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从那以后，无论是每年一次的“三好学生”评选，还是“优秀班干部”推荐，无论是学校组织开展的“才艺展演”，还是乡里举行的演讲比赛，凡是有奖的项目，大型的活动，她都是不会“缺席”的人选。那时，在我们眼里，她就是我们班里独一无二的“天之骄子”，每个男生的“梦中情人”。
　　文丽作为我们班级成绩的领跑者，难题死题的迎刃而解者，各种班级活动的组织者，我们眼中的十全十美者，但在某些老师眼中，却成了全身长着刺的仿佛别人永远也无法接近的“刺猬”，尤其是在个别老师眼里，她甚至成了过街的老鼠。这其中的缘由我们都无人知道。就像从天而降的“灾难”那般莫名其妙，就连文丽也不知道是“哪股水发了。”
　　记得那是初三快毕业时的一堂政治课上，政治老师把书拿在手里，在教室里边走边讲，他拿着书的手还不时突然扬起或忽然放下，像在教室里晃动着一个巨大的白色的苍蝇拍似的晃个不停。他的目光更是像盏探照灯似的，像寻找着一只讨厌的绿头苍蝇般在同学们的头上探来探去。同学们一个个吓得专心致志地把心都抖到了嗓门眼处，仿佛瞬间就要跳得整个教室里都满地红心，而每一颗红心上都挤满了正在吸噬着血液的绿头苍蝇。就在整个教室里静得连根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像声巨雷炸响一样的时候，只听“啪、啪”两下，一道白色的闪电就击中了文丽的头部。同学们顿时像突然接通了电的冲气棒一样不约而同地齐刷刷站立了起来，目光像一束束灯光一样直聚到文丽身上，又仿佛所有的目光都是从她身上发出来的射向四面八方的阳光。整个教室里，只有文丽一人像个木桩一样还端端正正地坐着，呆滞的眼球向前凸出，没有一丝儿的泪花，活像一对死鱼的眼睛。我想，她是被吓死了，或者被打蒙了。
　　后来我们才听说那老师对文丽有点那个意思。有一天下晚自习后，他就借单独辅导为名，把文丽叫到他宿舍里，直接了当地当面表明他对她有那个意思，还说只要她同意了，她如果考上了师范，她读书所有的一切开消都由他出，不用她家里出一分钱。文丽婉言拒绝。那老师就故意装听不懂，还想对她动手动脚，想强行把生米煮成熟饭，让煮熟的鸭子飞不了。可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就在他想对她图谋不轨时，文丽不仅义正词严地拒绝了他，还在他想强行时给了他一具响雷般的耳光。而让他俩都不曾想到的是刚才发生的哪怕只是一个微乎其微的细节和宛如蜜蜂声的对话都被有零时紧急任务要安排政治老师去完成的校长通过他宿舍那道唯一的窗和窗帘间的缝隙听在耳里，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由于事发突然，校长不想再多耽误时间，就懒得敲门，而是直接朝门一大脚，把门闩给蹦飞了。那一刻，他正像老鹰抓小鸡地把她揽在铁爪里，却被校长像道敞开的门一样的眼睛逮个一览无余。
　　这事起初并没有在学校里宣扬开来，但学校在召开了领导班子会后，还是责令他在校长办公室向她作出了深刻检讨，并取消了他当年的评优资格。同时，校长还三次到他的宿舍里找找他谈话，要他注意老师的形象，不能因为个人问题影响到学校的声誉，更不能因为个人利益误了一个好苗子，万万不能的是给他惹出个事来，让他丢了奋斗好几年才挣得的这顶“帽子”。
