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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环的心病(一)

作品名称:为了忘却的岁月 ——五·七干校、插队落户纪实      作者:嘉时      发布时间:2016-06-30 08:50:23      字数:6510

  那是在我们插队的第二年春,这天我从地里干活回来,正准备打点晌午饭时,就听着门外有人喊:“老吴,你出来下!”我刚一出门,就看见玉环回来了,她不像往日回来那样,一进院就东瞅瞅,西看看,高高兴兴样子。她面无表情,嘴里还嘟嘟囔囔的。我和她说:“你回来啦”,她像没听着似的,径向屋里走去。我心里一边纳闷:今天这是怎么啦?一边和站在大门口的车老板打招呼:“福生,你从公社回来?”
  “是啦,我去拉化肥,在公社门口碰见了周秘书,他说老李身体不好,让她回家休息几天,还说让我把老李亲自交给你!我这可把人交给你啦,丢了,可别找我啊!”
  我笑笑说:“丢不了,丢了也不找你啦”。
  他转身要走,可又像想起什么似的,回过头来和我说:“不知咋的,老李一路上嘟嘟囔囔的,也听不清她说的啥,你快进屋看看她吧!”
  我说:“是么,那就谢谢你了,福生!”
  我走进屋,见玉环板着个脸,一动不动地坐在炕沿上。见我进来,她显露出惊恐的神色,说:“你听!广播喇叭正在批判你哪!”
  一点思想考虑也没有的我,咋一听这话,还真以为是真的哪。心想,怎么还要批判?还撵到这边远的昭盟来批判?方寸一乱,就不由自主地走出门口去听。晌午的山村,在明媚阳光照射下,显得那么安静,哪有什么批判我的广播喇叭声?!一阵“嘿啦!嘿啦!”的驴叫声传了过来,过后还是那么安静。我摇了摇头,这是虚幻,根本没有的事。我进屋对她说:“哪有什么广播?别瞎说了,快上炕休息,我给你弄点吃的。”
  她执拗地说:“我不累!不饿!你快出去听听!”
  我一边在炕头上铺上一床褥子,一边哄她说:“好!好!我一会儿就出去听,你先上炕休息!”我硬给她脱了鞋,推按在炕上。她虽然躺下了,可还是两眼瞪着,没有一点睡意。此刻,我脑子里飞快闪过一个想法,得赶快把赤脚医生找来,用上点什么药,先让她安静下来。可赤脚医生住在大队所在的营子,离这里足有8里多。没有电话,只好用广播喇叭喊了。午间,正是公社广播站广播时间,广播里也没有什么批判我的事,而是在播放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片断。我闭了广播,向大队喊话,接话的正是大队支书徐海。我说明意思后,请他转告他哥哥徐涛,请他马上下来一趟。
  徐涛,是徐海的哥哥,是大队的赤脚医生,他50多岁,长瓜脸,瘦高个,是个单身。据知,他年轻时也曾有过家口,后来由于他受人蒙骗,迷上了炼功,幻想成佛成正果,炼来炼去,竟炼得走火入魔,神志不清,说是要先度他媳妇升天,就把他自个的媳妇杀掉了。在亲人的规劝和法制的教育下,他虽然醒过腔来,迷途知返,尽管这样,也没有哪个人敢再为他说亲,也再没有哪个女人敢嫁给他做他的媳妇了。于是他就孑然一身,成了一个老光棍。由于他有点文化,懂得点医疗知识(他爷爷曾是一名中医),在推行农村医疗的时候,就安排他做了赤脚医生。
  徐涛来得好快,下午两点多就到了。看到他进院,我立即迎了出去,把玉环的情况跟他说了说,此刻玉环虽然还没睡着,可也不像刚进家时那么嘟囔和闹腾啦。
  徐涛一边拉过玉环的手,一边问她:“老李,你觉得怎么样?哪块不舒服?”
