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票风波”（一）

　　我们插队的第三年即一九七二年。按照省革委会的初衷，插队干部除特殊需要者外，本着“就地消化”、“政治第一”（这是我的体验，并没有听到正式说法，更没能看到文件材料，而这里的所谓‘政治’，又是以是否站在造反派一边为准）原则，安排了工作。别的地区我不清楚，以我所在地区为例，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做上了这里的一个县委书记；省委常委，书记，被安排做一个建设工地的总指挥；据说一个行政五级干部，没地方安排，被派到县水泥厂当了一名顾问。是啊，顾问是没有大小的。相反，省里某机关一个译电员，就因为他是响当当的造反派，随我们一块下来，做县“五•七领导小组组长”，这次被安排为地区组织部的人事局长。在这样的分配原则下，还算不错，玉环还进了“革”，在公社革委会做财粮助理。我么，这个所谓历史“有问题”，“文化大革命中的保皇派”，政治上不合格的干部，不能进“红色政权”，则被分配到了粮站。你还别说，在当时粮食定量供应（包括细粮供应）、副食缺乏的特殊年月里，粮站是个相当不错的单位。分配给我的工作是：统计兼出纳，我管数字（数字实际就是整个粮站的家底）、管钱、管票（粮，油）；既管收公粮（农业税），又管收购粮（国家统购）。后来我才知道，我干的这摊工作，是被当地人十分看重的一个有权的好差事。
　　“文革”后期即七十年代初，在公社所在地――初头朗村西头栽满果树的山坡下，出现了两片建筑群，一片是为走“6•26”道路的大连医学院当时被统编为“111医疗队”建设的医院和全队员工家属的住宅区；另一片即与医疗队对门的就是被高墙围起来的初头朗粮站大院。在高大的围墙内栽着一排树木，10多座乳白色的巨型园仓，错落地矗立在大院的南部地区，它成了粮站的突出标志。大院北边，沿道建起一溜红砖平房，是粮站处理业务和办公的地方，东西两边则建有厨房、仓库、米面加工厂和酒坊。
　　初头朗粮站是站、库、所合一的粮食机构，它既是粮食收购、保管的粮库，每年收进邻近公社近百万斤公粮和购粮，还有定期轮换的国家储备粮；它又是粮食管理所，负责城镇居民粮、油定量的管理，如粮食关系的迁出迁入，粮食定量的增减，社队口粮的核定，各项奖粮的核定与发放；同时它还是一个粮油销售门市，负责城镇居民粮、油（包括细粮）供应和农村返销粮的供应、优良种籽换购和经常性的粮票兑换等。为了扩展业务，减轻亏损，站内又办起了米面加工厂和酒坊。我清楚知道，粮站是国家贯彻落实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最基层单位，它的每一项工作和任务，都是与广大城乡居民的日常生活和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是最直接为人民服务的一方园地。我不管人们是怎样看待我，我仍然要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没有什么企求，没有什么奢望，只想把自己的一点所能，无保留地投入到为人民群众的服务当中去。于是，我抱着坚定的决心，愉悦的心情，来到了我新的工作地点――初头朗粮站。
　　纵观历朝历代的人际关系，无论是社会上，还是在官场里，都是利害关系，只是表现的形式不同罢了。毛主席领导的中国革命，对这种关系给予了很大冲击，从而形成了五十年代“人帮人”良好社会风尚。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兴起，怀疑一切，打倒一切，造反有理，整人有功，把五十年代业已形成的社会风尚彻底冲垮了，致使人们感叹六十年代是“人整人”的时代。受过多次政治打压屡屡被整的我，很想置身度外，不愿再卷入无休止的整斗之中。我乐于走上这插队下放的路，下到农村，下到基层，只想老老实实地干点力所能及的工作，不求名，不争利，养家糊口，平平安安。可是我错了，这里也是整个社会的一部分，最基层的机关单位，也同样是官场的的一部份，只要有人群，就会有人际关系；只要有机关单位，也就会有官场关系。一位老同志深有所悟地对我说：在官场中“你没有能耐，人们会瞧不起你，踩着你；你有能耐，工作干的出色，人们会妒嫉你，寻方觅法要整你”，可是你处在社会中，就不能不做事；而做事，就必然和某些人产生矛盾，发生摩擦，甚至是利益上的磕碰，从而引起官场上的明争暗斗。躲是躲不过去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学会保护自己，必要时也得出出手，这大概就是大千世界里生存竟争规则在人类社会中的反映吧。
