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连载】《东李西麻》第十章 平秀吉二次兴兵（下）

（四）平秀吉二次兴兵
　
平秀吉恼怒地发现：人家只不过将你当成一个蛮荒归化的普通属藩而已，根本不拿你当回事。什么封贡呀和亲呀盟誓呀等等，统是屁话。更可恨的是，小朝鲜竟也仗势欺人！这令一向自负的他感到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威权受到挑战。
自和谈破裂后，他满望明、朝能有所表示，比如送一个朝鲜王子作为人质，或者允许通贡等，好让他借梯下台，多少给自己所发动的战争有个交代。但几个月过去了，海的彼岸是半点动静也没有。
行长畏罪避回釜山浦去了，好战的清正每日在旁煽风点火。于是秀吉决意再次出兵朝鲜，严惩可恶的朝鲜人，顺便给高高在上的大明王朝一点儿颜色瞧瞧。
庆长二年（1597，明万历二十五年）正月，秀吉以内侄小早川秀秋为元帅，宇喜多秀家、毛利秀元为副，黑田孝高为参谋。命行长立功自效，与清正同为先锋，其余诸将皆如前次所遣，集大兵再次出动。他本人居于伏见城，遥授方略；置吏于浪古耶，以司诸道粮运。
倭军这次来势汹汹，准备更加充分。共动员八队十二万一千一百人，加上釜山等地的守备部队共十四万一千四百九十人，号称百万。主要将领有：
小西行长率宗义智、松浦镇信、大村纯忠、后藤信康为第一队；
加藤清正率锅岛直茂、相良赖房为第二队；
黑田长政为第三队；
加藤光泰率岛津义弘、毛利秀元、高桥惟种、秋月种长、伊藤祐兵、岛津丰久为第四队；
福岛正则率户田胜成、蜂须贺家政、长宗我部盛亲、生驹亲正为第五队；
小早川秀秋率毛利秀赖、立花宗茂、高桥绍景、吉弘统兴为第六队；
毛利辉元率吉川广家为第七队；
宇喜多秀家率增田长盛、石田三成、加藤嘉明、大谷吉继为第八队。
正月十四日，先锋加藤清正统领部将丰茂守等乘骑船(装载骑兵之船)二百余艘先驱渡海到朝鲜，入竹岛旧垒，与原留屯倭众合势，一路收降机张良山、西生浦，声称王子来谢方肯罢兵。随后攻克梁山，将朝鲜政府委任的太守驱赶出城。清正对自己的战功十分满意，夸口道：“我今一出，朝鲜举竿可定。”
这次侵朝倭人也吸取了上次因虐待朝鲜人民致使本国军队无人赡养的教训，他们一反旧态，开始以“仁义之师”的面目出现。朝鲜人民闻听倭军杀到，纷纷背井离乡，四散奔逃。但清正却吩咐倭兵将他们追回来，令其安居。
二十二日，倭将丰茂守等率兵船六十余直入西生浦，周览下营形势。仍示牌文一纸道：“日本国加藤主计头清正受太閤殿下之命，令再航海至下载此道，便遣使者于朝鲜京城。回报之间，庆尚左道之民更勿疑此书，莫恐怖而退散。兹先遣我臣金大夫以令告报也。庆长二年正月日，加藤清正书牌。”
就在清正登陆不久，行长等也率兵船源源不断地自釜山外洋进入豆毛等浦。于岸上树四色旗，高叫：“朝鲜人民勿怀疑讶，还来安插啊。”自此倭兵渡络绎海不绝，各营粮饷陆续搬运。
二月初一日，行长将釜山原住棚房采木修筑，作为帅府，内建最高楼，外掘三层壕，周围以木栅，为久据之计。
到了二月十六日，清正率倭军前锋已深入晋州，丰茂守等统领的五百六十余艘战船则络绎活跃于海上。
二月二十二日，丰臣秀吉发布进攻命令。命各队倭军占领全罗、忠清二道，沿海筑城，巩固阵地，伺机击破明、朝联军，北上攻夺先前所据的朝鲜旧地。是为万历第二次朝鲜战争，朝鲜史称“丁酉再乱”（日本史称“庆长之役”）。
　
（五）朝鲜再度告急
　
倭军陆续入犯，朝鲜举国上下惊惶失措。
朝鲜人民起初以为明使封倭，和平有望，原先逃亡山谷者渐渐重返家园。现闻倭兵复至，尽都荷担而待，随时准备逃难，明朝驻军根本无法禁止。
