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在文化大革命中5去北京路上（2）

　　汽车一直开进大院，在平房门口停了下来。我们三人被领进一个小屋登记，然后领进大屋。屋子很大，是长筒子房，南北两趟长板铺，有二三十米长。现在正值中午，屋里有几十号人，躺着的，坐着的，站着的。在人群当中，还有不少是伤员。有的是挎胳膊的，有的是缠着脑袋的，有的是一条腿不能动的。个个蓬头垢面，满脸憔悴，眼神带着疑惑。无奈……啊，我明白了，这是关三司“犯人”的地方。
　　不大一会，开饭了。
　　只见两个人抬来一大筐窝窝头，两水桶菜汤，每人两窝窝头，一碗汤。就这饭，大家也是争先恐后地抢着吃，因为他们干了一上午活，又累又饿。再说，这就是他们维持生命的唯一饮食，不吃它你还能饿着吗？。
　　下午一点多钟，外面响起了口哨，这是集合的声音，只要能动的一律去干活。人们迅速的跑出屋，到院子里站好排。在前后造反派的看护下，大家哼哼呀呀，南腔北调地唱着毛主席语录歌，来到一个建筑工地，搬砖。在干活时，我看见了我们屯的王义。王义是我们屯“翻天造反团”的团长，在我们“全无敌”和“扫残云”斗争一开始时他就和我们联合了，所以“扫残云”也把他打入我们一伙了。最近我在家有好几天没见到他了，上两天我问他媳妇，她媳妇说“她回关里老家了”（他家是安徽的）。今天咋在这看到他了，我急忙问：“你不是回关里家了吗，怎么在这呀？”
　　“我也是和你们一样，在火车上被他们抓来的。”
　　“啊！你回关里家他们抓你干啥呀？”
　　“是呀。我也不知道为啥呀？后来我一琢磨，肯定也是咱屯那几个坏小子干的，没跑。”
　　我一寻思，也是这么回事，因为王义和自己是一伙的。
　　“家里知道你被抓吗？”
　　“不知道。”
　　是呀，消息封锁得这么严，赶上八路军和国民党之间了，上哪知道去，家里还以为他回“关里”的家了呢。
　　“你被他们抓来几天了”？
　　“有一个多礼拜了吧。”
　　“他们打你了吗？”我贴王义的耳朵小声问。
　　王义左右看看没有“1214”造反派的人，便把上衣搂起来让我看。我的妈呀，一道道血淋子已经结了痂。我有点眼晕，连忙闭上眼。王义小声说：“进来头三天，啥事没有，得让你给他们干三天活，过三天以后，开始审问你，弄不好要吃点小灶。”
　　“噢，是这样。”
　　“你要不是三司的，他们抓不住你啥把柄，打一顿也就算了；如果是的话，再参加过武斗，那就严重了，不打折你胳膊也得打折你腿。你没看屋里那些不能干活的吗？都是被他们打的。”
　　我一听，吓出了一身冷汗。心想，三天后就轮到我们了，看来我们怕躲不过去。
　　三天过去了，这三天我们就像劳改队一样，天天去建筑工地搬砖。这搬砖的活可不轻巧，你不能偷懒，有造反派监视你。你要是不好好干，或者犯了他们的规定，晚上也得给你加温（挨揍）。三天的苦役把我们累得腰酸腿疼，还挺消停，没提审我们。但我们知道，这是没到时候呢。
　　第四天吃完晚饭天刚黑，看守过来喊道：“王忠平、魏俊武、李长富！”
　　“到！到！到！”我们三人顿时吓出了冷汗。
　　“你们三个跟我来一趟。”看守说。
　　看守在前面走，我们三个人提心吊胆地在后面跟着。心里都在想，这准是带我们去过堂啊！看守领着我们三人来到东厢房，站下了。对我们三个说：“你们自己进屋去看看吧，好好参观参观。”六名看守没有进屋，凑到一起抽烟，唠嗑去了。
　　我们三个开门进了屋，屋里灯光灰暗，但还是能看清楚：这是一个装煤的仓库，煤堆旁躺着一个人，已经昏死过去。上衣已被打的稀巴烂，血水、汗水和煤面子，已经把破碎的衣服，揉搓得不成样子，胡乱裹在这个奄奄一息人的身上。这个人的头，戗在煤堆里，滿脸是血水和煤灰，看不出是啥模样了。两名打手可能是累了，还是怕把人打死，已经不打了，坐在那抽烟呢。看我们三个进来，皮笑肉不笑地说：“好好参观参观，别让我明天费事。”
