。决定调宣府、大同和蓟州、辽东军队七千人，募浙兵三千七百人，并诏令朝鲜设立海防司道官。
二月十五日，朝廷任命我为备倭总兵官后军都督府都督同知，不久加提督衔，统率南北水陆官兵，成为中国历史上继李如松之后第二个被封为提督的武将。
我自平哱拜叛乱后升任总兵官镇守延绥多年，以病归，至此复出，和壬辰战争中的抗倭名将吴惟忠、杨元各自先率所部出兵朝鲜，扼险赴救。
三月十五日，因武英殿大学士吏部尚书张位力荐，以夺情起用升山东布政司右参政杨镐为右佥都御史，开府天津，申警备。主事杨汝南、丁应泰赞画军前。
杨镐，字京甫，号风筠，河南归德府商丘县人。万历八年（1580）进士。有些侠气，遇事敢为。曾任山东参议，随辽东总兵董一元雪夜度墨山，袭鞑靼炒花部军帐，全胜而归。后累擢至参政。前不久又同副将李如梅出塞袭虏，可惜不利而返，遭到朝廷切责。适逢倭事复坏，朝中无人堪任，经大学士张位力荐，万历帝特免其罪，擢右佥都御史经略朝鲜军务。杨镐新遭父丧，张位又代请夺情视事，万历帝尽皆依从。命其进驻平壤，统辖明军，并就设朝鲜经略一事谕朝鲜王道：“设官经理朝鲜，原为保全属国，目前战守进止，此为长策。待彼力能自主，官兵当即撤还。天朝不利一民一土。”
不久，朝廷又以兵部左侍郎邢玠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督蓟辽、保定等处军务兼理粮饷经略御倭，陆续调陆军七万、水军两万四千入朝作战。
邢玠，字式如，号昆田，山东青州府益都县人。隆庆五年（1571）进士，初授密云县令，擢御史，巡按陕西，累官至兵部侍郎、尚书。他性格宽和持重，有识略，事必深思熟虑，以图万全，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儒帅。
五月九日晚，我率先统领本部军马抵达辽阳。五月十八日起，诸军望鸭绿江东发，陆续过江。
提督所属将官为：副总兵吴惟忠、杨元、李芳春、解生、佟养正、李宁（保定），参将卢继忠、杨登山、李宁（大同）、陈愚闻，游击牛伯英、陈愚衷、颇贵、柴登科、茅国器、李化龙、杨万金、摆赛、卢得功、陈寅、涂宽、安本立、季金，千总叶邦荣、叶朝桂以及真定营坐营官薛虎臣，共二十六员将领，连同督标中军张维城、旗鼓庞渤等，分批渡江。
诸高级将领吴惟忠、杨元、李芳春、佟养正、李宁等，对朝鲜人来说已经是老面孔了。李宁及祖承训、李逢阳等则是李家将。
勇将牛伯英，号少川，保安卫人，勇冠三军，统领马兵六百先期进入朝鲜。
解生、杨登山、摆赛、颇贵，分别来自宣府、大同，均为回族将领，以骁勇善战闻名，时号“四将”。解生临阵必先登，虽为鞑将，钤束甚严，性又恭谨；杨登山勇敢善战，也曾先登；摆赛在西北鞑将之中最为勇健；颇贵勇力绝伦。
陈寅、茅国器为浙兵将领。陈寅为温州平阳金乡卫人，膂力过人，能倒拽奔马；茅国器则是山阴人，武科进士。两人均任游击将军，各领步兵三四千。
游击季金，字长庚，号龙冈，浙江台州松门卫人。领舟师三千二百，直接由海路往古今岛，是本次战争的第一批水军。
提督标下宣府、大同兵一千，千总麻来、麻云，是跟随我征战多年的好儿郎。
总督邢玠标下将官：中军副总兵高策、戴延春，旗鼔官蒋弘济、张九经，副总兵祖承训，参将杨廉，游击董用威、叶思忠、乔一麟，指挥宗应魁、张隆、蔡仲宇，千总斯天爵、王成、李辅国以及大同委官王宗义，共领马步兵近二万人，皆随总督听用官庞浡及李大谏、张彦池出来。
经理杨镐标下将官：中军副总兵彭友德，旗鼓官守备李开先，指挥黄应旸，指挥佥事李逢阳、刘武伸，千总李胜、李益乔以及宽典中军章焕然，共领马步兵三千七百余人。
又以山东按察使萧应宫监军，户部山东清吏司郞中董汉儒督饷，河南布政司右参议张登云、兵部职方司员外郞杨位赞画军务。
总之本次出征，阵容不亚于壬辰战争中的宋应昌、李如松大军。
　
（三）南下布兵
　
朝鲜君臣闻听率兵援朝的提督是我，颇有些失望，纷纷议论道：“麻贵也是北将，岂知御倭？”又有人认为我“沉鸷则有之，尝倭则未也。”大家一开始是对我抱着怀疑态度的。
我也颇知这一点，刚到朝鲜时，曾对朝鲜王坦白道：“御虏备知其情形，可以料得，而倭子则不曾知。”
我曾将御虏与御倭进行了比较，认为在国内有城有兵有粮，贼寡则出战，贼众则入守，因此战必克，守必固；而朝鲜缺兵少粮，虽有智者不能善其策。因此，困难远甚于御虏。但这些困难并不能阻止我抗倭的决心。
可以说，我是抱着万丈的豪情前来朝鲜的。
这时邢玠也已赶到辽东，闻小西行长建楼，加藤清正布种，颇有持久之计，于是疏请募兵川、浙，并调蓟辽、宣大、山陕兵，决意予以严厉一击。因朝鲜唯独闲山水兵一枝战斗力稍强，又请增调福建、吴淞水兵赴援。朝议仍调刘綎，也充御倭总兵官，提督川、汉兵六千七百继赴朝鲜，与我各自建牙。