朝鲜王李昖一面遣使向明朝告急，一面召集大臣商讨撤退事宜，并先将宫眷迁往王京西北的海州。在这样的情况下，宰执大臣也各为全身远祸之计。柳成龙托言搜山城粮草，束装奔尚州，权栗等各避极东地境，皆不战而逃。军民各将家口奔徙远境，而将打败来犯倭军的唯一希望寄托在明援军身上。
清正据西生浦，声称必须遣王子来谢，方才愿意解兵，并指名要朝鲜僧人松正来见。为了体探虚实，李昖派松云入西生浦见清正。
松云俗姓任，庆尚道密阳人。自幼父母双亡，十三岁即投黄岳山直指寺出家为僧，名惟政，字离幻，号松云，又号四溟。壬辰倭乱时，率僧兵起于金刚山，此后多次奉命出使倭营与清正谈判。清正这次要他前来，无非想借恐吓逼朝鲜就范。
因此，松云一到，他即命倭众四面围绕，剑戟森列。松云毫无惧色，从容对答。
清正书问道：“六年前沈游击、小西飞以渡海归服为诱饵，哄骗我们退兵。现在国王不能渡海则已，王子兄弟内中一人也不曾渡海致谢。这不是忘恩负义吗？还是朝鲜国王之伪诈？大明使之如此还是行长、沈游击私下所为？太閤想了解这一点。”
松云答道：“朝鲜与日本交邻，讲信修睦二百年。于兹一夕，日本动无名之兵，践踏我山河，整杀我人民，丘墟我宗社，又擒我王子。于臣于子之情，岂不欲安宗社而还王子；于圣明之志，岂无为将军致谢之私念呢？然而当此时，天朝将官遍满朝野，何曾有暇忘耻而致谢？况岂有以王子去就、君臣渡海之理呢？”
清正看罢，又书问道：“朝鲜与日本交邻二百余年云，而日本则不知，肯定是和对马岛相通信吧？若与日本相通，那么日本为何丝毫不知呢？”
松云答道：“以前于庚寅年时，我国使臣黄允吉、金诚一等往日本通信，见关白受书而来，这也是对马之所为吗？我知道是关白所为。怎么将军自己不察，反而怪罪别人错误呢？”
清正又问道：“若与日本交邻通信，则五年前将伐大明之时，以朝鲜为先驱，而也只是想借路而已，然而贵国不从而发生战争，这难道也算是交邻通好吗？”
松云答道：“我国家礼义之邦，自有君臣父子。而后为属大明之国，君臣义定，诚心事大，虽天地覆坠而不可改变。怎么可能与日本同伐大明，作此大逆无道之事呢？这是臣叛君，子叛父。天地之间，宁有此理吗？”
次日，清正与松云继续会谈。清正对朝鲜的不屈服渐感不耐烦，但松云不为所动。清正便露出一副强盗面孔问道：“贵国有宝吗？”松云答道：“有的。”清正道：“何物？”松云道：“以你头颅为宝。”清正大笑而罢。
松云回来后，力陈倭贼欲犯天朝，所言极悖。李昖遂遣刑曹判书郑期远向明朝具奏倭情，痛哭请再发援军。明廷这才开始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始商议出兵之策。
这时的明朝，与前几年相比，也略有势衰了。
首先是哱拜之变、壬辰倭乱以及北虏寇边，分别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国力。哱拜之变虽已镇压，但也使明朝付出惨重的代价。更主要的是北方鞑靼诸部开始频繁寇边，俺答封贡以来的长期和平局面已被打破。而壬辰倭乱虽然明军将他们打到釜山一角，自身也是元气大伤。其次是国内农民起义、少数民族反抗以及市民反税监的暴动频繁发生，牵扯了明政府一定的精力。
再次是明朝内部也党争，加速了大明王朝走向衰退。
正如朝鲜一样，储君之争，成了党争的导火线，而其罪魁祸首则是万历帝自身。自张居正逝世之后，朝廷中缺乏一位威权领袖，开始逐渐四分五裂起来。万历帝也日渐荒嬉怠政，而他企图废长立爱的“国本之争”，更是激化了党争。
