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环的心病（二）

　　经过一段时间的运作，初头朗公社应征入伍青年的名单公布了，当中却没有我们的石儿。据玉环从公社内部得知，是因为“政审不合格”。对这一结果，我既感到意外，又感到不那么意外。可玉环则不然，她坐在炕沿上，一言不发，显得心情很沉重。石儿堵气地说：“这回不让我去，以后叫我去当兵，我还不去呢！干啥还不是干革命。”
　　在这种情势下，我说了几句安慰和鼓励的话：“咱们都别泄气，不让去就不去呗！人的前途不只是就当兵这一条路。石儿说的对，干啥都是干革命，只要干好了，都是革命所需要的”。
　　玉环抬头白了我一眼，说：“哼！人家不让去，你就这么说呗！咱们就死心塌地当个农民老百姓吧，啥好事也不会有咱们份啦？”
　　我想再说上几句，可看到玉环的神情和气色，我把要说的话又咽回去了。
　　“盼子成龙，盼女成凤”，这是所有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伴随着父母插队的岁月，我们的3个孩子，一个个都长大了。他们读了小学，进了初中，上了高中，茁壮地成长起来，成为具有健壮体魄、风华正茂的年轻一代。做父母的我和玉环，在内心宽慰的同时，也暗自在为孩子们的发展和前途操心。心想，我们这一生，大概也就这样了，没什么大辣气了。可孩子们的人生道路，还没有正式开始，还正在处于打基础做准备的阶段。我们深知，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社会里，青年人在获取知识，充实自己的同时；必须使自己在政治上逐渐成熟起来，确立正确的人生观和远大理想。而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则是表明每个进步青年在政治上迈出可喜一步的标志。所以3个孩子的入团问题，不只是孩子们自己的事，也是我和玉环的一个心愿，更是玉环的一块心病。
　　两年过去了，三年过去了，听孩子们说，他身边的许多同学都入团了，可石儿他们3个入团问题，却没有任何动静。孩子们着急，大人们伤心，玉环的心病更加重了。她在苦恼之余，不解地冲我发牢骚说：“怎么的，难道父母有所谓问题，他们的子女就永远没有了要求进步的权利吗？”我无言以对，彼此陷入沉闷的尴尬中。
　　思索了过去，想了想当前，我似乎走近了玉环的病源！……
　　老话说：“流水的光阴，穿梭的日月”，玉环住院一晃已是5个多月了。为了免去她对家里的牵挂，让她能够安心地住院治疗，我已经去过6趟了。让我感到宽慰的是，那里的医生和护士用亲情和爱心，为病人创造了一个温馨、宽松的生活和疗养环境，使病人的生活舒适而有规律。比较轻些的病人，每周可以看上两次电影，洗一次澡，每天晚上自己打水洗一次脚。那些重病号则由护士给她们打水，强制给她们洗脚。每天上午9点，除重病号外，都出到院内广场活动半小时，医生和护士则或站或坐的，在场的边上照看着，这就是他们说的那个“放风”。有几次我看到病号们，蹲在地面散放的青菜堆前摘菜。据大夫说，摘菜不是目的，这是用劳动来分散她们的思想，起到辅助治疗的作用。
　　病人开饭，在我这外人看来是够热闹的，可对护士们来说，那紧张劲就像打仗一样。我那天就看到了这种场面：
　　这边刚把菜端回来，回头取饭工夫，菜被他人端走了，她喊了起来：“护士长，我的菜丢了！“