　　到粮站工作的一段时间内，我每天只是默默地干着我分担的工作，从不会到会，从不熟悉到熟悉，渐渐摸索出一些规律。在统计上，粮食报表再多，无外乎是“一入一出”，即“入（分品种）有源（来自何处）、出（分品种）有的（销往何处）”，报表及时，数字准确，一般在3天内，即可全部报出。在管钱上，做到“收有根，付有据”，不见“兔子不撒鹰”，做到日清月结，账款相符。因此工作虽多，但我干起来还算得心应手，有条不紊，不差不乱，所以心态和生活也还处在相对稳定之中。
　　那是一九七三年春节以后，粮站老主任斯钦尔泰找我，说是外界对朱生管粮票有反映，影响粮站声誉，要我把粮票接管过来。我表示：“我管是没问题，可这样把别人干的活我拿过来，人们会不会有什么想法？”
　　老主任说的很干脆：“这是领导研究定的，是领导叫你干的，和你没关系！”我再没说啥，点头答应接受这摊工作。
　　朱生是当地人，四十二、三岁，胖墩墩个头，黑楂楂脸膛，单眼皮包着一双滴溜溜让人捉摸不透的小眼睛。据站内熟悉他的同志讲，由于他能说会道，能耍个小聪明，谋划个小计谋，一些人认为他不正派，溜里溜气；一些人则认为他能干，会办事，有办法。在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成立粮站缺人的时候，他被推介进了粮站。由于他没有多少文化，又不肯下力钻研，因此站内哪项业务，他都拿不起来；让他出去办事，一离开领导，他就自以为是，总要弄出点明堂，甚至捅点娄子出来。所以，虽然他在粮站混迹了10多年，可他始终没有正式工作岗位，一直处于打零、补缺地位。
　　在我到来之前，站内的统计因为犯错误，被调到靠近河北边界的一个粮站去了，他扔下的统计和出纳，由会计代管，这管粮票的活就交给了朱生。当时，粮票就是人们的流动口粮，它的用途广，流通量大。出门，上店，买干粮，下馆子，集体或个人换购细粮，都需要粮票。所以背粮食到粮站兑换粮票，就是粮站经常性的业务工作。朱生从管上粮票后，人们和他打招呼的多了，找他的多了，在站内站外他也精神多了。我和他坐在一个办公室，看得出来，他把掌管粮票看做是自己的一项资本，不是按政策规定，一视同仁，把方便送给群众；而是感情用事，从个人好恶出发，和他熟悉的、他认为有用的，或者是青年妇女们来换粮票，他热情接待，百无一说；而对那些他不熟悉、看不上眼、或者和他有过过结的人，他就要拿上一把，以“没粮票”为名，把人打发走。这种情形我看过多次，明明是有粮票，他就瞪着眼睛说瞎话：“没粮票”，因为我清楚，粮站是从没有断过粮票的。想想，人们把粮食背来，特别是农村社员还要走上10里到20里路来换粮票，被他一句“没粮票”，就给打发走了，心情会是如何？有些人是敢怒不敢言，因为说不定啥时候还要到粮站来办事，为此，他们只好无可奈何地愤愤离去。
　　任何事情总有例外，有的人却不买朱生的账，他就是“111医疗队”的管理员蔡大朋。他每次到粮站找朱办事，总是不卑不亢，公事公办。朱生曾多次表示要和他交个朋友，拉拉关系，大朋总是笑脸面对，像对待当地所有群众一样，没表示什么特殊关照，这令朱生很是不快，他暗暗地想：“哼！等着瞧！穿长袍没有会不着亲家的”。
　　这一天终于来了。盟、县领导为了照顾“111医疗队”，特批给2000斤细粮，要他们用粮票到县里去拉，为此，蔡大朋带着医疗队集体伙食粮本，到粮站找朱生，说是要起2000斤粮票。朱生假猩猩地说：“唉呀，你来的不凑巧啊，粮站现在没有粮票啦”，大朋不解地问：“这么大的粮站怎么能没有粮票？”
　　朱生煞有介事地说：“现在粮票紧张，站内现有一头二百的，也不顶用啊，那么的吧，你明天来看看！”
