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3）

　　41、成全石聪
　　石聪兄大我两三岁，与共和国同年龄的人，县南部深山古镇人氏，原在古镇供销社工作。他，在搞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十分热爱文化艺术活动，热爱到凡是文化人进山他都要奉为座上宾；连县剧团到古镇演出，一去几十人，他都要在家设接风宴席和送行宴席。老兄尤其热爱业余文艺创作，除了正常的上下班和一日三餐，主要精力都是放在文艺创作上。深山里的地方风物，人文掌故，民间传说，俚言趣事，在他的笔下如堵河水般涌流，如山泉般喷射——只不过，写的热情高，质量总归一般化。但是他的精神可嘉，不仅自己写，而且影响和带动了古镇周围十里八乡初、高中毕业回乡的青年都热爱业余文艺创作，以至以古镇为中心，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就形成了全县第一个业余创作群。
　　如此这般，自然与我们县文化局文艺创作组的专业文艺创作人员关系甚好，感情甚笃。关系好到——凡是创作组交代的事情，无论公与私，需要在古镇办理的，就像圣旨一样立即就能够落实到位。
　　至于他和我，则因为是同姓，八百年前是本家，就直接以兄弟相称了，所以我叫他石聪兄。石聪兄的感情投入，主要是在我们创作组。随着感情的加深，和大路货作品的不断在我们主办的小刊物上发表，他的名气在全县文化系统、全县业余作者之间同时得到上升。“人民代表”、“政协委员”的光环都套到了他的脖子上。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过得都很滋润。
　　最不理想的是，全国第一轮改革承包以后，谁都可以自己摆摊位、设摊点做生意了，把供销社的“胡子”给割了：供销社物资保障供给一统天下的好景不再，供销社尴尬局面几乎成了全国性的“共萧瑟”。很能干的石聪兄的承包任务完成不了，那工资也只是拿回的从前工资的零头。于是，石聪兄就要及时“跳槽”——他认为自己对文化部门的感情投入最大，“起跳”所指向就是文化部门，就是就近的古镇文化站；而且，那重任就直接点名交给了无有任何行政职权的我。并且提着百十个鸡蛋和木耳、黄花、香菌各一斤（那时总价值不足20元钱），领着嘴巴乖巧的幺女儿进城上我的门来，指点着女儿把我叫“大伯”——我比老兄岁数小，按照民间规矩他女儿只可以把我叫“大叔”或者是爹爹的，完全不可以叫大伯。
　　我心里并不糊涂，这是来催办他调动工作事宜的。我也似乎明白了他对文化系统的人那么好——老兄有战略眼光啊，提前在文化系统打下了良好的人缘基础。
　　大伯不是便宜叫的，鸡蛋木耳也不是便宜吃的，我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努力，经过一老一少两任局长的磨合，说白了就是凭我那一点文学上的小名气的资本——死乞硬缠，终于在县城发地震的那一年，才好不容易把石聪兄交代的任务完成，把他的工作关系调进了文化局：而他的工作很理想的就近安身在古镇文化站。
　　老兄来到文化站，全家人都搬进了文化站。自己的原房产，用来出租赚钱（很会算账不是）。说来他老兄还算是务文行，隔三岔五开展了一些群众文化活动（当地党委政府在节日时的指令），收藏了一些文物（装点自己的门庭），重在摄影活动——一年三百六十天都身挎照相机照相——替群众服务（自己收钱没有谁管），顺便继续收集民间故事，整理成册，还很走运的把古镇弄成了“全国民间（故事）艺术之乡”。