　　那件事本该就这样无声无息地平息了下来，但这世间哪有不透风的墙。就像老辈人说的那样：“只有人不做，哪有人不知”的。在他打了文丽后的一个星期里，校园里就飘满了各种风言风语。原本姹紫嫣红，活蹦乱跳的文丽像得了一场大病似的，整天蔫不拉叽的打不起精神来。这一切都被校长听在耳里，看在眼里，也愁在心上。她可是今年学校里重点培养的苗子，也是学校最有把握的“希望之星”。要是今年再能出上一两个师范生，这所学校在他手上就连续三年出了师范生。这样一来，他不仅为学校创造了历史，也为他日思夜想的进城之路拓宽了道路。他甚至想像着自己站上县里表彰“优秀校长”的领奖台上时一幅西装革履的样子。那种充满自豪和霸气并存的形象，是牛栏江中学几十年来的十几任校长中从未有人开过的洋荤。这样一来，他进城的筹码就更有份量了，成功率也就翻番了。
　　那个周末文丽没有回家。周六的晚上，她一个人呆在教室里看书。不知什么时候，校长已无声无息地走进教室来，还坐在了她旁边一组的座位上。文丽发现后吓了一跳，却连声粗气都没发出来。她只是两眼无神，木钝钝地看了一眼校长，又明知看不进去还强装出一幅专心致志读书的样子。校长本不想惊动她，可还是用一双充满父爱的目光暖暖地抚摸着她，像她小时候用双手抚摸着自家受了惊吓的小狗。
　　在经过一番思量后，她觉得校长一定是有话要对她说，只是自己不想开口，或者他觉得无从开口。于是，文丽就开门见山地说：“校长您家找她有啥子事？”
　　“没事,我只是想跟你交交心。”校长稳扎稳打地说。
　　像一场久盼的春雨沐浴了乌蒙大地，又像一场似剪刀的二月春风吹绿了校园里的花草树木。经过一番促膝的长谈后，文丽的心上像顿时卸下千斤重担，全身松驰了下来，精神又拥满全身。那个像丢失了几天的整天在校园里姹紫嫣红，活蹦乱跳的文丽又重新回来了。她又“两耳不闻窗外事”地潜心扑在学习上，像头钻进绿油油的菜地里不知饱足地像要把整块菜都吃光的小羊羔似的不分昼夜地啃噬着书本中的知识，一心只读圣贤书。畅游在广袤知识的海洋里，她像头在冬日暖融融的阳光下在老家收获完了庄稼后的宽敞的红土地上发着蹓疯的快乐无穷的倔强的小牛。她的思维变成更加活跃了，所有的难题在她笔下都能迎刃而解。第一次全县模拟考试下来，她已经挤身全县前五十强的行列。这是一道要命的坎。凭近几年的经验，只有跨入全县前五十名这道门坎，才有希望进入到师范学校读书，从一个农村娃变成个端“铁饭碗”的“国家干部”。
　　那年头，全县一年最多还超过十人能进入到全省重点高中曲靖一中，抹光头的年头也曾有过。用当时流行的一句话说，进了曲一中，就算差死了，只要把背包往围墙上一抛，也能读隔壁的大学。因此，读曲一中，成了许多圆大学梦迈出的最坚实的一步。然而，真正能进去的却少之又少。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一所乡中学，更是大姑娘等着上轿，还不知头一回是哪年。除进入曲靖一中的外，剩下的又分两个层次。前一段的被省外中专取走，大约十人左右。剩下的就全在市内，财校和卫校取走十来个，剩下的也就几十人能进入到师范学校读书，三年后成为小学老师。运气好的，工作个年把二年就进入乡中学，成为中学老师。为在有限的名额内像多争得几碗粥，多得几筷子肉吃一样多占得几个为学校增光添彩的名额，各学校的老师都使尽了浑身解数，拼尽全力地要多教出几个师范生来。当然，像牛栏江乡中学这样的乡中学，曲靖一中他们还连连想都不敢想。要等这样一朵鸡枞拱破土出在牛栏江中学的校园里，不知哪位烧了高香的校长能有这个福分？这一点，校长比谁都再清楚不过。他今年的目标就是师范“保一争二”，实现了就相当于祖坟上冒青烟了。
　　