　　大朋没说啥，走了。第二天，大朋来了，朱生笑呵呵地说：“正在给你凑哪！”第三天，大朋来了，朱生说：“实在抱歉，还是没有给你凑够”。
　　大朋可有点急了，当即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了粮站老主任。斯钦尔泰感到很奇怪，心想，粮站怎么会没有粮票？他问朱生，朱辩解说：“还没凑够哪”。
　　“明天一定要把粮票给人家准备好！实在不够，动用储备粮票”，主任下了死命令。
　　第四天，大朋来了。朱生不声不响地把他准备好的2000斤粮票，摆到了桌子上，说：“这是整整2000斤，你数一数”。
　　大朋望着这破破烂烂一大堆粮票，皱起了眉头，心里很是不快。可是为了工作，他没说啥，先点了下大数，即：1两票10捆（每捆100张，下同）、2两票10捆、半斤票10捆、1斤票10捆、5斤票，40张，正好2000斤，大数不错，可是这小数要是有差错，怎办？“当面人，对面钱”，还是数数吧，做到心中有数。于是，他耐着性子，捏着鼻子，从一两票开始。由于这些都是饭店、食堂和食品零售收上来的，既破又粘，不仅数起来费劲，数完捆扎起来更费劲，弄不好就乱成了一堆。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大朋肚子里的气也在一点一点地增加。花了近1个半点，1两和2两的票还未数完，他实在耐不下去了，就站起来，把粮票往旁边一推，气哼哼地说：“我们不起了！”就往外走，嘴里还在嘟囔着：“你们这叫什么服务态度？！”
　　这个情况很快便由“医疗队”领导，向公社领导做了汇报。公社主任立即把斯钦尔泰找到了公社，对粮站的服务工作表示不满，他说：“医疗队是城里的大医院，响应毛主席号召，才来到了我们这山区，为广大社员群众服务，他们医德高，医术精，救治了许多危重病人，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为我们公社、乃至全县、全盟，都做出了很大贡献。盟、县领导都非常给予关照；可到咱们粮站起些粮票，你们的工作人员竟然三番五次地刁难人家，真是太不像话啦。听了公社领导的开导与批评，老主任憋了一肚子火，回去狠狠地批评了朱生。并命令朱生把抽匣打开，亲自点出2000斤大额粮票，并让来人取了回去。就在这个事处理完的第二天，站领导就做出决定：让朱生把粮票交给我管。
　　阳光明媚迎来了粮站工作的又一天，买粮的、换粮票的和办事的，来来往往。有几个换粮票和起粮票的，手续已经办完，就等着拿粮票啦，可老朱还没有来，我没粮票付不了。老主任看着这种情况，又不满又着急地在室内踱来踱去地走动着。又候了一会儿，朱生总算扭搭扭搭地进屋了。老主任瞪了他一眼，没有吱声，他也没有理乎。我走过去轻声地说：“老朱，有几份换粮票的，在等着哪，你给付了吧“。
　　他没有吱声，嘟噜个脸，若无其事地从口袋里摸出了烟点着了，深深地吸了一口，说：“领导不是定了要你管么，你管，你就付呗！”
　　我不高兴地回了一句：“我付，我拿啥付？我们没交接，我有粮票吗？”
　　他身子往后一仰，眼皮都没撩，把桌子抽匣一拽，说：“这不，都在这，你接吧！”
　　看他这种状况，我心里虽然很不高兴，但当着主任和同志们的面，我没有表露出来，只是正色地说：“就这么乱七八糟的，我不接！你必须把粮票整理清点好，和账目相符了，在主任或者会计的监督下，正式进行交接”。
　　看到这种情形，还没等老主任说话，主管业务的副主任秋光发话了：“老朱，你把整捆的粮票，先拿出500斤，交给老吴，让老吴管。从今天开始，给你两天时间，你把粮票和账目清理好，而后向老吴移交”。
　　在众目睽睽之下，满心不乐意的老朱，从别一个抽匣中拿出1斤票5捆，一声不吭地放在桌子上，我拿过粮票，把等着拿粮票的打发走了。此时老朱在干什么，我没在意，不过我知道，老朱肯定是被我得罪啦。咳！得罪就得罪吧，因为我不能不工作啊！
　　粮票的事似乎还没有完，在这之后的半个多月吧，公社供销社的何金贵，在一天的晌午后，到粮站来买粮，他交给我1000斤粮票，其中1两票5捆、2两票10捆、半斤票10捆、5斤票50张。我点好后，对他说：“这是整整1000斤，你再点一下”。
