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尔滨领教了“文化大革命” （二十四）

　　设计院的人多为平民百姓，不了解中央内情，大多家有老小，太冒险的事不太敢做，仅只有几个人下班后去省委门口看看热闹，第二天向别人讲讲所见所闻。院里为此召开大会，院长让大家不要去“看热闹”，“这是阶级斗争，有什么热闹好看的！”。院长当然也不知底细，以为毛这是又一次“引蛇出洞”，很多人都是这样认为的。陈毅在一次讲话中就说:“我们现在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五七年批判“右派”的一条有名的罪状是“抽象的肯定，具体的否定。”有的“右派言论”说“党中央是正确、英明的，但下面某某人……”那时即使只是在会上发言批评了党支部书记也是“反党”，现在这些学生竟公然攻击省委，否定中央的领导人，真是无法无天，他们早晚会被收拾是无疑的。很多人当时都这样想，但他们想错了，这回毛的葫芦里换了药了，变了招儿了。
　　几天后，毛在北京露面，并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紧接着是毛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所谓“接见红卫兵”实际就是几十万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大集合，接受毛的检阅。这种“接见”后来举行过多次，第一次接见时，毛就穿上了军服，并佩上了“红卫兵”袖标。主席台上有一名红卫兵代表，名宋彬彬，是中共西南局书记宋任穷的女儿，毛问了她姓名后说:“不要文质彬彬，要武嘛！”从此她就改名为“宋要武”。现在不知她又改了个什么名字了。
　　名字本来是一个人的代号，父母在给婴儿起名时往往赋予某种意义，如要他长命，好养活，于是起名什么“根”，什么“狗儿”、“毛儿”之类，要他当官发财，光宗耀祖，于是起名“富贵”、“有财”、“耀宗”之类。有时女儿生得多了，希望以下能生儿子，于是给女儿会起名“召娣”、“代娣”之类。尽管这样，名字最终也仍然只是一个人的代号而已，名字的好坏并不能决定一个人的前程。但那个时代，起名字要跟形势，跟潮流，特别要注意的是名字不可犯忌。因为名字出了许多悲喜剧。
　　现在许多卅左右年龄的人，从名字一看就知是在“文革”期间出生的，因为他（她）们男人大多名“卫东”、“爱民”、“学军”之类，女人大多名“红”、“丹”、“彤”之类。“文革”中除“四旧”，很多人也改掉了自己“四旧”的名字。我在哈尔滨的一位女同事原名“侣秀兰”，在文革中改名为“侣新”（音近“四新”）。文革后，我去北京出差，到北京市规划设计院找同学“马兴祖”，传达室说没有此人，我说他从五六年就来贵院了，怎会没有此人？后来来了一位院里的老职工，才知马在文革中已改去了“兴祖”这一具有“封建意识”的名字，现名“马欣”。
　　在文革中，齐齐哈尔出了一名大人物，他文革前是北满钢厂的工人，原名“王百旦”，后被推举为中共“九大”代表，接着又被选为中央委员。因其名“王百旦”音近“王八蛋”，殊为不雅，于是中央的陈伯达为其改名为“王百早”，将“旦”字加一竖成为“早”字，好记，念起来也顺口，寓意也不错。不料不久以后，陈伯达倒台了，陈伯达改的名字当然也不行了，于是江青又给他改名为“王百得”，不知江青是有意还是无意，这名字颇具讽刺意味，与王的几年飞黄腾达的遭遇倒也颇为贴切。后来江青也倒台了，王的党代表和中央委员头衔也丢了，只得重回工厂车间，又恢复了其本来的名字“王百旦”。——“还是一个王八蛋！”齐齐哈尔市民传为笑谈。
　　某人给几个儿子起了这样的名字:老大名“爱国”，老二名“爱民”，老三名“爱党”。此人当初必定很“积极”，所以才给孩子起了这些具政治色彩的名字。文革中，此人曾为“走资派”，“造反派”将其三个儿子的名字连串起来看，居然是“爱国、民、党”，真是“反动透顶”，此人为此多吃了不少苦头，真是始料所不及。
　　在毛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以前，大家早已见到学生印发的小报，谈到毛支持“红卫兵”，并反对刘少奇。但大多半信半疑，未敢深信。突然，毛亲自佩上了红袖标，接见红卫兵了。第二天，哈尔滨的很多学生也都戴上了红袖标。在“运动”中，很多人都是这样：既要争取“积极”，又要稳妥可靠，因此就要善于察言观色，相机而行，什么该说，什么该做都要依政治气候而言，总之要学着当政客。
　　后来在台湾《联合报》上，见到一篇文章，谈及对毛的功过的评价，文章作者是一名新闻记者，他说在大陆访问过许多老教授和科学家。许多人在毛时代虽然受到过打击，甚或身陷囹圄，家破人亡，但问到他们对毛的评价时，差不多众口一辞，均说毛晚年虽犯过错误，但与他的功绩相比，错误是次要的，毛仍是一名伟大领袖云云，这位新闻记者对此甚不理解。这位记者太年轻，不知中国——应是中国大陆——的“国情”。其实中国即便普通百姓均已学会在什么场合该讲什么话，何况这些知识分子？现在算是开放了，自由多了，可以在私下发发牢骚了。但在正式场合，特别是接受海外记者的采访，仍然需十分谨慎，外国记者访问中国老百姓，会得到和访问中国官员相类似的回答，也许这就是“和中央保持一致”吧！