　　幸福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在走过一程又一程难走的山路后，一路被自己的男人和女儿拉扯着下山的文丽在不知不觉中就下到了半山腰处的一个小山头上。从这里，他们再往下走一段五百米左右的下坡就到达与另一座山构成的一个倒“人”字型沟谷的交汇处，然后就要沿着稍微有点儿上坡的环山小路缓缓而上。那条小路就像一根背包带斜挎在小学生肩头上一样斜挎在半山腰上。在走完这段缓缓的上坡路后，就到了大海草山的观景台停车场。她家的车就停在那里。已经能清晰地看到停在不远处的停车场上自家刚刚买来的那辆红色城市越野车了。它就像一束燃烧的火炬一样温暖着文丽的心。仿佛只要一转眼的工夫，她就能和一家人一起坐到那个她坐上去包裹得严严实实，调整得舒舒服服的米色副驾座椅上，在老公的精准操纵下，一溜烟就能跑回城里的家中。她就可以舒舒服服地洗个澡，紧接着就能舒舒服服地拉倒在大席梦思上，一边听着音乐，一边让乌蒙磅礴般幸福的血液在身体里尽情地奔跑，喷涌，或者一泻千里。
　　站在那个几乎是所有登上牯牛寨回来的人都要小憩的面包状的小山头上。文丽把女儿文琪一边拉过来抱在怀里，像抱着一只毛茸茸，软乎乎的白色小绵羊，一边催促老公快点拿出照相机，要以她刚刚征服了的乌蒙之巅的牯牛寨为背景，迅速记录下这一有着历史意义的时刻。因为她知道，像这样的幸福时光总是过得很快，就像回首这些年来走过的每一个有意义的历程，都会像一个光点一样在她的脑海里跳动不停。这时光，总是快得就像此刻她脑海里突然跳跃而出的读初中时那段时光一样，现在回想起来才一转眼的工夫，整天泡在书香滋润中的她就以全乡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曲靖师范学校一样，就那么弹指一挥间。而对她来说，最大的遗憾就是当时没敢在第一志愿里填上“曲靖一中”这几个字。那年中考，她的分数竟然超了曲一中取分线6分。要不是胆小，图把稳，说不定她一工作就会在大城市里。
　　回忆往事，地上百年总是快得像传说中的天上一天一样短暂。展望未来，却总是遥远得度日如年。她又沉浸在那段至今依然无法忘怀的记忆里。时光像突然停止下来一样，被定格在了一九八八年九月五日那天，也就是她办好“农转非”等一切手续，正式离开乌蒙山中的老家奔向师范学校去报到那天。
　　
　　那天一大早，妈妈就起床为她和爸爸做饭。她又忙着清点了一遍头天才有序地装进大木箱子里的东西，还特别地检查了一下录取通知书。因为通知书上明确写着要有录取通知书才能报到注册。在查看无误后，她又把通知书和两百元钱放回一个有锁的日记本中上了锁，又在外面包上自己最喜欢的蓝条格外衣，才小心翼翼地像放个生鸡蛋似的轻轻放回到箱子里。爸爸在忙着帮她把被子装进一个洗得干干净净的麻蛇皮口袋里，然后又找来一根细麻绳，像我们小时候悄悄地偷妈妈纳鞋底的底线来扣抛团一样，把被子捆绑得方方正正结结实实，像一块白生生的豆腐块似的。爸爸用一只手把被子高举起来，检验稳不稳妥。远远看去，就像语文书上董存瑞高举起的那个炸药包。文丽看在眼外，心里却“嗝噔”了一下，一种不祥的预感像蚂蚁爬在热锅上一样在她的心上爬个不停。她在心里暗暗祈祷：“老天长眼啊，祖宗保佑啊，您们一定要保佑我顺顺利利地到达学校，千万别在半路上生出个叉子来，让我一个才刚满十六岁的小姑娘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那可怎么办啊？”她又想起了头天爸爸带她到老祖坟前烧纸，爸爸小声地对躺在坟墓里的老祖说的那些话：“爷爷，明天文丽就要去读师范了，她可是我们族里第一个端上铁饭碗的娃娃，您家在阴间一定要保佑她平平安安到达，要保佑她出门遇上好人，保佑她空手出门抱财归家……”