  玉环瞪大眼睛瞅着他。实际玉环是熟悉徐涛的,有过一段他们俩曾是这个大队上下两片的赤脚医生,有过联系和交往。可现在,她面对昨天的同行,却一言不发。
  把过脉后,徐涛和我说:“老李的脉象很乱,他一定是受了什么剌激,导致神经紧张,心绪不宁”。说着他从药箱里取出一管药,吸到针管里,没有酒精消毒,他便把针头含在嘴里一会儿,随后对玉环进行静脉注射。
  待我把徐涛送到大门口时,他对我说:“估计这针下去,老李能够安静一阵子,如果醒过来,有什么变化,或者感到还不好时,你就带她到医疗队去,千万别耽误了。”
  我回到屋里,捡起丢在地上的空药管时,看到上边“氯丙秦”3个字。嗣后我才知道,这是一种比“安定片”还厉害的强镇静药,我真佩服这个赤脚医生的胆量,偌大一管强镇静药,他竟敢通过静脉给玉环注射了进去!我抬头看了看玉环,她已经呼呼地睡过去了。
  我每天除了做饭、照顾孩子上学等家务活外,一直都守候在她的身边。听着她那均匀的呼吸声,看着她那平静安然的睡态,极力想搜寻和掌握她病情的每一点细微变化。夜间,我每次醒过来,都要点上灯观察一番。就这样,一夜过去了,她始终是那么平静地睡着。一夜一天过去了,她还是那么睡着。看来她睡的倒还平静,可我却越来越不平静了,一颗心总在半空悬着。怎么还不醒?什么时候能醒?要是醒不过来咋办?又是一夜过去了,算来已是40多个小时了。
  是打针的第三个白天傍晌,看到玉环翻了个身,随后又慢慢地睁开了眼睛,我的心里像打开了两扇门,悬着的一颗心也似乎落了下来,高兴地说:“玉环!你可醒啦,可把我给吓坏了!”
  她瞅了瞅我,伸了个懒腰,问道:“我啥时候睡的?现在是什么时候啦?”
  我说:“你已经睡40多个小时了,现在是第三个白天头晌了。”
  她疑疑惑惑地说了句:“是么!”就想挣扎起来。可还没等坐起来,就又倒下了,她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说给我听的:“我咋这么累?!这么乏?!身上一点劲也没有,……脑袋也像挺大似的,昏沉沉的……”
  我安慰她说:“你躺了3天,没吃没喝,身上还能有劲!还能不乏!你先别忙着起来,我给你弄点吃的。”
  听到我说要给她弄点吃的,她淡然一笑,说:“你说要给我弄吃的,我现在还真的觉着肚子有点饿啦”。
  我逗趣说了句:“3天不吃不喝,要还不饿,那你可真要成为神仙啦”。就去给她熬了点小米粥,煮了两个自家腌制的咸鸡蛋,还切了一碟咸疙瘩。吃过后,她精神好了许多,试着慢慢地起来下地,在屋内走动着。
  我鼓励她说:“对,就这么好好吃东西,再到外面照照太阳,透透空气,你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使我感到欣慰的是,醒过来的这些日子,她绝口没提她回来时说过的“广播喇叭批判我的事儿”,好像根本就没有那回事。我呢,当然更绝对忌讳提及这件事,更使我没有料到的是,粗手笨脚的农村赤脚医生徐涛,那么冒冒失失(我是这样认为)地往静脉注射了一针“氯丙秦”,竟然使玉环的神经4年多再没有出现毛病。
  是旧痛的不堪重负,还是新伤的芒剌难消,一九七五年后,玉环的神经状态,又显露出不好苗头。她消极,忧郁,总像有多少解不开的心绪,和推不出的烦恼,导致她睡不好觉,吃不下饭,身体日渐消瘦。随后又出现多疑,同志们在一起说话,她怀疑人们是在“议论她”,回到家来,一个人呆坐在炕沿上,喃喃自语:“他们在一起说什么呢?”。人们从她身边走过,没有和她打招呼,她就认为是“躲着她”;人们在一起说笑,她又怀疑他们是“有意取笑她”。由此发展下来,又出现了幻听,白天没太察觉,晚上,夜深人静,万籁无声,可她却总是听到有人说话,有人发笑。多少个夜里,她一会儿说:“窗外有人说话”;一会儿又说:“有人叫门”,要起来去开门。就这样折腾着,她不睡觉,我也睡不好觉。更令人担心的是,她时不时地还流露出“活着没意思”的厌世思想。尽管此时的她,身体已是更加瘦弱,面色苍白,眼神呆滞,神情恍惚,可她还坚持要照常上班。我找到了医疗队曾给她看病开药的刘大夫,大夫说她这是“忧郁型神经分裂症”,建议她去“宁城精神病医院”住院,进行系统治疗。并提示说,不能这样延误下去,否则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为了安排她去住院,为了不刺激本人,不影响同志们,刘大夫在给玉环开的《诊断书》上,没有写“神经分裂症”,而是写“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建议到宁城精神病医院住院进行系统治疗字样。