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尔滨领教了“文化大革命” （二十三）

　　
　　一九六四年六月初，我与伍卓汉、曲笑绪等一起奉调至哈尔滨黑龙江省轻化工业设计院。后来，原已调哈尔滨毛纺织厂的李维梓、孟继源也调来轻化工院。我们一起从北京有色院来的难兄难弟，除梁笃强已回青岛，龚念祖仍留在黑化外，差不多通统汇集到哈轻化院来了。难怪后来在“文革”中，有人给副院长蔡宝成写大字报，说他“网罗牛鬼蛇神”，将黑化的“右派”都调来了设计院。实际上，那时我们这几位都已“摘了帽子”，但仍不免“右派”、“摘帽右派”的头衔。蔡曾为黑龙江化工厂设计室主任，对我们比较了解，其实我们去哈尔滨是省厅的决定，与蔡并无多大关系。
　　我们调动前，讲明先自己调去，家眷以后再办，因我们几人的妻子都不是技术人员，工作、户口都不好安排，设计院住房也很紧缺，短期难以解决。我当时很想重回设计单位，也希望日后定居哈尔滨这样的大城市，所以就同意了这一条件。
　　黑龙江省轻化工业设计院是由原省轻工研究所内的设计室和原省化工研究所内的设计室这两个设计室合并而成。地址在道里新阳路。
　　我与伍、曲同住一间宿舍，同房间内还有朱锡碫、陈绪宗等人。我和伍均安排在土建科工作。我们家都仍在富拉尔基，科里为了照顾我们回家，经常安排我们去齐齐哈尔、富拉尔基等地工作，因此我和伍二人经常同来去于哈、富之间，加上我们都是从北京下放，有着共同的遭遇，设计院的人只要见到我们之间的任一人，就会自然地联想到另一人。“文革”后，我调到齐齐哈尔工作，伍仍留哈。很多人一见到伍就会问起周某近况如何。有趣的是:一九七九年为右派“改正”后，伍因具“香港同胞”身份，特别照顾，调回了北京有色院，全家迁回北京。当时尚无优待“台湾同胞”的政策，我和大家一样属“就地安排”，仍留在黑龙江。后来伍又去了香港，而我借着点“台湾关系”得以调回镇江。而其他同从北京下放的朋友，除梁笃强早已于六十年代去青岛以外，均仍留在黑龙江，可见我们两人命运有些共同之处。后来我去台湾，往返均需经香港，都去看望伍。有一次，我门同登中环的一座旋转餐厅，看着窗外林立的高楼大厦，不无感慨地说:“当年在富拉尔基时，怎么可能又怎么敢想到还有今天！……”说来这又是后话了。
　　我们土建科科长名陈洪奎，哈工大毕业，他的太太杨佩文是设计院的书记。这位书记见到我们是“牛皮哄哄”的，对我们这些人从来不屑一顾，我已不记得和她有未讲过一句话，但他丈夫对我们还可以，因为在他眼里，我的工作是速度又快，质量又好，而且是既搞建筑又懂结构的“多面手”，所以很为器重。我那时工作确是全心全意，不讲价钱。晚上和假日许多人下班回家了，我们却还在办公室制图，这种加班纯为义务劳动，没有分文加班费或是夜餐津贴之类，却干得很起劲，真正是所谓“各尽所能”。但却并未对我“按需分配”，工作再努力，也还是每月55元工资，分文不多。现在的年青人已很少有这样的“傻瓜”了。后来我去过台湾，在事务所做过一段时间，台湾的年青人也不会像我们那时那么傻。我感慨地说:“无论大陆还是台湾，现在的年青人都没有像我们年青时那样不计报酬地拼命干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可毛不这样看，他认为我们是“阶级敌人”，这样看来，我们可说是真正十足的大傻瓜！
　　“文革”前在设计院的两年就是这样卖命工作，与周围同事关系也不错。那时，除了一天三顿饭需下楼到食堂去就餐外，一天到晚几乎不出那座办公楼，宿舍就在办公楼的四楼，办公在三楼。我向不喜运动，除画图、吃饭、睡觉外，唯一的业余活动就是在宿舍下下围棋，我下围棋是以作消遣，不怎么用心，所以进步不大。除下棋外，也看看小说之类。
　　有一次院里评选“先进工作者”，各科预选时，科长说评选的根据只看现实表现，不算历史老账。于是大家一致将我也推举上了，名单报到院里以后就不了了之了。我并没有当上“先进工作者”，相反，这倒成了“走资派”、“贯彻刘邓路线”的材料之一。
　　我和伍卓汉曾去富拉尔基纺织厂工地“现场设计”，我们将生产厂房报废的几根钢筋混凝土大梁和拱板用到新建工厂食堂工程上，为工程节约了不少钱。有人写了一篇表扬我们的稿件，预备在院里的黑板报上发表。晚上我见人正在抄写那份稿子，写黑板报的人还说:“你们干得不错，表扬你们了！”可第二天早晨所出来的黑板报上却将那篇文章擦去了。在那个年代，像我们这一类的人，只有努力工作的义务，如果出了什么错，则首先查你的“历史”和“出身”。干得再出色也不会受到表扬和奖励，所以邓小平在那时说:“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是要有点勇气的。
　　一九六四年冬，妹妹周庆出差哈尔滨，我陪她去江边看了看封冻了的松花江，这时妹妹已从同济大学毕业，留校作助教，并在同济大学设计室工作。
　　一九六五年我第三次回沪探亲。经沈阳时，将姐姐的二女儿穆云带去上海玩玩，那时她才四岁，初次见面就同意跟舅舅去上海，当然我又将她带回沈阳。在整个童年时代，她大概都会因跟舅舅去过上海而自豪。
　　“文革”前在部分地区和单位，主要是在农村搞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为“四清”运动。“四清”即“清思想、清经济、清政治、清组织”。我们听说王光美以普通干部身份参加“四清工作队”，搞了个“桃园经验”，对此，毛，特别是江青似乎十分忌恨，后来传达毛讲话说: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也不是“党内外矛盾的交叉”。后来在“文革”中，才知毛的这些讲话是针对刘少奇的，但当时毛、刘尚未撕破脸皮，老百姓还不知底细。