　　妈妈把早早饭做好后，文丽和爸爸吃着饭，妈妈就用洗干净的一块旧花金绒布在缝纫机上为她缝制一个用来装在路上吃的食品和水的像个小提包一样的虽说不上精致，但却很实用的有提手的花金绒手提袋。那时候，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满天满地满大街到处都是的塑料袋子。提袋的提手是一只翡翠手镯。提手位于袋子的最上方，开口在两边，是两个插口，就像现在男人穿的裤子的裤包插口一样，不同的是这个包从两个插口进去，里面是同一个空间，就像一间屋子开了两道门。这样的提包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我们见过的类似的提包，都有两个提手。两提手一分开，就能从中间放入和取出东西。
　　看着那只翡翠手蠋提手，文丽想，虽说是只翡翠手蠋，也许值不了几个钱，但文丽知道那是妈妈的心肝宝贝，是妈妈做媳妇时外婆送给她的非常具有纪念意义的嫁妆。她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以前妈妈有一对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手蠋，在农闲时她就找出来戴在手脖子上，一只手戴一只，村里的婶姨们见了都说好看。在我们这地方，管这叫养玉。几年下来，那对手蠋已显得油光可鉴，有一种正要熟透的感觉。可在她才刚要读小学那年夏天里的一天午饭后，村子里的老队长拿着一个快卷成筒的记工分的工分本本来到她家，说她爸爸把他大儿子的工分少记了一天。妈妈要爸爸帮人家补记上，可爸爸清清楚楚地记得，还说那天老队长的大儿子没有去上工，而是赶街去了。当时说是去赶街，后来大家才知道是去相亲，结果没被人家相中。老队长觉得划不来，就在过了一段时间后来找她爸爸，想只有你知她知天知地知地就把一天的工找回来。可她爸爸是个固执的人。像这种违反原则的事他坚决不做。文丽记得很清楚。当时妈妈坚持让爸爸记上。爸爸坚持不记，还说这样不合规定。妈妈就说啥子规定还不是人规定的。人家老队长要你记上，你记上不就得了。爸爸依然不肯，还说谁爱记谁就自己记。妈妈和爸爸就这样吵了起来，而且还有洪水般越涨越猛的势头。在她记忆中，那是爸爸和妈妈第一次吵架，也是至今她见过的唯一一次吵架。当时已七十高龄的爷爷也站了出来叫爸爸帮人家记上，还狠狠地骂了爸爸一顿，说他帮人家记上一天工怎么就那么难。爸爸当时是村子里的会计。会计专门负责记工分和分粮这类得罪人的事。爸爸不从，说如果没出工也记上去，那还要他这个会计干什么。爷爷一气之下，顺手从大门旁拿起靠着门方竖着的他放羊的那根金竹拐杖，像对不听话的羊一样狠狠地朝爸爸身上打去。妈妈怕爷爷打伤爸爸，就猛跨一步，挡在了爸爸前面，可爷爷那一棒子已经下来，正好打在了妈妈的左手腕上。只听“哐、哐”两声，手镯从妈妈手脖子像有两块石头一前一后地掉到地上，发出两声清脆的像带着哭泣的碎心的声响。
　　大家不约而同地往地上看去，只见两根弯弯的闪着绿光的像两根弯葱一样又像还在地上挣扎的两条大花椒虫一样的翡翠手蠋还在地上乱扳乱跳，像在挣扎着想粘在一起似的。她抬眼偷偷看了一眼妈妈，只见两眼里泪水汪汪地看着断了的手蠋。足足有五秒钟，妈妈才慢腾腾地蹬下身子，把断了的手蠋从地上小心翼翼地拾起来，握在手里。她虽然没哭出声来，但不听话的泪水却止不住地像两条小溪水一样从鼻子两边的沟里涌流下来，又从嘴角处流进嘴里。妈妈转回身就跑进了自己的房间。从那以后，她从未见妈妈戴过那只孤独的翡翠手蠋。而那天中午，更不幸的是爷爷见失手打碎了妈妈的翡翠手蠋后，妈妈又哭着钻到了房间里，他一下子就憋了气，三蹿两踊就从人多高的檐坎上滚到了粪塘里，还不偏不歪正好丢在了石猪槽里。爷爷像条大麻蛇一样，只是挣扎，却怎么也站不起来。