　　我的妈呀！我心里一阵隐痛，几乎要倒下了。
　　出了这个屋，看守们又把我们领到另一个屋。
　　这个屋倒是明亮干净，一张椅子，上面坐着一个人，爹一声妈一声叫唤。我感到很奇怪，也没给他上刑，也没打他，叫唤什么？走到跟前看明白了：这个人被绑在椅子后的柱子上，一根电线拴在他的两只手上，他旁边的一个人正拿着一个开关，给他过电。这个电压可能不是220伏特，要不能电死了！就这，一会突突他几下，一会突突他几下，也够人受的。这个人被折磨得脸色苍白，几乎瘫在那了。
　　手拿开关的这名造反派，看看进来的我们三个人，故意又把开关一按，椅子上的人又“妈”一声地惨叫，昏了过去。这个人狡黠地一笑，对我们三个说：“看好了，明天到你们班了。”我已经不敢再看了，脑子有点发胀，心在砰砰直跳，浑身发软，几乎要倒在地下。
　　在回来的路上，看守正式告诉我们：“你们都看明白了吧，明天你们不用去干活了，在屋里写交代材料，交代好了啥事也没有，要不然，这就是你们的下场。回去好好想一想。”
　　
　　我们三个人又被押回“牢房”。
　　这一宿我们三个人哪能睡觉哇，那一幕幕惨不忍睹，被折磨得九死一生的两个人，始终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那一声声撕心裂肺的惨叫，始终像针一样扎在心上。啊！太残忍了，这哪是人间哪，分明是地狱啊！
　　第二天，我们三人享受了不干活的特殊待遇。写交代材料吧，写啥呀，交代啥呀？三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眼瞪小眼，一上午，一个字也没写出来。
　　老魏说：“要不然还是把他们上次审咱们说的话，再重复一遍吧。”
　　“那也不是交代呀，那是说我们和扫残云的事，和1214无关哪。”我说。
　　“那写啥？我们也没参加过任何活动，也没和1214干过仗，连接触都没接触过，没啥写的。”
　　对了，我们在加入三司时，我写过一篇发言稿，题目是《我们的态度》，我检讨检讨这个事吧。我一下子想起了这码事。
　　“咳，写不写都一样。这里肯定有鬼，一定是咱们屯那几个人在里面祸害咱们。我看今晚咱们够呛。”李长富打一声咳声说。
　　“咳！听天由命吧。开饭了，吃窝窝头去。”我说。
　　我们三个人无精打采地啃着窝窝头，心里不停地打着鼓。
　　干了一上午活的人们，肚子饿得咕咕直叫，塞了两窝窝头，总算不叫唤了，都横七竖八躺在那休息。可我们三个，一个窝窝头也没吃了，心里还是在上下翻腾，根本睡不着。
　　突然，进来一个看守，大声喊道：“起来！起来！都别睡了。大家注意了，一会我们1214造反派总司令路军（化名）来看望大家，到时候大家都得站起来，向总司令问好。记没记住？”
　　“记住啦！”大家七嘴八舌有气无力地回答。
　　“路军？这不是我高中的同学吗。”我在家就知道，县“1214造反派”总司令是路军，但没想他能来这呀。我心想这可是个机会，我绝不能错过。再怎么说也是老同学呀，我求求他，能不帮我吗？我心里一阵高兴，在盘算着一会怎么接近他，怎么和他说为好。
　　中午12点，只听门口喊道：“司令到！全体起立，欢迎，鼓掌！”
　　在看守的口令指挥下，大家站了起来，稀稀拉拉响起了掌声。
　　我站在人群里，急忙挤到前面，一眼就认出进来的这个人就是我的老同学。尽管他穿一身造反派的服装，戴着大盖帽，但我还是认出了他。在莲江口念初中时我们就是一个班的，到高中后我们还是同班同学，而且还是一个桌，还是好朋友呢。
