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2）

　　4、穷奔深山
　　我们有个远房姑奶奶嫁给梁家，就在我家上隔壁住，梁家姑爷爷妹子嫁给房县宝石店区长刘祥伟为妻子，我奶奶只好向姑奶奶求情，让他们说和刘区长，让我们一家投奔于他，去求个生路。
　　奶奶带着一家人来到房县宝石店，见到了刘区长，比照梁家姑爷的辈分，奶奶称呼刘区长为老表。刘区长给褚河乡保长打了个招呼，奶奶拖家带口去了褚河金家坡一处一溜三间茅草房住下来，开始佃种别人的土地过日子。奶奶的长子即我的大伯父陈鸿仕和奶奶的二儿子陈鸿禄正是年轻力壮的棒小伙子，老天爷也风调雨顺，佃种的土地收成很好，一家人算是吃喝不愁了。
　　小日本投降那年，奶奶的幺儿子陈宏寿在湖南一处军事学校毕业了，没有去分配的国军部队单位报到，径直回了宝丰街。走到原来的家门前，已不是往日气象，房里物不是，人也非，动问街邻，才知家中遭了大变故，举家迁居房县深山谋生去了。
　　陈宏寿只身紧赶慢跑，用了整整两天时光才找到了房县褚河金家坡，与家人团聚。问候了娘亲，见到了大哥大嫂，和二哥以及新娶的二嫂，现在是六口之家，倒也热闹红火。陈鸿禄接任了褚河乡保长，也人五人六像个人模样了。大伯父陈宏仕隔三差五仗着老二的保长身份总能敲打乡邻的钉锤（索取好处）。
　　陈宏寿在家休息月余时间，内心急着要去部队报到。老娘却寻死觅活高低不让他再出远门。期间，房县下坝中心小学要聘请语文教员，陈宏寿也不善家中农活，决定顺从老娘意愿，不去部队报到，去了下坝小学任聘为教员。因为国学功底很好，教学认真，很讨校长鄢华夫（字鄢崇教）赏识，并亲自许配妹子为妻。于是，刚满16岁的鄢崇顺就嫁到了陈家，三年后成为我的母亲。
　　
　　5、回归宝丰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向陕南挺近，首先攻打房县，房县城保安团团长何敦元率部逃窜到房县下坝。那天夜晚包围了下坝小学，立逼陈宏寿弃教从戎，说陈宏寿是党国军事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才，党国生死存亡之际，应该挺身而出为党国效力，不答应跟他走就赏一颗铜“花生米”吃，然后再把全家都给剐了。无可奈何，陈宏寿只好跟随何敦元走，领受了连长职衔。
　　何敦元部队很快被解放军击败打垮，陈宏寿决定火线缴枪投诚，可是他这一连人马有两个排都是姓何的人，是何敦元的心腹人手，是顽固的亡命之徒，加之姓何的人与鄢姓有世仇，所以也不听鄢家女婿陈连长向解放军投诚的命令，持枪与解放军顽抗。陈宏寿只好带一排杂姓兵士向解放军投诚，郧阳地区大队司令员梁励生当时出具了证明条。陈宏寿把投诚条据交给他母亲我奶奶收藏，可奶奶怕国民党卷土重来，把投诚条据给烧了。
　　房县解放，在深山农村迅速掀起了土改和清匪反霸运动，陈鸿禄的妻子被土改工作队首先发动，在群众斗争会上，带头揭发诉苦，编排着白话诉说陈鸿禄对他的平日打骂和对乡邻的欺凌，煞有介事。妻子揭发丈夫，河滩上斗争会场群情激愤，山民们居然拿起石头猛砸罪恶不大、更无人命的陈鸿禄，陈鸿禄当场被乱石砸死。
　　陈鸿禄的暴死，对家人的生存很有影响，可以说一家人再无脸面还在褚河生存下去，就退房、退佃回宝丰。
　　当年住进宝丰陈家牛行的住户，被因为评成地主成分，被扫地出门回了农村，陈家牛行屋子就空闲下来。街面上说话管事的也换为陈姓人，自然对陈姓本家关照，奶奶率领全家人顺利回归老屋，陈宏寿还谋就了宝丰中心小学教员的工作，一家人开始过上安定日子。
　　
　　6、父亲被肃
　　我母亲和我父亲成婚后，先后生下两个女儿，大女儿名叫梦兰，不到一岁夭折了，二女儿名叫魁秀，天生哑巴不会说话。母亲于1951年农历10月初二开始发作生育第三胎，疼痛难熬，一直煎熬折腾到初三日人定亥时，终于产下一个白胖小子，那就是从那天起直到现在的我。我在母亲肚子里挣扎整整两天时间才来到人世，险乎要了母亲的性命。
　　1952年的六一儿童节，宝丰镇开展优秀儿童评比活动，因为我长得胖实白净，居然被评为优秀儿童，获得一个搪瓷茶缸的奖励。
　　1953年初春，全国“肃反”运动掀起高潮。宝丰镇中心小学的教导主任也即我的父亲被“肃”，由两名公安人员从课堂上黑板前给戴上手铐。
　　那时，我才一岁零两个月，自然不知道带走的教导主任就是我的父亲。很多相关事情，都是母亲后来为我追述的。