　　在我们农村有这样一种说法。说男老人跌倒了，要让年轻的女人去抱起来。如果是女老人跌倒，就得让年轻的男人去抱起来。如果不是这样，弄不好就会患上半边疯。得了半边疯，轻则后半生卧床不起，说话不明，连吃饭、拉屎、撒尿都要别人操理，重则过不了多久就会丧了性命。虽说当时爷爷是妈妈听到他跌到粪塘里了就噙着泪水从房间里跑出来，又一跃跳下粪塘去，在爸爸的帮助下抱起来的，爷爷也没得什么半边疯，但还是得了一场比半边疯还严重的大病，从此卧床不起。大约一个月后，爷爷就去了黄泉。用我们农村的话说，爷爷不是病死的，而是活生生给气死和懊恼死的。
　　妈妈把六个煮熟的老鸡蛋像放六块沉甸甸的白银一样放进花金绒布手提袋里，交待她在半路上饿了就吃个老鸡蛋。文丽点点头说：“妈妈放心，她不会饿着自己的。”接着，妈妈又找来了一个瓶子，准备装满已冷了白天水，让她在路上渴时喝。
　　那年头不像现在要什么都有，只要有钱，要什么都买得到。在我们那地方，那时还没有瓶装的矿泉水。看到妈妈找来的洗得干干净净的瓶子，她又情不自禁地想起了那个瓶子的来历。
　　那年头，在我们农村里，哪家想整个瓶子装酒，还得找熟人托乡医院的医生，只有从医院里才能弄到几个盐水针瓶子。这种瓶子质量特好，能耐得住开水烫，且不会漏水。这种瓶子文丽家有两个，那还是她读小学三年级时得了一场伤寒，爸爸妈妈背着她去乡医院打了两瓶吊针。妈妈见针水打完了，就像求仙人一样才从医生那里求来的。当时妈妈不敢说要了回来装酒，而是找了个借口说学校里没有水，要回来给娃娃一天读书背水到学校里喝。那医生看了看病情有所好转的文丽，觉得她有点好看，又有点可怜，才有些极不情愿地将给她打点滴的两个瓶子给了她。
　　妈妈往早已洗干净的没有了酒味的一个瓶子里装满了冷开水，又小心翼翼地将橡胶塞子用力按进瓶口，再把有弹性的包边沿瓶子口翻转来，还把瓶子口朝下抖了又抖，见没有水滴出来，才把瓶子像放个热水瓶一样小心翼翼地放进提袋里。又交待她渴了就喝瓶子里的水，喝了后要把塞子塞好，千万别让水漏出来。看着妈妈的每一个细小而又谨慎的动作，她的鼻子突然一酸，眼里早已噙满了一颗颗亮晶晶的珍珠。
　　一路上，文丽一个鸡蛋也没吃，一口水也没喝。但那个瓶子却在接下来的冬天里帮了她大忙。曲靖城的冬天虽然不是很冷，但由于她一小小就长在高山上，脚祼和膝盖处都有风湿，一到冬天就疼得她走路都困难。到了冬天，她看到宿舍里有钱的姐妹们都用上了热水袋子，而她却舍不得花钱去买个。于是，她就在睡觉前用瓶子装了开水来捂脚。效果真是出奇地好。她那双每年一到冬天就会疼得让她寸步难行脚，像贴了灵丹妙药一般，在读师范的三年中再也没像有无数根针不停地扎着那样疼得直要她的命。
　　
　　一切准备就绪了。文丽向奶奶和妈妈告过别后，爸爸帮她背着行旅，她提着妈妈赶缝给她的花提包出发了。在立在村口的奶奶和妈妈的泪眼中，她就像只可爱的小狗一样乖巧地跟在爸爸身后，一摇一摆地一路小跑着向二十里外的离家最近的公路边奔去，仿佛脚步稍微慢些就会被爸爸丢在后面迷路似的。
