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2）

　　30、四姐病殇
　　我一生是独苗，所说的四姐是依照妻子的称呼而称呼她的四姐。迷信说道，说妻子的母亲犯了七女星，岳母育龄期生一胎是女孩，生二胎是姑娘，生三胎依然是闺女，便取名够娃子，意思是说女孩够了，不需要了，可第四胎还是女孩，取名换弟。四姐换弟幼小发了一次高烧，老年人说烧抽了筋，变成了一个弱智的傻大姐；模样是熊腰虎背，腰宽背阔，脑壳斗大，头发蓬松，目光呆滞、模糊，天天坐在一把椅子上，只管撕扯自己的衣服和裤子，撕扯得一缕一缕的，然后结绳拴疙瘩玩儿，大小便也不能自理，害得三姐天天招架她，伺候她。
　　你要说四姐全然弱智，倒也不是，她对某人的咳嗽特别敏感，只要一听见咳嗽声她就吓得触电般弹跳，同时吐粗口骂人。我等做妹夫姐夫的知道她这个毛病，见了她绝对忍耐着咳嗽。别看她坐那里像个木头人，她却很会像模像样唱群众歌曲《想起往日苦》，革命歌曲《洪湖水浪打浪》和《南泥湾》，尤其是对些小外甥、外甥女都叫得出乳名，且亲热有加，有机会就揽在自己怀里坐着、抱着，你也尽管放心她不会跌倒孩子。
　　1975年夏秋之交，四姐忽然吃喝反胃呕吐，请医生治疗许久，却腰身渐渐越发粗壮，肚腹隆起，砰砰如鼓，前后月余，终至气息奄奄。眼看不久人世，当时的家庭经济条件置办不起棺材，我与连襟三姐夫同去街镇林业站仓库，挑选比较厚实的木板，木板挑选好回去，言说四姐换弟已经“走了”，约摸四姐走的时辰，正是她一个姐夫一个妹夫挑选好木板的时候，估计她那时刻有了自知之明，没有睡棺材的待遇，也就认命撒手走了。应正了“命里有时总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的算命瞎子口诀。
　　31、父亲获释
　　1976年的夏天，随着“四人帮”的倒台，阔别宝丰街三十年的父亲终于也获得无罪释放。那一天中午，我去车站迎接，看到一年前带着我的长子品儿前往父亲所处农场蹭饭吃的母亲收拉着品儿，才知道挑着一担破旧行李的老汉是我的父亲。
　　父亲进门，从贴身衣兜里掏出一张白纸片，递给我看，原来是释放证明文书，一个边角上郑重注明俩字：“无帽”。释放文书写明父亲无帽，那就是可以属于普通的人民群众了，不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了。第二天，父亲拿着释放文书去街镇居委会报道，街镇书记当即作了安排，去砖瓦厂挖土。从此，在劳改农场像机器人一样不知劳累不知疲倦的已经花甲年岁的父亲，依然还是机器人一样每天挖土不止。上班下班，从不迟到早退，且风雨无阻。
　　终于有一天，厂长动了恻隐之心，看到父亲对任何事情都认真负责，就委任他管理砖瓦厂的物资器材，自从父亲接手这个差事，砖瓦厂的东西再无偷盗丢失。有人明着向厂长讨要牛毛毡盖自家厕所，厂长写条子曰：“老陈，请给来人一点牛毛毡……”父亲却自问厂长写的“一点”究竟是几多？惹得厂长和讨牛毛毡的人都气愤地说：“老家伙还是没有改造好！”
　　父亲回家，特别感念我的母亲，嘴唇颤抖着说：“没有你，我今生何有家可言？没有你，哪有儿孙可团圆？”父亲回来了，母子相依为命的两人之家，一下子变成了四五人的家庭，家庭氛围红火热闹起来，尤其是还添置了一个小闹钟，也让这个家增添生气，居然成为按照时间吃饭起居劳作休息的像模像样的人家了。
　　
　　30、扔刀走人
