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人事件”（二）

　　这是一个普通的工作日，早上一上班，秋光主任就对我说：“老吴，田立家里有事，今个你代他开票”。我点头应了一声还继续擦我的办公桌，我刚坐下，就上来人啦。买粮的，换粮票的，办理粮食增量的，换购优良种籽的，开具换豆油证明的。也不知怎的，今天上来的特别多。我一边和办事的人打着招呼，一边认真地处理着每一项业务，一个人打发走了，又接上一个，一直忙活到10点多，屋内才算清净了。我刚想站起来活动下，从外边走过来一个人，站到了我的办公桌前，他拉长了脸，一声不吭，用一种怪异的眼光看着我。我认识，他是随医疗队下来，被安排在供销社的干部，叫鲁军。我没去理会他的情绪，心想，每个人都会有心情不痛快的时候，我管卖粮开票，又不是做思想工作的，所以也就习惯地问道：“有事啊，老鲁？”
　　随着狠狠地一句：“有事！”一个巴掌便落在了我的半拉脸上，一句嘴不朗叽的话语“打你这个大右派！你隐藏在这里搞什么名堂！”送进了我的耳底。
　　我下意识地摸了摸被打得火辣辣的脸，站了起来，两个冒金花的眼睛，直直地瞪着他，没有吭声，没有还手。正在低头打算盘的小冯，听到声音放下了手里的活计，厉声斥问道：“唉，你怎么打人啊？你是哪的？”说着就走了过来。
　　坐在我对桌的董会计也站了起来，一字一板地说：“这也太不像话了，竟然跑到粮站撒野来啦！”
　　这时老主任推门进屋，看到这种场面，不解地问：“你们这是怎的？发生什么事啦？”
　　小冯抢先说：“这傢伙他无故打人！”
　　“他不是供销社的老鲁吗！”
　　“是啊，就是他”，小冯用手指点着，“进屋来啥话没说，就把老吴打了，嘴里还骂骂叽叽的”。
　　听到这，老主任也来气啦，说：“哼，这叫什么干部？！他不是随医疗队下来的吗，咱们找他们领导去”。恰在这时，秋光主任也闻讯来了，老主任说：“秋光，你到医疗队去，找他们领导，以粮站组织名义，要求他们严肃处理这件事！要他们公开向老吴赔礼道歉！”
　　面对愤怒的质问和斥责，鲁军一言没发，悻悻地走出了办公室。
　　打人的鲁军走了，室内的空气立刻缓和了下来。小冯以关切的口吻问道：“怎么样？打疼了吧？”
　　我摇摇头，苦笑了下，说：“没什么”。我说是这么说，其实我肉体上的疼，还不是主要的；最疼的还是我的心啊！
　　鲁军，四十五、六岁，黑红的脸，一米八的个，粗壮的身躯，俨然是一个山东大汉。对他只限于表面的认识，没有更多了解，只知他是从部队转业的，随着爱人和医疗队一块下来的，被安排在供销社工作。
　　关于他，我只听说一件事，觉得这个人挺那个的。在社直单位开展“三两”斗争时，他发觉社内一个女营业员生活作风有问题，他就想抓个真脏实据，好好整治一下。别人不愿干，他就自个干，进行暗地监视。一天晚上，那个男的真来了，他就躲在值班室内。过了一会儿，约莫两个人已经脱衣上床啦，他就悄悄溜进了屋，当着两个人的面，把他（她）们脱下来的衣裳，全都抱走放到了值班室。打更老头对他说：“哪有你这么捉奸的，你把衣裳都抱走了，他们还怎么起来啊？”
　　鲁军一听也楞了，说：“那怎么办？”
　　也就在这时，那个女营业员也真是个楂子，她披着一个大床单找到值班室来，嘴里一边骂着：“老鲁你是个什么东西！姑奶奶我就搞了，你能把我怎么样？！”一边抱着衣裳走开了。
　　也确实对她不能怎么样，“三两”斗争不是搞这种事的。时过不久，鲁军又颠颠地为他们俩个介绍对象，原来女营业员是独身，男的是离了婚的独身，经他这一撮合，这一对男女还真的成了一对夫妻。
　　就在这天下午，老主任把我找到了他的办公室，在对我表示安慰的同时，询问我和鲁军曾经有过什么过结没有，要不他为什么会找上门来寻衅闹事。