　　好在在设计院尚未搞“四清”，与我们关系不大。
　　六五年，按毛对彭真、谷牧的一个文件批示，提出开展“设计革命”运动。提出“走出办公楼”，搞“现场设计”。设计院搞了一个“设计革命展览会”，将我抽出来搞了一两个月的版面设计。在轻化工设计院，我是少数几个能画会写的人物之一，后来在“文革”中，也曾要我写标语，画毛的油画像。文革中出了一幅被吹得很“神”的“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画，各单位都做大幅复制品悬挂。设计院找出两个人来复制，我是其中之一，另一人是陈能德，不巧的是:我们两人均为“摘帽右派”。那时画毛像叫做“敬绘毛主席像”，叫我们这样两名“右派”来“敬绘”，本身就是大不敬。但这种工作又不好随便找两个“左派”来代替，无奈之下，不知谁想出了一条妙计:名之曰“全院革命群众敬绘毛主席像”，办法是这样的:由我们二人先用炭笔打好轮廓，将油画色和笔准备好，这时全院职工排队入场，每人在画布上画一笔，第一个动笔的是“革委会主任”，以后是各委员、造反派，直至一般群众。入场“敬绘”的人都很自觉，只在草地上涂上一笔，最多也只敢在衣服上画上一笔，没有人敢在毛脸上动笔。等他们“敬绘”完后，我们才开始工作。好在油彩是可以覆盖的，所有“敬绘”之笔当然都被我们改涂掉了。
　　一九六五年，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接着是批判“三家村”。显然，又一场风暴即将来临，似乎是一场类似五五年的“反胡风”的运动。没有想到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从规模和影响上都远远超出了“反胡风”运动。毛后来说:“我一辈子只做了两件事，第一件是将蒋介石赶到了台湾，第二件就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六年五月，我与妻子带着女儿周平去上海探亲，这是董凤兰第一次去上海，我们都住在哥哥、母亲家里。哥哥家住房很窄小，只有两个房间，平日哥嫂带两个孩子住较大的一个房间，母亲住较小的一间，与隔壁杨家合用厨房、厕所。至今哥哥住的仍是这套房子。现在我去他家住几天会觉得拥挤得难受，可那时到他们家，虽是和母亲挤在一间小房间内，也觉得条件比我们在东北好得多，特别印象深刻的是董凤兰，她也许是第一次住进有室内厕所，浴室和煤气的房子。她说:“他们是天堂，我们是地狱”。我们在富拉尔基的住房，除电灯外，没有任何现代化设施。饮水要自己去挑，污水自己倒出去，厕所是公共旱厕，取暖、烧饭都用煤，火，日常要花很多时间来劈柈子、脱煤柸等等。加上冬季寒冷又漫长，为取暖要花费很多精力，还要储存冬菜，自己挖菜窖。大女儿很小就会帮我做家务，十来岁就会挑水。
　　为了省点路费，回来时我们从上海乘海轮至大连。在船上看到有学生宣传“文化大革命”，并听到广播说:中央决定撤销彭真（彭时为北京市委书记）职务并改组北京市委。彭因在北京拒绝发表姚文元的那篇《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并批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而惹恼了毛泽东。彭是文革中第一个被打下台的大干部。
　　回哈尔滨不久，设计院也开始了“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是执行了“刘邓路线”，由院党支部“内部排队”，在群众中找出一名“阶级敌人”当话靶子，召开全院揭发、批判大会。
　　后来得知，“文革”开始时，毛故意去外地视察，将北京留给刘少奇主持，刘按以前搞运动的路子搞了一段后，毛突然回京批判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炮打司令部”。
　　院里召开批判大会后，没有几天，又传达一个上级通知，说中央决定在一般企事业单位“文革”运动暂停，留待日后有组织地分批分期进行。显然这又是一个“刘邓”的中央决定。我听到这个通知很高兴，——我很讨厌也很害怕这些无休无止的各种“运动”。
　　奇怪的是，差不多与传达“暂停”通知的同时，报纸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即所谓“十六条”，又称为“五·一六通知”。此后，从各大学中，特别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中，传出了许多手抄的和油印的“小字报”，其中主要的内容有“毛主席与王海蓉的谈话”、“北京学生组织红卫兵”、毛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等。学生开始戴上红袖标，并满街散发宣传品，后来闹到去省委大门口贴大字报，并贴出“省委不革命，就罢他娘的官，就滚他妈的蛋！”的大字标语。哈军工学院的很多学生是高干子弟，毛远新当时就是哈军工学生。这些高干子弟了解内情，实际上他们是经由非组织的渠道来贯彻毛的意图。省委领导当然也深知闹事的学生是大有来头的，否则学生怎敢这样胆大包天，否则省委也早就将他们抓起来，按“反革命份子”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