　　那边又叫了起来：“护士长，她吃我的菜啦！”
　　这头两个病号，为争一碗菜而吵了起来；那头的病号把刚刚打给她的饭菜，都倒在了地上。护士们不能申斥，不能大声批评，只能像嗔怪淘气的孩子那样，又哄又吓唬地说：“来！再给你打上，再弄洒了，就饿着你！”
　　有的重病号，自己不知道吃饭，护士就一口一口地喂她吃；有的喂也不吃，手还直扑楞，后面一个护士，就把住她的两个胳膊，实在把不住的，就临时用一条腰带，把她的两个胳膊捆起来。不管怎的，也总得让她们吃饭，不吃饭，怎么能把病治好啊！
　　从我多次地接触中，我深切感到：这个特殊病院的医生和护士们，他们不只是在用药物来给患者治病，也是在用他们的心，为患者抚平心灵上的疾患，几个月来，玉环的病情有很大好转，精神状态很好。她告诉我，大夫，护士常常找她帮助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如打饭，和护士一起上街买东西，帮助照顾病房内病友啥的。
　　粮站的小冯，头几天去宁城办事，他抽空到精神病院看望了玉环，回来后和我说，老李挺好的，就是有点想孩子，让我再去时把玲儿带去。我也这么想过，母女俩离开快半年了，是该让她们见见面了。可在当时，去赤峰没有公交车，公社范围只有两台大货车，一台是“111医疗队”的，一台是公社的。医疗队的从来不带外人，指望不上；只好求助于公社的货车啦。
　　公社货车司机小范，是个没脱掉孩子气的小青年，不定性，高兴了还行，要是不顺当啦，他才不管你谁是谁哪。有一次他叔叔去县里办事要坐他的车，已经和他说了，并且就在门口等着。他把车发动起来，硬是装着没看见，一踩油门就从他叔叔跟前开过去了。他叔叔跟在汽车后边跑，一边摆手一边招呼，车就是不停，足足开出有三、四百米，车才停了下来。他叔叔跑到跟前，已是气喘嘘嘘，上气不接下气地骂他道：“你这个混、混小子，真他妈不、不、不是个东西，你耍啊，耍啊，耍弄起你叔叔来啦！”看到叔叔累的那个样，他把着方向盘和叔叔挤咕眼，嘿！嘿地笑。
　　我唯恐我直接求他会碰触，就先找到了公社主任爱人沈桂芝。沈也是公社干部，和玉环关系不错，她是热心人，在公社范围内，她说话是绝对好使。她给小范说：“老吴是公社干部家属，他带孩子去看住院的李助理，你把他们拉上，孩子小，车慢点开”。
　　就这样，在第二天早上，我抱着玲儿早早就来到公社院里。小范还真不错，把我们父女俩安排在驾驶楼里，把另外两个坐磳车的撵到车大板上边去。玲儿生来第一次坐车，显得很兴奋，她问我：“爸爸，咱们坐这个车去看妈妈啊？一会儿就能看到吧？”我告诉她：“咱们还得坐火车，今个还看不着妈妈，等明个就能看到啦”。她眨巴眨巴眼睛，就倒在我的怀里睡着了。
　　火车到宁城，已是下班以后的6点多了。没有找到三轮车，我只好背着玲儿，向我曾经住过的西郊旅店走去。2里来的路程，背个孩子走路，是挺累的。走了一段路，我把她放了下来，说：“玲啊，爸爸累了，你自个走走！”孩子毕竟小啊，坐汽车，又坐火车，能不累吗！她没走几步，就挡在我的前边不走了，张开两个小胳膊，眼巴巴地瞅着我。看她那个小样，也怪可怜人的，老爸怎么还忍心让她自个走啊？！于是我蹲下来，把她又背了起来，向前方的旅店走去。