　　我摇摇头，说：“没有啊，我和他从来就没有单独接触过，碰上了也就点点头打个招呼，没有说过话，怎么会有什么过结呢？”
　　老主任点了点头，“噢！那你再仔细想想，平时在说话、办事上，有没有可能碰着他或者是伤着他的地方？”我还是摇了摇头。老主任想了想，说：“他就没到粮站买过粮？”
　　我说：“他家的粮都是他爱人买，他是从来没到粮站买粮的”说到这，我的脑子里闪过一个记忆，“噢！老主任，我想起了一件事，有一天，他爱人来买粮，她粮本上没细粮了，她还要多买点，我没有卖给她，她就嘟囔了一句：哼！你们粮站的人就没有多吃多占啊？我听了后挺反感，因为我听说最近她因为有贪污行为，受了处分，被撤了会计职务，心想，你自己那样，还来说我们，所以，就回了她一句：多吃多占也比贪污强啊！我这一说，她扭头就走了。
　　听到这，老主任瞅着我说：“这就是了，你想啊，他爱人受了处分，心情本来就不好，正没地方发泄哪！她爱人回去这么一说，他就找你撒气来了“。
　　我点了点头，说：“是啊，这事也是怨我，怨我只图一时痛快，呛了他一句”。
　　老主任向我解释说：“话倒不能这么说，不管怎么的，他打人总是不对的”，接着他又安慰我说：“这事你也别太难过啦，我想他医疗队领导一定会好好处理的，总得给个说法吧，不能就这么打了就打了”。这时他拿过了他那连着烟口袋的小烟袋，装了袋烟抽上了，为了缓和这郁闷的气氛，我捧着他那绣花带穗的大烟口袋，说：“主任，你这个烟口袋挺漂亮啊！”
　　他“叭哒！叭哒！”地抽了两口，说：“是啊，我这个蒙族，也就剩这一点标志啦，别的和你们也没什么两样啦”。待我站起来要走的时候，他又问了我一句：“对刚才咱们谈的这个事，你还有什么想法和要求？”
　　我说：“没有啥，这个事我也有一定的责任，说说也就算了，张扬出去，对谁都没好处，更不要因为我，影响两个单位的关系，医疗队和咱们粮站的关系还是很不错的嘛”。
　　老主任往地面上嗑打嗑打烟灰，连连地说：“是啊！是啊！这么想很好！很好！”
　　见老主任没再言语，我走出了他的办公室。
　　鲁军的这一巴掌，是在我心灵深处的伤口上，又撒上了一把盐，其疼痛之甚，当可想像。更为痛楚的是，这件事和内心的痛楚，还不敢让玉环知道。因为，近20年来，在我这个“右派”政治问题的压力下，她的精神已接近崩溃了，在我们插队的第二个年头，就曾经爆发过一次。那之后，虽曾平静了一段，可近一个时期又有所反复。毫无疑问，她若是知道了这件事，精神会立即垮下来，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这也就是我为什么“打掉牙，认可咽到肚里”，也不愿张扬出去的道理。我回到家里，为了不让玉环看出我情绪上的微小变化，我把痛苦压起来，把想说的话咽下去，强颜欢笑，张张罗罗，照样操持和做好每项家务，维持家境虚假的平静生活。
　　这个夜里，我又失眠了，白天发生的事，像电影一样在我的脑海中浮现着。挨打的脸不疼了，可我的心疼的却更厉害了。是的，我呛了人家老婆一句，是引起这个事的直接原因，但这只是一个导火线；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因为他知道了我的“右派”身份。在当时，在运动中，批斗“右派”有理，是没毛病的，是革命的表现，所以打“右派”，也就是理所当然的革命行动啦。换一个人，换一种身份，他鲁军是不敢这么造次，这么理直气壮随便打人骂人的。可鲁军他怎么知道我的“右派”身份呢？我们下来插队前，省革委会确定，为了便于和群众接触，便于插队干部伸开身脚干工作，插队干部的身份一律不向下边公开，他们的档案由所在的县里保管，当然，插队干部之间，大体还是了解的。鲁军所以知道我，大概是我那位在供销社任副主任的“五七战友”贾煦芳做的工作吧！我当时曾恼恨过她。可我又一想，这又怎么能怨她呢？应该怨的还是我永远也脱不掉的“右派”头衔，而这才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苦恼和悲哀。