和朝鲜宣祖一样，万历帝皇后无嗣，其两位妃子王恭妃和郑贵妃分别为他诞下皇长子朱常洛和皇三子朱常洵。因郑贵妃貌美妖冶，深得宠爱，有当国母的野心，遂因此展开储位之争。外廷大多数有正义感的朝臣支持皇长子朱常洛，另外一些拍马溜须之陡则或明或暗支持郑贵妃。万历帝意在皇三子朱常洵，但开不了口，只好将立储之事一拖再拖。朝臣们则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纷纷上疏请早立皇储。万历帝恼羞成怒，将那些敢抗言上疏的朝臣纷纷贬斥治罪。
这期间有一个叫顾宪成的吏部文选司郎中，先因“国本”与当局意见相左，复又在廷推阁臣中不符圣意，被革职返乡。他便在故乡南直隶无锡集同道讲学，讥议朝政，与朝中同志遥相呼应，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后来发展为赫赫有名的东林党。
万历帝呢，已经有好几年不上朝理事了，长期燕居深宫饮酒作乐使他多少失去了进取心。因此他支持石星封倭，以求得暂时的和平。但深居内宫的他决没想到丰臣秀吉所欲并不仅仅在于封王，从而也没有料到朝鲜会发生第二次战争。
当边臣急报时，举朝纷纷归罪石星，石星转而诘责沈惟敬。沈惟敬犹自睁着眼睛说瞎话，辩解道：“倭兵此来，不过责朝鲜礼节。今专听天朝处分，非有他也。”石星遂依旧漫不经心，对一切听之任之。
正月二十五日，朝鲜再次遣使向明朝求援，群臣议论纷纷。石星这下再也坐不住了，他自请削去宫保职衔，前往朝鲜谕令两国就盟罢兵。但万历帝不许。
他早在三年前的射所之议后就曾说过：“卿受朕委托，但军国重务，既实见得是一一主张，朕自当虚心听从。事成，功有所归。不成，责亦难诿。”现在该兑现了。
倭兵再度席卷朝鲜时，朝鲜政府仍旧无粮。朝鲜尤其南部大片国土田亩抛荒，渺无人烟，宛如赤地千里。请援之际，朝鲜王诉苦道：“自被凶祸，军兵死亡，财粟弹竭，稍完州县，亦困于调运，一样残破，所垦荒田十分之一，秋青草可以随处刈取，庶足支用。而至于粮食，则上年税粮，才有七万石零，而内供经费，外应调度，所余能复几何？今年秋税虽计亩收取，丰凶不可预知，所收视上年多少如何，此则可及明年需用，而无及于今年。”户部无奈，只得令“运金、复、海、盖等五仓米十万石于平壤；辽阳、汤站等五仓米六万石于义州。”兵部则议定再添辽东马兵共三万三千之数，选委参游等官统领训练，为救援朝鲜之用。
这次战争也像上次一样，让万历皇帝既出兵又出粮。大明王朝就像一头在使劲地拖着一辆破车的老牛，忙碌中不得不顾念着要驱赶走身边正在威胁着小牛犊的蚊蝇。
其实，明、日双方前线将士都不愿打战，小西行长和沈惟敬不过是从中撮合罢了。只是他们方法用不对头，他们没有把双方意图如实汇报，而是一心求和，竭力欺瞒。在发现事将不济后，不思积极补救，反而继续行骗，怀着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打算。如果他们成功，也许将成历史上最大骗局了。然而，在僧人承兑的作用下，最终还是失败了。
而丰臣秀吉过于高估自己，加上行长、沈惟敬诸人所发出错误的信息，使他误以为明朝态度软弱。本来自倭军首次侵朝受挫后，既知明军厉害，己方胜算不多，不一定就敢倾全国之力再次与战，现在是被二人欺蒙以致骑虎难下了。另外，朝鲜王及其使臣也在处理外交事务中也失之于偏执机械。当然，其根本的原因在于“家天下”人治制度的缺陷，最高领导者本人的性格弱点以及三方政府缺乏灵活机动的外交艺术。
　
（六）谎言被戳穿
　
丰臣秀吉到底是什么态度？明朝自频接边臣急报后，廷议遣使于朝鲜，取“表文”进验。