　　我的母亲是房县中坝鄢家场人，一岁时丧母，两岁时丧父，没有父母的呵护与教养，从小跟着一哥两嫂长大。但俗话说，长兄比父，长嫂比母——从小没了爹娘管束教育的我的母亲，在哥嫂面前很娇惯，很任性，只长个头，不长心眼。十六岁婚配我的父亲，来到陈家，上有公婆，中有大兄长和二兄长，和两个妯娌嫂子，在这众多家庭成员间，还是无任何心眼，见谁有不对之处，无论老少，一律以她的是非标准评判，言行得罪了公婆兄嫂和邻居，她自己一点也不知道。别人对她冷眼无语，她还要追问别人为什么？别人得罪了她，伤害了她，顶多隔一个时辰，她对人又和好如初，从不往心里记别人的仇恨。人家不理她，她还要追着喊。
　　日常生活无防人心机，还出不了大问题，关键年代关键岁月心无设防却吃了大亏——
　　1953年，我的父亲已经是故乡宝丰镇中心小学的教导主任。当时，校长与一位有夫之妇教师隔三差五就同居一室一床，全校老师都知道，背地里提起这事当作笑话说着好玩儿，谁也不出面干涉别人的好事，只当学校压根就没有那回事的，大家和谐相处，其乐也融融。偏偏我的母亲认为那是不正经事，只是个教师家属的她，决定要管一管这档子事情。有天夜晚，见校长的门竟然忘了插拴，就轻脚轻手进屋，把一对可人儿的衣服给抱走了。
　　这一下引发全校轩然大波！弄得校长和那位女教师出了洋相，很是尴尬，不好见人。
　　母亲这么做，一点也没有考虑人家是不是会嫉恨她，是否会报复她。就在母亲得意于她制止了不正当的男女关系，管得有理的时候，那一双情人却趁全国掀起“肃清反革命运动”之机，背地里（就是明揭发你也无可奈何）揭发了我父亲曾参加过国民党保安团历史污点问题。本来可以躲过一劫的父亲却在劫难逃，被公安写上拘捕名单。虽然申诉说自己曾火线率部投诚，却无任何凭据可以证明，因为奶奶把投诚证明条给烧了。
　　举家逃亡深山，以致我家没有任何家底的恶果，是奶奶一手造成的，我父亲被“肃反”，也是奶奶造成的。灾祸酿成，没有后悔药可吃。
　　
　　7、另立门户
　　据母亲后来经常诉说，父亲走时，家中仅存父亲教书一个月的薪水——一斗三升苞谷，那一斗三升苞谷恰好吃完，父亲的判决书寄了回来。不识字的母亲请人念曰:有期徒刑三十年！
　　父亲服刑，母亲再没有资格住在学校，只能卷起铺盖离开学校，回到街面上牛行老家。面对我母子如此重大的打击，祖母和大伯父却没有半点同情心，或者是给于关照，还生怕添人进口多了麻烦。说是“无庄不寄牛”（指我父亲已不存在这个家庭）给我母亲指了两条路：一是将她作为活寡变卖；二是要她尽快另嫁他人。但有个原则，得把我留下，由母亲带着我的哑姐走人。
　　当年母亲还不满二十三岁。父亲拘走判刑，已是晴天霹雳；祖母与大伯父的行径更是朝母亲心的伤口上抹盐、撒胡椒面，在多舛的命运中雪上加霜。但母亲并没有屈服于祖母和大伯父的威逼，也没有听从街邻好心人的“你等到何年何月是个头、有个啥指望啥希望何不早嫁他人的”劝告，搂着我和哑姐说：“这就是我的希望。”毅然决定自立门户，生死不要祖母、大伯父过问。
　　母亲的个头长得很高大，肩背很宽。从此，她的肩背担起了母子三人的生活重担，担起了她异常苦难艰辛的人生。为了养家糊口，置起了扁担箩筐，下乡收购黄豆，干起了打豆腐卖的营生。豆腐换钱作本钱，赚下的只是豆渣面子我母子赖以生存延续生命的主食。偏是哑姐吃不得那东西，不吃又不行，一吃肚子就疼，连饿带疼，七岁上就丢了性命。
　　母亲又有了殇女之痛，肩背上的担子越挑越重，生活的苦难越沉。有一次挑起一百五十斤黄豆担子朝肩背上拱，顿觉下身有异，但却如醉酒男人样，负担而归，却挣扎成子宫脱垂的毛病。从此再也不能挑担子了，连走路也不能利落一步。可我已到了上小学的年龄，母亲咬咬牙，还是领我去学校报了名。不能做豆腐卖了，唯一能贴补母子生计的是越卖越少、直至贱卖光的她的陪嫁柜屉。
　　天无绝人之路。五十年代末，小镇供销社开始号召街道居民加工棉线土布，母亲拣起了当姑娘时学会的技艺，理着土织机经线、纬线的千头万绪，理不清生活中的一团乱麻。织土布是手脚心脑眼一样不能使闲的活儿，夏天，母亲宽厚的肩背上汗湿成一片；冬日抛梭兜风，母亲的双手被寒风一扫，开裂成长短交织的裂痕。一抛梭，细血珠直冒，火辣辣疼，可还得织下去。两天织得出一匹土布，可获得0•5元的工资呀。按当时的大米八分一一斤、包谷面六分六一斤的粮价，母子二人买粮吃饭基本有保障。偏是我小时侯吃豆渣面子也落下了胃疼的疾病，却无余钱吃药，只好硬挺着。幼小时，母亲劳作不停的肩背是我入睡的温床，母亲不下织机的肩背，是我贴心止疼的病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