　　于是，老兄的功劳在文化站之间相比就是大大的了。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老兄的眼光高瞻远瞩。出深山旅游和堵河漂流的走势看好，就到处游说，上到市里，中到县里，下到镇里的领导同志面前鼓吹，还真把深山漂流煽动成功了（其实是地方党委的英明决策）。于是，老兄要趁势出版他的民间故事集子，并且联系到了县城一家新开张的宾馆出资赞助印刷。
　　死不该那个宾馆老板居然知道我是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受过民间故事收集整理方面的正规培训，把石聪兄送他过目的民间故事稿件，一沓子给我抱来，说是请我审阅后，他才敢放心赞助出版。并讲定给我一千元审阅费。于是，石聪兄与我痛彻心扉的人生故事便产生了——
　　收到石聪兄稿件的时候，正是炎热的夏天，我也正在患眼疾，俩眼红桃子一般，恼火的是还要淌眼泪水，看稿件就很伤神，很吃力。因为是老兄的稿件，又有人出资赞助，很为老兄高兴，就全神贯注地看，每一篇都仔细的读——老毛病依然存在：叙事方式和故事结构都是小说化，语言则是半拉子文言加现代书面语言。有的情节完全是穿凿附会和人为杜撰——这就严重不符合整理民间故事的要求和规范。因为是老兄的稿件，我就很认真交替用红笔、黑笔纠正错别字，每一篇都写出了存在的毛病和如何修改的建议；更因为称兄道弟，有的批语确实很直率，甚至出现了“扯球蛋”的批语——这就严重伤害了老兄的自尊，由此也深深得罪了老兄。
　　石聪兄一怒之下另请高明，在县一中请到了文学本科毕业的老师，把我按照民间文学规矩修改的地方，全部给纠正过来。读着，很有文采，可就是不是民间故事了。石聪兄的故事集子——（我不敢叫做民间故事集子）很快出版了，还邮寄给香港行政长官董建华一册呢。于是，便又有了书赠董建华的新闻报道。
　　相比之下，我就很不合时宜。人家官民百姓都赞扬老兄的故事集子好，我却偏要指出那么多的缺点和不足。这就很怨我自己懂得一些民间文学知识和规矩，很埋怨省里的民间文学专家不该把我当作民间文学培训时候的“高才生”，以至得罪了他老兄。这就像有个人说孔明是孔明不是诸葛亮，我告诉了他同是一个人，害羞了别人是一样；你就说孔明和诸葛亮是两个人不就完事了吗？
　　因此，老兄与我不仅断绝了一切来往，而且人前人后都要诋毁我贬作我，居然还请去了市文化馆的笔杆子写专门文章，发表于《湖北文化》，极尽诽谤之能事：“县里一个民间文学土‘专家’，去宾馆收取我的稿件审阅费，经理轻蔑地扔给了200元钱，不料被电扇风吹落地。‘专家’见钱眼开，匍匐于地拣了起来……”我是《湖北文化》的老作者，编辑还写信来问我，我还不好给编辑作答，也只苦笑了事，并不想找石聪兄的麻烦。也就从此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井水不犯河水算了。
　　不料新千年的前夕，县文化局的局长是从乡镇调上来的无文化的人，且飞扬跋扈，刚愎自用。为了满足公款吃喝的宽余需要，对文化站下重手收取管理费，这就侵害了石聪兄的切身利益。尤其是要对文化站明确要搞收支明晰账目，不得隐瞒，更让石聪兄大动肝火。石聪兄便纠集不少文化干部状告局长，从县里一直告到央视《焦点访谈》，告了一年上了头，可就是告不响。
　　眼看年终兑现期限要到，石聪兄急了，就像忘记了一切前嫌一样，找到我求告说：“老弟呀，你是老文化，你是老模范，你是老优秀共产党员，你在县里有老声望啊——请你帮我个忙啊，你说贪污腐败的局长为什么就告不响呢？”
