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尔滨领教了“文化大革命” （二十五）

　　造反派和当权派们各自出于夺取权利或保住权力的需要，竞相提高对毛的崇拜的调门。那时说毛是“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大家对毛应该“三忠于，四无限”。所谓“三忠于”是：“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所谓“四无限”是“无限热爱，无限敬仰，无限忠于，无限崇拜毛主席”。有所谓“心往忠字上想，劲往忠字上使，血往忠字上流。”的口号。玻璃上，墙壁上到处印上了带有“忠”字的毛的半面像。我们办公室里也买来红缎子，由女同事们绣上毛的半面像和“忠”字，做成一个个红色的♡形标牌，每人一只挂在胸前，以示对毛的忠诚。
　　毛的许多“语录”被谱成歌曲，大家学唱，还有一种独特的名之为“忠字化舞”的集体舞蹈，大家一面口唱毛语录歌或是颂扬毛的歌曲，一面做一些统一的比较简单的动作，因为并非由舞蹈专业人员表演，而是群众的舞蹈，所以动作不会很复杂。当时除被看管起来的“走资派”、“牛鬼蛇神”以外，人人都要上街去跳，我当然也不例外。我想大部分人都是无可奈何，不得不去的。
　　文革前早已有“毛主席万岁”的口号，文革中从西太后那里学来了“万寿无疆”的辞儿。陈伯达又创了一个新的说法，叫做“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因陈后来自己也倒台了，所以这种提法没有怎么时行起来。
　　文革初期，哈尔滨曾召开一次十几万人的群众大会，由军工学院和其他大学的红卫兵发出倡议：将“毛泽东思想”改名为“毛泽东主义”，后来未见到有正式的“毛主义”的提法。在海外，倒似乎有“斯大林主义”、“毛主义”的提法，但那是贬义居多的。
　　曾经满街贴满这样的红色喜报：“特大喜讯：根据专家鉴定，伟大领袖毛主席能活一百五十岁！”。“喜报”没有说明是经哪位专家鉴定的，当然，也没有人敢去查查这种鉴定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那时，对毛的任何有意无意稍示不敬即为大逆不道，被扣上“现行反革命份子”的帽子，轻则皮肉受苦，甚或带来牢狱之灾，直至丢掉性命。
　　省里有位大干部，文革前在一次作报告提到要“培养革命接班人”，他说：“我们说毛主席万岁，这只是一种愿望，实际上毛主席不可能活一万岁，人总是要死的，所以要培养年轻的革命接班人接替老一代革命家。”这位干部文革中被加上了“反对毛主席”的“罪行”。因为他“恶毒咒骂毛主席也会死！”我们原黑龙江化工厂的一位老工人，文革时在哈尔滨省化工安装公司，因将“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大字块错贴成“敬祝毛主席万寿疆无！”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份子”。
　　最惨的是我们设计院同一院内的化工研究所的一个女职员，名钟丽裳，早年在上海读过教会中学，参加过宗教组织“圣母军”（“圣母军”在“镇反”运动中被定为“反革命组织”。其中一些骨干被捕，但一般成员似乎交代清楚就可以了。），解放后，她和已回国的外国老师有过通信联系。文革后期，钟被揪斗，并被逮捕，罪名是外国特务，后来“落实政策”，因所指控的罪状属子虚乌有又放了出来，因吃了很多苦，精神已失常。她理所当然地将自己所受的非人待遇归罪于毛，骂毛为“独裁暴君”，终至“二进宫”，再次入狱，这次罪名不再是历史问题，而成了“现行反革命”。据说她在狱中仍在墙上写标语口号，最后被判死刑枪决。毛去世后，才给钟“平反”，但人死是回不来的了。
　　毛的“炮打司令部”是针对刘、邓的，据此层层揪斗“走资派”。一时间，差不多所有单位的头头都被斗了。
