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2）

　　24、换种说法
　　1968年的元旦以后，大雪就像秋天盛开的棉桃向白浪三线建设工地和民兵住宿区急切地抛洒。大雪把三线建设民兵之住房——芦席棚上红漆刷写的“三线建设要抓紧就是同帝国主义争时间、同修正主义争时间，为毛主席争光”的标语口号映照得更红更亮；芦席棚子的檐口上冻结的如银筷子一样的“冰凌吊”更加晶莹剔透。那气象正如革命京剧《智取威虎山》中参谋长少剑波唱的那样：“朔风吹，林涛吼，峡谷震荡。望飞雪，满天舞，巍巍丛山披银装，好一派北国风光……”天气是很寒冷的，但是，天气的寒冷征服不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三线建设民兵超常意志，压抑不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的格外火热激情。
　　我们竹山民兵（其实是民工）团团长孙玉刚发出了很不通讲的战斗号召，“活着干，死了算”。虽然不通讲，但很通用，意思很明白，大雪天大家也都得去干活。因为毛主席最近发出了最高指示：“三线建设怎么样了？我要去看看呢，没有路，骑毛驴子去！”——毛主席那么着急三线建设，你这些民兵还呆得住啊？！就得按照团长的指示办：活着干死了算！
　　属于竹山原籍西部公社的民兵，承担的是从山上石场朝马家河运送做铁路桥墩需用的石头的任务。在大雪天整装出发，投入战斗——从老家走的时候没有带草帽，现在一律戴上了在十堰很牛的承建二汽厂房——来自北京的“102”建筑公司工人们扔的海碗大的草帽，从头上看，竹山民兵都“102”了；但是，身上穿的服装则多是手工缝制的老粗布便衣裤褂，破袄上的棉花融入雪花，水桶型裤子的大裤脚抖擞着寒风，脚上有的有鞋穿，很多人却是打着赤脚；没有挑石头的工具，砍山上的小树棒子作扁担，割来葛藤编花筐，成群结队，从山坡上把石头朝马家河挑。柴棒扁担硌肩膀，赤脚板子硌冰凌山石渣滓路，一个个呲牙咧嘴的模样，却没有任何人叫苦、叫累的。或许在心里有人叫苦，但是在表面上绝对没有人表示出来——都害怕当上不忠于毛主席的典型——在三线建设战场批判了还要遣送回原籍批斗呢！
　　那一天，秦古民兵连有个名叫柯昌成的十八岁（命运在二九三六民间有绝庚之说）的民兵，也是打着赤脚挑石头，石头担子很重，却压制不住赤脚在冰凌路上的打滑，在快拢马家河的那段下坡公路上滑倒了，人挣扎着爬不起来。恰恰后坡上疾驰而来一辆大黄河牌载重汽车。司机虽然发现前面有人跌倒，但是冰凌路面手闸脚闸同时刹车，可急刹车的惯性使然，还是把这年轻的民兵给压死了！
　　虽然三线建设是当时的头等大事，可死了人命，也是大事啊。俗话说“人命关天”呢！团部营部连部首长一时间都感到不好向殒命者家里交代——在殒命者父亲闻讯到来之际，该目不识丁的深山汉子见儿子死无完尸之惨状，大放悲声：“儿啊，早知道你这个样啊，我不该答应你来参加个啥‘鸡巴’三线建设啊呵呵呵呵……”
　　在众民兵面前，这“鸡巴“脏词一出口，首长们都觉得有损士气，怕降低战斗力对不起毛主席，不约而同都要对殒命者父亲给予政治思想批判，让他自己把儿子盘回老家去——如是就很简单把一条人命给交代了。
　　幸亏有一个与殒命者父亲熟悉的、年岁大一点的民兵动了恻隐，对姓柯的汉子及时作了开导：“老表啊，你再哭、闹，儿子已经不能够活转来啊。你这么说话，儿子活不转来，你还要受批判，你合算么？”
　　柯汉子问：“老表，你说我现在咋搞？”
　　“赶紧调口换一种说法还来得及哟——”
　　“咋调口？”
　　那聪明的老表就给柯汉子面授了机宜——于是柯汉子化悲痛为豪迈，重新在儿子尸体前大声诉说：“娃子啊，你才来几天啊，你个驴日的没有给三线建设尽到力量啊，你个驴日的对不起毛主席啊，没有给他老人家争到光啊——不过，你放心去吧，我和你妈要来替你参加战斗……”