　　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中，我内心不服气，还有梦想，我要摆脱这不平等的地方，我要走出宝丰街！于是咬紧牙关，横下心来，从1974年起，开始学习写新闻报道，工地上的水泥包装袋子，我收捡起来，撕开，扔掉最面上一层，扔掉最里面一层，余下的我都展开，用手抹平整，做稿纸用，用3分钱一粒的墨水精片，化墨水用来写字。别人工间休息、吸烟、说荤笑话，和女小工打情骂俏，我则把膝盖当桌子，不知疲倦的写、写。1974年上半年，我一人在《郧阳报》用稿量完成了全宝丰公社的新闻报道任务。引起了公社新闻宣传干部郑道合对我青眼有加。可工友们讥笑说，虫，就是虫，他娃子还想变成龙？！
　　1974年夏季，公社管新闻宣传的干部推荐我参加了县文化馆罗维扬老师主办的业余文艺创作培训班。从此我迷恋上文艺创作，并有缘得到了罗老师的细心指点与热情扶植。由于大量的顺口溜和小型说唱作品在罗老师主办的《堵河文艺》发表，尤其是再加上罗老师为我做了许多工作，疏通了许多渠道，1979年我被县里下文件“特招”，于9月6日午饭后，29岁正式转运的我，终于谐妻携子离开生我养我却又歧视我、藐视我、虐待我的宝丰街。
　　就在那天上午，我还在工地坚持最后一个工时的劳作。我问一位工友，这辈子我能出去当干部吗?那工友郑重而又严肃的答曰：“你娃子莫想老了不得年幼啊，国建干部像白雨点子，也淋不到你娃子头上来！”您说多小看人啊。我气愤得当下扔了磊砖的砌刀，说：“我下午进城就是干部了！”那工友还瞪起白眼把我翻眼瞅着，看我是不是白日说梦话！
　　
　　32、县刊起落
　　我口前经常说一句实在话：作为竹山的一名普通文化干部，喝堵河水吃竹山粮，花竹山纳税人的钱，没有理由不为竹山人做文化事做好文化事。但是，有时候就是让想做事想做好事的人做不成；还让你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那你只有肚子气得像个癞蛤蟆，唉声叹气作罢。比如，关于县刊《堵河文艺》停与办的事情——
　　竹山历史古老悠久，竹山文化积淀深厚；竹山地灵人杰，竹山的文化名人也有；可说起创办属于竹山人自己的文艺刊物，追溯起来，最早就是大革命时期竹山城的文人创办的《陡水文艺》和更名后的《陡水文化》（堵河古典籍也称陡河）。刊物的主办人据相关资料说是江心如和靖正福。办了两三期以后，因为战事和主办人流亡台湾而搁浅。
　　再后来就是新中国后的1958年大跃进时期，由竹山人民出版社（其实就是竹山县印刷厂）出版了大跃进民歌集《笋子出土节节青》，小32开本，十几个页码，一韭菜页厚薄（现有孤本在敝人处）——可算竹山历史上的第一本正规文艺书刊。从1958年以后，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竹山文化馆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地以“石印”版出了几期32开本的《群众演唱》。主办人有襄樊人张凡，江陵人董啸哉和丹江人吴正才；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石印《群众演唱》变成了蜡版手刻油印的双层16开本的《革命文艺》和《革命演唱》，主办人或者参与的人有吴正才、熊琨、明安群、郑大华、张正江等；以上都是不定期的出，兴趣来了，出；没兴趣了，就不出。
　　1970年后，竹山已经有了两个官方组建的文艺创作组，一是文工团文艺创作组，主创人员有熊彬、唐明文；再是文化馆创作组，主创人员是陈本林；1973年因为“文革问题”由县师范学校被贬到楼台教小学的罗维扬老师调进了县文化馆创作组，当群众文艺创作辅导干部；1975年又从宝丰中学调进杨万国老师——兵强马壮，所办刊物正式定名《堵河文艺》，油印、铅印两参合，出刊仍无规律，上级特别强调了就出，不是追得紧火呢就歇一期。