　　在哈尔滨，最先被斗的是省委宣传部长王一伦和常委陈雷。在一次全市的群众大会上，我们也去参加了，这两人被戴上白纸糊制的高帽子，站在主席台上。以后全市各单位都“炮打司令部”将领导干部拉去戴高帽，游街，挂牌斗争。以前历次运动都没有戴高帽游街，此当属“文化大革命”之首创，源出于毛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在该文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文中并提到湖南农民将土豪劣绅拉去戴高帽游街。毛的上述语录是文革中的行动指南，这条语录当时人人都能背诵，根据它，只要以“革命”为名义，一切暴力的、恐怖的行动都是合法的。当时有“红色恐怖万岁！”的口号。
　　戴高帽、挂牌子、大弯腰、游街等等是对人的肉体，特别是对精神的折磨，是蔑视人的尊严的行动。但毛在一次讲话中提及某中央领导被戴高帽游街时，却轻松地称之为“触触灵魂嘛！”毛在文革前就要知识份子“夹着尾巴做人”，不要“翘尾巴”，这可算是一脉相承的。
　　“物以稀为贵”刚开始时，被斗争的人戴高帽、游街，会觉得很丢脸、懊丧，后来，游街的多了，看的人习以为常了，被游的也无所谓了。院里的造反派有一次将院长、书记都拉上卡车，挂上牌子游街。因是冬天，游街的人要在卡车上露天站好几个小时，副院长蔡定成衣服穿少了，向我借了一件棉大衣穿上去游街。他向我借，知我不会跟他“划清界限”，据说他这次被游街还哭了。事后我问他，并说：“游街的多了，有什么了不起的？”他说因卡车开到他家门口，街坊小孩子向车上扔石子，所以才哭的。小孩子不懂事，只知游街的都是“坏人”。据说哈尔滨的名歌剧演员张权，在文革中脖上挂了破鞋游街，被小孩扔石子将眼睛都打坏了。
　　开始时，被游街的人站在卡车上，胸前挂着写有各种罪名的牌，由红卫兵押着，并且敲锣打鼓，伴以高音喇叭喊话，呼口号等等，街上也会围满观众，但看得多了，就不稀奇了，仪式也简单了。听说在富拉尔基有这样的游街方法，一般都是某小商店的“走资派”，单位没有汽车，也没有多少人好陪他，于是令这些“走资派”自己挂上牌子，自己敲一面小糖罗，步行游街。“造反派”给他们规定了游街的路线和时间，给他们一张白纸，请沿途的商店在上面盖上公章带回，以证明确实游过街了。这样的“游街”一时传为笑谈。
　　我们设计院的“炮打司令部”主要打的是那位女书记，在全院大会“揭发”她许多隐私，说她为了入党，向上爬，勾搭了某某某，并指责她“一贯反对毛泽东思想”。我对这位书记向无好感，但凭心而论，她平日倒是“毛泽东思想”不离口的，是十分“政治挂帅”的。但造反派偏偏指她“反毛泽东思想”，可见造反派对她也没有好感，借机整整她，所谓“反毛泽东思想”也只是整人的幌子罢了。
　　“文化大革命”除声称要打倒“走资派”以外，在社会上，则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有“红五类”、“黑五类”的提法，一切“历史问题”或行为稍有不规，即在“横扫”之列。后来在一九六八年的“学习班”上认识一位女同事，市轻工局供销处的，曾因有性行为不检之议而被哈尔滨某中学的“鬼见愁造反团”抓去拷打审问，被捅好几刀，扔在大街上，后来被省轻工业厅的一位好心人叫车送去医院才救了一条命。
　　“除四旧”是文革的另一项重要诉求。按中央“十六条”中的说法，“四旧”是“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这种臭名昭著的“破四旧”行动，使中国许多文物古迹被毁。哈尔滨古迹不多，但南岗的一座木结构的俄罗斯小教堂——喇嘛台被拆毁，拆毁后在原地建了一座“红塔”，一座纪念碑式的四方形平面的高塔，四面分别刻有林彪的四句语录——“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后来林彪倒台了，这座“红塔”又被拆去了，于是只剩下一座绿化广场。九十年代，我在台湾电视台看到一个介绍哈尔滨的节目，竟说那座喇嘛台是经一次大火烧毁，想来当是哈尔滨有关方面这样讲的，纯属无稽之谈。