　　旧愁未去，新烦又来，照看玲儿的大嫂病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玉环在公社管钱管食堂，每天忙忙乱乱，而且她的精神状态也不好；我的工作也离不开，有时我下狠心休一天班，还总会有办事的人找到家里来。怎么办？3岁的孩子不能没人照看啊！没办法，我只好默默地承担下来，向领导提出保证，在不影响工作的情况下，我带孩子上班。每天早上，我抱着裹得严严实实的玲儿，穿胡同，走大街，过农户，踏小道，去粮站上班。把玲儿放在我办公桌旁的椅子上。由于当时买不到糖果、饼干和水果啥的零食，只好从家里带个鸡蛋、土豆，有时也给她带个当地孩子们常啃的咸疙瘩。玲儿倒是挺听话的，看见我忙时，她就坐在椅子上看着我，一看没办事的了，她立即坐到我的怀里来，和爸爸亲近一会儿。办事的来了，她就乖乖地跳下来，坐到她的椅子上去。一次，不知是吃啥吃的，肚子坏了，我这个粗心的爸爸，竟没注意。在我办理完两笔业务后，发现在椅子周围地面上，有3堆稀便，玲儿呆呆地站在那看着我。当时我脑袋轰的一下，心想，这是办公室啊，感到很难堪！我立马给孩子擦干净，用铁锹戳些土，把粪便掩上，拾掇出去，又洒上些干土，扫了扫。室内的同事们说：“老吴啊，你快抱她上医疗队看看，孩子小，可别大发了”。
　　我说：“那我就带她上医院啦，有办事的你们照顾一下，我争取尽快回来”
　　“去吧！去吧！别耽误啦！”在同事们的关怀和催促话语中，我抱她去了医院。说是急性肠炎，不及时治疗，会变为痢疾，确定打3天滴流。按说，孩子打完滴流，是应该休息的。可是不行啊，我和玉环俩都不能休息，结果还是我把她带到粮站去，在办公室的长凳上，铺上一个小被，打完滴流，就让她躺在上边休息。还好，在后两次滴流时，是玉环抽空来照看的，滴过后还是交给我。就这样，我抱着孩子上班，风里来，雪里去，一天两个来回，一连半个多月，这成了当地人们常见的一道新景观。他们人前背后地说：“老吴是又当爹，又当妈；又当干部，又当保姆”。我不知道：这是在称赞我？还是在讥讽我？管他呢，于是我哑然一笑，走开了。　　
　　在我离开柴火栏子4年后的一个春天。一天，我一上班就特别忙，换粮票的，换种籽的，买返销粮的，一份接着一份，我坐下来就没有动地方。10点多，待我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想活动一下时，可义从门外走了进来。我高兴地迎了上去，说：“哎，可义！你怎么来啦？”
　　“好久没看见你啦，想来看看你！队里车到供销社拉化肥，我顺便就跟来啦”，可义这样说着。
　　我一边有些歉疚地说：“谢谢你还记挂着我！本来我应该回去看看乡亲们，可我们这没有星期礼拜，站里忙，家里活也多，一直也没能抽空回去”；一边把他让坐在长条凳上。这时我才发现，他有些消瘦，脸色也不大好，就关切地问道：“你怎么瘦啦？是不是身体不大好？”
　　他说：“也没觉怎么的，就是有时心口疼，感觉堵的荒，吃不下去饭，一顿饭一个大饼子都吃不下”。
　　“是嘛，那你要不要到医疗队看看，检查下看有什么毛病？”
　　他抬起头瞅着我，说：“不啦，我想再在家养养看看！”这时他意迟迟地说：“老吴，能不能给我弄几斤细粮？要是为难的话，就算啦！我这一阵儿老是吃不下饭，我想……”