　　“接见红卫兵”以后，“文革”就如燎原烈火熊熊燃烧起来了。学校中组织“红卫兵”，工厂和各单位组织各式各样的“造反团”，名目繁多，什么“红旗造反团”、“八人造反团”、“鬼见愁造反团”、“红色恐怖造反团”等等。所有“红卫兵”、“造反团”的宗旨都是“保卫毛泽东思想，保卫毛主席”。当时有句著名的口号是:“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砸烂谁的狗头！”
　　“文化大革命”的最大诉求就是树立毛的“绝对权威”，与卅年代德国的纳粹运动类似，但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文革前，林彪就在军内组织推行“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并称毛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是“在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在世界几百年才出一个的天才”。毛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林先是在军内出版发行了《毛主席语录》。文革中《毛主席语录》称为“红宝书”，人手一册，对很多人来说，买一本“红宝书”不见得是出自“对毛主席的热爱”，而是不得不尔。那时“红宝书”人人必须随时带在身上，每天早、中、晚“三敬三祝”时必须手举“红宝书”向毛像敬礼，高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每次开会时，会议主持人或发言人的第一句话必定是:“让我们共同敬祝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共同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我们的副统帅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这时，我们这些台下听众必须应和台上的人，高举并挥动“红宝书”，高呼“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在会议进程中，台上的人也随时可能要大家打开《毛主席语录》的某页某段，全会场同声朗读某段语录。这一切你当然必须遵照而行，否则就是对毛的大不敬，甚至是“反毛泽东思想”，是“现行反革命份子”，就会大难临头。当时某些不知实情的外国人对中国“红宝书”发行量之高许会大为吃惊，也许认为这是中国人民热爱毛的明证，他怎么知道当时我们怎么可能又怎么敢不买这本书！
　　在“文革”中，与“红宝书”同时走红的是“毛主席像章”，那时的大陆，中国人每人都必须胸佩一枚“毛主席像章”，佩像章对某些人来说可能是出于热爱，或是为了自我表现，而对我来说则也是不得不尔。
　　那时曾经宣传毛是“世界人民的领袖”，“全世界革命人民热爱毛主席”。据说某些非洲黑人为了表示对毛的热爱，将毛像章别在自己胸前肉皮上。因中国人都穿着衣服，不会坦胸在外的缘故吧，我们对毛的“爱”的热烈程度只好换一种方式来表现了。这就是像章为什么越做越大的理由，甚至出现有小碟子那样大小的像章，有人索性将嵌有毛像的镜框挂在胸前以示其“热爱”和“至忠”。
　　有一次集体劳动休息时，大家谈起毛像章，有人说现在时行大像章，不知到哪里可以买到一只，一位习惯开玩笑的同事问那位说:“你要买多大的？”答曰:“越大越好。”这位开玩笑者顺口来了一句:“王八盖儿大，要不要？”他这一玩笑将大家都说愣住了，人人哑口无言。本是玩笑，却无人敢笑。开玩笑者也自知失言，不仅是失言，而且是闯下大祸了。
　　回院后，这位口出大祸的同事立即向组织交代和检讨自己的错误，但话已出口，再也无法挽回了，因他不但有“现行反革命言论”，而且又有“摘帽右派”的历史问题，因此被宣布“重新戴上右派帽子”，送回原籍山东农村劳动改造。后来在“落实政策”中，又回到设计院，现在大概仍在哈尔滨，该已退休了吧。
　　报载有一艘苏联商船停泊在大连港。当时红卫兵学生正在港口“宣传毛泽东思想”，并向“外国友人”赠送毛像章。有位苏联水手主动向红卫兵要像章，到手后随即将之扔入大海之中。这被视为公开的挑衅行为，水手被逮捕并驱逐出境。我当时心中很佩服这位水手的勇气。当然，这位水手不是中国人，才有这样勇气，他如果是中国人，结果就不是驱逐出境，而可能是杀身之祸了。
　　“语录”和“像章”也许可作为收藏品保存，但我所有过的这些东西早已扔得无影无踪，我毫无兴趣保存它们，但愿其永远绝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