　　我这人听不得三句好话，一听好听话，哪怕自己屁股在外边，立即就脱裤子给人穿。就说：“把你写的材料拿给我看看——”石聪兄从挎包里取出状词来，我一看，笑了笑，又直言道：“你这不是要告状，你是在数萝卜籽。谁有时间瞧你数萝卜籽？”石聪兄则毫不计较我的直率了，央求说：“还是劳驾老弟动动手修改一下啊——”
　　我则既往不咎，黔驴技痒，说：“我过一下手试一试看咋样。”就给帮忙理顺了那些萝卜籽——紧靠上党纪国法的相关条款，一共梳理出甲乙丙丁十条罪状。
　　他老兄再次送出我梳理后的状词，哈哈，响了！县人大主任、县委书记同时签字，责成县委宣传部、组织部迅速组成联合调查组，进驻文化局。调查了一个星期，落实了九条半——剩半条是局长没有留下玩女人的证据。就立即给局长下了黄牌警告，发文全县曰：“诫勉一年，以观后效。”
　　于是，局长把整个的愤恨一下子都倾斜到我身上来。但是他又奈何不了我这个臭硬脖子的人。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授意他的司机把石聪兄好一阵拳打脚踢，揍得鼻青眼肿。然后，局长则把石聪兄接到自己家中喝酒，好一番抚慰，并且要如数退还石聪兄上缴的钱。但是，有个条件：写一份揭发我胖子陈的反思出来。
　　我在文化部门工作了半辈子，也只是用笔写了半辈子；而且作品都是健康向上的催人奋进的；又一不粘钱，二不粘权，三不粘糊女人，实在为难了老兄没有什么可以揭发检举。只好按照局长的授意，写他上了我的贼船，上了我闹不安定团结的当，严重影响了精神文明建设云云。打印出的《反思》好几百份，送达县直属机关和全县文化站。
　　县联合调查组负责同志说：“石聪这人啊，无论在任何政党任何团体都是叛徒！”我则很没有修养地打电话去了南山老兄家：“喂，你是狗吗？”老兄则不避讳地答道：“我是狗。我不是狗就活不下去了。”
　　我再无言，老兄自己承认是狗，我还能说什么？！
　　
　　42、帮衬笔魁
　　小不了我几岁的笔魁，从部队复员，在我们文艺创作组干了一年，除了可以写简单的快板和顺口溜段子以外，对于关键性的工作——剧本创作，每日里吸两包劣质香烟，抓光了头发再抓破头皮也写不出来，令文化局领导很失望，甚至对进这样的人才颇有微词。鉴于铁蛋的实际创作水平，文化局说，要么就给笔魁文化站“亦工亦农”人头指标，要么可以另就高处。于是笔魁就及时“跳槽”，去了一个新组合的可以解决正宗国家公职人头指标的单位——移民局，从事库区移民方面工作的新闻报道的写作。
　　会文艺创作的人写新闻，可以说是轻而易举。笔魁的新闻作品来得很快，蹲厕所就能谋划一篇出来。可是，领导看了说是文艺创作，不是新闻报道。而且，还给单位惹了好几次笔墨麻烦。看来，还得跳槽。幸喜已经是正二八经的国家干部了，怎么跳，只要有能耐，只管跳就是。正好县委组织部缺个写材料的，笔魁央求已经是该部副部长的同乡通融，又很顺利的来到了组织部，写公文材料和领导讲话稿。
　　怨的是笔魁的文艺创作灵性没有泯灭，给领导写的讲话稿不仅生僻词句多，要命的是做感叹用的“啊”字太多，让没有提前看稿件直接在会议上念稿件的领导同志“啊”出了几多倒彩的笑声，几多倒彩的掌声，让领导尴尬难处，不好下台。您说笔魁还能在组织部呆下去吗？！
　　笔魁决计不在本县干了，要到十堰去。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朝十堰调的人很多，但都是首先有人际深厚关系的，二是有金钱开道的。已经是国家干部身份的笔魁就是屈就到某家企业，也还是得给厂长、书记送礼。可笔魁手头缺的就是钱。对于尴尬处境中的笔魁，我是愿意尽力帮衬的——正好那时候文艺圈字里有文学掮客，我这个小有名气的老作者是他们的二传手，领了不少收费报告文学的任务。联系一家被写单位，写出来，除了上缴的版面费和一传手得的大头，就可以轻松自留千儿八百的报酬——在那年头可还是令人眼红的呢。