我所统率先期赴朝的军马仅一万七千人，见敌势甚大。一面以兵力不足，请速济师。一面主张先发制人，差人快驰密报军门：“待宣、大兵到，乘倭军未备，先取釜山。釜山取则行长可擒，清正必走。此为出奇制胜之策，大事须臾可定。”
然而邢玠较为持重，答复道：“兵先定谋而后战。今计划未定，彼中势无可乘。而遽行险，是自取败。一败则倭奴乘胜长驱，我军气难再振了。吾意先遣杨元、吴惟忠领兵二枝南至王京，两将分屯于全罗之南原，庆尚之大丘、庆州，而将军且在王京居中调度。但杨元昨报南原城郭圮坏，营房俱无，钱粮无半月之积；庆尚一道，又半为贼有。吴惟忠孤军也难入庆州，故今且使杨元催运粮饷，协同朝鲜修理城垣，以为捍蔽。吴惟忠姑令往忠州，扼贼后门。待七月各兵俱齐，又作区处。”
我于是分布诸将：以吴惟忠率南兵四千屯南原，兼理筹饷；陈愚率延绥骑兵二千衷屯全州，杨元率辽东骑兵三千扼忠州，与南原军互相呼应；茅国器率浙兵三千屯星州，控制岛岭、秋风岭；我则率本部兵马驻王京居中调度。待总督邢玠率领的四万大军一到，我军即由南原、忠州两路进发，直捣釜山镇。
诸将领命，于六月分别率部南下，各趋信地，蓄粮治兵，以成掎角之势。
我又移咨朝鲜王，要他督率朝鲜诸臣练兵，固守地方，把截险要。朝鲜王于是派庆尚左兵使成允门、防御使权应铢等驻庆州，以防鸟岭之路；右兵使金应瑞等驻宜宁，以防釜山倭兵；统制使李舜臣、元均等以舟师专备竹岛、加德倭兵。各务勉励，以候明朝大军。
而倭军自这年二月至五月，在釜山沿海所从事的积储粮秣、构筑工事等准备工作渐次告成。六月初，调信回国见秀吉。秀吉道：“朝鲜不听我言，以全罗、忠清二道尚完之故。你等于八月初一日直入全罗地方，割禾为粮，攻各处山城，仍进攻济州。如是势难，则远兵庆尚，自固城起至西生止八处，连营住兵或十余日程，或五六日程，不时出入侵掠。有山城去处，尽力围打，虽被死伤，必攻破而后已。你等戮力为之。如不从我言，当尽杀你等妻子。”调信答道：“即月天兵大至，已到全罗，势难进攻。”秀吉发怒道：“癸巳年间，天朝大兵虽在近地，尚能攻陷晋州。天兵虽大至，不须畏避。”
调信只得仍回朝鲜传达秀吉旨意。于是倭军数千艘兵船先后渡海，分泊釜山、加德、安骨等窟，放丸如雨。不久，复往来竹岛，渐逼梁山、熊川。小早川秀秋留镇釜山，以总节制，分遣诸将，水陆并进。命加藤清正由清海昌原向晋州，小西行长由巨济南海向求礼，皆会南原、全州。蜂须贺家政等领水军向西海。其余诸将分布诸郡及沿海镇浦，以为后屯。
朝鲜自遭壬辰倭乱，惟全罗道因偏僻且有水兵相佑，独称完好，并不断供应朝鲜和战所需。秀吉意识到这一点，决定先破全罗，断其粮赋供应，兼取己用。邢玠早已料到了这一点，责成我尽速设法保全王京及巩固全罗道。
时已入夏，自七月初大雨四五日不止，尽夜如注。平地皆为大水，三江大河一望滔天。宣府大同所调人马俱于七月半后方得抵达平壤。我于七月初二日率军渡临津江驰至碧蹄，沿途整理续到之兵，查勘城郭山川之险。诸军冒雨前行，甚是艰楚，但无一退缩。
我分析形势，召集诸将定计道：“王京离釜山一千四百里，而南原、忠州并相距数百里，势难趋捣。且行长营釜山，清正营西生浦。如破釜山，陆路必由梁山。梁山西北有高山峻岭，仅容只马，路甚险绝；南有三浪大江，直通金海、竹岛，二处皆咽喉地，倭军俱有劲兵一枝把截，须防其伏兵。水路必由巨济、加德、安骨三处，亦咽喉之地。加德、安骨已有倭船鳞次设屯，闻巨济尚无屯兵，此应先据。但我兵一过梁山、三浪江，倭水陆各一枝，在梁山东西扼险，我后无应援，重兵恐不能出。倭军再益以机张等处兵自东而来，则益不可当了。
“如不攻釜山，而攻清正营，则陆路自西而东，当由东莱、机张；自北而南，由庆州、蔚山。然此路东南大海，西北山岭，又多稻田，止可用步兵。水路必自西而东，由长鬐、甘浦、开云。而长鬐水兵船只四只，极为单弱，非添兵未可轻进。又言倭军所依者水，而水战却不利。必用正兵，须东西各水兵一枝，只作奇兵，牵其回顾。而陆兵方可出冲突。仍以南原一军捍全罗，大丘一军扼庆尚；又以一军屯全、庆间如宜宁、晋州等地，为其中坚；然后分向釜山、机张。两陆路、水兵东西四面齐发，此为正着。只是兵粮不齐，似难轻动。”诸将赞成，于是疏闻朝廷。
万历帝谕令我与经理杨镐相议图剿。这时杨镐已率诸军次第渡鸭绿江，驻于平壤，而我刚刚抵达汉城。然而此时倭军已夺梁山、三浪，进入庆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