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在文化大革命中9 我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

　　文化大革命在我们祖国的历史长河中，是一瞬间，但就这短短的一段时间，它记录了中国人民这段历史的扭曲，这段历史的倒退，它是一种病态，是一场极其严重的内乱，它是让人类耻笑万年的一场丑剧。这场动乱，对我国的经济建设、文化教育、社会科学、国防军事、外交领域、人民生命财产等各个方面，都遭到了极大的破坏！这场重大政治运动被广泛认为是自1949年建国至今最动荡不安的灾难性阶段。对这段历史，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于1981年6月27日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被正式否定。该决议的正式表述是：“‘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我对我的这段经历，刻骨铭心，一世都不会忘记。多少年来，我都在回忆，思考这段对我来说极不平常的经历。我在思考两个问题：我为什么被挨打，是我做错了什么？文化大革命，对我是好事还是坏事？轰轰烈烈，让我痛不欲生的文化大革命，我从中到底得到了什么？
　　他们为什么要打我，而且把我往死了打？我们没有个人矛盾和利害冲突啊！其中有的人还是我的同学，是我的朋友和我的得意学生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百思不解。
　　是我在文化的革命中做坏事了？没有啊！我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没参加过一次武斗，更没有过打砸抢行为，连脏话都没说过。辩论、写大字报这我承认，这是当时文化大革命斗争的武器呀！
　　是我的人品不够好吗？不是吧！我谈不上人品优秀，可我也是一个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老师呀（代课）！在教育战线我还是一名先进工作者呢，是一位学生爱戴，领导器重的教师呀！
　　是我平时得罪人太多了？也不是！可以说我在工作和日常生活中没有得罪一个人。他们都是我的乡亲、朋友、学生，从没有过不睦。我们相互间关系处得很好啊！
　　是我把文化大革命的方向搞错了？更不是了！当时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十六条》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斗争的大方向，就是紧紧抓住各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整天也就是批他们了，没干别的。
　　是我路线站错了？站到反动派那边去了？也不是呀，党中央说了，两派都是革命的，要实现无产阶级造反派大联合。
　　那是为啥呀？不知道。打我的时候我不知道，躺在炕上养伤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后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还是不知道。他们为啥打我？我百思不解。我开始怨他们，是他们的错，他们这帮人太坏，太狠毒了！我恨他们，恨他们一辈子！
　　也难怪我恨他们，他们不但在文化大革命肃流毒时把我打的死去活来，而且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他们还在打击我、歧视我。由于他们当时处于村里各级领导地位，我是一名农民，所以他们在有些地方还是在百般刁难我，我也不屌（溜须）他们。所以我们之间的关系很长时间还是比较紧张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变化，我从农民到当上老师，又改行上了政府，由于自己地位的变化，阅历的沉淀，我逐渐明白了：这不是他们的错，是时代造成的。文化大革命本来就是一个极其错误的路线，人们当时又都是崇拜主义者。一时间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把人们都卷“疯”了，人们丧失了理智，都成了神经病。为了一个观点，父子干仗，夫妻离婚，哥俩成了仇人比比皆是，全国都这样啊。两派有一派一时侥幸“胜利”了，另一派就像当年解放时斗地主一样，去报复，去打击“阶级敌人”。他们不知道两者矛盾的性质是不同的，土改时斗地主是敌我矛盾；文化大革命两派是内部矛盾。因为文化大革命时，他们都疯了，是病态，所以我不能怨他们，他们也是受害者；再说，还不是怨自己吗？你不参加不就没你的事了吗？即使参加了，你不出头不也就没事了吗？那么多人，为什么骗骗你挨打？还不是你嘚瑟得太欢了吗？当时我母亲百般劝我不让我干，可我就是不听啊！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在我的身上应了这句古训了吧。