　　1993年夏秋，正好我从江汉平原采访写作报告文学告一段落归来，心想回竹山休整一段时间，可在十堰又接受了老地区文联主席欧阳老师交代的任务：文联要与地区税务局合编一部歌颂纳税人的报告文学集子《武当税虹》。欧阳老师对我说，竹山的文章任务你都承包算了，多多益善。每一篇文章万字以内，起步价3000，上不封顶，原则是与作者四六分成。当然我很高兴的接受了这样来钱的任务。
　　我那几年出外走穴打写作游击，笔魁是知道的。我一回家的当夜，笔魁就来求助于我，要我帮忙给他弄点泡货钱好跑调动。我想我接受的任务很重，也巴不得有人帮忙采访写作和联系写作单位。我要利用笔魁在组织部公干的名头，他要利用我专业创作人员的名头——一拍即合，开始合作。讲定先合作出几篇的钱，我在地区文联分成的前提下，我俩再对半分成。
　　我们的合作旗开得胜，半个月内联系了不下十家写作单位。笔魁拿着先收到的分成钱，买了不少山珍野味，去十堰一家很大的生产橡胶轮胎的企业，走厂长的门路，想到该企业的宣传科去。可是，那厂长就是高低不收礼物。一时间，弄得笔魁一筹莫展。
　　忽然有一次笔魁得到了厂长年幼儿子腹泻不止、中药西药无效、眼见小命难保的消息，就迅疾跑回深山老家，向老年人打听专治小儿腹泻的民间单方。有一位放牛老汉就给他说了用老鳖蛋放米饭锅中蒸馏，治疗小儿腹泻有神效的丹方。笔魁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在县城大小酒楼钻，用高价钱收购人家的鳖蛋。装了满满一热水瓶胆，专程送到了厂长家中，让厂长娘子赶快实验。哈哈，如法一试，厂长小儿的腹泻当天夜晚就给控制住了。厂长夫妇千恩万谢——笔魁去该厂宣传科没有问题了，只等调令就是。笔魁心说，老鳖蛋真是神蛋！
　　在笔魁等调令的日子里，我俩又联系了好几家写作单位。我就埋头在家拼命的写呀写。到我去被写单位送稿审阅时，未曾料的是笔魁不仅没有写出自己该写的单位的文章，而且还把什么费用都给一股脑全部领走了，不管地区文联要出版经费和该上缴的钱了——害得我既要给人家写他没有写出的文章，我还领不到一分钱的报酬了；更要命的是还要陪上版面费！善后工作责无旁贷全部留给了该背时的我。
　　对于好朋友、老朋友笔魁的如此行为，我也只在心里骂了一句“妈的X”，什么麻烦也没有找他。毕竟是朋友一场啊，就算帮助了朋友，而朋友是应该帮助的呢。后来得知，笔魁接到调令以后，急需用写文章的钱做搬家费用，做所添置新家具的费用。于是，笔魁在人生历程上再一次如愿以偿。并且接受了以往的教训，把文艺作品与新闻写作到底分清楚了，在那家厂子的宣传工作干得很出色。在厂子效益急剧下滑的世纪之交，跳到了该厂在北京的办事处。
　　对于笔魁如此以德报怨地陷害我，我没有做任何计较。我一人熬更守夜加班加点，不仅按时完成了地区文联的写作任务，更重要的是也交清了应该交给地区文联的版面费用。这件事情的曲折原委直到2009年秋天，我与欧阳老师同桌喝酒才谈起，欧阳老师叹曰：心鸣你真背得亏啊，从来没有听你在我面前说起过啊！
　　自那以后，我和笔魁再没有缘分见一次面。我也帮不上他的忙了，他也不需要我帮他的忙了。但是我心里还是很怀恋我们曾经友好合作的以往。愿他在北京、在人生的里程上再无任何忧虑！可前两年听人说他在北京谢世了，才半百岁数的人啊，可惜了一个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