　　还没等他说完，我笑着推了他一把，说：“没事，你带没带口袋？”可义从怀里拿出个小面袋，我接过来，说了声：“你等着！”就到售粮室让小田以我的名义，开了5斤标准粉。我把他送出到粮站的大门外，看着他走远了。
　　约摸过了两三个月，是初夏的一天，可义老汉又来到了粮站。他给我第一眼的感觉是：他比前次来时瘦多了，脸色灰暗，精神显得很是低糜。我吃惊地问：“可义，你怎么这么瘦？是不是闹什么病啦？”
　　他喃喃地说：“也不知道怎的，这一个时期，心口疼的厉害，常常感到恶心，想吐，东西更是吃不下去，所以我想来医疗队看看”。
　　我说：“是得好好检查一下，千万别把病耽误啦”。说着，我把工作安排一下，就陪可义去了医疗队。
　　在当时的特定时期，粮站和“111医疗队”是互为有用的对门邻居，我和他们又都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从大城市下到这里来的，因此彼此之间有种特殊感情，关系都处的很好。我找上医疗队的三把手、外科大夫李好强，为可义看病。经过一系列的问诊，检查和贝透，李大夫表情严肃地把我叫到一旁，问道：“他家属来了吗？”
　　我说：“他是我插队生产队的社员，没有家属，就他孤身一人，怎么，他的病挺重吗？”
　　“胃癌晚期”。
　　我问：“还有什么办法治疗？能不能手术？”
　　李大夫晃了晃头，说：“没有什么办法，他年令大，而且胃里已经长满了，没有手术价值啦。”说完，他回到座位上，随手拿过“贝透报告单”和化验单，仔细审视着。
　　看到大夫和我嘀咕了一阵，大夫默默坐在那里不吭声，可义心里划魂儿，他疑惑惑地问道：“大夫，我这得的是甚么病？”
　　李大夫放下手里的单子，瞅了可义一眼，说：“是胃癌，就是胃里长瘤子啦”。
　　“那得怎么治？得吃什么药呢？”可义继续问询着。
　　“没什么办法，治疗癌症的药不少，都有点效，但也都不管用”。可能是医生的职业性格，他说的这么坦率，又怎么绝对。随后他可能觉得这么说太武断，太刺激，就又缓和式地解释说：“这种病，别说咱们中国，现在全世界都没有找到治疗的好办法”。
　　看得出来，可义是弄明白了自己的病情，他以一种期盼的口吻，喃喃地说：“那就请大夫捉摸给我开些药吃吧！”
　　李大夫点头，在低头写处方。我悄悄问可义：“你带钱了没？没带钱我这有”。
　　“带啦！带啦！我自个有钱。”就这样，可义拿着处方，我陪他去药局取了药，我又给他开了5斤标准粉。临走时我和他说：“回去后按时吃药，好好养病，面吃没啦，再来取药时我给你开”。
　　是因徒步劳累，和查病的反复折腾而不堪其负；还是为自己的不治病情、求助无望而神伤，他黯然地走开了。
　　使我倍觉伤感和愧疚的是，他这一走，竟然成了我们俩的生离死别！秋征开始后，从柴禾栏子来人口中得知了他回去的情况。这个孤独的老人，为了养病，吃上口现成的饭，喝上口热水，他不得不又住到了堂弟家，依靠堂弟和弟媳照顾着。他怕人们知道他得了绝症，绝口不提大夫讲的话，极力避免让别人看到他呕吐。这个倔强的老人，为了和疾病抗争，卖掉了自己余下的全部口粮，几次到医疗队开药。不知他是怎么想的，却一次也没有到粮站来，再没有和我见面。据说他临终前几天，神情恍惚，说起了胡话，一会儿说，大门外进来一帮人，其中有他的老爹和爷爷，是来接他的；一会儿又说，进来的人又走了，说是过两天再来接他。在他的闹腾下，他堂弟白天不在家，弟媳一个人也不敢在家。这个孤独了一世的老人，就一个人躺在炕上，呻吟着，呼叫着，直至又孤独的离开了这个世界。
　　陈可义走了，他永远的走了，这个和我无亲无故的山村老人，给我留下了深深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