　　只见他在一帮造反派护卫下，健步来到门口，站了下来。其中一个造反派清清嗓子，然后大声说：“大家静一静，我们1214造反大军总司令路军同志，工作非常忙，但他在百忙当中抽时间特来看望大家，这说明我们1214才是真正的革命队伍，我们才是真正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下面请路司令讲话，大家鼓掌欢迎！”屋子里响起了稀稀拉拉的掌声。我始终在用眼睛紧紧盯着他，没敢招呼他。只见路军没有往里走，只是站在门口，环视一下大家，便开始讲话。由于人太多，他没有发现我。我也没听他讲的是啥，脑子里只是想怎么寻找机会和他接触。不一会，他的训话完了，转身要走。我一看再不召唤他就没机会了，别等了，喊吧。
　　“我冤哪！路司令。”我大声喊道。
　　全屋的人都愣啦，因为从来没人敢这么喊。谁要敢喊冤，晚上不打死你才怪呢。因为在那个年代，“冤”这个字，在文革时期的字典里早已给“抠”出去了，造反派一切都是对的。
　　他先是一愣，立马站住了。
　　“谁在喊冤？”他顺着声音走过来，眼睛在查找喊冤的这个人。全屋的人都在捏着一把汗，几十双眼睛都瞅着我。他一直向我走来。是骂是打，还是要带下去“加温”谁也不知道，人们几乎都憋住了呼吸。等路军到了跟前一看是我，他惊讶地说：“怎么是你？你怎么跑这来了？”
　　“我是在火车上被他们抓来的。”
　　“抓你干什么？”
　　“我也不知道啊。”
　　“那你跟我来吧，上我的办公室。”
　　
　　他在前面走，我在后边跟着，我也没敢和他说话，不一会就来到了他的办公室。
　　司令的办公室并不阔气，很一般。也难怪“战争年代”，整天东打西杀，来回拉锯，不可能有时间和固定地点装潢办公室。屋里就是有一张桌子，一部电话，几把椅子，再就是日常生活用的暖壶和茶杯之类的东西。我进屋后没敢坐下，站在了他办公桌前，两只眼一直在瞅着他。
　　“坐下吧，”他随手拿过一把椅子，又给我倒了一杯水，说，
　　“老同学，怎么回事呀？说说我听听。”他的随和让我感到放松多了，一来时紧张的心情一下子没了，但毕竟是“战争年代”，不像念书时，所以我还是非常小心，不敢越雷池一步。
　　“老同学，我看你也很忙，我就直接说事吧。”于是我就把我们和扫残云在屯里的矛盾，及他们如何加入1214，我们想上北京上访前前后后的事说了一遍。说完也没敢唠别的，等着吧。老同学还真不错，给我很大的面说：“不管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不管你是不是‘黑三司’的，我都放你走。不过我要告诉你，如果你是‘三司’的，回去马上退出来，我们必胜。”
　　“我谢谢你，我一定听你的。”我急忙站起来说。
　　真是冷酷的年代，老同学见面，不叙旧，不寒暄，直接问事，看来当上造反司令就和平常人不一样了，这可能就是特殊年代特殊司令的风格。
　　“那就好。你现在就可以走了。”他要送客了。我刚要走，一想不行啊，还有他们三个呢，忙说：“和我一起来的还有三个哪，我们是一个屯的。”
　　“都叫什么名字？”
　　“叫魏俊武，李长富，王义。”我把王义也带上了。
　　“你们一起走吧。”
　　“谢谢！谢谢！”我转身刚要走，呼啦又想起：这么走也不行啊？到火车上不还得被抓吗？于是又转回身来说：“我们就这么走，在火车上一查车，不还得被你们抓回来吗？”
　　“啊，可也是。我给你开一个条吧。”
　　我拿着“通行证”，高兴地回来，告诉他们三个，放我们走了。他们一听，乐得和我紧紧地抱在一起。
　　当天下午，我们就被放了。我们拿着司令的批条，一路放行回到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