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环的心病（一）

　　那是在我们插队的第二年春，这天我从地里干活回来，正准备打点晌午饭时，就听着门外有人喊：“老吴，你出来下！”我刚一出门，就看见玉环回来了，她不像往日回来那样，一进院就东瞅瞅，西看看，高高兴兴样子。她面无表情，嘴里还嘟嘟囔囔的。我和她说：“你回来啦”，她像没听着似的，径向屋里走去。我心里一边纳闷：今天这是怎么啦？一边和站在大门口的车老板打招呼：“福生，你从公社回来？”
　　“是啦，我去拉化肥，在公社门口碰见了周秘书，他说老李身体不好，让她回家休息几天，还说让我把老李亲自交给你！我这可把人交给你啦，丢了，可别找我啊！”
　　我笑笑说：“丢不了，丢了也不找你啦”。
　　他转身要走，可又像想起什么似的，回过头来和我说：“不知咋的，老李一路上嘟嘟囔囔的，也听不清她说的啥，你快进屋看看她吧！”
　　我说：“是么，那就谢谢你了，福生！”
　　我走进屋，见玉环板着个脸，一动不动地坐在炕沿上。见我进来，她显露出惊恐的神色，说：“你听！广播喇叭正在批判你哪！”
　　一点思想考虑也没有的我，咋一听这话，还真以为是真的哪。心想，怎么还要批判？还撵到这边远的昭盟来批判？方寸一乱，就不由自主地走出门口去听。晌午的山村，在明媚阳光照射下，显得那么安静，哪有什么批判我的广播喇叭声？！一阵“嘿啦!嘿啦！”的驴叫声传了过来，过后还是那么安静。我摇了摇头，这是虚幻，根本没有的事。我进屋对她说：“哪有什么广播？别瞎说了，快上炕休息，我给你弄点吃的。”
　　她执拗地说：“我不累！不饿！你快出去听听！”
　　我一边在炕头上铺上一床褥子，一边哄她说：“好！好！我一会儿就出去听，你先上炕休息！”我硬给她脱了鞋，推按在炕上。她虽然躺下了，可还是两眼瞪着，没有一点睡意。此刻，我脑子里飞快闪过一个想法，得赶快把赤脚医生找来，用上点什么药，先让她安静下来。可赤脚医生住在大队所在的营子，离这里足有8里多。没有电话，只好用广播喇叭喊了。午间，正是公社广播站广播时间，广播里也没有什么批判我的事，而是在播放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片断。我闭了广播，向大队喊话，接话的正是大队支书徐海。我说明意思后，请他转告他哥哥徐涛，请他马上下来一趟。
　　徐涛，是徐海的哥哥，是大队的赤脚医生，他50多岁，长瓜脸，瘦高个，是个单身。据知，他年轻时也曾有过家口，后来由于他受人蒙骗，迷上了炼功，幻想成佛成正果，炼来炼去，竟炼得走火入魔，神志不清，说是要先度他媳妇升天，就把他自个的媳妇杀掉了。在亲人的规劝和法制的教育下，他虽然醒过腔来，迷途知返，尽管这样，也没有哪个人敢再为他说亲，也再没有哪个女人敢嫁给他做他的媳妇了。于是他就孑然一身，成了一个老光棍。由于他有点文化，懂得点医疗知识（他爷爷曾是一名中医），在推行农村医疗的时候，就安排他做了赤脚医生。
　　徐涛来得好快，下午两点多就到了。看到他进院，我立即迎了出去，把玉环的情况跟他说了说，此刻玉环虽然还没睡着，可也不像刚进家时那么嘟囔和闹腾啦。
　　徐涛一边拉过玉环的手，一边问她：“老李，你觉得怎么样？哪块不舒服？”
　　玉环瞪大眼睛瞅着他。实际玉环是熟悉徐涛的，有过一段他们俩曾是这个大队上下两片的赤脚医生，有过联系和交往。可现在，她面对昨天的同行，却一言不发。
　　把过脉后，徐涛和我说：“老李的脉象很乱，他一定是受了什么剌激，导致神经紧张，心绪不宁”。说着他从药箱里取出一管药，吸到针管里，没有酒精消毒，他便把针头含在嘴里一会儿，随后对玉环进行静脉注射。
　　待我把徐涛送到大门口时，他对我说：“估计这针下去，老李能够安静一阵子，如果醒过来，有什么变化，或者感到还不好时，你就带她到医疗队去，千万别耽误了。”
　　我回到屋里，捡起丢在地上的空药管时，看到上边“氯丙秦”3个字。嗣后我才知道，这是一种比“安定片”还厉害的强镇静药，我真佩服这个赤脚医生的胆量，偌大一管强镇静药，他竟敢通过静脉给玉环注射了进去！我抬头看了看玉环，她已经呼呼地睡过去了。