　　1979年春天，原教育局一分为二，新成立竹山县文化局。当时对文化艺术很在行的、负责全面工作的副局长徐纯孝热衷文艺创作，决定集中创作人员，形成创作合力，把文工团创作组与文化馆创作组合二为一，成立文化局文艺创作组，与文化局合署办公（后来全郧阳地区文化局群起而仿效之），县有关方面下文罗老师为副组长。
　　期间，陈本林、杨万国从文化馆创作组调出，剧团创作人员唐明文和竹山师范应届毕业生李来生调入：已进入“而立”之年的在下，因为从前已经罗老师重点指导培养，业余创作小有名气，于当年9月6日也由县“特招”，直接到创作组上班，走上专业文艺创作道路。
　　因为当年正在开始建设霍河电站，唐明文与李来生两人抽调到了电站建设工地主办《霍河战报》，单位上实际只有我与罗老师开展全面工作，主要任务是为全县农村舞台提供说唱演节目；为专业艺术团创作省市会演调演节目；主办《堵河文艺》，培养、辅导业余作者。繁荣文艺创作。
　　我是一名新手，在罗老师面前还是个地道的学生。办事情、学创作得靠罗老师悉心指点和耐心教导。所以，在工作上我只能算一名很专心很勤奋的助手。在罗老师呕心沥血的操劳下和惨淡经营中，《堵河文艺》实行了定开本（32）定页数（68）定期数（年/4期也称季刊）出版。为了辅导和扶植业余作者，我们对每一位作者的来稿从收到之日、姓名、篇目，题材、体裁的登记，到审稿、改稿都是极其慎重极其认真负责的；有时侯，只看中了某篇文章的一个点，就从头至尾的修改，有时甚至修改得只剩原作者的一个名字，但我们决不在那发表的文章上添自己的名字；对于来稿，用与不用，也都是有书信回复的。作者也是信得过的。现在还有不少人保存着当年我们之间的往来书信。我们的编稿原则是画龙点睛，点铁成金，对业余作者的来稿决不干削铁如泥泥牛入海的丧良心事情。尊重作者，善待每一篇来稿。
　　刊物怎么出？罗老师有一套很严肃的规矩和程序。对于来稿，先登记，后分类；先初选，再细选；我初审，他再审；初定以后，朝专门的排版稿纸上一篇篇一句句一字字抄写，每页737字，68个页码的刊物都是我和罗老师一期期很工整地先行手工抄写出来的。
　　这有两大好处，一是便于自己计算篇数和页码，方便拟目录和排版式；二是方便印刷厂排字车间的工人排字，纵使多人分排，也不至于乱炒菜，可以基本保证刊物内页不出差错；国家出版规定文字的差错率允许在万分之三以内，罗老师要求尽力控制在万分之一左右。所以，我们的刊物很少找得出错别字的。比如，有一次文章中有一姓“龚”的龚字，到了三校以后还是一个“粪”字，我们也改，排字工也认真改，可就是改不掉那粪字，把我搞煞急了，才想起来到字盒里瞅：问题就出在这里，“龚”字的盒子里上的字就是“粪”字！你不认真不细心，永世那错字都不能纠正的！
　　在保证内容健康向上的基础上，我们也注意版式的变化。限于条件也只是文章标题字体的变换，长短线条的左右上下的装饰，但封面却由一块净板白皮书逐渐过渡到了彩色——红黄蓝黑白绿赭青紫中挑选三色套印封面。刊物封面的图案，是罗老师请省出版社封面专门设计名家魏侠夫设计的；《堵河文艺》的刊名四字，是本局同事柯长友写的很有点变形的舒同体，还算新颖别致。当年的《堵河文艺》发放范围是县主要领导、县各大部办，农村各大队；还有国内知名图书馆、大学学报、省内各县文化局或文化馆同级别刊物交换和邻近地区级别刊物交流。
　　由于办刊态度的认真，《堵河文艺》在湖北省1982年县级刊物的评奖中，名列第七（主要还是装祯不洋气）；同年还被英国大不列颠图书馆作为优秀的中国地方刊物之一种收藏和展出。
