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北京海淀卖香蕉，南京长江跳大桥

　　2007年5月3号，我在北京西站下了火车，拨通了三舅（养母雷素兰的堂弟）的手机号码，三舅在北京昌平忙于工作，没有时间来接我，就把鸾姐的号码给了我。
　　我和鸾姐已经十年没见面了，平时也几乎没联系过，接到我的电话，鸾姐很惊讶，却并没有冷落和怠慢。她也记得在家时，曾经照顾过年幼的我。鸾姐在北京朝阳区姚家园，她说要来车站接我，我说姐，你告诉我几路车，我自己坐车去就行了……我坐673路到了姚家园，终于见到阔别十多年的鸾姐。鸾姐晒黑了，变胖了，再也不是我记忆中的模样了。她已经是两个男孩儿的母亲，俩儿子都在北京上小学。
　　娈姐和鸾姐夫每天踩着三轮车，拉着一车水果在北京街头卖水果，起早摸黑的挣钱供孩子们上学。鸾姐一家四口住在姚家园一间不足十五平米的出租屋里，屋里堆满了杂物和批发的水果，还有一张上下铺的床。
　　第二天一早起来，我带俩小朋友在早餐店吃完包子油条和豆浆，他们就去上学了。鸾姐和鸾姐夫去卖水果，我去找工作。我在北京去了几家广告公司应聘，都不太顺利，夜晚回到鸾姐家出租屋，又在那儿住了一夜。两个表哥在海淀区，我跟鸾姐说，我想到海淀，去看看两个表哥，然后过几天我就回杭州。鸾姐夫正好要到海淀水果批发市场去进水果，我坐着他的电动三轮车，到了海淀区。
　　表哥表嫂们，也有好多年没见了，都热情招待。新奇哥让我跟他帮忙一起卖水果，我觉得在北京找广告工作没有希望了，就跟着他一起卖水果。水果摊位在海淀区一个菜市场里，生意很好。新奇哥的水果摊，只卖西瓜和香蕉。新奇哥每天开着面包车，来往于水果摊和出租房。
　　香蕉一块五一斤，西瓜也不贵，顾客络绎不绝。早上装满一车的香蕉和西瓜，到了傍晚就卖完了。就这样，我在新奇哥那帮他卖了五天水果，西瓜、香蕉没少吃，然而我还是一心想回到广告公司。我觉得广告才是我的专业，我决定回杭州找工作。
　　2007年5月9号，我坐上北京开往杭州的火车。在北京待了不到十天，没有去天安门广场，也有没去长城，就在海淀区一个立交桥下的菜市场里帮表哥卖了几天香蕉。回到杭州之后，我在新塘路的千佳广告公司求职成功。我不想住宿舍，就和同事陈新一起合租房子。那时杭州房租也不贵，200元就能租到20平米的房子，通风、采光都好而且带独立卫生间。
　　从北京回杭州之后，我还在纠结“娃舅”的问题，我很害怕娃舅和养父母在杭州找到我，我越想越害怕，决定离开杭州，到别的城市躲避起来。
　　我在网吧上网，又打开百度搜索“广告公司招聘写真机操作员、后期制作员”，这一次，我选择了南京。一是因为南京无亲无故，二是因为杭州到南京的距离近，买车票可以省点盘缠路费，节省开支；三是因为当时搜索到的南京招聘信息比较理想，所以我最终决定去南京。
　　2007年7月15号，终于等到千佳公司发工资，李总觉得我的工作能力和表现都还不错，就给我发了能让我感到很满意的薪酬，并鼓励我好好干。
　　7月19号那天傍晚，同事陈新下班回到出租房，看到我在桌上的留言：我有急事去上海了，房子你就一个人住着吧，真的不好意思啊。钥匙我放在抽屉里了。
　　这时，我早已经在杭州开往南京的火车上，因为买的是无座票，我从杭州一路站着到了南京。我站在拥挤的车厢，孤单的旅程一言不发，没有人能看懂我忧郁的眼神，正如没有人了解过，我童年的噩梦。
　　2007年7月20号，我在南京天龙广告公司求职成功。员工宿舍在凤凰街84号一栋老房子，与公司上班的厂房之间隔着一条秦淮河。老板雇了一个做饭的阿姨在宿舍给员工们做饭，我每天上下班都从那座小桥上经过。初到南京天龙的第一个月，我的情绪还算良好，抑郁症还没复发。那时候，我下了班就在宿舍写作，别的同事都在那儿看电视，而我拿着纸和笔写啊写。
　　为了便于写作，我在南京书店花50元钱买了一本很厚的新华词典。南京天龙广告公司，在秦淮河边一座楼的第一层，那厂房阴沉的就像一座古墓，墙壁上悬挂着一张很大的油画，油画中有一双手从一个幽深的湖面托起一个婴儿，我也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