　　在“破四旧”的名义下，也出了许多荒唐可笑的事，当然，对当事者而言特别是受害者，是不会觉得可笑的。
　　“革命小将”们为了“破四旧”，提出了许多“革命倡议”，如：大家应该当左派，车辆行人靠右行走是错误的，应该改为靠左行走，如：红色代表革命，也就是前进，车辆信号灯，绿行红停是错误的，应该改为红行绿停。将见面打招呼用语“你好”、“早”等改为“毛主席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又如用“革命”的名称改变原有的“四旧”地名，在一段时间里，北京东、西长安街真的改名为“东方红大街”，使馆区出现过“反帝路”、“反修路”。此外提出消灭一切“封、资、修”的书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图书馆将一切与“毛泽东思想”无关的书籍都清除销毁。那时，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马克·吐温等等的小说和中国的古典书籍统通都成了禁书。
　　“小将”们不准女人留发辫，更不许烫发，不准穿裙子，玻璃丝袜，不许穿窄腿裤，禁止一切化妆品，禁止穿高跟鞋。
　　我曾在火车上遇到红卫兵宣传“文化大革命”，宣传女人不准留发辫。他们拿出“红宝书”念其中的一段道：“千千万万的先烈为了人民的事业，抛头颅撒热血，英勇地牺牲了，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不能丢掉吗？”“难道我们为了革命，两根辫子都不能牺牲吗？”说着就拿起剪子为车上留辫子的姑娘强行剪去辫子。
　　听到去上海出差回来的同事谈到，上海的红卫兵在街上看到穿高跟鞋的女人，将强迫她们脱下鞋子。起初，她们尚可光着脚去鞋店买一双普通鞋子穿上回去，但后来，红卫兵下令鞋店不准给光脚女人卖鞋子，被没收了高跟鞋的女人就只得光脚回去。据说当时满街可见追女人脱鞋子的场面。
　　一些留了发辫的女士，为了避免在街上被强制剪掉辫子，当众出丑，所以纷纷“自觉革命”——去理发店剪辫子。因此接连几天理发店生意兴隆，甚至应接不暇。
　　富拉尔基有一位原在男浴室内专为男子理发的理发师，因为理发店剪辫子人手不够，将他找来帮忙。辫子剪去后，还要理出一种称为“运动型”的发式。这位师傅从未给女人理过发，所以经他理出的“运动型”不伦不类，不男不女。顾客一气之下，去向红卫兵告了他一状，红卫兵说他“破坏文化大革命”，给他剃了“鬼头”。所谓“剃鬼头”是用理发推剪在头顶推出两条相互垂直的“深沟”，这是为了当众出丑。在斗争“走资派”时，“剃鬼头”也是招法之一。这位理发师当然不能带着这样的“鬼头”回家，红卫兵走后，他就请别人将他头发索性全部推去，“鬼头”成了光头。这事又被报告了红卫兵，第二天，给他头上刷了油漆，成了“油头”，而且勒令其一周内不得洗去。
　　紧跟“革命小将”红卫兵，各行各业的“造反派”也竞相提出各式各样的“革命倡议”。理发店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提出：不给顾客烫发、吹风，不用发油发蜡，甚至不给顾客手巾擦脸，因为这些都是用来伺候“资产阶级老爷小姐”的。浴室行业取消擦背、按摩、修脚等服务，饮食店取销一切高档菜肴，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如此等等的“革命倡议”，有些当时就实行了，如不准烫发，不准用化妆品之类。红卫兵从商店内抄出的高级服装、古装（戏装）、化妆品等，堆在大街上放火烧毁。有些“倡议”则从未实行，如车辆靠左行，红灯通行，绿灯停止。据说是周恩来不同意，并向“小将们”做了解释，周当时日夜接见红卫兵，算得够“辛苦”，也够无聊的了。也许是处于无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