　　我们办刊物是严肃认真的。我们对待业余作者是诚恳热情的。每年都要举办两期半个月以上的重点作者培训班；平时轮换下乡，走访业余作者，了解他们的家庭，掌握他们的生产生活状况，询问他们的困难并尽力帮助解决。在办公经费很紧张的情况下，我们不要福利和奖金，把钱腾出来，为作者购买信封、邮票、稿纸；还为25名重点作者全年赠订文艺刊物，帮助他们开阔眼界。对于生病的作者，一定去看望。对于两名病逝的作者，都到场送葬。所以，当年的创作组很有亲和力凝聚力向心力。业余作者如雨后春笋冒尖，在官渡，还形成了业余作者群。为此，罗老师应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之邀请，发表了怎样培养文学青年的经验性讲话。
　　从以上可以看出，《堵河文艺》的名头不响是不可能的，她来自于主管部门的重视——局长本身就是喜欢咬文嚼字的人；她来自于编辑人员的认真负责、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人格修养。因为办刊物，是为他人做嫁衣的事情，是舍己为人的事情，把刊物办好了，把自己的写作就丢了，反过来，业余作者才信任你，支持你，社会舆论才捧抬你。正当《堵河文艺》走上正规化、前景看好，已经培养出许多文学新人和单位笔杆子的时候——只是在创作组领工资而没有在创作组上班的唐明文与李来生随着霍河电站的建成，都提拔成了领导干部，没有再回创作组来；特别是1984年夏天，罗老师调省文联《今古传奇》编辑部工作后，文化局内部没有事爱琢磨事情的人说办刊物花冤枉钱，剩下我与后调入的罗良智恐怕办不好刊物。于是文化局决定把我调入剧团专门写剧本，把罗良智调文化馆作为文艺创作辅导干部。文化局决定把创作组撤消，《堵河文艺》由此遭到第一次停刊的命运。
　　1985年春天，原郧阳地区宣传部和文化局联合召开文艺创作会议，研究如何繁荣文艺创作。达成的共识是：有自己的刊物就是有自己的阵地，就有了与作者联系的链条；创作组是文学新人的保姆，刊物就是培养文艺新人的摇篮。那一次是我与徐纯孝局长参加的会议。会议上，竹山文化局撤消创作组和停办文艺刊物的做法受到了地区宣传部长的严肃批评。
　　徐局长知错就改，一返回竹山就决定恢复创作组和《堵河文艺》。此间，罗良智也已经调走。我受局长之委托，和经官渡三吉小学教师邓新文要进创作组的强烈要求，就全力为邓跑调动，终于心想事成。经过各个方面的筹备，《堵河文艺》于1986年春天正式复刊，整体维持着从前的式样。徐局长署着主编的名分，也是实际意义上很在行的主编，不像其他领导不懂装懂冒充主编。我在很大程度上受了罗老师严谨、严肃工作作风的影响，也算是很认真负责的执行主编吧。
　　1987年，随着形势的发展，特别是文学青年的审美需求的提高，《堵河文艺》从是年第一期改版，为16开本，60页码。封面《堵河文艺》四字由郧阳地区行署文办主任、书法家冷冰题写；扉页有省文联副主席陈东成的题词：“愿《堵河文艺》以小见大，由浅入深，为丰富山区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做出更大贡献！”内页则第一次使用正规的制版题头、插图、尾花。版式设计和装祯上了一个新台阶。
　　1987年下半年，县财政日渐吃紧，文化经费捉襟见肘。于是，文化局内又有人打起了停办刊物的主意。在是年第三期经费无着落的情况下，我还主动想办法与县委组织部联系，联合编辑出版“优秀共产党员‘七一’专号”。我负责编排加工文章，他们负责出印刷费。可是到了年底，老局长风闻即将卸任——同时他老人家也是看不惯不正之风，不愿意为公家事去求私人人情，去弄刊物经费的人，也就默认停刊。我是蚂蚁戴笼头——人小脸面窄，不知道找谁去要钱。自己认为自己是放牛的，我呕心沥血编刊，还要叫我找钱买牛放，觉得很委屈。心想培养竹山的文学人才也不是我一人操心得了的事情，一个虱子也顶不起来一床被子，不办了就不办，我也乐得自己开始写点文章不是？于是，《堵河文艺》1987年底再次停刊。