　　小桥上有一个摆摊卖旧书的大叔，我买了本儿童作家曹文轩著的《草房子》，读的津津有味。后来，这本书被一个女客户借走，就再也没有归还过。
　　2007年9月初，我的抑郁症开始复发，比以往在杭州和长沙时候更严重。我在报刊亭买了一本《知音》杂志，看着杂志里刊登的那些触动人心的故事，我也想联系知音杂志的编辑，把我经历的故事讲述出来。杂志扉页有编辑部的电话，我联系到当年时任《知音》杂志编辑的李玉申（现任湖北楚新传媒总编辑、鄂商传媒执行董事）。
　　电话接通，我还是语无伦次的，没法把自己的问题说清楚。我每天都给李编辑打电话，李编辑从我断断续续、语无伦次的叙诉中，也大概明白了一点我的身世，他好言安慰我，并劝导我安心工作。然而那时，我的抑郁症已经走火入魔，李编辑的话根本无法挽救我脆弱不堪的心灵。回想当年，我与杭州的女记者程洁、湖南卫视《真情》栏目组的工作人员，见面都没能把问题表达清楚，更何况与李编辑只是在电话里沟通？
　　南京天龙喷绘公司，有两个年约22岁左右的女孩子，一个是前台接图开单员，名字叫蔡菊，另一个是平面设计员，名叫马蓉。马蓉喜欢听音乐，常常带着耳机听MP3。我也喜欢听音乐，马蓉把MP3借给我听。记得当时MP3里有两首歌最好听：动力火车的《明天的明天的明天》和徐誉滕的《等一分钟》。
　　到了9月中旬，我上班时已经完全不在工作状态了，躺在厂房里的水泥地上又是哭又是叫的，同事问我怎么了，是不是身体不舒服，我也说不出来。我躺在地上不停的大哭，同事说你要不去医院看一下吧。我说：“我没病，我该怎么才能把问题说清楚？”
　　我想起了在杂志上、电视《法制纪实》类栏目中看到的那些故事，主持人讲述着一桩桩人间悲剧，那个持枪抢劫逃犯在逃亡两年后，终于不堪承受压力遂而联系了女记者程洁，投案自首，一个犯罪分子都能获得心灵枷锁的解脱。而我没有做违法犯罪的事，我只是一个受害者，为何还要这样惶恐不安的逃亡？为什么一定要等悲剧发生，才能引起媒体和社会的关注及重视？
　　2007年9月15号，中秋节前夕的那天夜里，我在公司厂房的大门上，用一张纸写好了遗书，然后我走到秦淮河那座小桥上，那时夜已深，桥上几乎无人路过，我想跳河自杀。然而，我望着静悄悄的秦淮河，却没有勇气跳下去，想必那时的秦淮河里的河水已经冰凉了。凤凰街84号小区那栋楼下，有一些晨练健身的公共设施，
　　9月16号凌晨4点多，天还没亮，我起床走到楼下，拿着喷绘布条绑在最高的单杠上边。我爬上单杠，把脖子套进去，企图上吊自杀……我松开了手，吊在单杠上边。不料，那喷绘布条太不结实了，竟然断开了，我重重地跌落到地上，没死成。
　　我拿着一盒新刀片，走在南京虎踞路的大街上，我想找个地方割腕自杀。
　　天越来越亮，到了6点，我坐在一个理发店门口的屋檐下，理发店还没开门。我蹲在理发店门口，看着阴沉的天空，天又下起了雨，我拿出新刀片，放在左手的手腕……就在这紧要关头，天龙广告公司的男同事邓云出现了。邓云是个很阳光帅气的年轻小伙子。他说：“小皮你干嘛呢？有什么想不开的事呢，可别做傻事啊！”邓云把我从地上扶起来，撑着雨伞，一起走向天龙公司。这时，雨越下越大，那雨点就像断了线的珠子噼呖啪啦的落进秦淮河。
　　到了中午，风停雨歇，我的忧伤并没有好一些。傍晚下班，我坐公交车，到了南京长江大桥，我想跳江自杀……
　　南京长江大桥桥面很高，和江面有60米落差，一艘艘运沙的大船从桥下穿梭而过。我趴在桥栏上，望着汹涌的江涛，一辆辆汽车从我身旁经过。桥上的路灯亮了，我爬上桥栏，准备要往江里跳。路人发现之后报了警，并拨打了新闻热线，称“有一男子要跳江，你们赶快过来。”
　　等到记者赶来，我还没跳下去。那记者一把将我从桥栏上拽了下来……这时，110警车来了，把我带到桥下的一个派出所里。派出所的所长让我坐在那儿，他耐心的开导，我还是语无伦次的说不清楚自己的问题。所长让警员给我泡了一桶方便面，我也不吃。