　　这个旅店是个大车店，离精神病院差不多还有一里路。我们到时已是掌灯时候了，偌大的破大院里，停着装满货物的汽车和大车，司机和车老板在自家的车旁忙活着。店老板给我找了个六、七米大的小单间，里边有一小铺炕，两床又薄又脏的被子，地上有个长条凳，凳下有个塑料盆。我摸了摸炕，冰凉冰凉，说：“这炕特凉，孩子小，请给烧一下！”过了会儿，一个老头抱了些乱柴禾，塞到炕灶里点着了。我把玲儿放在炕上，把在火车上买的茶蛋、豆付干拿给她。玲儿可能是太累了，茶蛋咬了两口就睡着了，我到外边水管子接了盆水，洗把脸也睡下了。
　　第二天上午9点多，我就带着玲儿到了病院女病房的医生办公室。这个时候，病人正在通廊内随便走动着，看着我带个小孩和大夫说话，她们都好奇地挤凑在门口。
　　一个问：“你来看谁啊？”
　　又一个说：“你是来看我的吧！”
　　由于我已来过多次，对这种情形已习以为常了。玲儿紧靠在我的膝盖上，歪着头怯生生地看着这些面生的阿姨们。这时，赵大夫走到门口，冲她们说：“不是看你们的！去告诉李玉环一声，她的小闺女看她来了！”
　　通廊里有人喊：“李玉环，你闺女看你来啦！”
　　随着声音，玉环急不可待地从门口人们糊着的缝隙中挤进了屋，我推了玲儿一把，说：“玲儿，你看！妈妈来了！”
　　玲儿喊了声：“妈妈！”就跑到了妈妈跟前，抱住妈妈的双腿。
　　玉环哽咽地说了声“妈的玲儿！”就哈下腰，把玲儿抱了起来。看得出她是太高兴啦，泪花在眼圈滚动着。稍稍平静了下，她说：“赵大夫，我带孩子到病房去啦！”
　　“去吧！去吧！一会儿外边活动，你就不要出去啦！”
　　玉环抱着玲儿进了她住的病房，好多个病号也都跟了进去。这个说：“这个小女孩挺好玩，让我抱抱吧！”
　　那个又说：“让我也抱抱吧！”说着就要上玉环怀里抢。
　　玲儿紧紧抱住妈妈的脖子，把脸紧贴在妈妈的脸上，不敢回头看，生怕被人抱走。我站在病房门口，看到这种情势，就从提兜里拿出几个苹果，说：“你们吃苹果吧！”
　　听到说有苹果，她们都伸出手来，“给我一个！”、“给我一个！”在我给到第四个时，玉环说话了：“别给啦！”说着就把提兜拿了过去。此刻，护士走过来，招呼她们出去活动。几个人一边啃着苹果，一边瞅着玉环怀里的玲儿，不情愿地跟着护士出去了。
　　这时，病房里肃静了。玲儿从妈妈怀里下来，玉环拿给她一个苹果冲我说：“这些人可和正常人不一样，她们看着吃的东西，不管是谁的，抓过来就吃，不给就要，吃完了也记不住是吃谁的。”玉环说，为了防止乱抓乱吃，医院在病房里给每个住院的人，都安设一个小柜，装个人吃的东西，钥匙在护士手里，每天按时开柜。看着玲儿在那里亲热地和妈妈说着话，我蹓蹓哒哒地向病房东头走去。
　　我知道，尽头上两个病房，住的是重病号，这两个病房除正常的屋门外，里边还有一道一人高的木栅栏门，门口坐着两个护士，24小时看护着。我走了过去，和护士点点头，便靠近了栅栏门，向里边看着。看见有人来了，里边的几个病号兴奋起来，都挤到了门口，几个人齐声问：
　　“是来接我的吧？”
　　“接我出去吧，我要去当解放军！”
　　“接我出去，我还要参加解放台湾哪！”
　　是同情？还是同病相怜？我心里一阵难受，鼻子一酸，眼圈湿润了。她们的亲人，可能也和我一样，在为她们害病，不能过正常人的生活，而感到伤心和痛苦吧！但愿人世间多些和谐，少些纷争，让所有的人都能过上健康、正常的生活吧！
　　一九七八年春，住了8个月精神病院的玉环，康复出院了。同年，我们的插队生活也结束了，举家又回到离别了10个年头的沈阳，我和玉环又先后走上了原来的工作岗位，开始了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