　　其实，一期刊物也只花得了2000多元钱啊，一年有一万元经费就足够开支的。一个当年拥有四十余万人口的县啊，竟容不下《堵河文艺》正常出版。《堵河文艺》停刊后，说得上全县人民都很有意见。尤其是业余作者和文学青年没有了试耕的园地，简直有点义愤填膺。到了年节，各乡镇找不到演唱材料了，也是怨声载道。
　　罗老师对《堵河文艺》是有很深厚感情的，他走的时候，认为有我这个比较诚实的人坚守阵地，他的期望是——也应该会越办越好的。可是，在他走后就连续告停。
　　罗老师隔三岔五回到竹山，总要关心当年的文学青年，更关心《堵河文艺》的生存，一追问到我名下，我就低下了头，支吾着不好回答。那虽然是公家的刊物，但确实有许多个人奋斗因素在里面——我感到愧对老师，心里很内疚。一直在观察形势，牙根子咬劲，以我的绵薄之力还是想再度把刊物恢复起来。时间悠忽到了1989年，恰逢世界著名劳工大律师施洋诞辰百年之际，由原地区戏剧工作室（现为市艺术研究所）《金顶》杂志发起组织一期纪念施洋的作品，由我使用他们的刊名在竹山具体组织稿件和编辑出版“施洋诞辰百年纪念专号”，为再次恢复《堵河文艺》奠定了基础。在我多次上串下跳的奔波中，1990年冬，经过县委办公室主任唐明文和已经从县委办来文化局当局长的黄成勇在关键部位使了劲，1991年春节，《堵河文艺》第二次复刊，仍为16开本，设计封面人是副局长郑大华，内文插图是罗明。这一年，创作组人员只剩我一人，我还是把刊物办出了大家风度与气派，与从前的刊物比较，有了许多进化。坚持到了年底，经费又成了问题。
　　在县委书记何世学来文化局研究工作时候，我斗胆与他面谈了《堵河文艺》的情况。何书记听了我的汇报后，爽快表态说一年给我拨一万元办刊经费。说不上我该有多高兴啊，我兴奋得好几夜都睡不着觉啊。呵呵，我从此可以好向青年文学朋友们做交代了，可以向社会做交代了，更可以轻松的精神状态见罗老师了！
　　当我把1992年第一期稿件编排好，等钱的时候啊，却是再也无钱的信息了。我觉得我受了县委书记的骗！有好几次我都在公共场合骂县委书记说话不算话。在又一次县委宣传部接待罗老师的宴席上，我又面对了罗老师责备我无用而把刊物撑不起来的眼神，借着酒力我又想开骂何书记不讲信用。这个时候新一任宣传部长开了口：“新民啊，二回不要骂人啊，那钱是我截留了，我上任得做点事情啊，拿来办《竹山宣传》——啊啊，来跟你喝杯酒——”我还能有什么话说呢？一根萝卜剁两截，我拿哪一截跟宣传部长计较啊？！不过呢，也算当面给罗老师做了交代。新部长继续向罗老师表态：“罗老师为竹山办的好事我们要坚持下去，《堵河文艺》从今往后由我们宣传部办——比新民一个人搞力量不是强大几百倍吗？”
　　新部长的话说得确实有道理，可是他们只象征性地办了一期，从此就再也没有《堵河文艺》了！《堵河文艺》自1974年罗老师接手基本定型出刊以来，两起三落，历时18年，共出67期，发小说96篇，散文90篇，诗歌381篇，故事75篇，报告文学50篇，文学评论36篇，演唱节目268篇，其它形式126篇，总计1122篇——为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为活跃农村舞台，为培养文学新人做出了引人瞩目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