　　我每天除了做饭、照顾孩子上学等家务活外，一直都守候在她的身边。听着她那均匀的呼吸声，看着她那平静安然的睡态，极力想搜寻和掌握她病情的每一点细微变化。夜间，我每次醒过来，都要点上灯观察一番。就这样，一夜过去了，她始终是那么平静地睡着。一夜一天过去了，她还是那么睡着。看来她睡的倒还平静，可我却越来越不平静了，一颗心总在半空悬着。怎么还不醒？什么时候能醒？要是醒不过来咋办？又是一夜过去了，算来已是40多个小时了。
　　是打针的第三个白天傍晌，看到玉环翻了个身，随后又慢慢地睁开了眼睛，我的心里像打开了两扇门，悬着的一颗心也似乎落了下来，高兴地说：“玉环！你可醒啦，可把我给吓坏了！”
　　她瞅了瞅我，伸了个懒腰，问道：“我啥时候睡的？现在是什么时候啦？”
　　我说：“你已经睡40多个小时了，现在是第三个白天头晌了。”
　　她疑疑惑惑地说了句：“是么！”就想挣扎起来。可还没等坐起来，就又倒下了，她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说给我听的：“我咋这么累？！这么乏？！身上一点劲也没有，……脑袋也像挺大似的，昏沉沉的……”
　　我安慰她说：“你躺了3天，没吃没喝，身上还能有劲！还能不乏！你先别忙着起来，我给你弄点吃的。”
　　听到我说要给她弄点吃的，她淡然一笑，说：“你说要给我弄吃的，我现在还真的觉着肚子有点饿啦”。
　　我逗趣说了句：“3天不吃不喝，要还不饿，那你可真要成为神仙啦”。就去给她熬了点小米粥，煮了两个自家腌制的咸鸡蛋，还切了一碟咸疙瘩。吃过后，她精神好了许多，试着慢慢地起来下地，在屋内走动着。
　　我鼓励她说：“对，就这么好好吃东西，再到外面照照太阳，透透空气，你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使我感到欣慰的是，醒过来的这些日子，她绝口没提她回来时说过的“广播喇叭批判我的事儿”，好像根本就没有那回事。我呢，当然更绝对忌讳提及这件事，更使我没有料到的是，粗手笨脚的农村赤脚医生徐涛，那么冒冒失失（我是这样认为）地往静脉注射了一针“氯丙秦”，竟然使玉环的神经4年多再没有出现毛病。
　　是旧痛的不堪重负，还是新伤的芒剌难消，一九七五年后，玉环的神经状态，又显露出不好苗头。她消极，忧郁，总像有多少解不开的心绪，和推不出的烦恼，导致她睡不好觉，吃不下饭，身体日渐消瘦。随后又出现多疑，同志们在一起说话，她怀疑人们是在“议论她”，回到家来，一个人呆坐在炕沿上，喃喃自语：“他们在一起说什么呢？”。人们从她身边走过，没有和她打招呼，她就认为是“躲着她”；人们在一起说笑，她又怀疑他们是“有意取笑她”。由此发展下来，又出现了幻听，白天没太察觉，晚上，夜深人静，万籁无声，可她却总是听到有人说话，有人发笑。多少个夜里，她一会儿说：“窗外有人说话”；一会儿又说：“有人叫门”，要起来去开门。就这样折腾着，她不睡觉，我也睡不好觉。更令人担心的是，她时不时地还流露出“活着没意思”的厌世思想。尽管此时的她，身体已是更加瘦弱，面色苍白，眼神呆滞，神情恍惚，可她还坚持要照常上班。我找到了医疗队曾给她看病开药的刘大夫，大夫说她这是“忧郁型神经分裂症”，建议她去“宁城精神病医院”住院，进行系统治疗。并提示说，不能这样延误下去，否则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为了安排她去住院，为了不刺激本人，不影响同志们，刘大夫在给玉环开的《诊断书》上，没有写“神经分裂症”，而是写“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建议到宁城精神病医院住院进行系统治疗字样。担心精神病院不收，刘还亲自给他的同行好友、宁城精神病医院的大夫丁主任写了一封信。待我把玉环的《诊断书》交到公社，得到认可后，我又和粮站请了两天假，帮助玉环清理她经管的公社食堂账目。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神情恍惚，她都不是按科目记账，而是这记一笔收入，那记一笔开支；这里夹一个条子，那里放几张单据；又是钱、粮、油；又是食堂劵、粮票和油票，整整花了两天时间，总算把账目彻底查清。让我松了一口气的是，尽管她在精神状态极度不佳情况下，记得这么凌乱，但钱（包括食堂劵）、粮（包括粮票）、油（包括油票）与账目一点不差，并清清楚楚地交给了接管的人。