　　我想让警察放了我，我假装自己想通了，保证不会再跳江了，不会再轻生、不会做傻事了。其实我心里已经在设想着下一步的自杀计划。所长问我住在哪里，他想派警员把我送回去。我说住在凤凰街84号，那儿离这太远了，我今晚就不回去了，我想去网吧上网。
　　所长听说我想去上网，就以为我只是一个痴迷网络的问题少年，只要有网上，就不会再自杀。于是所长让警员带我去附近找网吧。那位民警骑着电动车带着我，到了一个网吧门口，我跳下车说：“谢谢叔叔”。
　　“不用谢，你可别再想不开了啊！”
　　“嗯，知道了，叔叔放心吧。”然后那个警察叔叔就走了。我到网吧上了一会儿网。我打开榕树下文学网站，进入田园社团看了一下自己在田园社团发表的诗歌和文章，又有读者给我评论。我打开百度搜索“洪战辉”的新闻，看到洪战辉又去哪所大学演讲了……我走出网吧，隔壁有家24小时营业的便利超市，我进去买了两个苹果、一瓶白酒（52度的绵竹大曲）和一把美工刀。我到网吧对面的小旅馆开了一间房。
　　我吃了一个苹果，喝了半瓶白酒，找来一个塑料盆，放在床边的地上。
　　然后，我躺在床上，捋起袖子，拿着美工刀割向了自己的左手。我找到左手背上输液扎针的那条血管……此刻回想当年，一念之差，差点儿割了动脉，幸好割的是静脉……
　　第一刀，手皮破了，开始流血，第二刀，第三刀……静脉血管终于断开了，鲜血不停往外流，流到床边地上的塑料盆里。我安静的躺在床上，不挣扎也不叫喊，竟然感觉不到痛。
　　鲜血流了小半盆，我坐起来：“嗯？我怎么还没死呢？”
　　我没有看到奈何桥，也没有看到阎王爷和牛头马面，只有四周雪白的墙壁和昏暗的灯光。我端着那小半盆血走进卫生间，倒进马桶，用水冲掉。
　　我用毛巾缠住左手的伤口，慢慢的走下楼，我的短袖上衣布满了血迹。脑海中响起SHE的那首《热带雨林》：“悲伤的雨不停，全身血淋淋……”。
　　那时已是凌晨3点半，旅馆老板已经睡了。我轻轻的走出旅馆，在大街上流浪。街上刮着冷飕飕的凉风，我冻的瑟瑟发抖。
　　我在一个院子里看到一个炭火炉，大概是夜市摆摊卖夜宵的炉子，炉子的主人已经收摊睡了，炉子放在门口外边，我走到炉子旁边烤火取暖。到了凌晨5点半，街上开始有公交车，我到公交站牌等车，坐了最早的班车，回到天龙广告公司的员工宿舍。
　　我一夜未归，同事们也不知道我去了哪儿。天亮之后，我的左手伤口肿了起来，也不到医院缝针包扎，只是到秦淮河边上的一个私人诊所里挂了一瓶葡萄糖。那天上午我去上班，到了中午回宿舍吃饭，在楼道里碰到老板，我把包着毛巾的左手，背在身后，不敢让他看见。
　　然而后来，老板还是知道了，他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到底怎么回事，有什么想不开的。我语无伦次的还是说不清楚……
　　老板耐心的劝解、开导，我根本听不进去。事情已经发展到那个地步，老板也没法再挽留我，就让老板娘给我结清了工资，然后对我说：“从明天起你不用上班了，宿舍可以暂时先住着，等你手上的伤口好了，就到别的地方再找一份工作吧。”
　　我回到宿舍，收拾行李，搬出了员工宿舍，然而我并没有搬出那栋楼。
　　凤凰街84号3栋，那座楼一共6层，在6层楼梯有一道门通向楼顶，楼顶有铁架子焊接的遮雨棚，约有1米多高，里面堆着一些杂物，时而有麻雀飞来飞去。我就睡在那里，整天不吃不喝，翻着在书店里买的那本《新华词典》，从天亮到天黑。实在饿得难受了，我就下楼到秦淮河边上的一家兰州拉面馆吃一碗拉面，付了钱，再回去爬上楼顶，继续躺着看《新华词典》，看累了就闭上眼睛睡一觉。
　　我刚要睡着，就听到楼外边的秦淮河里有敲锣打鼓的声音，我起身站起来朝楼下的秦淮河看，原来是秦淮河上有人正在划龙舟。龙舟远去，秦淮河河面上时而有白鸥飞过。
　　9月21号，我左手伤口终于自行愈合，伤疤也逐渐脱落。我去网吧上网，又在百度里搜索“广告公司招聘写真机操作员、后期制作员”，这一次，我选择了厦门。
　　我决定去厦门了，收拾号行李，我去南京火车站买车票。由于东西太多，不好带，我把那本《新华词典》永远的留在了南京鼓楼区凤凰街84号3栋那座楼的楼顶上。
　　2007年9月22号，我在南京西站，坐上开往厦门的火车。