　　他点点头，嘻嘻哈哈地说：“不用啦！不用啦！你点好就行，错不了”。
　　我说：“那好，你要是不点，我可就要收起来归大堆啦”。
　　他笑着连连说：“归吧！归吧！我们和粮站，这都是老主顾啦”。
　　于是，我把粮票收好，他也就买粮去了。
　　何金贵是彩凤营子村的社员，距我插队的村只有5里路。在这之前，他曾是该大队供销社的售货员。我们买个生活日用品啥的常去，认识他。在和大队、小队干部闲谈中，也曾谈起过他。据他们说，他虽是庄稼人，可庄稼活并不怎样。他脑瓜活，点子多，在没合作化时，他经常倒腾个小买卖啥的。合作化后，他也不怎么干农活。队里为了照顾他，尽量安排他跑跑腿，买个东西和队里发放东西啥的。供销社成立，就让他做了售货员。后来，公社供销社为了扩大经营，方便来公社赶集办事人员的吃饭问题，办了个饭店，就把他选了去。此时的何金贵已是接近50岁啦，像对待所有社员一样，我把他看做是贫下中农的一分子，每次见面都是客客气气，以礼相待。应该说，对他的印象一向是挺好的，没有任何戒备和疑惑之心。
　　就在他买走粮食我们还没下班前，也就4点多钟吧，何金贵又匆匆地来到粮站，显得很着急的样子找到我说：“唉呀！老吴啊，我今个买粮，太马虎啦，我回去算了下，我竟多交给你600斤粮票”。
　　我怀疑我的耳朵是不是听错啦：“你说甚么？你多交给我600斤粮票？这是绝对没有的事，这粮票是你在家数好拿来的，我点的清清楚楚，整整1000斤。我让你再点点，你说差不了，不点啦。你回去这工夫，又说你交多啦，差啦，真是笑话”。
　　他装出一副很着急的样子，起誓发愿地说：“是啊！是啊！当时我没点，可我真是少了600斤粮票，肯定是多交给你啦”。
　　我也毫不客气地说：“你起誓发愿也没用，我绝对没有多收你的粮票！我告诉你老何，我老吴不缺粮吃！就是缺粮，我会找我们领导帮我想法，也犯不上赖你600斤粮票。”
　　听到我们俩在争吵，两个主任和站内同志，也都围了过来。在听明白了什么事后，老主任和颜悦色地说：“老何，你别急！也别吵！你再好好想想，是不是把粮票放错了地方，或者是你算错啦？在我们粮站是不会差的。”可何金贵还是一口咬定，是我多收了他600斤粮票。
　　我压住了心头怒火，站起来平静地说：“老何不是说我多收他600斤粮票么，这不主任、会计和同志们都在这，咱们当着老何的面，清点下我的粮票。我收粮票都是日清月结，昨天库存多少，今天收入多少、支出多少，一点不就清楚了么”。
　　秋副主任说：“好！既然老吴说清点一下，我看也好，到底多没多收，查点一下，就会清楚啦”。
　　老主任也接着说：“这也好，趁今个这还没下班，老吴哪也没去，查点一下，免得落下怀疑”。
　　就这样，我把装粮票的3个抽匣都拽出来，会计过来帮我查点，老何、两个主任和同志们在旁边看着。粮票点过后，把当天发生的收、支粮票单据，与账目上昨天的库存，一加一减，数字出来了，账、票一点不差，说明我今天並没有多收他的粮票。
　　老主任斯钦尔泰露出满意笑容，冲何金贵说：“怎么样，老何，我说不会差在我们这么，你还是回去再好好找找吧！”
　　秋光接着说：“是啊，粮站不会多收你的粮票，我们相信老吴，他不缺粮吃，他就是真的缺粮吃，粮站也不会看着我们自己的职工挨饿啊！何必还要去赖你的粮票？！你还是回去，自己好好找找吧！”
　　在这种情形下，何金贵嘴里虽然还是咬定：“肯定还是差在你们这啦！”可这话不但声音小，也不像刚来时那么有劲，而是有声无气的啦。他抬头看了大伙一眼，嘴里不知道在嘟囔着什么，无精打彩地走出了粮站。
　　“600斤粮票事件”，虽然当众查点无误，算是还我了个清白，可那何金贵却还没有松口，仍然咬定是“差在粮站这啦”，看来，事情还远没有结束，致使我平添了一肚子怨气和烦恼。夜里躺在炕上，思来想去，怎么也睡不着。我招惹谁啦？我没有和谁争名争利，更没想去整哪个人，只想干好自己的工作，可为什么有的人却徧徧要和我过不去呢？是啊，对基层单位同样是官场，同样有利害相关的人际关系，我有所认识，也有一定的思想准备，但没有想到来的这么快，这么突然，使我思想一下转不过劲来，平静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