　　柯汉子如此调口，换一种方式说话，事情当时就有了转机。首长们都说，到底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贫下中农，狠斗了私字的一闪念，应该就此鼓舞士气，焕发民兵新的战斗力。于是，决定赶紧整理文字材料，上报柯汉子先进思想事迹和其儿子的模范事迹。要把柯昌成树为英雄民兵典型。
　　先进材料上报得很顺利，三线建设指挥部主管民兵的第五分部决定：一、评定柯昌成同志为烈士；二、立即举行民兵师级别的追悼会！
　　柯昌成殒命的第三天，风停雪住，艳阳高照，白浪马路坎街头的稻场坪坝上，搭建起松柏枝丫点缀的高台，张挂起“沉痛悼念柯昌成烈士”的横幅；台下集结上万民兵战士，排列着民兵连以上单位送来的花圈，以及市区各相关单位送来的花圈。五分部首长号召全体民兵向柯昌成父子学习，进一步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焕发冲天革命干劲，为三线建设贡献力量，把帝修反气死！为毛主席争光！
　　柯昌成的悼念大会在雄壮加悲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他的灵柩被花圈簇拥覆盖着很光彩的载上大卡车，轰鸣着奔向竹山方向……这正是“不是高人让‘调口’，哪有逝者得风光？”
　　
　　25、转行建筑
　　在白浪革命加拼命将近两年，竹山民兵团和其他几个民兵团，完成了开挖土石方铁路基础建设任务，完成了浇筑铁路桥墩的任务，按照第五分部的战略部署，1969年冬天开始大撤军，我随丰镇连民兵队伍回到了宝丰街，直接进入了街道组建的建筑队，来到县城北郊堵河岸旁的大石沟煤矿建筑工地。
　　那年，我十八岁，因为没有技术，只能干抬石头的蠢笨活计。别看那抬石头的蠢笨活计，也有很多名堂，有抬对杠——两人抬一个石头；有四牛，八牛——分别是四个人和八个人抬一个石头；还有“牛摆尾”——在两人抬的杠子中横插一杠子，两人在前，一人在后。无论哪一种形式的抬，都要“哼唷哼唷”发声调整统一步伐。尤其是四牛、八牛，一个人步子不统一，就走得很别扭。尤其是有老抬匠，欺负新来乍到的人，抬石头，杠子上肩膀，本应该同时平起平落，想欺人的人却不等你起身他就直起腰身来，杠子就“挖”得你挣扎着起不来，起来了也是很艰难。
　　宝丰镇，商品粮人口不足三千，镇党委书记黑老蔡没有创造什么条件安置镇民就业，唯一能收容干活的就是宝丰街建筑队。能出力气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在建筑队，国家企事业开除的贪污腐败分子也在建筑队，刑满释放劳教人员也在建筑队；主力则是地富反坏右分子们的不合国家招工条件的年轻力壮的子女，也有坑蒙拐骗三教九流人等。所以建筑队人员结构复杂，思想复杂，牛鬼蛇神、巫婆马脚、偷奸耍滑背后捅刀使坏什么人都有。
　　有一次抬一个对杠石头，我把杠子穿进系吊石头的铁丝圈，蹲在前面，知道后面有人搭档，杠子上肩，抬起就走。走着走着，本来不重的石头却感觉到越走越重，我就歇下扭头一看，原来是一个老贪污分子在后面抬着，把铁丝圈让过三分之二的杠子尺寸，几乎贴近我的背脊，所以石头重量几乎是全部落在我的肩膀上。我放下杠子就开口骂那人，那人回头溜走。别人说，和你共杠子的人和你同姓陈，你还要叫他爷爷哪，不能骂哟。我说，管他是谁，欺负人就得骂，有理骂得爷！
　　这样的欺负还是小事情，是临时性欺负，还有的就是政治性欺负，骂人也不行。那时候，宝丰建筑队也学习大寨，每天劳动，评政治工分，比方我和别人同抬一个大石头，出的力气是一样的，但所谓根红苗正的人就是十分工。我因为有父亲历史不清白问题，就只能得六分工。建筑队的工分值与生产队不一样，农村生产队十分工价值一毛或者是八分钱，建筑队按照与建设方结账情况收益多少，十分工可以得四、五块钱，那么，六分的底分就只能分配两三块钱，气死你也没有地方说道理，政治工分是国家和党在全国推广推行的。所以，所谓根红苗正的人剥削你了，他们觉得应该，心安理得。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还对我的前程有着美好的憧憬，喜欢唱歌，工余还弹奏琴琴。有一个晚上，斜靠在床铺上的我还信誓旦旦说，我将来还要争取入团、入党、当干部。对面床铺上的技术工头张伟，用点染的香烟划着圈圈，对一名工友冷笑着说：“你去看看陈家娃子睡着了没有？”张伟明知道我没有睡觉，说这样的话很讽刺很挖毒，意思是说我在讲梦话。我啊，当时是被人多么小瞧着。