　　宁城精神病院，位于宁城县城西部，距火车站有2里多路，当时没有公交车，只有人力三轮车。可能是出于安全和肃静考虑，三轮车不能停在病院门口，只能停在约300米外的菜地边。这是一片红砖老式平房、红砖围成的院落，显得挺空旷。在院落深处，有两栋南北对应的桶子式开间病房，南部是女病房，北部是男病房。在两个病房间的大空场，是病号出来活动场所，神志清醒的轻病号称它为“放风区”。周围则是门诊、药局及其他为病人服务的业务和生活用房。女病房一共有10多个开间，紧挨着病房的是医生的诊室、护士的处置室和病号歺厅。玉环就住在第二个开间内。房间内有4个床位，设备很简单。房间虽然并不高档，但却显得很洁净、舒适。
　　据说，这里的几个主要大夫，比如我接触过的女病房的赵大夫和丁主任，都是从省的开原精神病院走“6•26”道路下到这里的。记得我送玉环来的那天，门诊接诊大夫听了我的病情口诉，作了简单的诊察后，颇不以为然，显露出不愿收留住院之意，说什么：“像这样的病人，治疗下去也不会有多大好转”。
　　我问他：“那么发展下去，会是什么样呢？”
　　他手托着腮部，仰脸瞅着我说：“那就是两个结局，往好里说，就是维持现在这样；要再发展，那就是痴呆，生活不能自理”。
　　我说：“那么在这住院治疗，不能治坏吧？”
　　他放下了托腮的手，说：“嗯！哪倒不能。”
　　我态度坚决地说：“只要不能治坏，哪怕有一点点好转，我们也要住院治疗！”并拿出了医疗队刘大夫写给丁主任的信。看到我坚决的态度和给丁主任的信，他不太高兴地“抹搭”我一眼，没有说啥，开了接诊住院通知，我相继办了手续，并与主治医生赵大夫和丁主任接了头，看着玉环被护士领进了病房，安顿下来，我才离开了精神病院。
　　货郞的担子――两头沉。安顿好了玉环，又心急火燎地往回赶。当时，两个大孩子，一个插队在青年点，一个参加公社在最贫困的缸瓦窑沟办的所谓“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家里撂下两个小孩子，大的15岁，小的才4岁，还有一群鸡、猪等张嘴的东西。虽说曾委托邻居代为照看，可做父母的又怎么能不牵挂呢？！由于交通不便，我从宁城回到家里，已是第三天了。
　　晚上，邻居大嫂把玲儿送回来，孩子一下子就扑到我的怀里，哭着喊着找妈妈。我一边哄她说：“过些日子，妈妈就回来！”一边把从赤峰买回来的糖块和蛋糕拿给她。她把糖块塞到嘴里，瞅着手里揑着的蛋糕，小嘴一咧，哇的一声又哭了。到睡觉的时候了，玲儿虽说不哭了，可嘴里还总是“哼哼！叽叽！”地“我要找妈妈！我要找妈妈！”不肯睡觉。没办法，我只好背着她，在屋里一边转圈，一边念叨着我胡乱编的词：“背！背！背我的玲儿上北京，北京城，真正好，玲儿太小去不了，……”就这么反复地转，反复地念叨，不知转了多少圈，也不知念叨了多少遍，直到玲儿迷糊了，这才把她放在炕上；可此时的我，也已是乏困不行啦。在玉环住院的多少个夜晚，我都是这样不厌其烦地重复着这单调乏味的办法，来哄玲儿睡觉的。
　　在玉环住院的日子里，我反复思索是哪些记忆和经历，使她刻骨难忘，促使其思想不堪重负，而终于陷于崩溃。人们的记忆，是多种多样的，大体可分两种：一种是美好的，幸福的，比如官场得意，事业有成，夫妻恩爱，家庭和谐，等等；另一种是苦涩的，甚至是不堪回首的，比如人生路上遭遇种种挫折和伤害，致身心疲惫，事业无就、婚姻失败，抱撼终生，等等。我和玉环的记忆，则属于第二种。
　　一九五七年那场暴风雨所带给我们的伤害和痛苦，是多方面的，是终生的，那里的每一个细节和场面，都是那样的令人心痛和难忘，从而使我想起了那个令玉环心碎和难堪的一个场面：