　　一路上，爸爸总是像个唠唠叨叨的老太婆似的，一会儿叮嘱她这样，一会儿又吩咐她那样，就连细小到“晚上睡觉要自己拉了盖好被子、半夜里不要把脚伸出来、出门去上课要带好钱和钥匙、晚上睡觉钱要放在枕头下面……”之类的小事也要一而再，再而三地交待。文丽自然理解爸爸的苦心和好心，她一一应承了下来，并要爸爸不要担心。她说自己虽没出过这么远的门，又要半年才能回家一次，但好丑她也是在牛栏江乡中学里读了三年初中的，自理能力虽说不是特别出众，但最基本的常识还是有的，碰上个一丁半点的小事情，自己还是能够应付得了的。当然，爸爸的担心是有道理的，那时的娃娃，没有现在的繁，啥子东西不是一看见就会？
　　经过一个多小时过山车般的奔波，她跟在爸爸后面终于走完了陡峭的布满了梭脚石的一会上坡，一会下坎，一会拐进深沟，一会又绕过山梁的山路，来到了一条小河边。父女俩在河边小憩了会儿，就沿着河西岸向南往上游走。河两岸的稻谷绿油油的，像用颜料刚涂过，在阳光下显得特别葱翠，但谷穗已经冒出来了，且多数都已经谦逊地微微低下了头。满地的稻谷就像“要给学生一碗水，自己必须有一桶水”的她一样，正在争分夺秒地“装浆”，日赶夜追地丰满。
　　一路沿河堤而南上，偶尔会有一片两片的玉米地映入眼帘。玉米林子正竹笋般向上猛蹿，一尺来长的大玉米棒子大多还顶着红缨，但看得出来，里面的玉米粒已接近成熟，一个个鼓赞赞的，饱满得很，一点也不像自家地里的，好像营养不良似的，虽也戴红缨了，却还一个个像霜打的茄子似的，没有一点儿精神。我们高山的地是秋发地，要进了秋天庄稼才长得快。那时的她还不晓得这些。她一边跟着父亲小跑着前进，一边嗅着来自稻谷和玉米的清新。这是一种好闻的味道，像家的味道一样让她觉得亲切。但想到在这一年里，往后的日子她得在城里度过，再也嗅不到这种家乡的味道了，她微微感到有些伤感，像不舍得离开似的放慢了脚步。爸爸知道她走累了，都快跟不上了，就在路边的一块歇气石坎上歇一会儿，待她悄悄喘口气再接着走。又过了大约一个小时，他们终于赶在开往曲靖的过路客车经过那个地点的大概时间前到达了公路边。在那时，那里就像城里的一个公交车站台一样，是方圆团转的人经常等过路车的地方。
　　她和爸爸像盼星星盼月亮地盼着客车快点到来，但还是等了将近一个小时才等来从昭通开往曲靖的一天只有一趟的客车。
　　望穿秋水的文丽远远就看见大客车向这边驶来。她便迅速站到公路中间去，仿佛稍微慢一点，汽车就会长从她身旁一飞而过似的。那时的她只有一个念头：无论如何也要把它拦下来，第一次出这么远的门，可千万不能有丁点的闪失。在看清是从昭通城开往曲靖城的客车后，她就把提袋子提得有点红红的右手高高举在空中，不停地摇着，像摇着一面鲜艳的小红旗。
　　汽车在离她还有十几米远就放慢了速度，在离她不到三米远处定定地停了下来。她像如释重负地舒了口气。司机摇下车窗，歪出半个脑袋问道：“到哪里？”她忙回答说：“到曲靖。”司机又问：“几个人？”她又忙回答说：“就我一个，爸爸不去。”司机说：“刚好还剩下一个位子，你运气不错。”话刚说出口，车门像听了号令似的，已经缓缓打开了。司机见有只大木箱子，还有个豆腐块般的一看就是被子的东西，就知道这是个学生，就喊她爸爸把东西绑到车顶的行旅架上去。
　　爸爸按照司机的要求帮她把那个大木箱和一套用麻蛇皮口袋装着又捆得四四方方的被子绑在车顶上。下车后，爸爸走到司机窗外，为她给了车票和行礼托运费，并左一个您家右一个您家地请求司机到站后帮忙卸下来。在得到司机点头允了后，才往后退出两米左右，定定地站在那里，透过车窗看着从车子最后一排车窗里把大半个身子都快伸到车窗外的文丽。当文丽跟他说“爸爸再见”时，他却连“再见”都没跟她回一个，只是有点茫然地站在那里，好半天才如梦初醒地大声地喊了句：“闺女，到了就赶忙给家里来个信。”