　　我的思维转变后，我便不记恨他们了，我逐渐开始主动去接近他们，用我的行动去感化他们。遇事我尽最大力量去帮助他们。比方说，八七年省工作队来我乡镇整党，全乡镇各村都去了工作组。我原先住的村有人告当时拿三角带打我的张怀江，（他已经是我原先住村的党支部书记了，已经干了多少年了。我当时是乡政府的党委秘书）。当时整党政策里规定，凡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参加过打、砸、抢分子，一律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打人是一个严重问题，必须要被打的人写出证言材料并签字。省工作组的领导老张特意回乡找我谈这个问题。他对我说：“老王，我找你核实一个事，群英村张书记在文化大革命时打过你吗？”
　　“你问这个干啥？”
　　“我在群英整党，当地的老百姓告他的状，告了十八条，其中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说他在文化大革命后期肃流毒时，拿三角带打过你，而且打得还很重。这个问题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如果你要出了证据，他的党籍可能就要保不住。所以我得听听你的意见。”老张瞅着我，等待我表态。
　　我听后心里一时很不平静，说句实在话，真有点翻江倒海……从打文化大革命以后，特别是我没上政府以前，他和我的关系一直不好。我在改行时，他亲自上镇党委书记那做过我的醋（说坏话），在我入党政审时候，他向组织又一次说我父亲有历史问题。这些事我都很清楚，但我都是心里知道就得了，从来我也没表现出来，就当没有这回事。我想，我们在文化大革命时有过隔阂，现在说点坏话也很正常。人嘛，哪能思想境界都那么高？照实说今天应该是我报复他的好机会，只要我坚持党的原则，出一份实事求是的证言，他的党籍、职务就得拿下。即使有人想保，只要我坚持住，恐怕谁也保不住他。但是我又一想，我那样做图什么呢？图个报复？为了泄心头之恨？我那样做了我又能得到什么呢？我只能得到一时高兴，可我又深深的得罪一个人，得罪一个永远恨我，甚至和我永远对立的人。恩怨宜解不宜结，为人还是以宽怀、大度一些为好。于是我沉默一会，然后对老张说：“老张，说实在话他是打了我，而且打得不轻。可事隔这么多年，我不能落井下石呀，我这笔一落，他的政治小命可就没了，你说我这个证言能写吗？今天我不还是我吗，也没咋地，不过当时我是受苦了，打得我死去活来。就当我进了一次革命大熔炉，体会体会革命前辈受刑的滋味了。我现在不能毁了他啊。”老张听了后，拉着我的手说：“老王，你真是大好人啊！我没想到你能这么大度，你这么做可算救了张书记了。我看你这个人心眼挺好，我就跟你说句实话吧，我在群英这一段时间，和张书记处得不错，为这个事他上老火了。他怕你不会原谅他，还求我做做你的工作呢。没想到你没用我做工作，就原谅了他。我回去一定把你的态度告诉他，他会感激你一辈子的。”
　　事后，老张把我的态度果然原原本本告诉了他。他非常感动，主动上门向我负荆请罪，对文化大革命打我的事多次在酒桌表示忏悔。经常上我家去串门，拿一些农副产品让我尝鲜。从此他和我交了朋友，经常互相往来。直到现在我们的关系仍然很好。我们这段不平常的经历，被当地大伙说成是新时代的廉颇蔺相如。去年他有病来佳木斯住院，还在我家住了两天。后来病情严重，我和我爱人还亲自到医院去看他。可惜他回去不长时间病情就又恶化，不几天就去世了。
　　也有的人对我的这种做法持反对态度，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时候你不整他，更待何时？找机会报仇还找不找呢，你要和他势不两立把他干掉，绝不要心慈面软！现在你不但不报复他，还和他成了朋友，你这个人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善良大劲了吧？”我向这种人解释，他不听，我只好一笑了之。
　　我认为，我理解了他们，原谅了他们。我的这种宽容和大度，对工作有好处，对家庭有好处，对个人更有好处。“冤仇宜解不宜结”，我觉得这是君子之为。
　　那么，我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到底得到了什么呢？它对我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从辩证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它也给我带来了一定的好处。
　　首先，文化大革命给了我战火硝烟的锻炼和考验，积累了我人生的经验，丰富了我的智慧和才干。文化大革命后期由于我站“错”了队，“肃流毒”时对我肉体进行了残酷地折磨和摧残，打得我死去活来，可是它锻炼了我的钢铁的意志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使我像一个从渣滓洞走出来的革命战士，“一个人死都不怕，还能怕什么！”。当时一段时间社会对我的歧视，冷遇和对我的百般刁难，又让我能够忍辱负重，学会游刃有余，能去适应千变万化的社会环境。短短的几年，他让我成长了许多，成熟了许多，聪明了许多。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还要感谢文化大革命。
　　这就是我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