　　那是初冬的一天。机关在大礼堂召开全体大会，批判我的所谓“反党罪行”。场里布置庄严，透露出运动的杀气，周围墙上贴满了“整风反右”的标语口号。“彻底批判吴非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大会”的横幅，悬挂在讲台的上方，两个麦克风立在讲台左右两边，左边的是掌握会场和批判发言者用的；右边的是供我检查交待和辩论用的。场内足有七、八百人，玉环就坐在会场的一个边角上。会前除了台上几个人走来走去，在安排会务外，场内鸦鹊无声。据玉环事后对我说，在我被拉出来，立在麦克风前，全场的眼光都集中到了我的身上，台下“嘁嘁喳喳”，议论纷纷。不知是谁说了一句：“看！坐在那边角上的，就是右派老婆！”刹时，多少个人扭过头来，把目光射向了玉环。一向爱面子、争强好胜的她，此刻，她痛心！难堪！羞愧地低下了头。要是在平常，她早就使性子跑出去了。可现在不能！那对我对她，都将是自寻其苦啊！她也不敢哭，那样不仅会引来更多的嘲讽，还会给自己带来“同情右派”的罪名。她只能呆坐在那里，把头埋得深深的，把泪咽在肚子里，聆听着会场上送过来的一句重似一句的刺耳话语：“吴非是彻头彻尾的大右派！”、“右派就是反动派”、“吴非反对毛主席，绝对没有好下场！”、“把吴非打倒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这每一句话语，都如千钩重锤，擂在我的头上，却重重地击打在玉环的心上！她真的有点经受不住了，在散场的时候，她仍然呆呆地坐在那里，似乎已经无力站起来了。待人们都走净了时，我慢慢地走到她的跟前，轻声地说：“咱们走吧！”她没有吱声，，拒绝了我的搀扶，自个慢慢站了起来，挪动着脚步，和我慢慢地向场外走去。有几个已走远了的好信的人，还特意回过头来看着我们，嘴里还在喳喳着什么。看我们如此这般落魄的样子，是幸灾乐祸？还是怜悯同情？随他们去吧！在人生的漫漫长途上，谁又能保证自己永远走在阳光灿烂的坦途上呢？！
　　按说这段历史已经远离我们而去，应属陈芝蔴烂谷子了，可却不然，它的政治冲击波之长，影响面之广，是我们始料不及的。对我的冲击，那是比比皆是，自不待言。对玉环，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她一踏进革命的门槛，就在党的领导机关工作，她思想纯朴，工作勤恳，积极要求上进，在我被打成“右派”前，就已经是党的积极分子，组织曾准备讨论她的入党问题。我的问题一出，入党之事便石沉大海，永无声息。在以后机关的多年工作中，尽管人们承认她工作认真，表现不错，但到头来，成绩永远是别人的，评先进，涨工资，都没有她的份。当她每每向我诉说内心的委屈时，我总是怀着内疚的心情，用自责来劝慰她：“是我不好！是我连累了你！”这时，她总会用一句宿命的观点，来表达自己无奈的心声：“咳！什么也别说了，还是怨咱命不济啊！”长了，我们对这种现实，也就认了，没有什么不切实际的想法和奢求，只求平平安安，过个平淡而稳定的生活，而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孩子们身上，愿望他们能像普通孩子们那样，在同样的阳光照耀下，健康成长。可现实并不像我们想像的那样。
　　一九七三年冬，农村征兵工作开始，征兵工作队进驻初头朗。由于当时农村经济不发达，农村仍处在贫困状态。许多农村青年，为了能够进城当工人，或者谋个挣工资的工作，一心想跳出农村，脱离农业。可当时，大学停办，招工又很少有农业户口的份，于是通过当兵，就是他们实现这一愿望的最佳选择，所以应征当兵，就成了农村青年的热门追求。当时我们的大孩子石儿。正在初头朗中学读高中，也正属于应征年令。尽管我们已经做了插队农村一辈子的思想准备，却也不愿让我们的孩子，也跟着我们在农村呆一辈子，因此也愿意和支持他能够应征入伍。
　　征兵工作队，把农村各大队征兵的任务分配布置下去后，就进入初头朗中学，想为连队选拔个能写会画文体好的青年入伍。领兵的同志先在校内转了一圈。当他们看到学校的板报，写的画的都挺不错，就通过学校进行了解。学校领导介绍说，这个学生是插队干部孩子，学习很好，在美术班专门学习过，写字绘画，在学校里都是数得着的，有一米七、八的个头，是学校篮球队的主要队员。听过学校的介绍，领兵的指导员很感兴趣，于是在校方的安排下，领兵的同志和石儿见了面。经过目测和交谈，指导员认为学校介绍的属实，本人也表示愿意当兵，于是就把石儿选定为应征的一个目标。得知这一消息，玉环和我都挺高兴，暗自庆幸我们的一个孩子，能有机会走出这个偏僻的山村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