担心精神病院不收,刘还亲自给他的同行好友、宁城精神病医院的大夫丁主任写了一封信。待我把玉环的《诊断书》交到公社,得到认可后,我又和粮站请了两天假,帮助玉环清理她经管的公社食堂账目。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神情恍惚,她都不是按科目记账,而是这记一笔收入,那记一笔开支;这里夹一个条子,那里放几张单据;又是钱、粮、油;又是食堂劵、粮票和油票,整整花了两天时间,总算把账目彻底查清。让我松了一口气的是,尽管她在精神状态极度不佳情况下,记得这么凌乱,但钱(包括食堂劵)、粮(包括粮票)、油(包括油票)与账目一点不差,并清清楚楚地交给了接管的人。
  宁城精神病院,位于宁城县城西部,距火车站有2里多路,当时没有公交车,只有人力三轮车。可能是出于安全和肃静考虑,三轮车不能停在病院门口,只能停在约300米外的菜地边。这是一片红砖老式平房、红砖围成的院落,显得挺空旷。在院落深处,有两栋南北对应的桶子式开间病房,南部是女病房,北部是男病房。在两个病房间的大空场,是病号出来活动场所,神志清醒的轻病号称它为“放风区”。周围则是门诊、药局及其他为病人服务的业务和生活用房。女病房一共有10多个开间,紧挨着病房的是医生的诊室、护士的处置室和病号歺厅。玉环就住在第二个开间内。房间内有4个床位,设备很简单。房间虽然并不高档,但却显得很洁净、舒适。
  据说,这里的几个主要大夫,比如我接触过的女病房的赵大夫和丁主任,都是从省的开原精神病院走“6•26”道路下到这里的。记得我送玉环来的那天,门诊接诊大夫听了我的病情口诉,作了简单的诊察后,颇不以为然,显露出不愿收留住院之意,说什么:“像这样的病人,治疗下去也不会有多大好转”。
  我问他:“那么发展下去,会是什么样呢?”
  他手托着腮部,仰脸瞅着我说:“那就是两个结局,往好里说,就是维持现在这样;要再发展,那就是痴呆,生活不能自理”。
  我说:“那么在这住院治疗,不能治坏吧?”
  他放下了托腮的手,说:“嗯!哪倒不能。”
  我态度坚决地说:“只要不能治坏,哪怕有一点点好转,我们也要住院治疗!”并拿出了医疗队刘大夫写给丁主任的信。看到我坚决的态度和给丁主任的信,他不太高兴地“抹搭”我一眼,没有说啥,开了接诊住院通知,我相继办了手续,并与主治医生赵大夫和丁主任接了头,看着玉环被护士领进了病房,安顿下来,我才离开了精神病院。
  货郞的担子――两头沉。安顿好了玉环,又心急火燎地往回赶。当时,两个大孩子,一个插队在青年点,一个参加公社在最贫困的缸瓦窑沟办的所谓“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家里撂下两个小孩子,大的15岁,小的才4岁,还有一群鸡、猪等张嘴的东西。虽说曾委托邻居代为照看,可做父母的又怎么能不牵挂呢?!由于交通不便,我从宁城回到家里,已是第三天了。
  晚上,邻居大嫂把玲儿送回来,孩子一下子就扑到我的怀里,哭着喊着找妈妈。我一边哄她说:“过些日子,妈妈就回来!”一边把从赤峰买回来的糖块和蛋糕拿给她。她把糖块塞到嘴里,瞅着手里揑着的蛋糕,小嘴一咧,哇的一声又哭了。到睡觉的时候了,玲儿虽说不哭了,可嘴里还总是“哼哼!叽叽!”地“我要找妈妈!我要找妈妈!”不肯睡觉。没办法,我只好背着她,在屋里一边转圈,一边念叨着我胡乱编的词:“背!背!背我的玲儿上北京,北京城,真正好,玲儿太小去不了,……”就这么反复地转,反复地念叨,不知转了多少圈,也不知念叨了多少遍,直到玲儿迷糊了,这才把她放在炕上;可此时的我,也已是乏困不行啦。在玉环住院的多少个夜晚,我都是这样不厌其烦地重复着这单调乏味的办法,来哄玲儿睡觉的。
  在玉环住院的日子里,我反复思索是哪些记忆和经历,使她刻骨难忘,促使其思想不堪重负,而终于陷于崩溃。人们的记忆,是多种多样的,大体可分两种:一种是美好的,幸福的,比如官场得意,事业有成,夫妻恩爱,家庭和谐,等等;另一种是苦涩的,甚至是不堪回首的,比如人生路上遭遇种种挫折和伤害,致身心疲惫,事业无就、婚姻失败,抱撼终生,等等。我和玉环的记忆,则属于第二种。
  一九五七年那场暴风雨所带给我们的伤害和痛苦,是多方面的,是终生的,那里的每一个细节和场面,都是那样的令人心痛和难忘,从而使我想起了那个令玉环心碎和难堪的一个场面:
  那是初冬的一天。机关在大礼堂召开全体大会,批判我的所谓“反党罪行”。场里布置庄严,透露出运动的杀气,周围墙上贴满了“整风反右”的标语口号。“彻底批判吴非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大会”的横幅,悬挂在讲台的上方,两个麦克风立在讲台左右两边,左边的是掌握会场和批判发言者用的;右边的是供我检查交待和辩论用的。场内足有七、八百人,玉环就坐在会场的一个边角上。会前除了台上几个人走来走去,在安排会务外,场内鸦鹊无声。据玉环事后对我说,在我被拉出来,立在麦克风前,全场的眼光都集中到了我的身上,台下“嘁嘁喳喳”,议论纷纷。不知是谁说了一句:“看!坐在那边角上的,就是右派老婆!”刹时,多少个人扭过头来,把目光射向了玉环。一向爱面子、争强好胜的她,此刻,她痛心!难堪!羞愧地低下了头。要是在平常,她早就使性子跑出去了。可现在不能!那对我对她,都将是自寻其苦啊!她也不敢哭,那样不仅会引来更多的嘲讽,还会给自己带来“同情右派”的罪名。她只能呆坐在那里,把头埋得深深的,把泪咽在肚子里,聆听着会场上送过来的一句重似一句的刺耳话语:“吴非是彻头彻尾的大右派!”、“右派就是反动派”、“吴非反对毛主席,绝对没有好下场!”、“把吴非打倒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这每一句话语,都如千钩重锤,擂在我的头上,却重重地击打在玉环的心上!她真的有点经受不住了,在散场的时候,她仍然呆呆地坐在那里,似乎已经无力站起来了。待人们都走净了时,我慢慢地走到她的跟前,轻声地说:“咱们走吧!”她没有吱声,,拒绝了我的搀扶,自个慢慢站了起来,挪动着脚步,和我慢慢地向场外走去。有几个已走远了的好信的人,还特意回过头来看着我们,嘴里还在喳喳着什么。看我们如此这般落魄的样子,是幸灾乐祸?还是怜悯同情?随他们去吧!在人生的漫漫长途上,谁又能保证自己永远走在阳光灿烂的坦途上呢?!
  按说这段历史已经远离我们而去,应属陈芝蔴烂谷子了,可却不然,它的政治冲击波之长,影响面之广,是我们始料不及的。对我的冲击,那是比比皆是,自不待言。对玉环,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她一踏进革命的门槛,就在党的领导机关工作,她思想纯朴,工作勤恳,积极要求上进,在我被打成“右派”前,就已经是党的积极分子,组织曾准备讨论她的入党问题。我的问题一出,入党之事便石沉大海,永无声息。在以后机关的多年工作中,尽管人们承认她工作认真,表现不错,但到头来,成绩永远是别人的,评先进,涨工资,都没有她的份。当她每每向我诉说内心的委屈时,我总是怀着内疚的心情,用自责来劝慰她:“是我不好!是我连累了你!”这时,她总会用一句宿命的观点,来表达自己无奈的心声:“咳!什么也别说了,还是怨咱命不济啊!”长了,我们对这种现实,也就认了,没有什么不切实际的想法和奢求,只求平平安安,过个平淡而稳定的生活,而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孩子们身上,愿望他们能像普通孩子们那样,在同样的阳光照耀下,健康成长。可现实并不像我们想像的那样。
  一九七三年冬,农村征兵工作开始,征兵工作队进驻初头朗。由于当时农村经济不发达,农村仍处在贫困状态。许多农村青年,为了能够进城当工人,或者谋个挣工资的工作,一心想跳出农村,脱离农业。可当时,大学停办,招工又很少有农业户口的份,于是通过当兵,就是他们实现这一愿望的最佳选择,所以应征当兵,就成了农村青年的热门追求。当时我们的大孩子石儿。正在初头朗中学读高中,也正属于应征年令。尽管我们已经做了插队农村一辈子的思想准备,却也不愿让我们的孩子,也跟着我们在农村呆一辈子,因此也愿意和支持他能够应征入伍。
  征兵工作队,把农村各大队征兵的任务分配布置下去后,就进入初头朗中学,想为连队选拔个能写会画文体好的青年入伍。领兵的同志先在校内转了一圈。当他们看到学校的板报,写的画的都挺不错,就通过学校进行了解。学校领导介绍说,这个学生是插队干部孩子,学习很好,在美术班专门学习过,写字绘画,在学校里都是数得着的,有一米七、八的个头,是学校篮球队的主要队员。听过学校的介绍,领兵的指导员很感兴趣,于是在校方的安排下,领兵的同志和石儿见了面。经过目测和交谈,指导员认为学校介绍的属实,本人也表示愿意当兵,于是就把石儿选定为应征的一个目标。得知这一消息,玉环和我都挺高兴,暗自庆幸我们的一个孩子,能有机会走出这个偏僻的山村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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