也许是司机见惯了这种场面，并没急着发车，好像特意地多留给他们一点时间似的。然而，爸爸并没说话，只是摇了摇手，就弯着腰拖着有点沉的脚步朝老家的方向沿河岸朝下游蹒跚而去。那一刻，她的眼里也含着爸爸眼里一样的想扑腾而下的晶莹之水，而且是满满的两眼眶，像两个蓄满了水的龙潭。车走起来了，它们就像一颗颗闪光的珍珠一样，止不住想随着车轮的滚动哗哗地滚落下来，但文丽硬是把它们一颗颗重又咽回到了肚子里去。她想哭，但是坚决不能哭。因为爷爷在世时曾给她讲过村子里发生过的一件事，说的是一个女的到另一家串门时，不知怎的就掉了眼泪，结果那家人不得了，便找到那女人的男人和公公，说从此后他们家有个三长两短都要那女的负责，还要那女的买红来，围着房前屋后挂三圈。后来那件事惊动了族上的人，经多方协调，结果是那女的一家买了三块红，又请了族里的一位老人来给那家的三道主门上挂了红，说了吉利才了事。她之所以强忍着不让泪水流出来，就是怕引来司机的不快。再说这又是自己第一次出远门，凡事都得开个好头。
　　她一直扭着头，双手扒紧车窗目送爸爸的背影消失在公路边河堤上的树荫里，才坐下来。文丽心里知道，爸爸不是不想和她说声“再见”，而是他一个老农民，根本就不晓得和女儿离别也可以说“再见”。再说了，他也不想让女儿看见他眼睛里比眼珠子不知还要明媚多少倍的泪光。
　　送走女儿后，爸爸紧赶慢赶地往家里跑，却总是跑不快，他越想越觉得很对不起女儿。为了多节省下一个人去来的路费钱，他只能让女儿一个人只身到那座陌生得不晓得长个什么样子的城市里去，更不知道学校在那座城市的哪个位置。她一个人只身在外，哪里有个疼痛都没人管，他们在这大山中甚至连晓都不晓得。老辈人说过：“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狗窝。”一想到这些，他的步子像轰了油门的车，一下子跑得比先前快了很多，而泪水却像下透了雨后的地脉水，从他的两个泉眼里喷涌而出。
　　其实文丽心里也知道，不管是爸爸送她去，还是妈妈送她去，或者老俩个同时送她去，和她自己一个人去也没多大两样。他们谁也不知道学校在什么地方，只是在她从录取通知书上指着字告诉他们后，他们晓得师范学校在麒麟西路上。文丽想，只要能到了曲靖城里，一切都好办了，大不了就包个三轮车去。
　　那年头，就连曲靖城里也还没有出租车。在车站门前，拉客的最好的车子就是三轮车。她知道有三轮车，还是初三时的班主任老师告诉她的。当时在曲靖城里，最好的出租车是三轮车，最多的是马车。这是文丽进了曲靖城之后才知道的事。车站大门口齐排排停着等生意的马车，多得就像她在一本书中看到到的齐排排摆在码头的小船一样。她的脑海里突然跳出了“车水马龙”这个词。她知道这不搭边，便自己暗暗地笑了起来。这个词放在今天是不需要理解的，就连进城打工的农民工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现在的人看到“车水马龙”这个词语已经不会再为繁荣的景象而兴奋，反而在为城市的拥堵骂着大官小员的治理无能。就连文丽家这样的刚“出山”的第一代人家里都有了自己家的汽车，城市里的车辆有多少可想而知。
　　想到这个词时她又抬眼看看了停在观景台停车场里的自家的红色车子。距离又近了一些。而当她的目光从车子身上移开时，突然冲进她眼里的美景又把她带到了“乌蒙磅礴”的另一种境界里。那山、那水、那花、那草、那羊……无不如诗如画，她不得不像只绵羊吃着新发的春草一样一一饱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