　　为了不让人小瞧，为了不遭人白眼，我内心咬牙发誓，一定要出人头地，一定要活出个人模样来。于是，在工休时段，我就拆开水泥包装纸袋，去掉内层直接与水泥接触的纸张，把其他的折叠裁剪成稿纸，在膝盖上开始学写新闻，学写顺口溜到出投递。这，又给人一口实，不安心建筑行业，该增加工分也不给增加。
　　此情，只有供销商店店员出身、绰号松井的和石灰老人梁俊勋表示了看不过眼，对那些人说：“你们不要太欺负陈家那娃子啊，我看那娃子是个还没变成的蛟龙啊。”
　　别人还是刻薄地说：“球蛟龙，臭虫就是臭虫。”
　　
　　25、冤赔钱粮
　　1970年在县城堵河东岸的桥东煤矿建筑工地上，撤换了从前在街道商店干过多年会计的事务长，让我接手担任。
　　人家当民工伙食团事务长，就是专职专行，天天可以不上工地参加抬石头等重体力劳动，早晚放工回来，你都看见那人很是认真负责，把算盘磕巴得一片声响。我接手后，认为几十个人的钱粮伙食账目到月尾用两三天时间足够。平时用少量时间关照一下伙房的米粮菜蔬够不够，啥时候要再购买就行。所以，大部分时间都去了工地劳动。到了月尾了，我才专门坐下来集中算账，也就用半天时间，把谁吃了多少饭顿（例规一个饭顿半斤粮），还有几多伙食费用与粮食计划的结余，或者是有些人亏空了多少。
　　我自得于我的表格打得规范，自乐于文字、数字书写得整齐漂亮。到了季末算个总账，天王爷，居然亏损了将近200斤粮食（价值160元）！工友们一个饭顿铁定半斤粮啊，亏损了，只有我认了。所以，每个姓名后节约了饭顿后的3斤、5斤粮食计划都该我偿还。
　　当了三个月事务长，居然有如此之亏损，事务长当不成了，小事一桩，严重的还是那位街镇书记黑老蔡在群众大会上声言，这是阶级本质决定的，幸亏没有批准他上中学！
　　书记黑老蔡这样说话，并没有实际影响。要命的是我和老娘的粮食供应本每月合共只有54斤粮食计划，工友们今天也来家、明天也来家讨要，不给，就卧槽赖着不走。没有办法了，只有对人家说好话，一月让一两个人去粮店下几斤粮食计划换成粮票。母子的粮食亏空，靠母亲到附近农村亲戚家借。那200斤粮食亏空和160元钱，让我整整赔偿了两年，连一双准备结婚做新郎穿的红翻毛牛皮鞋和一顶新蚊帐也交给了建筑队会计作抵押。老娘也为了腾出来粮食计划让我还账，长途奔走到我才减刑的父亲劳改农场蹭饭去了。
　　原来的事务长和两个厨师一见我那狼狈样，都忍俊不禁地发笑！
　　原来，这桩亏损案由是由两个做饭的人始作俑造成的。年长的厨师是早在1961年被武汉某工厂开除的工人，是因为乱搞男女关系遣返老家宝丰街的人，年轻的帮厨是县剧团开除的造反派武把子。这两位一进入那个工地后，就和附近村院的几个年轻女人眉来眼去，打得火热。他俩哪天想和女人们上床快活，每次上门把伙房里的大米带上一升、两碗就成。我那伙食账目的亏空算是做了他们的嫖宿开销。当年农村女人也苦啊，一升、两碗大米也会失去贞洁。
　　不怪做饭的拿大家伙食米粮去嫖女人，是怪我对人一点也不设防。我为什么不把装粮食的柜子加锁？我为什么不一顿顿把下锅米称好再上工地劳动？！我的心不设防让人有空子钻啊。
　　后来我才知道，在老事务长面前，钱粮亏空这样的事情压根就不是个问题。亏空再多，他就按照人头和各自饭顿多少平均分摊，那么一个饭顿就不是半斤了，是六两或者六两五、七两都有可能，谁都认账。老事务长口前话是：大家马儿大家骑，羊毛出在羊身上，面烂了在锅里，我也没有背回家一两粮食不是？
　　偏是我就不懂得把亏空朝大家头上分摊这些诀窍啊。账物亏损了，自己大包大揽到自己怀里赔偿，吃亏冤死，活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