沈惟敬自知此事迟早露馅，便找了个滞留朝鲜以“督促日本退兵”的借口，让杨方亨先回。石星则给予大力配合，并为日本未遣谢恩使辩解道：“不必来谢，以滋骚扰。”
万历二十五年（1597）二月，杨方亨带着购自日本集市的所谓丰臣秀吉“贡品”厚载而归。群臣见之无不嘲笑道：“猩猩毯、天鹅绒出自南番，皆人贩卖与日本者，何云方物？”惟独石星深信不疑，并以部分“贡品”珍珠鹅绒赂送东厂官校，以塞住这些耳目的嘴巴。
受沈惟敬影响、感染了欺瞒立功病的杨方亨，既想保有封贡大功，又怕事情败露后吃罪不起。为此他手里还牢牢攥着石星前后致沈惟敬的手书，内有石交代沈“如事办妥，荐为督抚”等语，以便万一事或不济时将一切过错推在石星和老沈身上。
当他呈上伪造的丰臣秀吉“谢恩表”一道及沈惟敬自行采购的“日本贡品”时，战战兢兢的心几乎快从胸腔内跳出来。幸好，万历帝并未在意。
杨方亨心头一块石头落了地，他开始煞有介事地报称去年九月初二日于大阪城受封，即以初四日回和泉川。丰臣秀吉对天朝册封感激涕零，并无异议。至于日本责望朝鲜一节，日本方面也表示听凭天朝处分，决不违背天朝的约束云云。
然而明政府在验证丰臣秀吉的“谢表”时，却发现案验潦草，前折用丰臣图书，不奉正朔，无人臣礼，更不像是丰臣秀吉“求降”的口吻。
这时朝鲜的告急文书再次送到北京，万历帝这才发觉自己受了骗。
经过严厉追问，杨方亨只得吐露真情。他将所有过错推到沈惟敬身上，并交出石星前后致沈惟敬手书，大指他意欲苟且完成封事。
此时沈惟敬亡命去了，哪里还有辨白的机会？而石星强力自辩，也以杨方亨密揭进呈。情急之下，只得靠告发他人以求脱身：“总督孙鑛与倭将清正私通，遗之四彩币，令入犯破坏封局。”
于是中朝科臣蔡思穆、郑汝璧、张文华、吴文梓、吕鸣珂、周孔教、姚文蔚、张辅之、杨应文等先后上本。言封典之当罢，本兵之误国，总督之依违，请皆削职回籍，更议出援。
万历帝大怒，下杨邦亨于狱，勘问如律。刑部尚书萧大亨会同九卿科道等官复议道：
该臣等公同参看得东倭议封之始末，举朝虑其不可成。独力担当者，石星一人耳。原其心，正欲偃兵省饷，保护属国。虽非有他，但轻听细人之言，几误军国大计。即本官自言，封事不终，副托罔效屡乞罢免。可谓自知极审，合令回籍。以俟东事定日，另议处分。
至于孙鑛，身任疆埸之事，侦探倭情顺逆，的量使臣进退，亦自职掌。遽称赍奉勅文勤谕册使，无非播威灵重王命。谓之交通，谓之哄诱，藉以清正之再来，诿过于鑛.岂戋戋四币，便能罢已封之成事哉？臣等反复参商，万万可保必无者。杨邦亨幺么武弁，反复小人。依违于渡海之时，罪固难逭；讦奏于还朝之日，情又可恶。且今倭奴寇在门庭，有燃眉剥肤之势。孙鑛职在阃外，正救焚拯溺之时。一切防御事，肯责令悉心筹划，不得杜门逊避，致失事机。
万历帝览罢，传旨道：“这看问事情，尔等既说石星心欲息兵省饷，但轻听误国，情有可原，姑且革了职，还候旨定夺。又说清正再来，非因孙鑛所致。今逊避恐失事机也，着革了职回籍听勘。其蓟辽总督员缺，如便会推久历边疆熟兵事的数员来看。杨邦亨反复小人，本当重究。姑念其远使之劳，着革职了永不叙用。”
于是，九卿会议东阙下，推以前兵部尚书田乐为兵部尚书。其时田乐致仕在乡，远道未便赶及，便以刑部尚书萧大亨暂署兵部事；又推兵部左侍郎邢玠代孙鑛为钦差总督蓟辽保定等处军务经略御倭兼理粮饷，进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原兵部尚书石星、蓟辽总督孙鑛两人均免职，并命追捕沈惟敬。
沈惟敬闻知明朝廷将追捕他，立刻率营兵三百亡命天涯，准备投奔老搭裆小西行长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